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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格斯堡宗教和约》中固有的问题从1582年——鲁道夫在位后的第6年——开始变得更加清晰可见，进入17世纪之后，这些问题变得更加明显，使马蒂亚斯在1612年继位时面临着巨大的困难。尽管帝国的紧张局势加剧，但并没有不可避免地滑向战争。这些问题当然严重，但并非不可克服，特别是如果皇帝准备采取更有力和一致的行动，提供大多数诸侯所期望的公正指导的话。正如下面将要展示的，沿着教派路线形成两个极端对立的阵营非常困难。1608年后，确实形成了两个敌对的联盟，但两者仍然表现出完全不同且部分彼此冲突的诸侯利益。我们需要梳理出这些利益关系，并对其进行详细审查，因为它们揭示了为什么在1618年时，有些人准备拿起武器反对皇帝，而其他人支持他，并且大多数人寻求和平。
帝国的等级结构鼓励心怀不满的诸侯期待来自上层的领导。皇帝自然是天主教徒最容易想到的领袖，但他极不愿意公开偏袒他们。通过促成《奥格斯堡和约》，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将皇帝角色与跨教派政治联系起来。他们有充分的理由继续这样做，因为他们的许多臣民都是路德宗信徒，而且，他们也需要广泛的支持来抵御奥斯曼土耳其人。费迪南德一世皇帝于1556年建立了兰茨贝格联盟，明确致力于维护《奥格斯堡和约》，并放弃宗教作为暴力的理由。巴伐利亚、萨尔茨堡和其他主要天主教领地加入了进来，重要的新教领地也加入了进来，比如纽伦堡和奥格斯堡等帝国城市。阿尔巴公爵申请加入，但被马克西米连二世拒绝了，以保持联盟的两党特性。 [1]
哈布斯堡王朝的立场让其他天主教徒很难不顾他们的意见，按教派形成一个单独的党派。美因茨选帝侯是下一位潜在的领袖，他是高级天主教诸侯和帝国大书记官，但是为了公共和平，他追随皇帝，支持与温和的路德宗信徒对话。像其他两个教会选帝侯一样，他缺乏资源来扮演一个独立的角色，而且目睹了边界对面的法国和尼德兰的宗派暴力，感到不安。帝国教会土地上不存在世袭统治，这也使得人们的注意力更多地聚焦在对裙带关系的担忧，或促进内部的天主教复兴上。个人野心与关于天主教的相互竞争的愿景交织在一起，在众多主教辖区、小修道院和其他机构内部和之间制造了更多的裂痕。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有证据表明存在一个联合反宗教改革阵线，在更仔细的检查后，这些证据完全站不住脚，存在的只有一系列地方势力斗争，这些斗争阻碍了任何协调一致的反对新教共同行动。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雄心勃勃的尤利乌斯·埃希特·冯·梅斯佩尔布伦（Julius Echter von Mespelbrunn）主教，他在1573年以微弱多数当选为维尔茨堡主教。乍一看，他似乎是一个典型的反宗教改革人士，扭转了新教在弗兰肯教会土地上的传播。他通过模糊地方税和帝国税之间的区别，从他的臣民身上榨取了更多的财富，超过了领地应该承担的反土耳其税，从而迅速获得了经济独立，不再受教堂圣职团的限制。这使得他能够削弱弗兰肯帝国骑士的影响，并资助了一些复兴天主教生活的措施，而此前弗兰肯帝国骑士支配了圣职团，并越来越转向了路德宗。1582年，他创建了一所新医院和一所大学，并将主教辖区重组为24个教区，每个教区都有一名更合格的神父。 [2] 1586年，600名路德宗信徒被逐出主教辖区，三年后，主教辖区正式颁布了特伦托会议的法令。
随着埃希特自己的教区得到了安全，他把注意力转向了他的邻居。他先从富尔达开始，他在1576年策划了修道院长德恩巴赫（Dernbach）的倒台。尽管德恩巴赫从小是一名新教徒，但他已经皈依了天主教，并于1571年开始了自己的天主教改革计划。埃希特的干预导致了事件上诉到帝国法院，德恩巴赫最终于1602年被恢复了职位。到那时，大多数当地贵族已经为他们的路德宗信仰获得了法律豁免权，最终在1652年成为帝国骑士，完全不受修道院长的管辖。改革被推迟了，因为德恩巴赫现在集中精力寻求主教地位，以维护富尔达的自治。在班贝格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埃希特试图让自己在那里当选为主教，尽管现任主教正在推动自己的改革。当1599年主教位置出现空缺时，埃希特的支持者分裂了特伦托派的投票，结果最终约翰·菲利普·冯·格布萨特尔（Johann Philipp von Gebsattel）当选，后者是更传统的文艺复兴天主教的代表，容忍路德宗的复兴。埃希特以给巴伐利亚大笔借款为条件，为其门客阿施豪森（Aschhausen）赢得了政治支持，阿施豪森最终于1609年成为班贝格主教，并姗姗来迟地开始了其改革计划。在其他地方，教会诸侯为在帝国机构中的优先地位或个别领地的管辖权而争吵不休。没有人能够提供明确的领导，协调一致的反宗教改革行动纯粹是新教徒偏执的虚构想法。
虽然天主教诸侯比新教诸侯多得多，但大多数都是神职人员，因为很少有世俗统治者仍然忠于罗马。洛林公爵过多地参与法国政治，无法再担任德意志天主教领袖，因此巴伐利亚公爵是哈布斯堡王朝唯一可能的替代者。 [3] 早在哈布斯堡王朝大公们试图在自己的领土上以天主教一致性为基础而巩固政治权威之前，巴伐利亚公爵就已经这么做了。诚然，巴伐利亚的新教势力要弱得多，这使得公爵能够压倒少数与路德宗牵扯不清的高级贵族，并与仍然主要信奉天主教的低级贵族结盟。到1600年，巴伐利亚是治理得最好的德意志领地，有一个相对全面的行政网络，能够深入当地社区以定期征税。某些因素确实表明巴伐利亚的好战倾向可能转化为政治激进主义。他们与其普法尔茨亲属有着长期的竞争关系，随着后者在16世纪60年代皈依了加尔文宗，这种对抗加深了，公爵还继承了一份自豪的遗产，他的祖先包括在1314—1347年担任皇帝的路德维希四世。
然而，如果巴伐利亚要担任更突出的角色，这将不可避免地使他们与哈布斯堡王朝的关系变得紧张，哈布斯堡王朝很乐意帮助巴伐利亚，前提是公爵记得自己在合作关系中只是次要的。巴伐利亚公爵阿尔布雷希特四世（Albrecht Ⅳ）娶了马克西米连一世皇帝的妹妹库尼贡德（Kunigunde），马克西米连后来在1503年至1505年间巴伐利亚与普法尔茨的激烈遗产纠纷中支持前者。1550年成为巴伐利亚公爵的阿尔布雷希特五世，还有他的孙子、1598年继位的马克西米连一世都娶了哈布斯堡王朝的公主，而阿尔布雷希特的女儿玛丽亚嫁给了一位奥地利大公
，马克西米连的妹妹玛丽亚·安娜嫁给了未来的皇帝费迪南德二世。然而，奥地利的领土在南部和东部包围了巴伐利亚，1505年，哈布斯堡王朝获得了蒂罗尔边境上的库夫施泰因和其他地区。同时，奥地利与巴伐利亚在萨尔茨堡庞大但人口稀少的大主教辖区内争夺影响力，双方是盐贸易的竞争对手，盐是他们的主要出口商品。
巴伐利亚需要小心行事，一般来说他们会支持哈布斯堡王朝，但会期望获得奖励，能将其公爵领提升至最高级别。最终，随着1623年普法尔茨选帝侯头衔交给了他们，他们如愿以偿。1547年施马尔卡尔登战争后，萨克森选帝侯的头衔从恩斯特分支移交给了阿尔布雷希特分支，与这一次情况类似。
然而，在17世纪之前，巴伐利亚没有机会提出这样的要求，而且在马克西米连一世继位之前，也没有一个公爵显示出这样做的意愿。阿尔布雷希特五世坚定地支持哈布斯堡王朝的跨教派主义，甚至否决了奥格斯堡主教加入兰茨贝格联盟的申请，因为后者过于激进。1579年继承他成为公爵的威廉五世更有兴趣扩大巴伐利亚在帝国教会中的影响力，但除此之外，他的活动主要局限在自己的土地上，在慕尼黑开展了一项大型建筑项目。
也许天主教同盟最大的障碍是天主教本身。对大多数天主教徒来说，神圣罗马帝国仍然是统一的基督教世界中的一个单独的基督国度（ respublica Chrisitana ）。既然他们自己的信仰是唯一的“真正的”宗教，他们没有必要将自己从现有的宗教机构分离出来，成立一个独特的教派团体。因为这样做将表明既定秩序存在某种缺陷，并暗示新教徒批评它是有道理的。
新教诸侯之间的凝聚力甚至比天主教徒还要小，因为他们既在教义上存在分歧，也在通常的地位和王朝利益上存在冲突。随着问题变得更加明确，两个不同的群体逐渐浮现。大多数人支持以萨克森为首的温和派路德宗团体，该团体主张在宪法范围内维护1555年的《奥格斯堡和约》。还有一个更激进的加尔文宗团体，以普法尔茨为首，通过对抗寻求宪法改革，只得到了小伯爵和领地贵族的适度支持。两者之间的划分既不明确，也不是不可更改的。加尔文宗的勃兰登堡和黑森—卡塞尔在两个派别之间摇摆不定，而重要的路德宗诸侯，如符腾堡和安斯巴赫，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站在普法尔茨一边。此外，尽管这种区别是通过教派分歧表达出来的，但是策略上的分歧早在加尔文宗作为帝国内部的政治力量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
作为宗教改革的发源地，萨克森是成为新教领袖的最显而易见的选择。历史学家通常对萨克森没有多少同情，萨克森也是三十年战争所有主要参与者中最不被理解的。鉴于大多数人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帝国也在走向衰落，人们自然认为萨克森维护《奥格斯堡和约》的努力既幼稚，也注定会失败。 [4] 然而，《奥格斯堡和约》通过稳定帝国内部的宗教和政治平衡，基本上满足了萨克森的目标。因为萨克森严格遵守路德宗正统教义，所以在激进分子将加尔文宗纳入《奥格斯堡和约》的运动中，它得不到任何好处。尽管直到1561年至1581年，萨克森才正式控制蔡茨—瑙姆堡、迈森和梅泽堡主教辖区，但它声称这些主教辖区在1542年已经世俗化，因此包含在《奥格斯堡和约》的条款之中。选帝侯有兴趣将其亲属任命为邻近的马格德堡和哈尔伯施塔特的教区长官，但是这里的主要障碍是来自敌对新教徒的竞争，而不是天主教的抵抗。最重要的是，选帝侯从未忘记，自己的头衔归功于1547年哈布斯堡王朝的支持。如果不算在1551—1552年间，莫里茨公爵领导诸侯反抗皇帝，韦廷家族阿尔布雷希特分支和哈布斯堡王朝之间不间断的合作可以一直追溯到1487年，而且在费迪南德在《帕绍和约》中同意了其条件后，莫里茨立即恢复了对哈布斯堡王朝的支持。莫里茨的弟弟和继任者奥古斯特（August）在1553—1586年统治期间继续支持哈布斯堡，因为这似乎是保证萨克森新地位的最佳办法。奥古斯特也倾向于和恩斯特分支的亲属及其他诸侯家庭保持距离，而倾向于和帝国议会中选帝侯团中的其他选帝侯保持密切关系。萨克森决心保持现状，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政策不灵活。相反，奥古斯特制定了一个标准策略，他的继任者在1618年后卷入战争中延续了这一策略。每一个新的问题都要在外交上被隔离开来，以防止它扰乱宪法平衡，然后转移到帝国机构，在那里它可以通过和平妥协来解决。
普法尔茨的发展使其统治者拒绝这种策略，转而寻求宪法改革。普法尔茨在中世纪晚期非常强大，普法尔茨选帝侯鲁普雷希特一世（RuprechtⅠ）在1400年至1410年成了罗马人的国王。
除了领土，普法尔茨选帝侯还获得了与普法尔茨头衔相关的若干主权权利，包括分封贵族的权力和对莱茵河中游众多较弱领土的封建管辖权。1437年，一直拥有波希米亚王位的强大的卢森堡王朝绝嗣，使得维特尔斯巴赫王朝普法尔茨分支成为哈布斯堡王朝在帝国内的主要对手，这也是促使马克西米连皇帝与巴伐利亚结盟的一个因素，最终导致了普法尔茨在1505年战败。查理五世统治下的哈布斯堡王朝的巩固，使普法尔茨的政治重心从中世纪晚期的莱茵河中部地区向东转移。16世纪40年代，普法尔茨接受了宗教改革，这使他们与教会选帝侯和此前帝国教会中的其他盟友更加疏远。
普法尔茨选帝侯接过了新教好战派的领导权，而这是1547年后萨克森谨慎放弃的。这始于1556—1567年的帝国议会，《奥格斯堡和约》签署之后的第一次帝国议会，在会上，普法尔茨提出了一系列要求，这些要求后来成了其政治纲领，一直延续到1618年后的战争中。普法尔茨致力于沿着教派路线分裂帝国议会，来克服议会中天主教占多数派的处境，至少在讨论宗教问题时如此。无论是诸侯还是选帝侯，都要分成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讨论问题，然后双方协商达成共同协议。这个机制后来被称为“分离各派”（ itio in partes ），并于1648年成为《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一部分，但这种做法并没有帝国法律为基础，并遭到萨克森选帝侯和其他人的强烈反对，他们担心这将破坏帝国的等级宪法。第二个要求是接受新教徒对《奥格斯堡和约》中有争议条款的解释，来解决他们的不满（ Gravamina ）。尽管萨克森泛泛地支持废除教会维持令等具体条款，但它强烈反对普法尔茨实现这些目标的策略。普法尔茨提议扣留用来反对土耳其人的帝国税，并阻止选举出一个罗马人的国王。这将有效地造成一个空位期，从而允许普法尔茨和萨克森作为帝国副手行使帝国权力，至少可以行使足够长的时间来实施提议的变革。萨克森曾在16世纪30年代提倡过这些策略，但现在对这种对抗方法不感兴趣。
普法尔茨的政治纲领明确指出了《奥格斯堡和约》带来的核心问题，而萨克森对此选择忽略。《奥格斯堡和约》试图通过将教义从政治中剔除来缓和当时的紧张局势，但不愿意将对教派团体的考虑纳入帝国议会或其他帝国机构之中。只要新教徒认为自己是一个有特定利益的派别，他们就会感受到帝国议会中固有的天主教多数派的威胁。普法尔茨的纲领试图通过按教派路线重新部署政治来解决这个问题。天主教徒不准备做出太大的让步，使得普法尔茨别无选择，只能脱离宪法，寻求独立的教派联盟，就像萨克森在16世纪30年代所做的那样。
虽然存在这些策略上的分歧，但是这些分歧花了30多年才催生了两个不同的新教派系。萨克森和普法尔茨都不想让天主教徒利用他们的分歧。在普法尔茨选帝侯弗里德里希三世于1560年皈依加尔文宗后，符腾堡曾呼吁孤立普法尔茨，而萨克森限制了符腾堡的做法。下一任普法尔茨选帝侯路德维希六世在1576年后重新信奉路德宗，在他于1583年去世之前，基本上消除了教派分歧。政治利益也阻碍了教派的两极分化。两位选帝侯都和其天主教同事一起努力巩固他们对其他诸侯的集体优势，尤其是在查理五世退位后，他们促成了向费迪南德一世的过渡。作为回报，他们被允许维持一个永久的“选帝侯团”（ Kurverein ），有权会面和讨论帝国事务。
更根本的是，新教诸侯王朝被一系列利益冲突所分裂，这些利益冲突使得任何纯粹基于教派的集团都不可能稳定存在。尽管新教诸侯控制了奥地利和巴伐利亚以外的所有大诸侯国，但他们因为频繁的王朝分裂削弱了自己的潜在力量。宗教改革改变了接受长子继承权的总趋势，新教诸侯保留甚至重新引入遗产分封制，以便平等地给他们的子女提供条件。 [5] 不幸的是，这与1583年帝国法律的变化同时发生，该法律令现有帝国领地的政治权利被固定了下来。统治者无法通过分割自己的领地来在帝国机构中创造额外的选票，现在他们不得不决定，要么在自己的继承人中分享诸侯权利，要么从主要领地中分出一些家产给次子。
后一种途径减少了公平婚姻的机会，因为次子不再拥有与宪法权利有关联的土地。在某些方面，这促成了新教的激进主义。年幼的儿子寻求其他职业，为尼德兰人和胡格诺派招募雇佣军，或者在帝国教会寻找新教教区长官的职位。韦廷王朝恩斯特分支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1572年后，王朝进一步分裂成阿尔滕堡、科堡、艾森纳赫和魏玛四个分支。由于自己的地位虚弱，他们选择与同样希望改善关系的萨克森选帝侯和解。然而，这四个分支没有一个能够支持进一步的划分。约翰·恩斯特（Johann Ernst）在1615年成为魏玛公爵后，面临着七个需要为之提供家产的兄弟，因此毫不奇怪的是，在三十年战争中，他和他的亲属是新教军队中最活跃的小诸侯。
更普遍的情况是，新教领地由于分割遗产而被削弱，因为这种分割会消耗资源，同时还会制造破坏性的继承纠纷。这些问题中的第一个是在勃兰登堡发生的，这也进一步导致勃兰登堡是最弱的选侯国，并使其统治者只能在帝国事务中扮演次要角色。勃兰登堡选侯国在1535年被分割，尽管1571年后在约翰·格奥尔格（John Georg）的领导下重新团结起来，但在他于1598年去世后，长子继承权的采用又造成了更多的问题。新选帝侯约阿希姆·弗里德里希（Joachim Friedrich）时年52岁，他忠于自己作为路德宗信徒的职责，关心为他那些无法继承选侯国的亲属提供去处。1598年，哈弗尔贝格、勃兰登堡和莱布斯世俗化的主教辖区被并入选侯国，这使得它们无法再成为替代性的去处。约阿希姆·弗里德里希自1566年以来一直是马格德堡的教区长官，在他继位为选帝侯时，他成功地把这个职位传给了他最年幼的儿子克里斯蒂安·威廉（Christian Wilhelm），但这是以与萨克森产生摩擦为代价的。安斯巴赫和拜罗伊特本来是属于他的弗兰肯亲属的，当1603年选帝侯继承这两块领地时，他没有保留它们，而是将它们交给了同父异母的兄弟和他的第二个儿子。
其他地区也遇到了严重的遗产纠纷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影响了黑森。黑森曾在宗教改革期间和萨克森一起是新教领袖。1567年黑森分成了四个分支，其中马尔堡、卡塞尔和达姆施塔特分支在1583年后还存在。 [6] 最初划分的时候要求四个分支共同信仰路德宗，但是当1576年黑森家族被要求支持《协和书》时，黑森—卡塞尔的威廉拒绝了。他的土地成为加尔文宗传播福音的对象，他的继任者领地伯爵莫里茨在1603年正式皈依了加尔文宗。1604年10月马尔堡分支绝嗣，教派分裂加深了遗产纠纷所带来的矛盾。达姆施塔特领地伯爵路德维希五世不仅仍是路德宗信徒，而且他不再满足于担当一个幼系分支的代表，想夺取整个马尔堡，这里是黑森的文化中心和共同审议会议的所在地。莫里茨于1605年将加尔文宗引入马尔堡北部，从而损害了自己对马尔堡的主张。路德维希以此为借口，上诉到了帝国宫廷议会，因此，在整个三十年战争期间，达姆施塔特一直站在皇帝一方。
黑森的例子还说明了破坏新教团结第二个常见因素。不仅仅是诸侯们在教义上有分歧，他们的臣民有时也接受不同于其统治者的新教教派。领地伯爵莫里茨在卡塞尔和马尔堡开始发动“第二次宗教改革”时遇到了严重的困难。而他的邻居利珀伯爵西蒙六世（SimonⅥ）在1607年试图也这么做的时候遇到了公开叛乱，被迫将首都从代特莫尔德迁到莱姆戈。1613年圣诞节勃兰登堡选帝侯约翰·西吉斯蒙德公开改信加尔文宗时，勃兰登堡也爆发了严重的骚乱，他在宫廷和奥得河畔法兰克福大学之外几乎找不到支持者。甚至他的妻子普鲁士的安娜也公开批评他，并召集路德宗反对他。 [7]
新教各国也被另外两种形式的竞争所分裂。大领地经常试图对较弱的邻居行使管辖权，经常利用宗教理由来补充旧的封建主张。例如，普法尔茨期待附近较小的伯爵和帝国骑士会跟随他拥抱加尔文宗，而领地伯爵莫里茨则希望路德宗的瓦尔德克跟随他进行第二次宗教改革。 [8] 新教徒也因对天主教领地的不同主张而发生冲突，而这种主张通常早在宗教改革之前就已经存在了。达姆施塔特和卡塞尔对黑尔斯费尔德帝国大修道院的所有权有争议，该修道院自1432年以来一直处在黑森的保护之下。而黑森—卡塞尔、克利夫斯和韦尔夫公爵都声称对帕德伯恩拥有权利，并各自在其大教堂圣职团中有着自己的派别。卡塞尔的影响导致许多帕德博恩贵族成为加尔文宗教徒，给这场争论又增添了教派层面的争议。结果，新教在那里的影响力消失了，终结了已经连续存在了八年的路德宗教区长官，使得天主教主教迪特里希·冯·菲尔斯滕贝格（Dietrich von Fürstenberg）于1585年当选——新教黑森派法政牧师甚至投票支持他，以阻止韦尔夫派候选人获得多数票！类似地，韦尔夫和黑森的竞争使得天主教势力在战略要地科维修道院重新抬头。 [9]
政治利益可以优先于宗教团结。达姆施塔特希望在继承纠纷中得到有利的裁决，这导致了他支持皇帝。符腾堡在对抗哈布斯堡王朝时犹豫不决，哈布斯堡王朝曾于1517年在符腾堡公爵破坏公共和平时没收了公爵领。尽管在1534年皇帝恢复了符腾堡公爵的位置，但他没有立即确认符腾堡作为帝国封地的地位，直到1599年才迟迟予以确认，而且附加了条款，如果公爵家族绝后，公爵领将并入哈布斯堡王朝。强大的韦尔夫家族也有充分的理由不愿意采取激进的新教政治路线。和维特尔斯巴赫家族一样，他们有着悠久而自豪的历史，在1180年被弗里德里希·巴巴罗萨（Friedrich Barbarossa）皇帝击败之前，曾经统治过整个萨克森。他们开启了重建自己地区权力的漫长过程，但是因为没有采取长子继承权，所以一直很不顺利，直到1592年，当王朝有两个主要分支时，他们才采用了长子继承权。较弱的吕讷堡分支从策勒控制了不伦瑞克的一部分，而较长的丹嫩贝格分支拥有沃尔芬比特尔、卡伦贝格、格鲁本哈根和哥廷根。这两个分支都声称拥有对不伦瑞克市的保护权，不伦瑞克有2万名居民，是主要的经济中心。虽然不伦瑞克市民和两个公爵都信奉路德宗，但是他们并未能和谐相处，因为不伦瑞克试图通过加入汉萨同盟来摆脱公爵的控制。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的海因里希·尤利乌斯是他那个时代最能干、最有学识的诸侯之一，在艺术和智力兴趣方面与鲁道夫二世有许多共同之处。1602年，他前往布拉格起诉不伦瑞克市，但遭到了其吕讷堡亲属的反对，尽管他们在希望对不伦瑞克行使权力方面有着共同的王朝利益。海因里希·尤利乌斯两次试图以武力夺取这座城市，但都未能成功，只得于1606年服从帝国枢密法院的判决，停止了行动。他仍然留在布拉格，在那里，他在帝国枢密院的存在鼓励了许多温和的路德宗信徒继续忠于哈布斯堡王朝。与此同时，他对不伦瑞克的攻击疏远了新教帝国城市，这些城市仍然对任何诸侯联盟持怀疑态度，担心这些联盟会被用来对付它们，而不是用来捍卫宗教。争夺教会土地的竞争甚至鼓励海因里希·尤利乌斯的前任将三个儿子抚养为天主教徒，在1578年让他们进入修道院，以使他们可以在邻近的主教辖区被选为主教。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