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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在德意志北部影响力的增长被波罗的海对岸的竞争对手抵消了。瑞典作为欧洲大国的崛起是17世纪国际关系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虽然瑞典帝国主义的物质基础早在之前征服利沃尼亚和爱沙尼亚港口的时候就已经奠定，但只是在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于1630—1632年在德意志取得胜利之后，国际社会才承认了瑞典的新地位。随着瑞典精英寻求欧洲的接纳，伴随着快速扩张而来的是宗教和文化生活同样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同时外国人也从欧洲各地来到瑞典，带来了新的观念和影响。
瑞典的内部发展大致与丹麦类似。卡尔马联合解体后，君主国从内战中诞生。古斯塔夫斯·瓦萨（Gustavus Vasa）压制了贵族对世袭君主的反对，扩大了王室的经济基础，将王室在10万个农场中的份额提高到21%以上，同时将贵族控制农场的比例降低到16%。剩下的土地都归自耕农所有，这和丹麦的情况相反，丹麦的自耕农只拥有所有农场的6%。这些统计数字凸显了瑞典贵族相对弱势的地位，在1600年，他们只有大约400个家庭。15名贵族拥有所有领主土地的60%，其他大部分贵族每个只有不到10个佃户。每10个瑞典人中就有9个是农民，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在家庭一级组织的，因为瑞典没有丹麦或波兰那样的庄园经济。社会分层不那么极端，尽管所有人的生活都相对艰难，但穷人并不像其他地方那样贫困。农民们穿戴着厚厚的黑色羊毛大衣、帽子和手套，穿着结实的皮靴，而不是大多数西欧人所穿的木屐。贵族们过着简朴的生活，尽管他们在1600年也开始派遣他们的儿子进行教育性的“壮游”，但他们还没有采用丹麦和波兰已经流行的更奢侈的生活方式，没有精美的衣服、丰富的食物和豪华的乡村别墅。 [10]
君主国更直接的问题不是来自顽固的贵族，而是来自统治王朝内部的争斗，这种情况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情况大致相似，同样，敌对的兄弟们在争夺霸权。古斯塔夫斯·瓦萨的长子埃里克十四世（Erik XIV）最初被承认为国王，开始在波罗的海东部实行扩张政策。他利用了条顿骑士团的瓦解所造成的状况，条顿骑士团曾征服了整个波罗的海沿岸，从普鲁士到现代的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再到爱沙尼亚，但是1410年在坦能堡战役被波兰击败后，条顿骑士团瓦解了。波兰人占领了西部普鲁士（又称王室普鲁士），其中包含维斯瓦河三角洲，紧邻波美拉尼亚和帝国边境。他们还占领了紧靠普鲁士东北部的瑟米加利亚主教辖区，从而将条顿骑士团国一分为二。东普鲁士之所以没有被吞并，完全是因为骑士团大团长霍亨佐伦的阿尔布雷希特（Albrecht von Hohenzollern）在1525年皈依了路德宗，并将条顿骑士团国世俗化，成为波兰统治下的公国。他的家族有着长期的精神疾病历史，后来这一支系绝嗣后，1618年普鲁士公爵传给了勃兰登堡的霍亨佐伦家族。剩余的条顿骑士团成员在瑟米加利亚以北地区作为独立的利沃尼亚骑士团继续战斗，但是到16世纪中叶，他们面临着来自俄国的越来越大的压力。他们向皇帝求助，但大多数德意志诸侯怀疑该地区是否属于帝国，迫使这些骑士效仿普鲁士的先例，皈依路德宗，接受波兰的保护。只有最南方的骑士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他们于1561年作为库尔兰公国（现在拉脱维亚西部）加入了波兰—立陶宛联邦。 [11] 埃里克抓住了机会，占领了当时利沃尼亚的其余地区，并于1561年6月部署一支远征部队在此登陆，占领了列巴尔（今塔林），将瑞典和波兰带到了战争的边缘。
最终是丹麦人在1563年先动了手，认为他们必须在对手在利沃尼亚站稳脚跟之前发动攻击。由于埃里克的行为激起了波兰和俄国的敌意，丹麦还认为自己有机会重新征服瑞典。一支丹麦部队袭击了利沃尼亚，另一支占领了战略要塞埃尔夫斯堡，在瑞典引发了一场危机。古斯塔夫斯·瓦萨的次子约翰公爵与波兰王室关系密切，于1562年娶了波兰雅盖隆王朝最后一位国王的妹妹卡塔日娜·雅盖隆（Katarzyna Jagiellonka）。1568年，约翰与一些亲属连同瑞典小贵族合谋废黜埃里克，以后者与一个农家女孩结婚为由宣布他精神失常，并监禁了他。约翰让瑞典从战争中脱身，同意支付巨额赎金来收回埃尔夫斯堡，但坚持拥有爱沙尼亚，这是旧条顿骑士团国最北部的一部分，其代价是与俄国的旷日持久的斗争，一直持续到1595年。这场丹麦—瑞典战争的真正受益者是波兰，它吞并了利沃尼亚的其余部分，从而获得了波罗的海东南沿海的大部分地区。
尽管约翰在1569年被承认为瑞典国王，但他不得不与贵族支配的王国议会分享权力。由于他对波兰有着野心，扭转了瑞典宗教改革的缓慢进程，开始支持天主教，双方的关系变得紧张起来。他的儿子西吉斯蒙德和当时的许多瑞典人一样，被养育成一名天主教徒，并被培养为1572年绝后的雅盖隆王朝的接班人。这些努力取得了成功，1587年，波兰贵族接受瑞典王子为国王西吉斯蒙德三世。然而，随着1592年约翰的去世，情况变得更加困难，他的继承人西吉斯蒙德不在国内。实际政府运作则交给了古斯塔夫斯·瓦萨的第三个儿子卡尔，此前，他被约翰封为南曼兰公爵，以阻止他宣称对王位有继承权。从许多方面来说，卡尔是三兄弟中最没有吸引力的一个，他密谋阻止他的侄子取代他，并于1593年正式宣布瑞典为路德宗国家。西吉斯蒙德最终抵达瑞典时，也不得不接受了这一点，当后来波兰事务迫使他返回波兰时，他也不得不将政府交给卡尔。宗教、行省和个人因素导致围绕叔叔和侄子形成了两个派别。1598年，当西吉斯蒙德率领一小支波兰军队返回时，事情发展到了顶点。卡尔以路德宗名义召集了市民和农民，于1600年将他的侄子从瑞典驱逐出去，在臭名昭著的林雪平流血事件中，处决了那些未能逃脱或改变立场的贵族。幸存者于1604年接受他为国王卡尔九世。然而，这并没有结束更广泛的战争，波兰人在1605年基尔霍姆战役后将瑞典人赶出了利沃尼亚，而冲突一直持续到1611年。瓦萨王朝永久分裂成敌对的天主教—波兰分支和路德宗—瑞典分支，两国之间的敌意一直持续到18世纪。
内战使瑞典孤立无援。其他新教统治者继续期待丹麦的领导，认为卡尔九世是篡位者，尽管他信奉路德宗。此外，卡尔试图夺取对波罗的海东部贸易的控制权，但这超出了他的能力。1581年他征服了爱沙尼亚及其纳尔瓦港，封闭了莫斯科公国通往波罗的海的通道，迫使它转而通过北极方向进行贸易，于1583年建立了阿尔汉格尔斯克港。卡尔现在试图通过占领拉普兰和挪威北部海岸（芬马克）来对这条贸易路线收税。这些地区大多无人居住，但如果瑞典要对通过白海的贸易征收通行费，这些地区是必不可少的。这一企图导致了1611年的第二次北方战争。这基本上重复了第一次北方战争。丹麦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军事优势，占领了埃尔夫斯堡和其他战略点，但是这一次它的优势并没有那么大，它在1613年签署了《克那瑞德和约》（Treaty of Knäred），结束了战争。瑞典放弃了对挪威北部和波罗的海的沃瑟岛（今萨雷马岛）的主权要求，并再次赎回埃尔夫斯堡，于1616—1619年间支付了100万里克斯。 [12]
瑞典之所以接受了这些条款，是因为卡尔于1611年10月去世，将政府交给了他17岁的儿子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根据瑞典法律，他要到21岁生日时才能成为国王。对那些在内战中支持错误一方的贵族来说，他们认为现在有机会恢复失去的影响力。许多人仍然同情西吉斯蒙德，他们以波兰做威胁，要求得到让步。在被丹麦击败的背景下，危机很容易导致另一场内战，而且已经有一些乡村地区发生了叛乱，反对征收战争税以及随后的埃尔夫斯堡的赎金。然而，28岁的贵族阿克塞尔·乌克森谢纳（Axel Oxenstierna）最后促成了一项妥协，他在1611年起草了《继位宪章》（Charter of Accession），新国王如果想要得到承认，就必须同意接受宪章。贵族对议会的统治得到了确认，他们还保留了国家的重要官职，包括乌克森谢纳的书记官职位。宣战、征税和征兵需要贵族议会的知晓、建议和同意。王室还必须与议会（ Riksdag ）协商，议会由瑞典的四个等级（贵族、神职人员、市民和自耕农）组成，可以对税收施加限制。
这一安排能够成功，是因为瑞典精英的规模较小。当时，成年男性贵族人数不超过600人，活跃在中央或省级政治中的人则更少。政府是由一系列的个人关系组成的，瑞典的幸运是两位领导人物不仅才华出众，而且还是好朋友。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是17世纪最杰出的人物之一，在他生前，他就已经拥有了几乎神话般的地位。 [13] 他显然给那些见过他的人留下了鲜明的印象，无疑属于后人所说的具有“奇理斯玛”人格的人之列。在个人印象对政治关系至关重要的时代，他拥有一个关键能力，即无论对方身份如何，他都可以在不损害自己的地位或失去他们的尊重的前提下跟对方交谈。在一个国王经常与普通臣民接触的国家里，这种能力至关重要，因为他在旅行中或在议会和省议会跟农民打交道时，他都经常会碰到普通人。瑞典农民不太可能像其他地方期望的那样顺从上级：一个人告诉古斯塔夫斯：“如果我妻子穿得像你妻子一样好，古斯塔夫斯国王，她也会像王后一样可爱和迷人。” [14] 尽管普通瑞典人一般对王室政策的总体方向没有异议，但他们仍然需要被说服有必要掏腰包为这些政策付费，或者更重要的是，同意每年有成千上万的本土子弟应征入伍。古斯塔夫斯有能力用有说服力的语言向不同的群体说明他的目标，这是为他的宏大计划赢得支持的一个重要因素。
他的性格也对一些事件产生了影响。许多同时代人就注意到了他的冲动行为。他很容易情绪失控，尽管通常只是口头上的，而非行动上的，而且也会很快为之后悔。他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但仍然尖酸刻薄，专横跋扈，但他那永不休止的热情是有传染性的。尽管他喜欢权衡各种选择并听取建议，但他的急性子经常会让他改弦易辙。尽管他能够有条不紊地制订计划，但他仍然是一个行动的人，会亲自训练士兵、测试新大炮、驾驶军舰。他保持着他的同胞的谦虚习惯，在作战时过着节俭的生活，自觉地和士兵们同甘共苦，甚至会喝生水——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习惯，至少让他生了一场大病。1630年后，他接触了更丰富的德意志饮食，在生命的最后两年里变得肥胖。他几乎没有时间去炫耀或举行仪式，但他意识到这些仪式在政治上的作用，可以用来维持自己的君主地位。他也喜欢在贵族生活和宫廷生活中出席至关重要的社交场合。在1631年法兰克福的一次舞会上，当他发现没有足够的女伴时，他命令从城市中招募增援人员。
他的名声还因他如同受魔法保护一般的生活经历而更为远扬。有好几次，他的马就在他身下被射杀，或者掉进了结薄冰的河里。还有几次，他的朋友们在他身边被砸得粉碎，但每次他都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据说，在1621年的里加围城战中，一个炮弹掉进了他的帐篷，然后突然转向，恰好避开了他的头。当然，1627年8月，他在迪尔斯考被击中颈部，子弹永久性地留在他的身体里，但他后来还是康复了，尽管后来终生颈部僵硬。这些事件加强了他对神圣天意的信念，也让他坚信自己正在执行上帝的旨意。后来像哲学家黑格尔这样的著述者，相信国王自己的话，把他解释为世界精神的工具，注定要展开历史。古斯塔夫斯是在父亲的宣传下长大的，他父亲的宣传将瓦萨王朝的斗争与新教事业联系在一起。他似乎真诚地相信这两种利益是等同的。1620年访问德意志时，他贿赂了爱尔福特的一名神父，秘密观察了一场弥撒，这一经历加强了他对天主教的所有偏见。然而，他自己的信仰仍然是泛福音主义，而不是偏向狭隘的教派，他拒绝了瑞典神职人员在1611年的《继位宪章》中支持保守的《协和书》的要求。他还准备为政治目的操纵宗教敏感性。众所周知，他的父亲倾向加尔文宗，虽然古斯塔夫斯本人仍然更接近路德宗，但他也没有去纠正加尔文宗德意志诸侯认为他属于他们教会一员的信念。
这对合作伙伴中的另一人是乌克森谢纳。关于他们的关系，古斯塔夫斯有一句名言：“如果我的热情没有感染冷静的你，我们就永远做不成任何事情。” [15] 在某些方面，新书记官确实是国王的对立面。乌克森谢纳及其兄弟一起前往罗斯托克、维滕堡和耶拿，在新教大学接受了良好教育。他是模范大学生，习惯于工作到深夜，在1605年掌管瑞典政府后，依然保持了这种习惯。萨克森选帝侯轻蔑地称他为“抄写员”，乌克森谢纳还遗憾地表示过，公务繁忙让他远离了图书馆，无法再关注自己的兴趣。他有着令人敬畏的记忆力，对细节非常关注，同时还与瑞典主要贵族家庭有着密切联系，这些都让他得以迅速崛起。尽管如此，他优越的成长环境使他傲慢自大，他可能会对同事直言不讳，觉得只有他自己知道得最多。与国王不同的是，他完全缺乏幽默感，但至少什么时候都能睡得不错，在极端压力下也能保持稳定、冷静和算计能力。
古斯塔夫斯和乌克森谢纳的伙伴关系可分为五个阶段。头六年的工作是为了使国家从自卡尔九世开始的冲突中脱身。随后，他们进行了短暂的国内改革，极大地增强了瑞典在大战中的作战能力。1621年，古斯塔夫斯与波兰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斗争，一直持续到1629年。这期间，瑞典首次受到了考验（见第13章）。1630年，瑞典又干预了德意志战事。两年后古斯塔夫斯战死，只剩下乌克森谢纳一人辅佐国王的小女儿克里斯蒂娜（Christina）女王。
1617年，瑞典与丹麦和俄国的战争结束，国王及大臣终于可以举行推迟已久的加冕礼，以此来稳定瑞典君主国。他们占领了以前授予王室成员的自治公爵领，以阻止这些领地成为在波兰的瑞典天主教流亡分子策划阴谋的焦点。政府也进行了重组，尽管在这里我们应该小心，不要对这些改革做过多的强调。诚然，它们成了其他国家的榜样，尤其是勃兰登堡—普鲁士和彼得大帝的俄国，但这直到17世纪后期才发生，瑞典在17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取得了胜利之后，才得到广泛的赞赏。改革是逐渐发生的，并没有一个理性变革的清晰蓝图。王室理事会（ Råd ）作为议会中的贵族等级逐渐从议会中脱离出来，并发展成一个专业机构，代表政府而非社会团体。与此相关的还有围绕着根据其职能形成的事务分工，形成了五个事务部门（college）：司法部、财政部、书记官府、海军部、陆军部。这些事务部门实际上在1630年就已经出现，并在四年后的进一步改革中得到了正式认可。这些改革没有一个是特别值得一提的。事实上，在一个世纪前，大多数德意志领地已经在向类似的行政发展迈进。但是一旦瑞典开始这么做，它很快就在效率方面取得了进步，为进一步的财政和军事改革提供了平台。
支付埃尔夫斯堡赎金的必要性迫使瑞典修改其财政制度，瑞典开始在神职人员的协助下，根据人口普查征收新税。新的税务登记允许从1620年开始征收永久税，无须与议会协商。贵族们能够接受是因为他们个人可以得到豁免，而他们的佃户只用支付王室农场征收的费用的一半。瑞典比竞争对手丹麦更快地实现了其领土的经济现代化，转向使用现金支付，而不是实物支付，并加紧生产可在国际市场销售的商品。尼德兰专家在1623年帮助瑞典引入了城市消费税，并于第二年在财政部引入了复式簿记法，这很快使瑞典拥有了欧洲最先进的会计系统。其他人受雇开发瑞典的自然资源，特别是尼德兰的特里普和海尔财团，他们在17世纪20年代有效地启动了瑞典工业。在他们的指导下，在接下来的30年里，铜的年产量增长了五倍，达到3000吨，到1637年，铁和铜已经占瑞典出口的67%。 [16] 参与国际贸易是军事扩张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因为国际贸易可以获得外国信贷。瑞典在各关键商业中心建立了一个代理网络，比如汉堡的约翰·阿德勒·萨尔维乌斯（Johan Adler Salvius），他与外国政治和金融支持者谈判。来自铜贸易的利润，以及更可靠的领土收入，被代理人用作购买战争物资和招募雇佣军的贷款担保。
瑞典投入了大量资金用于建设海军。到1630年，海军扩大到31艘帆船和5000名人员。海军是瑞典帝国的桥梁和堡垒。 [17] 海军的进攻能力在于它可以将军队运送到波罗的海南部海岸或丹麦群岛，然后为其提供海岸支援。海军也是防止敌人到达瑞典的第一道防线。需要两种不同类型的军舰来应对波罗的海及瑞典海岸的不同特点。瑞典东部和芬兰南部海岸附近的水域很浅，许多岛屿之间有狭窄的通道。从梅克伦堡到奥得河河口的德意志海岸通常也很浅，被沙洲覆盖，许多更东边的港口也是如此。瑞典人发展了小型桨帆船队，用来支持军队行动，它们靠近海岸航行，或者沿流入波罗的海的大河航行。这些桨帆船也可以用来保卫瑞典自己的海岸，但是为了拦截海上实力更强的丹麦战舰，主力舰队需要更大的风帆战舰。这两种船组合在一起，在瑞典西部海岸和挪威海岸的深水地区行动，那里也有许多岛屿。瑞典负担不起两个单独的舰队，只能在用于深水区域的风帆战舰和用于浅水的桨帆船之间做出平衡，以同时进行两栖作战和海岸防御。
瑞典的军事改革比海军发展吸引了更多的注意力。1617年至1618年，瑞典使用自1544年以来编制的人口登记册将国家划分为几个招募区。每个区都将定期从18岁至40岁的强壮男性中招募一个团（后来招募更多）。一些城镇有豁免权，高级贵族的庄园以及铁矿和铜矿社区也有豁免权。如同行政改革一样，瑞典的军事系统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才发展起来，直到1634年才正式化，当时军队规模固定在13个瑞典步兵团和10个芬兰步兵团，以及5个瑞典骑兵团和3个芬兰骑兵团。每个团都由它所来自的行省命名，这个系统一直持续到1925年。沿海地区的应征者被派往海军服役，尽管在应征之前很少有人是有经验的水手。行政管理得到了改善，要求每个团定期向战争学院提交集合报告，而新的纪律守则于1621年和1632年颁布。 [18] 1642—1644年，征募制度被加强了，在行政上将农场分成若干个组（ rotar ），每个组都必须支付一名士兵的费用。这为1682年形成的分配制度（ Indelingverket ）提供了最后的基础，该制度一直持续到1901年。现在，每组中有一个农场在和平时期被留出来支持士兵，当军队动员时，士兵的邻居耕种这块地。
后来的作家们对这些措施做了过多的解读，特别是在美国，因为西点军校将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的遗产纳入了其教学大纲中。古斯塔夫斯被誉为“世界历史上杰出的军人之一，或许也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军事缔造者和创新者”，他发展了“完全原创性的军事学说”。 [19] 20世纪英国的主要军事理论家宣称国王是“现代战争的奠基人”，因为据说他是第一个意识到火器全部含义的人，也是第一个计划战役时有明确目标的人。 [20] 瑞典的军事改革创建了“第一支现代军队”，这是因为它明显依赖国家征兵、专业军官队伍以及进攻和防守的能力。 [21]
这种赞扬是大多数充满目的论的军事史研究的产物，这些研究致力于为当代规则在历史中寻找教训和先例。后来的弗里德里希大王（Frederick the Great）也得到了类似的评论，这位普鲁士国王在18世纪中叶打败了奥地利，使用的军队在部分上也是采用有限征兵制征召的。这两位君主都被描绘成战士国王，他们面临着几乎不可能战胜的困难，赢得了辉煌的胜利。18世纪普鲁士的成功，就像17世纪瑞典的成功一样，都被归结于其军队的民族性（据称如此），据说国民军队要比其对手的杂糅军队更有动力。然而，两支军队一半以上都是领薪水的专业军人，其中许多人来自其他国家。 [22] 像普鲁士的征兵制一样，古斯塔夫斯的制度是一个贫穷国家采取的权宜之计，这个国家的农业经济处于欧洲市场网络的边缘，没有完全商业化。在一个缺乏足够现金以雇佣专业军人的国家，征兵是一种血税。同时代的人认识到了这一点；在议会上，征兵配额草案和普通税收一起被辩论。分配给贫困人口的配额是最重的，因为那些没有明显谋生手段的人会自动被征召，而每个教区的其他人都抽签决定。而且，人们过多地关注古斯塔夫斯作为“伟大将领”的一面，忽视了这个系统的实际运作基础。瑞典和芬兰的畜牧业经济使得生产分散在农户中，在男人不在的时候，妇女也可以承担许多工作。与中欧和东欧的以谷物经济为主的国家相比，瑞典的这种经济可以征召更多的男性人口，因为在那些国家，男性被要求在领主的田地里工作。
1617年后改革的真正意义在于，它们将瑞典从一个被击败和羞辱的小国转变为一个有能力在17世纪中叶支配波罗的海的国家。然而，这些财政军事基础设施的发展只能解释瑞典人是如何建立一个帝国的，而无法解释为什么他们想要一个帝国。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瑞典有很多避免战争的理由：它处于欧洲的边缘，没有多少资源，也没有重要的盟友。对瑞典帝国主义的解释分为两个阵营。 [23] 所谓的“旧学派”的代表有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的主要传记作者，他们认为瑞典的扩张是为了防御丹麦和波兰的包围。虽然这些作家确实指出了结构性因素，如瑞典的地理位置和欧洲的权力平衡，但他们主要强调的是国王本人和他的小圈子的个人能动性。很明显，1600年后，西吉斯蒙德决心夺回瑞典王位，只是因为波兰人不愿意支持他，他才做不到这一点。王朝分裂又因为教派对抗而进一步加深，此外，瑞典人还受到了民族神话的启发，认为自己是洗劫古罗马的哥特人的继承者。
另一方则是反对这些观点的“新学派”。他们认为有必要区分动机和理由，声称所谓的防御包围只是一种宣传，用来掩盖商业动机。瑞典人想控制利润丰厚的波罗的海贸易，特别是通向俄国的谷物、毛皮等商品贸易。1623年，通行费仅占国家净收入的6.7%，这既因为瑞典缺乏本土商业，也因为丹麦控制了厄勒海峡。略高于23%的收入来自铜贸易的利润，但这仅仅是一个出口原材料的采矿业，而近45%的收入仍然直接来自王室领地。这样的经济既不能保证瑞典的大国地位，也不能给贵族带来财富。然而，如果瑞典征服了波罗的海东部海岸，它可能会向俄国和波兰的农产品征税，从而抢先占有丹麦的通行费。有些人进一步阐发了这一论点，声称瑞典君主是有意发动战争的，以给自己及其贵族盟友带来财富。当然，参与战争提供了新的机会，特别是对贵族来说，他们在这一时期变得更为富有，也成为一个更有特色的社会群体。1633年，贵族们为其佃户获得了17世纪20年代开始征收的税收的部分豁免权，而王室土地上的佃户仍然全额缴纳税款。王室佃户和自耕农面临的征兵压力也更重，其中有十分之一应征入伍，相比之下，贵族佃户中只有二十分之一被征召。本质上，财富被重新分配到贵族的钱包里，因为较轻的国家负担允许贵族占有更大份额的农民产品。他们也更直接地从战争中获利，因为王室被迫以转移王室权利来代替支付，这种做法类似于自16世纪90年代以来西班牙贵族和君主在卡斯蒂利亚所做的事情。
虽然我们确实应该区分理由和动机，但总的来说，“新学派”仍然不太令人信服。财富积累仍然只是一个手段，用来达到其他各种目的。最近，瑞典帝国主义被解释为该国精英希望在国际舞台上证明自己，并为自己和自己的王国赢得认可。 [24] 所有的欧洲君主和贵族都渴望赢得认可，但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一动机必须优先于教派、王朝和战略利益。相反，这只是诸多复杂而混合的动机的另一面，而这些动机因具体情况而不同。我们必须记住，古斯塔夫斯、乌克森谢纳和其他关键人物都不是在真空中做决定的，而是被迫对他们无法控制的情况做出反应。一旦瑞典帝国主义发动起来，事态发展就呈现出某种难以逃脱的内在逻辑。由于瑞典缺乏长期战争所需的资源，它不得不依靠借款而进行动员，因此押注于迅速取得胜利，以获取维持偿付能力的手段。然而，最初的胜利并不足以获得必要的资源，也无法为现有占领地提供必要的保障。为了维持一个无法承担停滞不前的后果的帝国，有必要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只有在国王及其顾问们谈论国防以及对其他大国敌对意图的担忧时，这些结构性因素才会有意识地浮出水面。在他们看来，防卫是正当的，因为他们是上帝在地上的仆人，在捍卫真正的信仰和国王由神授予的君权。
王朝内部的争斗是最初的动力。如果西吉斯蒙德再次征服瑞典，古斯塔夫斯和承认他为国王的贵族都将会走向败亡。古斯塔夫斯对瑞典天主教流亡分子阴谋的担忧可能看起来有些异想天开，但17世纪的人们相信这种东西，和今天许多人相信有一个协调一致的国际恐怖主义网络差不多。他们相信，波兰人与哈布斯堡王朝以及法国贵族一起密谋建立一个新的天主教十字军教团，致力于推翻路德宗瓦萨王朝。1617年的《厄勒布鲁法规》（Örebro Statute）命令所有天主教徒在三个月内离开瑞典，否则就会面临死刑。信仰天主教被视为与西吉斯蒙德接触，等同于叛国行为，然而，尽管当局进行了严密的监视，但只审判了三名瑞典人，因为他们协助德意志耶稣会士散发天主教宣传作品。
要对抗这样的国际阴谋，需要成立一个同样广泛的正义联盟。古斯塔夫斯已经和几个重要的德意志新教家庭有了亲属关系。他的母亲（卡尔九世的第二任妻子）是荷尔斯泰因—戈多普的克里斯蒂娜，她是黑森的菲利普——宗教改革的主角之一——的孙女。古斯塔夫斯还通过卡尔九世的第一任妻子玛丽亚与德意志加尔文宗的主要家族有亲属关系，玛丽亚是普法尔茨选帝侯路德维希六世（Ludwig Ⅵ）的女儿。卡尔九世和玛丽亚的女儿，古斯塔夫斯同父异母的姐姐卡塔琳娜（Katharina）嫁给了普法尔茨王朝茨魏布吕肯分支的代表约翰·卡齐米尔（Johann Casimir）。古斯塔夫斯自己的婚姻问题开始变得越来越突出，因为他必须要有一个合法继承人来阻止波兰的复辟。他的家人越来越担心他与一名军官的尼德兰妻子玛格丽塔·斯洛茨（Margaretha Slots）的关系，1616年，她给他生了一个私生子古斯塔夫·古斯塔松（Gustav Gustasson）。
1615年，双方展开协商，准备让古斯塔夫斯与勃兰登堡选帝侯约翰·西吉斯蒙德（Johann Sigismund）的长女玛丽亚·埃莱奥诺拉（Maria Eleonora）结婚。这场拟议中的婚姻将把瑞典与第二重要的新教选帝侯联系起来，而且会带来明显的战略优势。勃兰登堡选帝侯将继承位于利沃尼亚以南的普鲁士公爵领（后来于1618年继承）。由于瑞典已经控制了利沃尼亚北部的爱沙尼亚，如果普鲁士也落在友方的手里，可以对波兰治下的利沃尼亚形成包抄之势。由于克里斯蒂安四世已经与约翰·西吉斯蒙德的妹妹安娜·凯瑟琳娜结婚，这场婚姻也可以用来抵消丹麦在勃兰登堡的影响力。然而，提案使选帝侯陷入了两难境地。与瑞典的联盟可能会增加他在普鲁士问题上对波兰的影响力，但同样会招致西吉斯蒙德国王的长期敌意。选帝侯的妻子是普鲁士的安娜，她担心如果这场婚姻成为现实，波兰人会夺取她的祖国，所以她宣称宁愿看到女儿死掉，也不愿意她嫁给瑞典人。丹麦和波兰都向勃兰登堡提出了婚姻请求，这加大了压力。所有的求婚者显然都高估了勃兰登堡的潜力，因为它是四个世俗选帝侯中最弱的一个。现在注意力集中在玛丽亚·埃莱奥诺拉的身上，她对古斯塔夫斯产生了热情，但是在她的命运决定之前，她不被允许私下会见古斯塔夫斯。
古斯塔夫斯失去了耐心，无视亲属和议员的建议，于1620年4月出现在柏林。他出现的时刻不能再糟糕了。选帝侯刚刚去世，他的儿子和继承人格奥尔格·威廉（Georg Wilhelm）正在柯尼斯堡寻求波兰的同意，以继承普鲁士。在受到选帝侯遗孀冷淡的接待后，古斯塔夫斯屈从了他的姐夫约翰·卡齐米尔的意见，转而匆匆赶往海德堡，去会见一位广受赞誉的普法尔茨公主。他刚走，安娜就改变了主意，担心波兰人和她女儿的婚姻会产生更糟糕的影响。古斯塔夫斯赶了回来，在6月18日与玛丽亚的一次私人会面上迷住了她。第二天就宣布了订婚的消息，他未来的妻子和岳母前往斯德哥尔摩，在11月举行婚礼。格奥尔格·威廉明智地一直待在柯尼斯堡，大声抗议他与整个事情无关。
这场婚姻对所有相关人员来说都是一场灾难。古斯塔夫斯结婚是出于政治原因，他形容自己聪明而多愁善感的妻子是“一个软弱的女人”。而玛丽亚讨厌自己的新家，因为那里只有“岩石和山，冰冷的空气，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东西”。 [25] 她想要一个丈夫，却嫁给了一个国王。而古斯塔夫斯发现玛丽亚强烈的占有欲令人恼火。更糟糕的是，她没能生下梦寐以求的儿子，只生下两个女儿，其中只有第二个女儿克里斯蒂娜作为唯一合法继承人幸存下来。瑞典法律允许女性继承王位，但是大多数人觉得这个想法很古怪。古斯塔夫斯的外甥，约翰·卡齐米尔的儿子卡尔·古斯塔夫（Karl Gustav），被有意地和克里斯蒂娜一起抚养长大，以作为可能的替代者，事实上，在她于1654年退位后，他继承了瑞典王位，成了卡尔十世。这场婚姻原本期待带来的政治优势也未能实现。格奥尔格·威廉刻意避免与波兰对抗，并正式得到了普鲁士。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对待他妻兄的态度是越来越恼火，等后来瑞典加入三十年战争之后，态度变成了轻蔑。
尽管婚姻没有带来什么个人或政治上的回报，但它在两个方面很重要。它说明了王朝联姻在欧洲国际关系中的普遍意义，不仅表明了男性家庭成员的重要性，也表明了他们女性亲属的作用。更具体地说，这也表明瑞典的视野在现阶段是多么有限。古斯塔夫斯拒绝了与普法尔茨建立更广泛的联系，而是选择了更靠近波罗的海海岸的一个不太重要的德意志家庭。瑞典没有资格担当新教捍卫者的角色，这个角色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属于丹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