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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堪的纳维亚参与三十年战争将中欧问题与争夺波罗的海霸权的斗争联系在了一起。像西班牙和法国的干预一样，瑞典和丹麦的参与最后延长了冲突的时间，扩大了冲突的范围，而非直接促成冲突的起因。斯堪的纳维亚人关切的是自己独特的问题，波罗的海的斗争远在中欧冲突之前就开始了，并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达成之后依然延续了一段时间。然而，与西方列强不同，丹麦和瑞典更密切地与帝国问题的核心——宪法问题——关联在一起。就丹麦而言，这是因为它的国王本来就是帝国政治体成员，并且深深地卷入德意志北部的宗教政治问题中。瑞典在这个阶段相对较远，事实上，大多数德意志人认为它几乎算不上是文明世界的一部分。然而，瑞典在1630年的干预使帝国政治变得非常复杂，并导致瑞典与帝国宪法挂钩，这既是因为它保证了和平协议，也是因为它获得了一部分仍然属于帝国的领土。
在1599年后，波兰也加入了瑞典和丹麦在波罗的海地区的斗争。波兰的介入将波罗的海事务与那些更远的东方国家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尤其是莫斯科公国的内战，以及波兰自己在南部与特兰西瓦尼亚、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边界沿线的麻烦。这三个波罗的海的竞争对手都与德意志诸侯有婚姻和政治联盟关系，丹麦和波兰还和哈布斯堡王朝有亲属关系。由于贸易利益关系，它们还和尼德兰等西方国家以及不列颠群岛斯图亚特君主国有联系。斯图亚特王朝因1590年詹姆斯六世国王与丹麦的安妮的婚姻而与丹麦联系在一起。
在这三个竞争对手中，丹麦最初是最重要的，因为自1397年以来，它一直是斯堪的纳维亚卡尔马联合
的核心。这种联合纯粹是通过君主个人达成的，因为丹麦、瑞典和挪威保留了他们自己的王室委员会，由主要贵族组成，以维护他们的法律和利益。
[1]
丹麦也与帝国政治有着更密切的联系，自1448年以来，丹麦就由奥尔登堡（Oldenburg）王朝的一个分支统治，宫廷讲德语。王朝的其他分支继续统治着奥尔登堡这个小公国本身，而在戈多普的另一个分支与丹麦国王共享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公爵领。石勒苏益格完全处在丹麦管辖之下，但是荷尔斯泰因是下萨克森帝国行政圈的一部分，拥有它使得丹麦国王及其戈多普的亲戚成为帝国政治体成员，在帝国议会中有代表权。
丹麦在卡尔马联盟中占主导地位，这也因为自1387年以来，挪威就在其统治之下。到1620年，奥尔登堡王朝统治了大约118万臣民，其中三分之二在丹麦，其余在挪威。他们在荷尔斯泰因还有18.5万臣民，公国属于戈多普家族的部分还有5万臣民，石勒苏益格有10万。法罗群岛和冰岛也属于奥尔登堡王室，那里还有几千人，但从欧洲的角度来看，即使加在一起，其总人口也仍然相对较小，大致和波希米亚王国相当。1620年，瑞典和芬兰的总人口为120万，另外25万人分散在波罗的海南部的省份（其中一些只是最近才占有的）。像丹麦人和挪威人一样，瑞典人和芬兰人主要集中在各自国家的南部，广阔的内陆地区几乎无人居住。
1520—1523年，瑞典贵族拒绝承认丹麦国王，选择了自己的君主，卡尔马联合解体，各方开始争夺波罗的海的霸权。卡尔马联合分裂成两个部分，丹麦—挪威和瑞典—芬兰，这两部分在为双边关系而争吵的同时，也在内部为其政府形式而斗争。两位国王都声称拥有瑞典、丹麦和挪威三个王国的联合遗产，丹麦质疑瑞典脱离卡尔马联合，希望再次使瑞典屈服，或者至少保住自己作为波罗的海主导力量的地位。这场争端集中在波罗的海西部，尤其是通往北海的唯一入口厄勒海峡。实际问题象征性地在争夺旧纹章的斗争中表达了出来，双方都声称自己拥有上面绘有三国王冠的旧纹章的专有使用权。虽然双方一直在竞争，但也有相对平静，甚至是合作的时期，尽管如此，竞争还是导致了六次所谓的“北方战争”（1563—1570、1611—1613、1643—1645、1657—1658、1658—1660和1675—1679），直到最后一次大北方战争（1700—1721）才最终得以解决。大北方战争让两个竞争对手筋疲力尽，让俄国占领了波罗的海的东端。 [2]
在冲突的早期阶段，丹麦保住了瑞典南部的斯科讷，使其对手只能通过约塔河沿岸的一条狭长地带进入厄勒海峡，约塔河从维纳恩湖流入北海。这个战略走廊由靠近现代的哥德堡的海岸要塞埃尔夫斯堡保护。在瑞典于1658年占领厄勒海峡的整个西部和南部海岸之前，这里一直是争夺的焦点。瑞典试图确保其独立，然后通过将丹麦赶出厄勒海峡，为瑞典王室获得更显著的欧洲形象，取代丹麦的首要位置。
在这些战争中，两位君主都没有得到其人民的全力支持。国际竞争需要大量资源，而这是人口稀少的波罗的海地区难以提供的，这加剧了国王和其臣民之间的紧张关系，后者在分散的中世纪联合中享有很大程度的自治权。1536年，克里斯蒂安三世（Chritian Ⅲ）在丹麦内战中获胜，强化了其君主权威。 [3] 挪威和冰岛失去了自治权，直接被置于君主统治之下，而路德宗则按照德意志的模式与国家教会合并。丹麦天主教主教被监禁，一度强大的议会（ Riksråd ）被一举缩减为大约20名世俗顾问，他们不得不对一个抽象的王权概念宣誓效忠，这个王权概念超越了个体君主的生命。国王没收了天主教会的土地，这相当于三分之一的耕地，使他直接控制了国家的一半耕地。2000名贵族拥有另外44%的耕地，依然还很强大。新秩序为了争取他们，赋予了他们对于其佃农更大的权威，这些佃农现在已到了沦为农奴的地步。然而，君主国的选举性质在形式上保持不变，提高税收或宣战仍然需要议会的同意。
丹麦的解决方案在一个权力大大加强了的君主和仍然强大的贵族之间建立了平衡。因为国王本人还是荷尔斯泰因公爵，因此享有超越丹麦宪法的自主权，能够绕过议会。例如，克里斯蒂安四世强迫议员支持1611年对瑞典的战争，威胁说不然他就以公爵的身份发动战争。王室还干预地主和农民的关系，实行租金管制，以保持农村人口残余的忠诚度。经济增长让大多数贵族高兴，因为他们从蓬勃发展的谷物贸易中获利。更微妙的是，王室通过操纵封建管辖权，将空置的封地授予支持王室的家庭，影响了贵族的组成。到1625年，三分之一的贵族已经积累了四分之三的王室封地，形成了一个与君主国紧密结合的贵族阶层。贵族们的财富使得他们可以把儿子送到外国大学读书和在欧洲旅游，他们开始分享王室更广阔的视野，也同样渴望捍卫路德宗，希望在波罗的海争夺霸主地位。
最重要的是，丹麦国王非常富有，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不受财政限制，而其他君主们都为之缚手缚脚。 [4] 厄勒海峡的通行费是君主最明显的资金来源，也最具战略敏感性。丹麦控制着北海和波罗的海之间的所有三条通道：两条穿过日德兰海岸外的岛屿的较次要的路线，以及厄勒海峡，后者是岛屿和斯科讷之间的大型通道，也是大型船只唯一可行的路线。由于西欧人口和东欧庄园经济的共生发展，波罗的海贸易蓬勃发展。除了谷物，该地区还生产木材、焦油、火麻、铜和其他对所有海洋国家至关重要的“海军储备”。1583年，有将近5400艘船只通过海峡，是50年前的三倍。丹麦在赫尔辛格建立了一个越来越复杂的综合重量和货物价值的收费系统，同时还在挪威北部建立了额外的收费点，以对通过摩尔曼斯克前往俄国的另一条路线收费。从1560年到1608年，通行费年收入激增了十倍，达到24.1万里克斯（riksdaler）。它的真正价值在于作为一个独立的收入来源，直接流入国王的私人账户，而不是国库。 [5] 通行费也加强了国王的国际影响力，因为他可以用优惠税率奖励盟友，这在竞争激烈的大宗运输市场中至关重要。
和西班牙的白银一样，丹麦的通行费掩盖了它潜在的经济和财政弱点，这些弱点只有在卷入三十年战争后才会暴露出来。虽然丹麦可以收取通行费，但它没有控制贸易。通过厄勒海峡的船只有一半以上是尼德兰人的，其余主要来自英国和德意志。丹麦对贸易的参与仅限于生产一些谷物和用于运输的木材，以及在挪威的深海捕鱼业。因此，丹麦君主国仍然是所谓的“领地国家”，严重依赖王室土地的收入，这一收入在1608年占王室收入的67%。领地经济依赖易货交易，君主国直接从佃户那里收取代替租金的农产品。这些产品很大一部分直接由宫廷消费，或者转移支付给那些刚刚开始领取货币工资的官员。其余的在市场上出售以换取现金。
君主关心如何不受贵族的束缚，因此避免向议会索要常规资金。在1563—1570年的北方战争中，税收只是用作暂时的权宜之计，之后一直持续到1590年，以清偿剩余的债务。1611—1613年的战争也采用了同样的程序，并取得了明显的成功，创造了一种乐观情绪。丹麦的经济繁荣也支撑了这种乐观情绪，经济繁荣一直持续到1640年，远比欧洲其他地区持续得更久。来自王室土地的收入持续增长，在1615年之后，每年的年度盈余超过20万里克斯。1615年后，尽管在军事准备上花费了大量资金，但克里斯蒂安四世还是积累了至少100万里克斯的现金储备。这使他成为欧洲第三富有的人，仅次于巴伐利亚公爵马克西米连（据说身价1000万弗洛林）和克里斯蒂安自己的母亲，梅克伦堡的索菲亚（Sophia of Mecklenburg）。索菲亚于1631年去世时身价280万里克斯。因此，丹麦君主国非常不寻常地处在债权人而非债务人的位置。国王投资了43.2万里克斯于他自己的东印度公司，公司在印度科罗曼德尔海岸的特兰奎巴建立了一个小殖民地。他还资助捕鲸业，以削弱尼德兰和英国的竞争对手，促进与冰岛的贸易，并在哥本哈根开办一家丝绸工厂，还有其他旨在提高声望和促进真正的经济发展的企业。到1605年，他已成为他的贵族们的银行家，在1618年至1623年间提供了更多的贷款，帮助他们度过东欧庄园经济中断造成的困难时期。这些做法在政治上得到了明显回报，阻止了对王室政策的批评，而提供国际贷款和操纵通行费的做法互为补充，赢得了外国盟友。然而，这种表面上的财富具有欺骗性。它给了国王进行海外冒险的手段和信心，同时掩盖了国家摇摇欲坠的财政基础。如果战争不能立即取得成功，通行费和谷物出口都会受到影响，尤其是因为最有可能的敌人瑞典的地理位置使其可以同时破坏这两者。一旦现金储备用完，王室就只能依靠相对不灵活的国内经济，而且由于丹麦缺乏一个成熟的财政结构，甚至从国内经济收税都不大可行。
军费是王室财富消耗的大头。现金储备给了国王令人印象深刻的先发打击能力，使他能够相对快速地发动重大战争。当丹麦在1563年与瑞典进行第一次战争时，在2.8万人的军队中，德意志雇佣军人数不下2.4万人。 [6] 在1596年后，克里斯蒂安四世转移了重点，专注于增强丹麦的永久防御能力，同时仍然依赖现金储备，在必要时可以动员一支打击力量。从1596年到1621年，至少有100万里克斯花在对堡垒进行现代化改造和扩建上。八个主要的要塞建成，以保护斯科讷和瑞典南部和西部的其他省份，而克里斯蒂安尼亚（现代奥斯陆）是为了保护挪威而建造的。在最大的西兰岛上建立了另外两座要塞，以保卫哥本哈根。另外三座要塞是为了保护进入荷尔斯泰因西部的通道而建立的，分别位于不来梅大主教辖区的施塔德、易北河北岸的格吕克施塔特及其东北部的克伦佩。其他要塞则用来保护东荷尔斯泰因、石勒苏益格和日德兰半岛。
1599年至1602年间，丹麦对其民兵进行了重组，以提供训练有素的人力来驻守要塞和保卫国家，而不需要花费军费维持一支庞大军队。骑兵是由拥有王室封地的贵族组成的，他们有义务服封建骑士的兵役（ rostjeneste ），而步兵则从自耕农和王室佃户中征召。1609年，民兵被并入国家体系，并在与瑞典的第二次战争后分两个阶段进行重组，即1614年和1620—1621年。现在，共有5400名农民征召兵，服役三年，通过对每个地区实行配额制而征召，其费用由王室直接从其领地的收入中支付，而贵族则提供12个永久性的骑兵连。国王为了得到贵族的合作，接受了某些限制条件，同意民兵只用于国防。征召兵对国防的理解比王室要狭隘得多，因此1617年后被派去修建格吕克施塔特要塞的人很快就当了逃兵。克里斯蒂安的改革有着独特的丹麦根源，但是他肯定受到了拿骚关于民兵的思想的影响，因此他用丹麦语出版了约翰伯爵的操练手册也就不足为奇了。和约翰一样，国王也认为一支专业部队骨干对强化征召兵至关重要，并开始维持一支大约4000人的正规军，其中许多人是在德意志北部招募的。这些构成了1611年和1625年丹麦攻击部队的基础，在这两次战争中，都有更多用现金储备雇佣的雇佣军作为补充，同时民兵被动员起来守卫要塞。
克里斯蒂安充分认识到海军在波罗的海战争中的重要性，也对海军投入了大笔资金。1588年，丹麦舰队的规模已经和打败无敌舰队的英格兰舰队相当。1618年的海军开支是要塞计划消耗的六倍，海军的总吨位从1600年的1.1万吨增加到1625年的1.6万吨。更重要的是，国王在新的设计上投入了大量资金，建造了更大、更全副武装的战舰，包括1599年下水的装备有44门火炮的“胜利”号，随后在1627年，“胜利”号的旗舰地位又被54门火炮的“索菲亚”号所取代。 [7]
同时代人和后人对这些军备的目的的推测与后来丹麦作为爱好和平的小国的历史大相径庭。一些人将后来丹麦爱好和平的形象投射到17世纪，认为议会代表了丹麦的真正利益，反对克里斯蒂安四世鲁莽的个人野心。最近的研究表明，国王也关心国家的安全，正是这一点促使他参与欧洲事务。议会反对的真正原因是贵族们意识到王室的冒险会影响他们的收入和国内政治影响力。在关于丹麦后来历史的叙述中，波罗的海地区的利益依然占据首要位置，但是奥尔登堡王朝保留了其德意志根基，并继续对帝国政治感兴趣。弗雷德里克二世（Frederick II）的姐姐已经于1548年嫁给了萨克森选帝侯，与最重要的路德宗领地建立了牢固的联系，因此也让丹麦和萨克森有了共同关切，希望维护1555年的《奥格斯堡和约》。 [8]
当弗雷德里克的儿子克里斯蒂安四世在1596年成年时，丹麦的政策变得更加激进。克里斯蒂安在11岁时继位，在四位贵族议员组成的摄政团下度过了八年。这一经历让他对贵族的心态有了很好的了解，他学会了如何操纵他们的情感。丹麦是英国以外最强大的新教君主国，弗雷德里克和他的儿子都认为自己是整个欧洲路德宗利益的守护者；然而，虽然表面上非常正统，克里斯蒂安仍是一个温和派，更多地是被对自己王国的责任感所驱使，而不是被宗教目标所驱使。克里斯蒂安精力充沛，可以热情地投入到自己的目标中，但在第一次受到挫折时就陷入沮丧，然后又充满信心地重拾计划。克里斯蒂安擅长组织计划，但经常因为不耐烦和不愿意放权而破坏自己的计划。尽管他遭遇了重大的失败，他在丹麦人心目中还是最受爱戴的国王，这尤其是因为他活泼的性格、巨大的胃口和精力充沛的爱情生活。他先和勃兰登堡的安娜·凯瑟琳娜（Anna Catherina）结婚，这是一场无爱的婚姻，随后他找了一连串的情妇，最后是与基尔斯滕·蒙克（Kirsten Munk）的第二次婚姻，这是一次贵庶通婚，基尔斯滕·蒙克是一位交游广泛的年轻丹麦女贵族，她没有回报丈夫的忠诚，后来还试图谋杀他。虽然第一次婚姻没有激情，但仍诞生了三个儿子。长子和他父亲同名，分享了对喝酒的热情，但是没有他父亲的智力和精力，在1647年就去世了。最小的乌尔里克（Ulrik）于1633年去世，时年仅22岁。1648年时，只有中间的儿子弗雷德里克还活着，继承了父亲的王位。当然，这两个儿子的早逝是无法预测的，在统治的大部分时间里，克里斯蒂安都被他强烈的路德宗的家族责任感所驱使，去为两个不能继承王国的儿子寻找适当的去处。
为年轻的王子寻找去处是促使克里斯蒂安介入德意志北部帝国教会政治的一个因素。但将丹麦的战略简化为在“波罗的海”和“德意志”这两个选项之间作出鲜明的选择则是错误的，因为克里斯蒂安的政策有一系列目的，而这些目的之间是互补的。波罗的海的霸主地位不仅是斯堪的纳维亚问题，还涉及丹麦在欧洲的地位，这相应地又与作为基督教世界核心的神圣罗马帝国有关。奥尔登堡王朝与大多数新教德意志诸侯有亲属关系。虽然荷尔斯泰因并不是选侯国，但其公爵们自己的王室血统使他们表现得好像在级别和影响力上仅次于皇帝。丹麦在帝国内的影响力可以提升它在其他地方的地位，并会使暴发户瑞典难以干涉克里斯蒂安认为属于自己后院的事务。他的儿子们在德意志北部主教辖区担当教区长官不仅可以带来地位和收入，还会为德意志新教徒保护这些土地，从而提升丹麦在路德宗中的地位。不来梅大主教辖区和其他丹麦想要获得的地盘位于从北海到荷尔斯泰因南部、再向东北延伸到波罗的海，形成一个环形地带。如果这些土地落在友好势力的手中，丹麦的国家安全将得到加强，而且丹麦在下萨克森政治中将会占据主导地位。最后，教会土地横跨威悉河、易北河和其他从德意志北部流入北海和波罗的海的河流。如果能拥有这些土地，丹麦就能够将其通行费系统扩展到德意志北部地区，并能维持对强大的汉萨同盟的优势地位。
汉萨同盟建立于1160年，后来发展到包括70个德意志城镇，此外还有100个分布在从佛兰德到芬兰地区的准成员。这是中世纪许多市民联盟中最成功的一个，这些联盟的主要作用是迫使欧洲统治者向其成员提供广泛的贸易优惠条件。然而，汉萨同盟缺乏和大君主国相提并论的军事潜力，并且处于缓慢的衰落中。许多成员认为被纳入帝国并成为帝国城市是对其经济和政治自治的更好保障。创始城市吕贝克已经获得了帝国城市的地位，其他城市，如马格德堡和不伦瑞克，把汉萨同盟成员身份当作躲避自己领地统治者管辖权的一种手段。因此，汉萨城镇的地位相当模糊；像不来梅和汉堡这样的大城市认为自己是自治的，但是它们没有被完全承认为帝国城市。
这种情况使得丹麦能够与其他北德意志诸侯建立密切的关系，这些诸侯也试图压制市民自治，为其亲属谋得主教职位。克里斯蒂安最重要的盟友是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的海因里希·尤利乌斯公爵，后者一直试图征服不伦瑞克市，并于1566年成为哈尔伯施塔特教区长官。他娶了克里斯蒂安的妹妹伊丽莎白，从而将丹麦与韦尔夫家族联系在一起，韦尔夫家族长期以来在帝国政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德意志西北部最重要的世俗诸侯。海因里希·尤利乌斯喜欢让其他的韦尔夫家族成员效仿他，尤其是他的小儿子克里斯蒂安，后者于1616年成为哈尔伯施塔特的教区长官。然而，他的遗孀提拔了克里斯蒂安四世的二儿子弗雷德里克，弗雷德里克于1623年4月被哈尔伯施塔特大教堂圣职团接纳，并被培养成继任者。海因里希·尤利乌斯的弟弟菲利普·西吉斯蒙德（Philipp Sigismund）是费尔登和奥斯纳布吕克的新教教区长官，也促进了弗雷德里克的职业生涯，确保了后者在1623年继承了费尔登教区长官的位置。与此同时，乌尔里克成为什未林较小的主教辖区的教区长官，将丹麦的影响力扩展到东部。
不来梅是最大的奖赏。它既是该地区最大的教会领地，而且，作为大主教辖区，也是最有声望的。获得不来梅将使丹麦拥有威悉河口和易北河的南部。因为拥有荷尔斯泰因，克里斯蒂安已经获得了易北河北岸部分地区。他以此来宣称对汉堡拥有所有权，汉堡是汉萨同盟所有城镇中最大、最有活力和最成功的。1603年10月，他声称这座城市属于荷尔斯泰因，并部署军队迫使它宣誓效忠。然而，汉堡市民成功地将他告上了法院，帝国枢密法院在1618年7月做出了有利于他们的裁决。克里斯蒂安进行报复，在城市下方的荷尔斯泰因土地上建立了格吕克施塔特，他可以从那里对来往汉堡和北海的船只征收通行费。然而，想要得到不来梅的努力遭到了他的戈多普亲戚的强烈抵制，他们自1585年以来一直是不来梅和较小的吕贝克主教辖区的教区长官。克里斯蒂安施加了无情的压力，迫使他们在1621年11月接受弗雷德里克王子为助理主教，导致他在13年后成为不来梅大主教。丹麦现在包围了汉堡和不来梅市。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