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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你们来这儿不是为了寻找答案。人们总是认为，作家非常不善于给出答案。这样说不对。我们并不是不善于给出答案。我们总能有一些答案，但是我们的答案通常不那么可信，或者说只是个人观点，而且沉浸于想象。
就答案而言，这些都可能是缺点，如果你想要把我们的答案用到自己人生之中的话。但是如果这些是问题的话，它们可都是好东西，并不是缺点。作家非常善于提出问题，我们的问题通常非常有价值。
在写作的时候我脑中没有答案。我写作是为了发现自己对某件事情的想法。我写《美国众神》，因为我在美国住了将近十年，觉得应该可以了解一下自己怎样看待它。
我写《鬼妈妈》，因为我从孩提时就常常好奇，如果有天回到家，父母已经一声不吭搬走了，会发生些什么。
（这可能发生。我的父母经常忘事，他们都是大忙人。有天晚上他们就忘了去学校接我，直到半夜十点，学校幽怨地打去电话，问他们是不是想要把我留在学校，他们才想起来并把我接走。有一天早上，我的父母把我送去学校，却没有注意到这天期中假期已经开始了。然后我就满心疑惑地在学校里闲逛，到处都上了锁，空空如也，最后被一个花匠给解救了。所以这件事虽然几率不大，但的确有可能发生。）
如果我的父母搬走了，然后还有两个长得像他们一样的人搬进来了，那该怎么办？我怎么能发现这点呢？我能做什么呢？就这件事而言，铺着橡木地板的起居室尽头的神秘门，也就是那扇打开之后只有一面砖墙的门，后面是什么呢？
我写故事就是为了弄明白我对这些事情的想法。
我写这篇演讲也是为了弄明白我对某些事的想法。
我想知道的是这一点：童书是什么？或者更有激情地说：童书（他妈的）究竟是什么？
在我曾居住的小镇上，有一所小小的私立学校，我只在那里上了一年学。那时候我八岁。有一天，一个男孩带着一本画着裸体女性的杂志来上学，这是从他爸爸那儿偷来的，然后我们就看，想要知道裸体女性长什么样。我已经不记得那些特定的裸体女性长什么样子了，不过我记得图片旁边的简短介绍，有位女士是魔术师的助手，我觉得这非常伟大。我们就像所有的孩子一样，非常好奇。
同一年的春天，我每天放学回家都会遇到的一些孩子给我讲了一个黄色笑话，里面有句脏话。实际上，我觉得这样说并不过分，它里面有那句著名的脏话。那个笑话并不特别搞笑，但是脏话连篇，第二天早上，我把这个笑话讲给了学校里的一些朋友，认为他们可能觉得这个笑话很搞笑，或者虽然不觉得搞笑，但认为我见多识广。
那天晚上有个朋友把笑话讲给了他的妈妈。然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父母让他转学了，就因为我讲了这么一个笑话，他甚至都没有回来说声再见。
第二天早上我被校长与校董盘问，后者刚刚买下了学校，想把每一点利润都最大化，然后下一年再把学校卖给地产开发商。
我已经忘了那个笑话。他们一直问我知不知道什么“四个字母的词”，那时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说法，但是词汇量还行，这又是老师会问八岁小孩的话，所以我把能想得出来的每个四个字母的单词都说了一遍，直到他们让我闭嘴，问我粗俗笑话的事，问我是从哪儿听来的，还有具体都给谁讲了这个笑话。
当天晚上放学以后，我妈妈被叫到学校和校长与校董面谈。她回到家后，告诉我他们告诉她我说了一些特别糟糕的话，简直太坏了，校长与校董都说不出口。她问我是什么话？
我吓坏了，不知道怎么回答，所以我在她耳边小声说了出来。
我说的是“操（fuck）”。
“你再也不许说那个词了，永远不许，”妈妈说，“那是你能说的最坏的话。”
她告诉我，他们说我应该当天就被开除出校——这是终极惩罚，但是由于另一个男孩已经被父母从这个藏污纳垢之处弄走了，校董遗憾地宣布不想同时失去两笔学费，所以我得到了赦免。
从这件事中我得到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教训。
第一，在选择观众的时候，你必须十分谨慎。
第二，词语有力量。
儿童相对而言是没有力量的少数，就像所有被压迫的人一样，他们了解压迫者，而压迫者并不了解他们。信息就像货币，如果可以让你破解占领军的语言、动机和行为，让你了解自己为了食物、温暖与欢乐而唯一依靠的人，这种信息最有价值。
儿童对成人的行为非常感兴趣。他们想了解我们。
他们对于古怪的成人行为细微的运作方式兴趣有限。它们令人反感，或是让人感到沉闷无聊。醉倒在路边的流浪汉，你并不需要去看，这也不是你想加入的那部分世界，所以你就转头看向别处。
儿童非常善于转头看向别处。
我认为我不怎么喜欢做小孩。童年看上去是你必须得忍受而非享受的那么一段时期：长达十五年的徒刑，期间你所在的世界远不如其他人居住的世界那么有趣。
整个童年时期，我都尽可能研究成年人。我极其关心他们怎样看待儿童和童年。我父母的书架上有一部戏剧的台本。这部戏剧名为《生命中最快乐的日子》，讲的是一所女校在一战期间腾空屋子，改为男校，继而发生了很多热闹的事情。
我父亲在一次业余表演时扮演了学校的门房。他告诉我，“生命中最快乐的日子”指的是上学的时候。
这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完全是胡说八道，我怀疑这要么是成人的宣传，要么更可能是对于我逐渐增长的怀疑的确认——大部分的成年人实际上根本不记得自己小时候的事了。
需要指出的是，我不记得我讨厌什么东西比讨厌学校更严重、时间更久：随心所欲的暴力、无能为力，许多事情都毫无意义。我想要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一半入世，一半离群索居，即使这样对我也没有帮助，我永远错过了其他人不知怎么在学校成功获取的信息。
在学期的第一天我会觉得恶心痛苦，而最后一天则兴高采烈。在我心中，“生命中最快乐的日子”只不过又是一个大人说了自己也不信的东西；就像“这一点也不疼”一样，从来根本就不是真的。
我对成人世界的反抗方式是阅读我能找到的所有东西。我阅读出现在眼前的所有东西，不管我能不能理解。
我在逃避。当然我是在逃避——C.S.刘易斯明智地指出，只有监狱看守才会咒骂逃跑。但我学到了东西，我透过其他人的眼睛向外观看，我体验了自己没有的观点。我发展出了共情能力，意识到并且理解了故事中所有不同的“我”的化身，虽然不是我自己，但都真实存在，而且把他们的智慧与经历传递给我，让我从他们的错误之中学到东西。那时我就知道，就像我现在知道一样，事情不必发生就可以真实存在。
我阅读自己能找到的所有东西。如果封皮看起来有趣，如果前几页内容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就会读下去，不管是什么书，不管这书的目标读者是谁。
这意味着有时候我会读到自己还没有做好准备的书，里面有会让我迷惑的东西，或者我但愿自己没读过的东西。
儿童往往很擅长自我审查。对于某书是不是适合自己，他们感觉相当准确，而且明智地一路向前。但一路向前意味着你偶尔会走到路的另一边。
我仍然记得那些让我烦恼的故事：查尔斯·伯金的一则恐怖故事，讲的是一对夫妇的女儿走失，多年之后他们观看一场狂欢节的怪人秀，看到一个金色眼睛的怪人，可能是他们的女儿，她是被一个邪恶的医生偷走弄成畸形的；题为《杀戮步调》的短篇小说，讲的是邪恶的交通管理员，我从这个故事中得知，女性会被要求小便在瓶子里，以便检查体内酒精含量；还有一则短篇小说，题为《美国制造》，作者J.T.麦金托什，讲的是一位机器女孩被持刀威胁，被迫在一群男孩面前脱掉衣服，给他们看自己没有肚脐眼儿。
我还读过一份报纸，九岁或是十岁的年龄，等待父母的时候，因为没有别的可看，结果看到了一份十六页带照片的纪实描述，讲的是纳粹集中营的暴行与恐怖。我读了那份报纸，真希望自己没读过，因为我对世界的看法，在此之后变得更加绝望。毕竟此前我就已经知道有数以百万计的人被杀——我也因此失去了几乎所有住在欧洲的亲戚。但我并不知道医学折磨，一些人强加于另一些无助的人身上的冷血而高效的暴行。
无能为力让我感到烦恼。我觉得自己可能会被人从家里偷走，被变成怪物，家人认不出我。人们会被强迫违背自身意愿在瓶子里小便，或者在持刀威胁下被迫脱去衣服——这两件事对我来说，是无能为力、窘迫难堪，是作为英国人所能想到的后果最严重的状态。那些故事让我难过，我没有办法应对。
我不记得曾经由于遇到涉及性的内容而烦恼，在这方面我那时实际上大部分都不理解。成人作家倾向于用一些类似暗号的东西写作，只有你已经明白他们说的是什么，才能看懂。
（多年之后，在写一本题为《星尘》的长篇童话故事的时候，我也想用同样暗号的方式来描写一个性爱场景，可能我写得太成功了，因为很少有小孩注意到它，但大人经常抱怨我写得太明显、令人尴尬。）
我小时候读过的东西有些让我烦恼，但没有什么让我想要停止阅读。我知道，只有超越极限，才能发现自己的极限在哪儿，然后再次紧张地退回自己的舒适地带，成长、改变，成为另一个人。最终，成为一个成年人。
我什么都读，但是不读青少年小说。这并不是因为我不喜欢，而只是因为我记得小时候，或者甚至是青少年的时候，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类小说。成人小说总是比童书多得多，从大概十一岁起，我们在学校午饭后的肃静时间阅读的、互相传阅的、一个男孩读完又传到另一个男孩手中的书，是詹姆斯·邦德和莫代斯蒂·布莱兹的故事、潘恩图书的《恐怖故事全书》、丹尼斯·惠特利的超自然惊悚小说，还有埃德加·华莱士、切斯特顿和柯南·道尔，J.R.R.托尔金和迈克尔·穆考克，厄休拉·勒奎恩和雷·布拉德伯里这类作家写的书。
有些童书作家的作品我至今还读，而且非常喜欢，但他们大部分人写的书我从没在书店见过，除了我们地方图书馆之外，任何书店的书架上都没见过。例如玛格丽特·斯托里，她写的魔幻小说滋养了我内心的风景，只有C.S.刘易斯和艾伦·加纳的魔法可以与之相比，或者J.P.马丁和他非常特别的书，讲了一头名为“叔叔”的超级富有的大象，还有叔叔与海狸恨恨和坏堡一伙人的战斗。这些都是图书馆的书，要在那里读，或者是借出来，然后不情愿地还回去。
我买书的习惯是被节俭推动的。在英国，改十进制货币之后的那几年，正是物价螺旋上升的几年。我发现，用先令标价的书，价钱通常只有后来印刷版次的一半，所以我会在书店的书架里来回翻找，检查书的价钱，寻找用先令标价的书，用我有限的零花钱买最多的小说。我读了很多坏书，只是因为便宜，然后我发现了托马斯·迪施，他弥补了所有的损失。
小的时候，还有青少年时期，我都用同一双眼睛、同一个头脑读成人小说和儿童小说，在偶然进入的地方我什么都读，完全不加选择，我确定，这正是最好的读书方式。
当有人问我，如何阻止孩子阅读坏小说的时候，我总会十分担心。孩子从一本书中吸收的东西，从来都和大人获取的不同。对于成年人来说陈腐无聊的观点，对于孩子来说可能很新鲜，撼天动地。还有，你可以把自己代入一本书，孩子也可以用魔法影响那些词语，甚至作者都不知道有这样的魔法。
十二岁的时候，我曾经有本书被没收，是戴维·福里斯特的一部冷战政治闹剧，名为《我将这座岛屿留给我的侄子艾尔伯特，这是我从胖哈根手里打牌赢来的》。它被没收，如果我没记错，是因为封面上有两个裸露的女性乳房，上面画着美国和苏联的国旗。我试着从老师那里把书要回来，解释说封面纯属误导，除了一位晒日光浴的年轻女士，书中完全没有性和裸体。这样解释没有用。最终，期末的时候我谎称那是我爸爸的书，我趁他不知道拿了过来，因此才从老师手里把书要了回来，这本书也不情愿地还掉了。
我已经懂得，不要在学校里读封面上有胸部的书，或者至少，就算要读，也得用什么别的东西把封面盖住。我很高兴，十二岁时我最爱的迈克尔·穆考克作品杰里·科尼利厄斯系列，虽然有超现实主义的激烈性爱场景，但是封面却天真无邪几乎没有胸部。
当然，我也从这里学到了一些错误的经验。因为我小时候喜欢成人小说，当我的女儿霍利十一二岁开始喜欢R.L.斯泰恩的《鸡皮疙瘩》系列的时候，我飞奔到自己的藏书室，拿了一本斯蒂芬·金的《魔女卡丽》平装本回来。“如果你喜欢那些，你也会爱上这本书的。”我告诉她。
霍利少女时期只读那些讲述年轻快乐女主角乘坐大篷车在平原上旅行的书，任何人物都不会发生任何能想到的不愉快的事。直到十五年之后，有时候当谈话中提到斯蒂芬·金，她还朝我瞪眼。
《美国众神》包含一些我不想让儿童读到的场景，这主要是因为我不想解释，有些场景孩子读到之后会要求解释。
不过如果一个十岁的孩子拿起它来读，我并不担心。我觉得任何还没有足够准备的年轻读者，都会觉得它很无聊。孩子们会审查自己的阅读，枯燥无聊是终极防御措施。
我做职业作家到现在已经三十年了，完全靠写字维生。我为成人写书，也为儿童写书。
我已经有好几本写给成人的书，获得了青少年图书馆服务协会（YALSA）亚历克斯奖，因为成了年轻读者喜欢的成人读物。
我也有一些写给儿童的书，后来出了像样的重印版，这样成人也可以购买和公开阅读，不会害怕别人觉得自己幼稚。
我曾经获得过为成人写作的奖，也获得过为儿童写作的奖。我第一本为儿童写作的书是《那天，我用爸爸换了两条金鱼》，出版时间大概是十五年以前了。
所以，承认这点其实有点难堪，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念稿子的时候，还有过去五个月中大部分的时间，我一直在试着搞明白童书是什么，成人读物是什么，我写的是哪一种，以及为什么。
我认为，一般而言，要回答什么是童书这个关键问题，应该和什么是色情文学一样，原则就是“一见便知”。这是真的，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真的。
但是，《鬼妈妈》作为童书出版，只是因为摩根·德菲奥里撒谎了。
她的妈妈梅里利·海费茨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间都是我的出版经纪人，在所有图书和出版事务上，我最相信她的意见。我把《鬼妈妈》寄给她，她认为这不是童书，对孩子来说太可怕了。
“我告诉你说啊，”我对她说，“要不然你读给你家女儿听听？如果她们害怕，我们就把书给成人编辑。”她的女儿就是八岁的埃米莉和六岁的摩根。
她把书读给她们听，孩子们非常喜欢，还想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读完之后，她打电话给我说：“她们不害怕。我会把书送到哈珀儿童出版社。”
几年之后，在《鬼妈妈》音乐剧的外百老汇首演之夜，我和摩根·德菲奥里坐在一起，那时她大概十五岁了。我把整个故事讲给我现在的妻子阿曼达听，解释说，因为摩根不害怕，《鬼妈妈》才成了一本童书。摩根说：“我怕极了。但我不准备承认自己害怕，因为那样就没法知道故事怎样结束的了。”
去年我写了三本书。
我写了一个绘本，题目是《球球的一天》，讲的是一只打喷嚏的熊猫宝宝。这是我唯一一次想象自己写一本书，想要给还不识字的小孩读。
这本书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写过的儿童绘本还没有在中国大陆出版过。它们在香港和台湾地区出版过，但尼尔·盖曼写的绘本从来没有在中国大陆出版，因为——他们这样告诉我——我书中的孩子们不够尊敬父母，他们做了坏事，又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书中还有无政府主义和各种破坏。所以，创作一个绘本，包含以上所有内容，同时在中国大陆出版，这成了我的一个目标。
我写了这本书，还画了示意图，告诉画家发生了什么，然后我就把它给了出版社，出版社把书交给了亚当·雷克斯，他为这本书画了更好的插图，现在我还在等待，看看能不能在中国大陆出版。
尽管如此，这还是一只会打喷嚏的熊猫宝宝。
这是一本童书，但我写的时候，特别考虑了成人读者。我写这本书是因为我想要自己的绘本能在中国大陆被读到。我写这本书，是想让孩子们想象、做梦与高兴，假装自己是熊猫，假装打喷嚏，所以我写了一本这样的书，希望成人会喜欢把它读给孩子听，更重要的是，他们愿意一周读十次，或者一晚读三次。
这本书的世界很简单：应该倾听小孩讲话，但如果没人听，就会对除了这孩子之外的所有人产生灾难性的后果。插图很美丽，细节很丰富。
在我创作这本书的时候，我用两双眼睛查看：我写的这本书自己小时候会喜欢吗？我写的这本书作为家长会喜欢阅读吗？也许不久之后作为祖父呢？人生流逝太快了。
这是第一本书。
我还写了一本书，几乎肯定是为儿童写的。它叫作《幸好有牛奶》。开始写的时候，我打算让这本书的篇幅和《那天，我用爸爸换了两条金鱼》一样短，作为它的同主题续篇。那本书写了一位父亲，他虽然实际存在，但没有存在感，孩子们可以用他交换别的东西，比如大猩猩面具、电吉他、白兔或者金鱼，而他只是看报纸。我认为我应该纠正这个平衡。我会写一位父亲，他会在去给孩子的早餐麦片买牛奶的路上，进行极其刺激的冒险，或者至少，宣称自己曾经冒险。
这本书越写越长，最后作为儿童绘本来说完全太长了，但是还没有长到可以成为小说，就没词可写了。
编辑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完全合情合理：既然这是一本童书，为什么主角是父亲呢？难道不应该是他的儿子——也就是这本书的叙述者——进行这些奇异的冒险呢？这意味着，我必须考虑考虑，成年主人公对这种童书合适不合适。
我没有合理的回应方式，主要是因为这本书的写作、编排甚至构思都不合理。这本书讲了一个父亲，出去买牛奶回来晚了，给他拒绝相信也不为所动的孩子们讲述他极其刺激的冒险。这本书叫作《幸好有牛奶》。创作此书并不合理，但也绝非感情用事：我只不过是把事情描述出来，就好像我偶然遇到了这件事，必须把它记录下来给世人看。我不可能改变这个故事，因为它原本就是这样的。
所以主角仍然是父亲，是拿着牛奶回来的那个人。
我写的第三本书就是启发了此次演讲标题的那一本，也就是我困惑与好奇的原因。
它的暂定标题是《莱蒂·亨普斯托克的海洋》。它几乎完全是从一位七岁男孩的视角来写的。书中有魔法——三个奇怪的科幻的女巫住在主角家车道尽头一座古老的农舍里。书中有些非同寻常的、非黑即白的角色，包括我自“考罗琳的另一个妈妈”以来创造的绝对最邪恶的人物。书中有惊异感，也有陌生感。这本书只有五万四千字，作为成人读物有点短，但多少年来，大家都认为它对于青少年来说长度刚刚好。书中所有的东西，我小的时候都会爱不释手……
我不认为这本书是给儿童看的。但我并不确定。
它讲的是儿童的无助感。讲的是成人世界难以理解。书中会发生坏的事情——毕竟故事是从一场自杀开始的。写这本书，我是为了自己：我写这本书，是想让自己的童年浮现在妻子眼前，唤醒一个已经死去四十多年的世界。我把故事设置在我从小长大的房子里，主角基本上就是我自己，书中的父母和我的父母相近，姐姐也类似我自己的姐姐，我甚至向我的妹妹道歉，因为她不能出现在这个虚构的事件版本中。
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会自己做笔记，就写在小纸片或者书页边上，想要弄明白，我是在写一本给儿童的书，还是给大人的书——这不会改变书的性质，但是可以改变我写完之后如何处理书稿，谁会首先出版这本书，以及怎么出版。笔记就是记下一些这样的东西：“你可以把这些无聊的片段留在成人小说里”，还有“我觉得不应该有父亲差点把他淹死在浴缸里这种场景，如果是童书的话，对不对？”
我写到了这本书的结尾，然后意识到，我像开始写书的时候一样，完全没有头绪。这是一本童书吗？还是成人读物？青少年读物？一本跨界的书？一本……书？
我曾经为一部美好而著名的外国动画片写过英语剧本，在开始之前，电影公司就要求我试着在片中什么地方加一些脏话，因为他们必须得确定，这部电影至少要达到PG-13（家长辅导）级。但我并不认为脏话会让小说变成成人读物。
让一本书成为成人读物的，有时候是他描述的世界只有你自己是成人的时候才能理解。
一本成人读物常常对你不合适，至少暂时不合适，或者说只有你准备妥当了才会对你合适。但有的时候，你会无论如何先把它读了。你会从中吸收你能吸收的东西。然后也许，你长大之后，会再回来读它，然后你会发现这本书改变了，因为你也改变了，这本书变得更加明智，或者更加愚蠢，因为你比小的时候更加明智或者更加愚蠢。
我给你们讲了所有这些，希望把它们都写下来，以及和你们一起讨论的话，可以让我把事情弄得更清楚，在那个最令人烦恼的问题上有可能会点亮一盏完美而明亮的灯：“童书他妈的到底是什么？”
今晚我说了很多，但我怀疑，我还是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或者说没有真正回答到点子上。
但是，你们并不会找作家要答案。你们找我们是为了要问题。我们真正擅长的是提问题。
我希望，在接下来的几天、几周或是几年里，成人小说和儿童小说的分界线究竟在哪里这个问题，还有为什么它们如此模糊，我们是不是真的需要它们，还有书根本上是为谁而写作的，这些问题会在你们最意想不到的时候出现在你们的脑海里，让你们困惑伤神，因为你们同样不能用一种完全令人满意的方式来回答。
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们共度的这段时间就是值得的。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