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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和新教史学记叙中，西班牙一直与侵略性政策联系在一起，这掩盖了它在1600年前后寻求和平解决许多问题的努力。西班牙并不是唯一一个谋求和平的国家，事实上，它在结束战争方面取得了相对的成功，部分原因是其他欧洲国家也希望如此。缔造和平不是出于利他主义，相反，这和有关欧洲安全的相互竞争的愿景有关，根据这种愿景，一个主导强权可以通过仲裁对手之间的争端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英国的詹姆斯一世和法国的亨利四世都认为，他们自己的权力和死后的声誉取决于他们解决欧洲冲突的能力。而教宗还希望通过担任仲裁人的角色，摆脱西班牙和法国的影响。 [45] 欧洲关系正在从中世纪基督教世界转向基于主权国家的国际秩序，这种尝试也是对这一深层转变的回应。在这一阶段，经济和政治联系将各个国家在一个共同系统里更明显地关联在一起，但它们之间互动的确切性质仍有待解决。秩序与等级制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平等，这意味着存在着一种卓越的权力来保障所有人的和平，例如一个王国中的国王，或者一个城市中的地方法官。
西班牙和平的愿景是西班牙君主国的帝国使命的核心。像其他努力缔造和平的欧洲君主一样，西班牙打算从一个强势的位置去解决冲突，但往往只是由于自身的虚弱而被迫这样做。由于动机复杂，而最终的协议往往又很脆弱，人们很容易将缔造和平视为长期斗争中的战术撤退。从腓力二世去世到三十年战争爆发期间，对于那些将整个时期视为反哈布斯堡长期斗争的一部分的人来说，这段时期西班牙缔造和平的努力无疑就是这种类型。然而，缔造和平的努力既非出于天真，也不愤世嫉俗，我们要审查这些结束敌对行动的谈判，来揭示当时的人是如何看待自己卷入了一系列不同——如果说相关的话——的冲突的。
西班牙和平起源于1559年与法国缔结的和约，和约结束了16世纪上半叶的斗争，保证了50年的“意大利安宁”。腓力于1596年11月再次破产，1597年的无敌舰队也再次以失败告终，这使他确信不可能同时击败法国、英国和尼德兰，这也使他重启谈判，并于1598年缔结了《韦尔万和约》（见上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韦尔万和约》是进一步对抗尼德兰的一种策略，因为它打破了1596年5月在格林威治签订的《三国盟约》（Triple Alliance），当时西班牙的三个敌人在盟约中发誓不与西班牙单独议和。然而，这也是结束欧洲冲突的更广泛愿望的产物，因为和约是由教宗和英格兰的伊丽莎白促成的。此外，西班牙显然希望《韦尔万和约》持续下去。1610年亨利四世遇刺后，莱尔马公爵拒绝了利用法国的麻烦的呼吁，坚持促进更密切关系的政策。亨利的遗孀于1611年4月同意莱尔马缔结双重王朝婚姻的请求
，在四年后两方成婚。
[46]
莱尔马还继续西班牙的政策，努力结束尼德兰叛乱，这种努力始于1598年5月垂死的腓力二世，他当时赋予更大的自治权给西属尼德兰，并将其委托给他的女儿伊莎贝拉。这种安排部分是因为国王希望他最钟爱的女儿的生活能够得到保障，因为当时已经很明显，皇帝鲁道夫不会娶她。1599年，作为替代，她与阿尔布雷希特大公成婚，但这也是腓力很早之前策划的，他还规定如果这对夫妇有一个儿子，比利时的自治将继续下去。与此同时，这对夫妇将作为布鲁塞尔的“大公”共同执政。腓力希望，一个自治的尼德兰会更容易被尼德兰人接受，他们可能会被迫放弃与西班牙的斗争，转而接受与布鲁塞尔联盟。 [47] 在尼德兰共和国成立整整十年后，这无疑为时过晚，而且佛兰德军继续驻扎在南部，仍然直接向马德里报告，整个计划也受到了损害。然而，我们不应该匆忙贬低这个计划。阿尔布雷希特和伊莎贝拉决心维护自己的自治权，如果他们有儿子，事情可能会有所不同。伊莎贝拉是从阴郁的西班牙宫廷中走出来的最有魅力的人之一。她在肖像中显得比丈夫还高，无疑是一个活跃的角色，在1615年布鲁塞尔射击俱乐部锦标赛上，第一次射击就正中靶心。她因此在文字、形象和仪式上被称为亚马逊女王，这一切显然是精心策划的，目的是尝试提升这对夫妇的皇室地位。
在这些努力之外，他们还采取了一系列实际措施，旨在确保当地人的忠诚，并在反叛省份内培养同情者。尽管他们宣称对布鲁塞尔和其他城镇拥有管辖权，但这对夫妇普遍尊重地方特权。他们推行的天主教生活的复兴包括了对耶稣会士的赞助，但更多地致力于恢复旧的伊拉斯谟传统，使天主教对潜在的北方皈依者更具吸引力。阿尔布雷希特在担任葡萄牙总督期间（1583—1593）就已经有过执政经验。他设法在不损害比利时自治的情况下与斯皮诺拉将军合作，向英国、法国和罗马派遣了自己的特使，并于1600年与尼德兰人展开了直接会谈。他在说服马德里政府与英国达成合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马德里最终承认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是1603年去世的伊丽莎白的继承人。比利时的调解让1604年的《伦敦条约》得以签订，这结束了西班牙与英国长达19年的战争，西班牙和英国逐渐开始和解，尽管时有紧张局势，但这种和解一直持续到17世纪中叶。
两位大公认识到，他们的自治最终取决于与尼德兰人实现和平。现在他们的军事行动越来越侧重于迫使尼德兰人接受合理的条件，阿尔布雷希特于1607年3月通过谈判达成停火协议，以便有更多时间缔结停战协议。尼德兰拒绝对北部天主教徒给予宽容，这在马德里引起了相当大的不安，因为停战协议意味着对宗教事务的关怀要屈从于现实的压力，比如1607年11月的再次破产。一些人还担心这会给尼德兰人重整旗鼓的时间，使他们在未来更难被击败。斯海尔德河将会重新对商业开放，但许多人还是担心尼德兰人现在会渗透到脆弱的印度贸易中，尽管尼德兰承诺推迟成立新提议的西印度公司（WIC）。而且尼德兰拒绝解散现有的东印度公司，该公司已经从葡萄牙人手中抢走了市场，实际上在最终条款中，停战仅限于欧洲。腓力三世和莱尔马驳回了对停战协议的反对意见，认为继续战争有可能造成更大的破坏，于1609年4月9日与尼德兰人达成了《十二年停战协议》。
因此，西班牙在1598年至1609年间先后与法国、英国和尼德兰达成协议，成功地从西方三场战争中脱身。作为一项军事战略，外交手段显然有效；它粉碎了敌对的三国联盟，并使尼德兰共和国内部的紧张局势加剧，在1621年停战协议到期时，尼德兰因为这种紧张局势在某些方面被削弱了。然而，我们不能因为腓力三世自己把缔造和平说成是权宜之计，就“相信他的话”。 [48] 鉴于和平协议富有争议，特别是这是与尼德兰异端达成的，国王很难在不损害他威望的情况下在公开场合用别的方法描述这些协议。
对所有认为缔造和平是出卖西班牙核心利益的人来说，莱尔马迅速成为众矢之的。甚至连莱尔马的儿子乌塞达公爵，也加入了越来越多的批评者的行列。为了转移注意力，莱尔马在停战协议签署的当天，就下令驱逐摩里斯科人（Moriscos）。摩里斯科人是指那些自从摩尔人在1492年战败后，继续生活在西班牙并皈依了基督教的原穆斯林，他们占了西班牙人口的4%。此时恰逢人口和经济停滞不前，这项政策无疑是错误的，巴伦西亚不得不去从事自给自足的农业，而且使拦截西班牙运送给在休达和丹吉尔的北非驻军的物资的海盗数量大为增加。西班牙不得不投入越来越多的资源来保卫自己的南部海岸。随后针对巴巴里海盗采取的行动毫无结果，但这至少使西班牙能够与同样遭受掠夺的英国和法国联合起来，并提供了一个改善其基督教十字军传统形象的机会。
这也是莱尔马更广泛地调整西班牙对地中海政策的一部分，他认为地中海才是西班牙在欧洲的恰当舞台。他试图惩罚萨伏依投靠法国阵营的行为，从而恢复西班牙的威望，重新打开通往尼德兰的西班牙之路。伊诺霍索（Hinojosa）侯爵是莱尔马的亲戚和政治盟友，他在富恩特斯死后被任命为米兰总督，并被指示加大对萨伏依的压力。一系列交互发生的事件引发了一场不必要的战争，这将是围绕曼托瓦公国的一系列斗争的第一场。有争议的曼托瓦继承问题值得我们关注，因为它构成了意大利方面的三十年战争，也说明了王朝政治在引发战争方面的重要性。
1612年，弗朗切斯科四世（FrancescoⅣ）公爵在位不到一年就去世了，他的弟弟费迪南多（Ferdinando）夺取了权力，以公爵无子为由，赶走了寡嫂玛格丽塔（Margherita）。玛格丽塔是萨伏依的卡洛·伊曼纽尔的长女，卡洛·伊曼纽尔认为这是一个巩固东部边境的机会，要求得到蒙费拉托侯爵领
作为赔偿。曼托瓦是一块男性继承的封地，但蒙费拉托不同，可以由女性继承，这使得卡洛·伊曼纽尔可以要求其女儿得到继承权。这件事应该由皇帝裁决，因为曼托瓦和萨伏依都是帝国意大利领土的一部分，因此属于他的管辖范围。然而，兄弟之争使皇帝没有多少时间去关注意大利事务，导致萨伏依于1613年4月入侵蒙费拉托，开始了自1559年以来意大利的第一场大规模战争。伊诺霍萨被指示要避免战争，但由于有争议的领土位于米兰和萨伏依之间，他感到有义务做出回应。马德里声称自己的行为是在维护费迪南多的继承权，在多方催促之下，伊诺霍萨在1614年做出反击，将萨伏依人从蒙费拉托驱逐出去，并入侵了皮埃蒙特。莱尔马不希望发生重大冲突，并对伊诺霍萨完全击败萨伏依的可能性持悲观态度。伊诺霍萨接受了法国的调解，同意于1615年6月在阿斯蒂达成临时和约，他撤出皮埃蒙特，让蒙费拉托的命运悬而未决。
这场战争加大了莱尔马在西班牙宫廷受到的压力，尤其因为乌塞达公爵效仿了他父亲的策略，培养了与王储和那些希望在马德里变天的人的友谊。个人竞争与原则上的分歧交织在一起，共同决定什么对西班牙最有利。随着对莱尔马的批评越来越多，腓力三世拒绝了阿斯蒂的和平协议，莱尔马被迫罢免伊诺霍萨为替罪羊，以保住自己的位置。
由于得到了外国援助，卡洛·伊曼纽尔的地位越来越稳固。虽然法国并不寻求战争，但也很高兴利用西班牙的困境来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派遣了多达1万名的辅助军队来增援萨伏依军队。 [49] 威尼斯也认为萨伏依可以用来对抗哈布斯堡王朝，在1616年和1617年支付了萨伏依三分之一的军费开支，卡洛·伊曼纽尔招募到了4000名德意志雇佣兵，他们在恩斯特·冯·曼斯菲尔德（Ernst von Mansfeld）的领导下及时赶来参加1617年的战役。萨伏依在1616年重新征服蒙费拉托，重启了战争，但是大部分法国人没有到达，而威尼斯也卷入了与费迪南德大公的战争（见第8章），拒绝开辟对抗米兰的第二条战线。此外，卡洛·伊曼纽尔关于意大利自由的修辞未能打动该地区的其他统治者，后者仍然认为西班牙是区域和平的最佳保障者。比利亚弗兰卡（Villafranca）侯爵出任新米兰总督，并重组了西班牙军队。瑞士天主教徒暂时中止反对西班牙使用圣哥达山口越过阿尔卑斯山，使得来自佛兰德军队和德意志新兵的增援部队能够到达。比利亚弗兰卡在六个月的围攻后占领了韦尔切利，突破了皮埃蒙特边境防线。随着战局开始对西班牙有利，西班牙再次努力通过法国和教宗的调解以获得令人满意的和平条件。1617年秋天，《帕维亚条约》（Treaty of Pavia）结束了曼托瓦争端，而《巴黎条约》（Treaty of Paris）解决了威尼斯与内奥地利的战争，两个战场都达成了和约。西班牙归还了韦尔切利，以换取萨伏依撤出蒙费拉托，现在该地被留给曼托瓦的费迪南多公爵。
这两个条约都不是特别令人满意，萨伏依将会于1627年在蒙费拉托问题上再次挑战这一和约。然而，欧洲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总是存在一定程度的摩擦。更重要的是，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大规模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尼德兰的《十二年停战协议》还剩下三分之一的时间，布鲁塞尔政府以及西班牙的一大部分人都认为应该续约，至少如果尼德兰同意修改条款的话。最重要的是，西欧和南欧似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欧将在一年内爆发冲突。
[1] C. R. Boxer, The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 1415–1825 (London, 1969); M. Newitt, A History of Portuguese Overseas Expansion, 1400–1668 (London, 2005); D. Birmingham, Trade and Empire in the Atlantic 1400–1600 (London, 2000); J. Lockhart and S.B. Schwartz, Early Latin America. A history of colonial Spanish America and Brazil (Cambridge, 1983).
[2] 关于介绍性著作，见H. Kamen, Golden Age Spain (2nd edn, Basingstoke, 2005).其他详细的研究还包括J. Lynch, Spain under the Habsburgs (2 vols., Oxford, 1981); J.H. Elliott, Imperial Spain 1469–1716 (London, 1963); J.H. Elliott, The Old World and the New 1492–1650 (London, 1972); H. Thomas, Rivers of Gold. The rise of the Spanish empire (London, 2003); J.H. Parry, The Spanish Seaborne Empire (London, 1966); H. Kamen, Spain’s Road to Empire. The making of a world power 1492–1763 (London, 2003); P. Bakewell, A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 Empires and sequels 1450–1930 (Oxford, 1997); B. Loveman, Chile. The legacy of Hispanic capitalism (3rd edn, Oxford, 2001); D. Rock, Argentina 1516–1987 (Berkeley, 1987). 关于人口下降的辩论，见J.J. Vidal, ‘The population of the Spanish monarchy during the baroque period’, in E. Martínez Ruiz and M. de P. Pi Corrales (eds.), Spain and Sweden in the Baroque Era (1600–1660) (Madrid, 2000), pp.443–69.
[3] P.J. Bakewell, Silver Mining and Society in Colonial Mexico, Zacatecas 1546–1700 (Cambridge, 1971).
[4] G. Parker, Spain and the Netherlands 1559–1659 (London, 1979), p.188. 关于白银进口的重要性，见S.J. Stein and B.H. Stein, Silver, Trade and War. Spain and America in the making of early modern Europe (Baltimore, 2000); M. Drelichman, ‘American silver and the decline of Spain’,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 65 (2005), 532–5. 关于以下内容，另见A. Calabria, The Cost of Empire. The finances of the Kingdom of Naples in the time of Spanish rule (Cambridge, 1991); R. Mackay, The Limits of Royal Authority. Resistance and obedience in seventeenth-century Castile (Cambridge, 1999).
[5] David Goodman, Spanish Naval Power 1589–1665. Reconstruction and defeat (Cambridge, 1997).
[6] R. Quatrefages, ‘The military system of the Spanish Habsburgs’, in R.B. Martinez and T.M. Barker (eds.), Armed Forces and Society in Spanish Past and Present (Boulder, 1988), pp. 1–50; I.A.A. Thompson, War and Government in Habsburg Spain 1560–1620 (London, 1976).
[7] 关于一个例子，见M. de Andrada Castel Blanco, To Defend Your Empire and the Faith. Advice on a global strategy offered c. 1590 to Philip II (translated by P.E.H. Hair, Liverpool, 1990). 关于历史讨论，见J.H. Elliott, ‘Self-perception and decline in early seventeenth-century Spain’, P&P , 76 (1977), 41–61; R.A. Stradling, ‘Seventeenth-century Spain: decline or survival?’ European Studies Review , 9 (1979), 157–94, 和他的 Europe and the Decline of Spain. A study of the Spanish system 1580–1720 (London, 1981).
[8] A. Feros, Kingship and Favouritism in the Spain of Philip III 1598–1621 (Cambridge, 2000), pp.12–31.
[9] G. Parker, The Grand Strategy of Philip II (New Haven, 1999).
[10] T.J. Dandelet, Spanish Rome 1500–1700 (New Haven, 2001). 对西班牙天主教的分析，可见H. Rawlings, Church,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Early Modern Spain (Basingstoke, 2002).
[11] A. Pagden, Lords of all the World. Ideologies of empire in Spain, Britain and France c.1500–c.1800 (New Haven, 1995); E.Straub, Pax und Imperium. Spaniens Kampf um seine Friedensordnung in Europa zwischen 1617 und 1635 (Paderborn, 1980); M. Tanner, The Last Descendant of Aeneas. The Hapsburgs and the mythic image of the emperor (New Haven, 1993).
[12] 关于详细细节，见F. Edelmayer, Söldner und Pensionäre. Das Netzwerk Philipps II. im Heiligen Römischen Reich (Munich, 2002).
[13] A. Sommer-Mathis, ‘Ein pícaro und spanisches Theater am Wiener Hof zur Zeit des Dreiβigjährigen Krieges’, in A. Weigl (ed.), Wien im Dreißigjährigen Krieg (Vienna, 2001), pp.65,5–94; M. Golobeva, The Glorification of Emperor Leopold I in Image, Spectacle and Text (Mainz, 2000). 关于以下内容，另见M.S. Sanchez, The Empress, the Queen, and the Nun. Women and power at the court of Philip III of Spain (Baltimore, 1998), pp.118–21, 177–8.
[14] J. Lynch, The Hispanic World in Crisis and Change 1598–1700 (Oxford, 1992), p.19. 腓力二世的说法在R.T. Davies, The Golden Century of Spain 1501–1621 (New York, 1937), p.230中有引用。另一位作者的话甚至更有谴责性：“如果没有人能真正理解他的性格，那主要是因为没有多少性格可以理解的。”C.H. Carter, The Secret Diplomacy of the Habsburgs, 1598–1625 (New York, 1964), p.67.
[15] R.A. Stradling, Philip IV and the Government of Spain 1621–1665 (Cambridge, 1988), p.8. 关于以下内容，见P. Williams, The Great Favourite. The duke of Lerma and the court and government of Philip III of Spain, 1598–1621 (Manchester, 2006), and the contributions to L.W.B. Brockliss and J.H. Elliott (eds.), The World of the Favourite (New Haven, 1999).
[16] 今天，一些历史学家仍然引用了10万人被处决的数字，但是到1572年，实际被处决人数大约是委员会指控的8950人中的1000人: J.I. Israel, ‘The Dutch-Spanish War and the Holy Roman Empire (1568–1648)’, in K. Bussmann and H. Schilling (eds.), 1648: War and Peace in Europe (3 vols., Münster, 1998), I, pp. 111–21, at p. 112. 另见H. Kamen, The Duke of Alba (New Haven, 2004). 关于叛乱，见G. Darby (ed.),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Dutch Revolt (London, 2001); A. Duke, Reform and Revolt in the Low Countries (London, 2003); 一部极为出色的通史，见J.I. Israel, The Dutch Republic. Its rise, greatness and fall 1477–1806 (Oxford, 1995). 关于奥兰治家族扮演的角色，在K.W. Swart, William of Orange and the Revolt of the Netherlands 1572–84 (Aldershot, 2003), and H.H. Rowen, The Princes of Orange (Cambridge, 1988)的作品中有描述。
[17] H.G. Koenigsberger, Monarchies, States Generals and Parliaments in the Netherlands in the Fifteenth and Sixteenth Centuries (Cambridge, 2001); H.F.K. van Nierop, The Nobility of Holland from Knights to Regents 1500–1650 (Cambridge, 1993).
[18] G. Parker, ‘Mutiny and discontent in the Spanish Army of Flanders 1572–1607’, P&P , 58 (1973), 38–52.
[19] C. Duffy, Siege Warfare. The fortress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1494–1660 (London, 1979). 杰弗里·帕克（Geoffrey Parker）对“军事革命”论文的观点认为，新的构筑工事的方式是军队增长的原因，但这似乎更有可能源于政治野心和征召相对更多人手的能力，尤其是在1600年左右人口增长导致普遍就业不足的情况下。关于此问题，请参见M.S. Kingra, ‘The trace italienne and the military revolution during the Eighty Years War 1567–1648’,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 57 (1993), 431–46.
[20] 关于下面的，见G. Parker, The Army of Flanders and the Spanish Road 1567–1659 (Cambridge, 1972); J. Albi de la Cuesta, De Pavía a Rocroi. Los tercios de infantería española en los siglos xvi y xvii (Madrid, 1999); R.A. Stradling, The Spanish Monarchy and Irish Mercenaries: The Wild Geese in Spain 1618–68 (Blackrock, 1994); D. Worthington, Scots in the Habsburg Service 1618–1648 (Leiden, 2003) and the sources cited in n.6 above.
[21] B. Rill, Tilly. Feldherr für Kaiser und Reich (Munich, 1984) 提供了关于这位重要人物的易阅读的传记。更多的细节见M. Kaiser, Politik und Kriegführung. Maximilian von Bayern, Tilly und die Katholische Liga im Dreißigjärigen Krieg (Münster, 1999), esp. pp.16–31. 在科隆和斯特拉斯堡周围的军事行动在第7章中也有描述。关于其他的，另见H. Lahrkamp, Jan von Werth (2nd edn, Cologne, 1988); M. Kaiser, ‘Die Karriere des Kriegsunternehmers Jan von Werth’, Geschichte in Köln , 49 (2002), 131–70, 另外见 Allgemeinen Deutsche Biographie .中的相关条目。西班牙的专业主义在F.G. de León, ‘“Doctors of the military discipline”: Technical expertise and the paradigm of the Spanish soldier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Sixteenth Century Journal , 27 (1996), 61–85中有讨论。
[22] M. van Geldern,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the Dutch Revolt 1555–1590 (Cambridge, 1992). 关于以下内容，另见S. Groenveld, ‘Princes and regents.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princes of Orange and the Dutch aristocrats and the making of Dutch foreign policy in theory and practice during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in R.G. Asch et al. (eds.), Frieden und Krieg in der frühen Neuzeit (Munich, 2001), pp.181–92; and the two good general introductions of M. Prak, The Dutch Republic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2005), 还有J. Price (Basingstoke, 1998)名字类似的一部著作。
[23] H. Pirenne, Histoire de Belgique (7 vols., Brussels, 1900–32), III, p.428. 关于以下内容，见 C. R. Boxer, The Dutch Seaborne Empire 1600–1800 (London, 1965); J. de Vries and A. van der Woude, The First Modern Economy. Success, Failure and Perseverance of the Dutch Economy , 1500–1815 (Cambridge, 1997).
[24] Parker, Spain and the Netherlands , pp.195–6; P. Kriedte, Peasants, Landlords and Merchant Capitalists. Europe and the world economy 1500–1800 (Leamington Spa, 1983), p.41. 1636年，波罗的海贸易价值1250万弗洛林，相当于那一年到达阿姆斯特丹欧洲货物的40%以上：Prak, Dutch Republic , p.97. See generally J.I. Israel, Dutch Primacy in World Trade 1585–1740 (Oxford, 1989).
[25] 见C. Lesger, The Rise of the Amsterdam Market and Information Exchange (Aldershot, 2006); M. de Jong, ‘Dutch public finance during the Eighty Years War’, in M. van der Hoeven (ed.), Exercise of Arms. Warfare in the Netherlands, 1568–1648 (Leiden, 1997), pp.133–52, and the two works by M.C. ’t Hart, The Making of a Bourgeois State. War, politics and finance during the Dutch Revolt (Manchester, 1993), and ‘The United Provinces, 1579–1806’, in R. Bonney (ed.), The Rise of the Fiscal State in Europe (Oxford, 1999), pp.309–26. 省级财政承担了比中央预算大得多的债务份额，进一步放松了信贷。
[26] H. Vogel, ‘Arms production and exports in the Dutch Republic, 1600–1650’, in Hoeven (ed.), Exercise of Arms , pp.197–210; P.W. Klein, ‘The Trip family in the 17th century. A study of the behaviour of the entrepreneur on the Dutch staple market’, Acta Historiae Neerlandica , 1 (1966), 187–211; J. Zunckel, Rüstungsgeschäfte im Dreißigjährigen Krieg (Berlin, 1997). 关于德·海尔，见R. Schulte, ‘Rüstung, Zins und Frömmigkeit. Niederländische Calvinisten als Finanziers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 Bohemia , 35 (1994), 45–62.
[27] 舰队在1600年总排水量大约2万吨。更多的细节，见J.R. Bruijn, The Dutch Navy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Columbia, 1990); A.P. van Vliet, ‘Foundation, organisation and effects of the Dutch navy (1568–1648)’, in Hoeven (ed.), Exercise of Arms , pp.153–72; V. Enthoven, ‘From sea-beggars to admiralty. The Dutch navy after Lepanto’, Armi del Sovrano (2001), http://www.assostoria.it.
[28] 尼德兰的改革在B.H. Nickle, ‘The military reforms of Prince Maurice of Orange’ (University of Delaware PhD, 1975)中有讨论，改革的进一步影响在H. Ehlert, ‘Ursprünge des modernen Militärwesens. Die nassau-oranischen Heeresreformen’, Militärgeschichtliche Mitteilungen , 38 (1985), 27–56; W. Reinhard, ‘Humanismus und Militarismus’, in F.J. Worstbrock (ed.), Krieg und Frieden im Horizont des Renaissancehumanismus (Weinheim, 1985), pp.185–204; and O. van Nijmwegen, ‘The Dutch army and the military revolutions (1588–1688)’, Militär und Gesellschaft in der Frühen Neuzeit , 10 (2006), 55–73中有所探讨。关于尼德兰军队，见H.L. Zwitser, ‘ De militie van den staat’. Het Leger van de Republiek der Verenigde Nederlanden (Amsterdam, 1991). F.G.J. Ten Raa et al., Het staatsche Leger 1568–1795 (8 vols., The Hague, 1911–59)中对军事行动有详细的探讨。
[29] For Lipsius see G. Oestreich, Neostoicism and the Early Modern State (Cambridge, 1982). 对纪律和合理性进一步的讨论，见H. Eichberg, ‘Geometrie als barocke Verhaltensnorm’, ZHF , 4 (1977), 17–50, and the two articles by H. Kleinschmidt, ‘The military and dancing’, Ethnologia europaea , 25 (1995), 157–76, and ‘Mechanismus und Biologismus im Militärwesen des 17. und 18. Jahrhunderts’, in D. Hohrath and K. Gerteis (eds.), Die Kriegskunst im Lichte der Vernunft (vol. I, Hamburg, 1999), pp.51–73.
[30] 盖恩的著作有一个新的英译本： The Renaissance Drill Book (London, 2003). 瓦尔豪森的文本也得到了重印： Kriegskunst zu Fuß (Oppenheim, 1615; reprinted Graz, 1971), Kriegskunst zu Pferdt (Frankfurt am Main, 1616; reprinted Graz, 1971), and Ritterkunst (Frankfurt am Main, 1616; reprinted Graz, 1969). 关于另一个尼德兰思想传播的例子，见H. Hexham, The Principles of the art militarie Practised in the Warres of the United Netherlands (London, 1637).
[31] 约翰的指示收录于 E. von Frauenholz (ed.), Das Heerwesen in der Zeit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 (2 vols., Munich, 1938–9), II, pp.47–76. 另见W. Hahlweg, Die Heeresreform der Oranier. Das Kriegsbuch des Grafen Johann (VII) von Nassau-Siegen (Wiesbaden, 1973). Frauenholz的作品包含了许多其他与在其他领地采用这些文书有关的文件：普法尔茨（1588）、策勒（1598）、符腾堡（1599）、普法尔茨—诺伊堡（1599）、黑森—卡塞尔（1600）、安哈尔特（1600）、普鲁士（1602）、勃兰登堡（1604）、巴登—杜尔拉赫（1604）、沃尔芬比特尔（1605）和萨克森（1613）。进一步的讨论，见W. Schulze, ‘Die deutschen Landesdefensionen im 16. und 17. Jahrhundert’, in J. Kunisch (ed.), Staatsverfassung und Heeresverfassung (Berlin, 1986), pp.129–49; G. Thies, Territorialstaat und Landesverteidigung. Das Landesdefensionswerk in Hessen-Kassel unter Landgraf Moritz (1592–1627) (Darmstadt, 1973); H. Schnitter, Volk und Landesdefension (Berlin, 1977).
[32] D.Goötschmann, ‘Das Jus Armorum. Ausformung und politische Bedeutung der reichsständischen Militärhoheit bis zur ihrer definitiven Anerkennung im Westfälischen Frieden’, BDLG , 129 (1993), 257–76.
[33] 总体数字可能令人印象深刻。1600年，下普法尔茨集结了1.2万人的民兵，上普法尔茨又集结了1.6万人的民兵。沃尔芬比特尔在1605年调动了1.6万名步兵和1600名骑兵，而普法尔茨—诺伊堡民兵共计1万人，巴登—杜尔拉赫和符腾堡民兵分别约5000人和4500人。对于萨克森民兵，参见L. Bachenschwanz, Geschichte und gegenwdrtiger Zustand der Kursächsischen Armee (Dresden, 1802), and R. Naumann, Das Kursächsische Defensionswerk (1613 bis 1709) (Leipzig, 1916). 关于其他领地的更老的文献的总结，见G. Papke, Von der Miliz zum stehenden Heer (Munich, 1983), pp.66–100.
[34] 这些事件从一个地方视角的描述，见I. Sönnert, ‘Die Herrlichkeit Lembeck während des Spanisch-Niederländischen und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 in T. Sodmann (ed.), 1568–1648 (Vreden, 2002), pp.139–69, esp. pp.140–5. 这本书的其他章节对这场战争对尼德兰—德意志边境的影响提供了很好的见解。
[35] 关于这场战斗的最好的英文叙述是P. Lenders, ‘Nieuwport 2nd July 1600’, The Arquebusier , 24 (2000), nr.3 pp.2–14, nr.4 pp.36–44.
[36] 阿尔都西斯的作品有一部很好的现代英语译本：F.S. Carney (Indianapolis, 1995). 关于东弗里斯兰的情形，见J. Foken, Im Schatten der Niederlande. Die politisch-konfessionellen Beziehungen zwischen Ostfriesland und dem niederländischen Raum vom späten Mittelalter bis zum 18. Jahrhundert (Münster, 2006), pp.281–374. B. Kappelhoff, Absolutistisches Regiment oder Ständeherrschaft? (Hildesheim, 1982) 主要描述的是18世纪早期情形，但也提供了详细的背景。埃姆登的加尔文宗在下面著作中有详细记录：A. Pettegree, Emden and the Dutch Revolt. Exile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eformed Protestantism (Oxford, 1992); H. Schilling, Civic Calvinism in Northwestern Germany and the Netherlands (Kirkville, Mich., 1991), and ‘Sündenzucht und frühneuzeitliche Sozialdisziplinierung. Die calvinistische, presbyteriale Kirchenzucht in Emden vom 16. bis 19. Jahrhundert’, in G. Schmidt (ed.), Stände und Gesellschaft im Alten Reich (Stuttgart, 1989), pp.265–302.
[37] V.W. Lunsford, Piracy and Privateering in the Golden Age Netherlands (Basingstoke, 2005). 在第11章中会对敦刻尔克人有更详细的描述。
[38] 这些困难在D. Howarth从西班牙角度的扣人心弦的叙述中显而易见： The Voyage of the Armada. The Spanish story (Guildford, Conn., 2001, first published 1981).
[39] R.A. Stradling, The Armada of Flanders. Spanish maritime policy and European war, 1568–1668 (Cambridge, 1992), p.241 slightly modifying the figures given in Parker’s seminal Army of Flanders . For the Spanish Road, 另见G. Parker, Empire, War and Faith in Early Modern Europe (London, 2003), pp.127–42 and C. Paoletti, ‘L’Italia e il cammino di Fiandra’, Armi del Sovrano (2001), http://www.assostoria.it.
[40] 这些战争在下面三部当代著作中有描述：M.P. Holt, The French Wars of Religion 1562–1629 (Cambridge, 1995); R.J. Knecht, The French Civil Wars 1562–1598 (Harlow, 2000); P. Roberts, The French Wars of Religion (London, 1999).
[41] 关于控制雇佣军征召的努力，见M. Lanzinner, ‘Friedenssicherung und Zentralisierung der Reichsgewalt. Ein Reformversuch auf dem Reichstag zu Speyer 1570’, ZHF, 12 (1985), 287–310; L. Eppenstein,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s auswärtigen Kriegsdienstes der Deutschen in der zweiten Ha älfte des 16. Jahrhunderts’, FBPG , 32 (1920), 283–367. 关于以下内容，另见M. Harsgor, ‘Die Spieße unter der Lilienblume. Deutsche Söldner im Dienste Frankreichs (14.-16. Jh.)’, Tel Aviver Jahrbuch für deutsche Geschichte , 16 (1987), 48–81; P. de Vallière, Treue und Ehre. Geschichte der Schweizer in fremden Diensten (Neuenburg, 1912), pp.210–12.
[42] 萨伏依的政策在下面作品中有描述：G. Symcox, ‘From commune to capital. The transformation of Turin, sixteenth to eighteenth centuries’, and R. Oresko, ‘The House of Savoy in search for a royal crown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both in R. Oresko et al. (eds.), Royal and Republican Sovereignt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1997), pp.242–69, and 272–350 respectively; T. Osborne, Dynasty and Diplomacy in the Court of Savoy. Political culture and the Thirty Years War (Cambridge, 2002).
[43] A.E. Imhoff, Der Friede von Vervins 1598 (Aarau, 1966).
[44] F. Gallati, ‘Eidgenössische Politik zur Zeit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 Jahrbuch für schweizerische Geschichte , 43 (1918), 1–149, and 44 (1919), 1–257. 关于以下内容，见A. Wendland, Der Nutzen der Pässe und die Gefährdung der Seelen. Spanien, Mailand und der Kampf ums Veltlin 1620–1641 (Zuürich, 1995); R.C. Head, Early Modern Democracy in the Grisons. Social order and political language in a Swiss mountain canton, 1470–1620 (Cambridge, 1995).
[45] C. Kampmann, Arbiter und Friedensstiftung: Die Auseinandersetzung um den politischen Schiedsrichter im Europa der Frühen Neuzeit (Paderborn, 2001).
[46] 年轻的路易十三娶了腓力三世的女儿奥地利的安娜，而路易最喜欢的妹妹伊丽莎白嫁给了未来的腓力四世。这里我赞同Feros在 Kingship and Favouritism 中的观点，反对Parker的学生P.C. Allen在 Philip III and the Pax Hispanica, 1598–1621 (New Haven, 2000)中的观点，后者试图坚持“国际战争学派”的观点，认为缔造和平只是一种战术上的权宜之计。
[47] C.H. Carter, ‘Belgian“autonomy” under the Archdukes, 1598–1621’, JMH , 36 (1964), 245–59; W. Thomas and L. Duerloo (eds.), Albert and Isabella (Brussels, 1998); H. de Schlepper and G. Parker, ‘The formation of government policy in the Catholic Netherlands under“the Archdukes”, 1596–1621’, EHR , 91 (1976), 241–54; M. Dlugaiczyk, ‘“Pax Armata”: Amazonen als Sinnbilder für Tugend und Laster-Krieg und Frieden. Ein Blick in die Niederlande’, in K. Garber et al. (eds.), Erfahrung und Deutung von Krieg und Frieden (Munich, 2001), pp.539–67.
[48] As does Allen, Philip III and the Pax Hispanica , p.236.
[49] 关于这些士兵之一的叙述，见H.T. Gräf (ed.), Söldnerleben am Vorabend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 (Marburg, 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