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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被称为一条“路”，这条重要的动脉实际上仍然包括从西班牙地中海海岸到热那亚的海上旅程，热那亚和罗马一样，也是西班牙非正式帝国的一部分。军队、金钱和物资由热那亚桨帆船分队护送，该分队也是西班牙地中海舰队的非正式组成部分。从热那亚，人员向北行进到米兰，这里是西班牙在意大利北部的权力中心，在那里他们进行休整，并经常得到来自西班牙其他意大利属地的新兵的补充。主要路线穿过米兰地区西南部的亚历山德里亚要塞，到达皮埃蒙特的阿斯蒂，这是萨伏依公爵的领地，直到1610年他还是西班牙的盟友。然后，西班牙之路在这里分岔，一条支路通过皮内罗洛向西北延伸，通往阿尔卑斯山的塞尼山口，然后到达萨伏依本土和罗讷河上游，士兵们可以从那里向北进入弗朗什—孔泰。一条附加路线沿着都灵以西的苏萨谷延伸，越过蒙特热内夫尔。另一条支路是直接从米兰向北穿过伊夫雷亚河谷，然后通过大小圣伯纳德山口，穿过奥斯塔，沿着上萨伏依的阿尔沃河谷到达日内瓦，然后沿着侏罗山脉向东北方向进入弗朗什—孔泰。三条路线在那里会合，然后向北穿过洛林公国进入卢森堡和前线。从拉科鲁尼亚到佛兰德的海上运输每天可以行进200千米，相比之下，士兵们从米兰到佛兰德的1000千米路程平均每天只能行军23千米，但是陆路更安全，西班牙在1567年至1620年间通过陆路运送了12.3万多人，相比之下，海上只运送了1.76万人。 [39]
对西班牙之路的关注使西班牙在16世纪80年代更深入地卷入法国和萨伏依的内部事务中，就像尼德兰和其他强权卷入德意志的争端那样。然而，就西班牙而言，卷入确实升级为了重大战争，因为比起任何德意志领地来说，法国是更大的潜在威胁。
法国在百年战争中战胜英国后，进入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扩张时期。瓦卢瓦国王巩固了王室对中部省份的控制，同时征服了以前自治的各边境地区：1450年诺曼底，1481年普罗旺斯，1491年布列塔尼，1523年波旁和奥弗涅，1548年萨卢佐。在勃艮第最后一位公爵于1477年去世后，法国试图夺取勃艮第，这引发了与哈布斯堡王朝的长期战争，随着查理八世于1494年入侵意大利，战争扩大了。尽管这场冲突最终以法国在1559年失败而告终，但法国人口在15世纪翻了一番，并继续增长，到1600年达到1900万。然而法国王室未能充分发掘这一潜力，因为亨利二世于1559年的一次比武大会中意外死亡后，法国王权变得虚弱了。政府移交给亨利二世的遗孀凯瑟琳·德·美第奇（Catherine de Medici），她担当已故国王的一系列年轻儿子的摄政：弗朗索瓦二世（1559—1560）、查理九世（1560—1574）和亨利三世（1574—1589）。在15世纪王室权力不断增长的过程中，有很多显贵和其他人成了输家，现在他们在与王室有血缘关系的首领的领导下，试图重新确立自己的影响力。这些显贵由于通婚和王室有亲属关系，但由于世袭继承的原则，以及王室对排他性权力的渴望，他们被排除在统治权之外。宗教使事情更加复杂化，因为许多诸侯及其外省门客在1560年左右成为胡格诺派信徒，信奉法国版本的加尔文宗，而他们的对手仍然是天主教徒。一系列被称为法国宗教战争的激烈争斗在1562年后愈演愈烈，显示出瓦卢瓦王朝无力保证和平，侵蚀了王室权威。 [40]
现在，国际和平不再受到法国侵略的威胁，而是受到了法国内部爆发的混乱将邻国拖入其内战的威胁。这对帝国来说是一个特殊的问题，因为帝国的诸侯声称有权招募士兵来帮助友好的基督教势力，这是日耳曼自由之一。虽然征兵受到帝国立法的管制，不能反对皇帝或公共和平，但是领土分割使得皇帝很难阻止诸侯在边境征集部队，去援助他们的亲属或朋友。 [41] 胡格诺派领导人已经在1562年4月呼吁德意志新教诸侯提供援助，后者提供了4000名骑兵，后来前后组织了七次德意志远征军，共提供了7万人。新教诸侯还为尼德兰叛军提供了军力。但天主教徒同样活跃，仅在1567年至1575年间，他们就为西班牙提供了5.72万名士兵，此外，在瑞典和丹麦1563年至1570年的战争中，还有2.5万人在瑞典和丹麦军中服役。这些数字说明了帝国的重要性，因为它在法国和尼德兰战争中提供的军队比任何其他非官方参与者都多。大约有2万名不列颠人在1562年至1591年期间在胡格诺派军队和尼德兰军队中服役，而大约在同一时期，有5万名瑞士人为法国君主而战，2万人为胡格诺派叛军而战。普法尔茨地区是德意志地区招募胡格诺派教徒的主要推动者，因为其选帝侯在1560年皈依加尔文宗，而且其部分领土靠近西班牙之路的终点。德意志地区不断增长的人口让诸侯们可以募集足够多的兵力，但是他们依靠胡格诺派教徒及其国际赞助者来支付费用。这些经费总是迟到，而且从来没有完全付清。因此，德意志远征军是断断续续和短暂的，大多数只持续了几个月，以一片混乱告终。
这些招募还使诸侯面临来自法国天主教徒的报复，法国天主教徒在1584年组成了天主教联盟（ Ligue ），或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即“神圣联盟”，当时很明显，亨利三世（瓦卢瓦家族最后一位成员）唯一可能的继承人是波旁家族的亨利，他是纳瓦拉国王，也是胡格诺派领袖。神圣联盟是强大的吉斯（Guise）家族的一个工具，他们与瓦卢瓦家族有亲属关系，控制着法国东北部香槟周围的地区以及主要讲法语的洛林公爵领，而洛林理论上是帝国的一部分。吉斯家族认为自己是法国天主教的守护者，并且致力于阻止任何想要限制他们的政治自主权的人登上法国王位。他们的领土位置使其成为哈布斯堡战略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他们的合作对于保障西班牙之路的最后一段的安全，以及阻止法国向阿尔萨斯和莱茵河地区实施任何敌对行动至关重要。1584年12月，腓力二世决定开始资助神圣联盟，这一决定将七场激烈但短暂的内战转变为旷日持久的国际斗争，一直持续到1598年。法国国内的局势被简化为两个对立的阵营，每个阵营都有强大的外国支持者。1585年，英国在参与尼德兰叛乱之外，还决定与纳瓦拉的亨利结盟，资助了自1587年8月以来规模最大、为期五个月的德意志远征军。联盟进行报复，入侵莱茵河以西的新教领地，仅在蒙贝利亚就烧毁了62个村庄。
萨伏依的参与和洛林的情况大致相同，萨伏依是另一个在帝国西部边缘的领地，保持不稳定的自治。 [42] 萨伏依在16世纪初险些成为法国扩张的另一个牺牲品，由于哈布斯堡王朝的干预，法国在占领23年后，于1559年被迫将之返还。伊曼纽尔·菲利贝托（Emanuele Filiberto）公爵认为法国接下来遇到的问题为他提供了一个逃避外国国王监护的机会。1560年，他将首都从萨伏依的尚贝里迁到皮埃蒙特的都灵，这里位于阿尔卑斯山南面，相对较为安全。他开始培养一种更加独特的身份。意大利语被宣布为官方语言，珍贵的圣裹尸布于1578年被移至都灵，他还付钱给作家们，宣扬新的神话，说这个新首都是由一位流浪的埃及王子建立的，早于罗马和特洛伊。这些举动被19世纪的作家赋予了民族主义色彩，特别是当萨伏依家族成员在1860年成为新统一的意大利的国王时。但是萨伏依家族在16世纪还没有这样宏伟的计划，只是专注于获得与其他欧洲王室平起平坐的权利，并致力于占领足够的新领土来维持其独立。收复日内瓦成了一件事关荣耀的事情，日内瓦在1536年法国入侵时期被占领，随后成了一个独立的加尔文宗共和国，与此同时，日内瓦位于沃州的腹地还加入了瑞士联邦。公爵还计划向南移动，越过利古里亚的亚平宁山脉，夺取热那亚，获得入海口。公爵同时还希望向西推进到普罗旺斯和多菲内，以及向东推进到米兰。这种雄心单凭自己不可能实现，萨伏依的政策依赖于利用其“阿尔卑斯山守门人”的战略地位。萨伏依控制了尼斯和都灵南部的皮埃蒙特之间的腾达山口，此外，西班牙之路南部的三条路线都穿越了萨伏依的领土。
1580年卡洛·伊曼纽尔一世（Carlo Emanuele）继位，开启了一项更加激进的政策。新公爵被斥为一个机会主义者，在接下来的四十年里，他在欧洲的战争中来回奔波。然而，由于他承受不起将自己脆弱的独立与任何一个大国过于紧密地捆绑在一起，而他的王朝扩张目标始终保持不变，他被迫频繁地改变国际结盟关系。1582年他试图夺回日内瓦，未能成功，这使他确信需要一个强大的盟友，1585年，他与腓力二世的女儿卡塔利娜·米夏埃拉（Catalina Michaela）结婚，同时同意支持他岳父对法国的干预。1588年，他夺回了40年前被法国夺走的萨卢佐，萨卢佐位于阿尔卑斯山以东的波河上游的河谷。第二年，他重新夺回了沃州，但是夺回日内瓦的又一次尝试以失败告终，促使他改变了努力的方向，转向普罗旺斯和多菲内，他认为这两地会更容易得手。
在萨伏依从南部入侵的支持下，天主教联盟于1588年5月无视亨利三世的命令，占领了巴黎。亨利三世于1589年8月2日被一名天主教激进分子暗杀，这消除了联盟身上最后的限制，联盟开始残酷迫害胡格诺派。联盟表面上的成功也是其失败的原因，因为它缺少自己的王位候选人。大多数温和派天主教徒认为纳瓦拉的亨利是他们的合法君主，但是如果亨利被承认为国王，这是对西班牙声誉的重大挑战。他不仅是一个异端，而且还陷入了与西班牙的争端中，西班牙于1512年吞并了纳瓦拉的一半土地。之前腓力二世一直在利用天主教联盟和萨伏依进行代理战争，他现在直接干预，命令帕尔马在1590年入侵阿图瓦——这一行为对尼德兰战争的进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普法尔茨和萨克森在1591—1592年组织了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德意志远征军来帮助亨利，但是亨利在1593年7月通过皈依天主教获得了法国王冠，据说他当时还说：“巴黎值得一场弥撒。”虽然他的皈依疏远了更激进的胡格诺派教徒，但让更多的温和派天主教徒支持他，1594年2月，他正式加冕为亨利四世，一个月后他进入巴黎。腓力二世的健康状况不佳，面对日益严重的挫折，他无法阻止教宗克莱门八世（ClementⅧ）于1595年8月欢迎亨利回到天主教会。新国王模仿了西班牙对待教宗的方法，不再那么反对教宗对法国教会的管辖权，并迅速组建了一个由20名枢机主教组成的亲法国派。尽管西班牙在罗马仍然占主导地位，但它不再是罗马城里唯一的玩家了，尤其是因为随着法国影响力的不断提升，教宗可以通过一个势力对抗另一个势力来增加自己的自由。
随着亨利四世被接受为法国国王，联盟看起来越来越像一个西班牙傀儡，其领导人纷纷叛逃，让西班牙独自作战。亨利于1595年1月正式向西班牙宣战，入侵弗朗什—孔泰，切断了西班牙之路。西班牙不得不在萨尔布吕肯通过这一地区，现在西班牙之路转移到了帝国东部。两年后，陆军元帅莱迪吉耶尔
把萨伏依军队从多菲内驱逐了出去，占领了莫列纳和塔朗泰斯河谷，切断了西班牙之路的南端。西班牙从尼德兰发起反击，在激烈的战斗后占领了亚眠，但很明显，西班牙对法国的干预被证明会适得其反。最终双方接受教宗调解，于1598年5月签署了《韦尔万和约》，西班牙承认亨利四世，归还亚眠和加来，并迫使洛林放弃了其占领的梅斯、图尔和凡尔登。法国人撤离萨伏依，将萨卢佐问题提交教宗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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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伏依表示，它愿意放弃在罗讷河和索恩河之间说法语的地区，前提是能保留萨卢佐，这样萨伏依在阿尔卑斯山以西的领土得以完整保留。这一提议让西班牙感到震惊，因为它会让西班牙之路暴露在危险之中，现在西班牙之路离开了阿尔卑斯山谷，而是绕过加尔文宗控制下的日内瓦。西班牙暗中鼓励卡洛·伊曼纽尔，以提供军事援助为前提让他去坚持要求更好的条件。亨利失去了耐心，在西班牙人的帮助到来之前，派遣了2万名士兵回到萨伏依，卡洛·伊曼纽尔于1601年1月17日与法国签订了《里昂条约》（Treaty of Lyons），放弃了其法语臣民，以换取萨卢佐。现在西班牙之路缩窄至塞尼山口和日内瓦西部罗讷河上格莱珊的双跨桥之间的切泽里山谷，当法国于1602年7月暂时封闭这一地区时，这条路线的脆弱性尽显无遗。西班牙试图重新打开位于山区内部通过日内瓦的路线，赞助卡洛·伊曼纽尔于12月袭击日内瓦，这就是著名的“登城事件”（ L ’ Escalade ），但萨伏依未能夺回这座城市，导致西班牙和萨伏依之间的关系迅速恶化。萨伏依渴望与复兴的法国保持良好关系，对西班牙使用格莱珊路线施加了越来越多的限制，并最终于1609年驱逐了守卫该路线的士兵。第二年，萨伏依与法国正式联盟，完成了政治方向的调整。现在西班牙需要另一条穿过阿尔卑斯山的道路。
出于对西部路线的担忧，1587年5月，西班牙与瑞士七个天主教州中的五个签订了条约，换取对圣哥达山口的使用权。这是穿过瑞士中部的唯一可行的方式，道路穿过卢塞恩湖和楚格以东的天主教州，然后沿着罗伊斯河谷到达莱茵河地区。从这里，士兵们可以穿过友好的奥地利领地布赖斯高和上阿尔萨斯，并通过洛林到达卢森堡，重新回到原来的北部路线上。唯一一条替代路线是通过瑞士中部经由辛普朗山口到达罗讷河上游，但是这条路线很长，而且可能会被强大的新教伯尔尼州封锁。米兰总督在1604年设法延续了1587年的条约，但是瑞士天主教徒对法国影响力的复兴感到越来越紧张，其中一个最初的签署方拒绝续签。尽管天主教各州在1586年组成了一个神圣联盟，但它们并不想与其新教邻居作战。瑞士的政治是一种错综复杂的地方关系，就像帝国的情况一样，相互冲突的利益抑制了两极分化，使其避免上升到宗派暴力。新的条约要求西班牙每隔两天派200人的分遣队行军，同时将武器分开装在货车上。在1604年至1619年间，西班牙六次使用圣哥达山口路线，但在1613年，乌里和施维茨的天主教徒暂时关闭了这条路线，防止米兰总督在与萨伏依的战争中从德意志地区招募新兵。这些状况不是一个大国能长期容忍的。 [44]
还有一条运输士兵的路线是海路，将人员从亚得里亚海运到的里雅斯特，然后穿过内奥地利和蒂罗尔，到达莱茵河地区。然而，这不仅时间很长，而且很容易受到威尼斯的威胁，威尼斯经常反对西班牙在意大利的政策。威尼斯还控制了布伦纳山口，这是从意大利到蒂罗尔的最佳路线。在东部路线和瑞士中部的山口之间只剩下三条路线。一条路线是从米兰向北，穿过圣哥达山以东的施普吕根山口，沿着上莱茵河穿过库尔和康斯坦茨湖，到达布赖斯高。施普吕根山口以东是恩加丁山谷，它从因河上游进入蒂罗尔。最后，有一条120千米长的瓦尔泰利纳走廊，从科莫湖向东北延伸，有两条路线可以进入蒂罗尔，一个是斯泰尔维奥山口，仅在6月至9月开放，另一个是海拔较低的温布赖尔山口，通常全年都可以通行。尽管瓦尔泰利纳走廊更偏东，但是它更快，大约需要四天的路程，相比之下，穿越圣哥达山口的路程需要十天。
这三条路线都掌握在雷蒂亚自由邦（Rhetian free states）手中，它们更常见的名字是格劳宾登，字面意思是“灰色联盟”（Grey League）。雷蒂亚是由三个联盟组成的联邦，与瑞士联邦有松散的联系，名义上也是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联盟。和瑞士人一样，雷蒂亚也是在14世纪和15世纪一系列拒绝哈布斯堡统治的阿尔卑斯山社区联盟中诞生的。灰色联盟本身控制着莱茵河的上游，除了库尔城，库尔主教拒绝加入灰色联盟。神圣之家联盟（Holy House League）控制了因河上游的恩加丁山谷，而较小的十教区联盟（Ten Parish League）则与蒂罗尔西北部接壤。这三个联盟都由自治市镇组成，后者各自派代表参加一个议会，以协调对外关系。灰色联盟占主导地位，但三个联盟中需要至少有两个达成一致，才能做出有约束力的决定。雷蒂亚的战略意义来自1500—1532年它对米兰的征服。这些山地居民不仅占领了瓦尔泰利纳走廊，还占领了其南端的基亚文纳，因此既控制了向南通往米兰的道路，也控制了向北沿着施普吕根山口和恩加丁山谷的路线。
像瑞士一样，雷蒂亚政府并不是现代意义的民主制。很大一部分人口没有选举权，虽然基亚文纳和瓦尔泰利纳的居民享有自治权，但这些地方被视为被征服的领土，在雷蒂亚议会中没有任何代表权。到16世纪70年代，随着人口增长对相对贫乏的当地资源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社会局势变得越来越紧张。社区政府落入了“大汉斯”（ Grosse Hansen ）的手中，这是一个由大家庭组成的网络，他们获得了村议会的控制权，并越来越多地拥有贵族头衔，过着贵族式的生活。与瑞士一样，这种缺乏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意味着，能够控制地方就更有机会获得财富，并在高层获得影响力。外国势力都准备好了支付高额费用，好让雷蒂亚议会做出更为有利的决定，能被允许通过山口，并能在人口过剩的村庄征兵。由于外部影响的存在，不同的派系与不同的外部势力结盟，这加剧了现有的紧张局势。由于大汉斯们利用自己在当地法院的影响力来解决个人恩怨，议会中的冲突又回到了乡村一级。这一点触及了雷蒂亚（和瑞士）社会所基于的社群理想的核心，因为所有现代早期组织的主要目的都是维护公共和平，而法院正是用来维护这一点的。从16世纪20年代起，路德宗的传播使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因为许多家庭皈依了路德宗，而其他家庭仍然信奉天主教。新教徒认为他们的信仰是他们独立于哈布斯堡和库尔主教的管辖的一种表现。而他们在瓦尔泰利纳被剥夺公民权的南方臣民（ Sudditi ）则坚持天主教，以此来表达自己的身份。语言差异强化了这些分歧，因为北方人说德语，而南方人说意大利语。
在枢机主教博罗默和库尔主教派遣的嘉布遣会士及其他传教士推行天主教复兴的同时，雷蒂亚教会在加尔文宗的影响之下，开始坚持在教区加强监督，以强制推行生活改革，这使事态变得更加糟糕。雷蒂亚领导层感到自己越来越处在困境之中，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三个联盟的人数少于他们在基亚文纳和瓦尔泰利纳的臣民数量。两地的臣民变得越来越不安分，在1572年和1607年两次发起叛乱。灰色联盟的大多数居民仍然信奉天主教，而居住在瓦尔泰利纳的4000名新教徒感到非常不安全，这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毫不奇怪的是，加尔文宗的政治领导人将信奉天主教等同于颠覆行为，并利用其在当地法院的影响力，从1617年开始发起迫害运动。
米兰总督富恩特斯（Fuentes）说服雷蒂亚人允许西班牙士兵的小分队在1592年后通过瓦尔泰利纳，但是议会于1601年12月承诺只有法国人可以进入，并在两年后与威尼斯签署了类似的协议。总督进行了报复，于1603年在科莫湖的顶部建造了富恩特斯堡，封锁了基亚文纳的入口，并实施了谷物禁运。雷蒂亚人仍然不为所动，因此到1610年，西班牙仍没有一条令人满意的穿越阿尔卑斯山的路线。幸运的是，由于他们和尼德兰人达成了《十二年停战协议》，这一点现在不那么紧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