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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德兰叛乱在16世纪后期成为西班牙最紧迫的问题，并在17世纪上半叶继续影响其政策制定。尼德兰叛乱限定了马德里应对其他地方的问题的方式，因为在尼德兰人得到处理之前，其他问题是无法完全解决的。虽然叛乱本身没有引发三十年战争，但它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各个派别的激进分子很快将叛乱与他们自己在中欧的斗争相提并论。因此，了解尼德兰的政治、战略、宗教和经济状况，对于理解西班牙如何应对1618年后奥地利遇到的困难非常重要。
马德里试图对低地国家施加更大的控制，激起了当地新教贵族的反对，尤其是奥兰治（Orange）家族。奥兰治家族在法国南部拥有一个同名的公国，还与莱茵兰的拿骚伯爵有亲属关系。尽管西班牙在1559年与法国缔结了和平协议
，但是要求继续征收高额税收，这加深了人们的不满。腓力二世坚持更加积极地迫害异端，这增加了教派上的动机，1566年后，民众骚乱扩大为一场混乱无序的叛乱。1567年4月，腓力派遣阿尔巴（Alba）公爵率领1万名士兵沿着后来被称为西班牙之路的道路向北行进，结果火上浇油。阿尔巴占领了安特卫普和其他主要城镇，建造了新的城堡来恐吓当地居民，并设立了一个镇压法院来处决异端和叛国行为。虽然被处决的人数远远低于新教宣传中声称的10万人，但形势非常糟糕，这导致到1572年，有6万名难民逃往德意志西北部和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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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的镇压在1571年后引发了新一轮的反抗。阿尔巴于1572年4月对佛兰德和其他南部省份发起了大规模反攻，以切断反叛分子与法国胡格诺派的联系。幸存者撤退到荷兰省和泽兰省。这些地方形成了一个天然堡垒，被海水、河流和可能被洪水淹没的低洼地所包围。尼德兰分裂的政治结构也对反叛者有利，因为每个省都有自己的议会（States），由来自乡村地区的骑士和管理城镇的行政官（Regents）组成。 [17] 反叛从一个城镇蔓延到另一个城镇，使得反叛者控制了荷兰省议会，并选举奥兰治亲王“沉默者”威廉为省督（ stadholder ），负责掌管民兵。随着这一进程在北部其他省份的重复，反叛分子很快控制了主要机构，将支持西班牙的人赶走了。
叛乱动摇了西班牙的声誉，迫使政府宣布再次破产，并引发了“西班牙狂怒”（Spanish Fury），1576年，一支没有领到薪水的部队洗劫了安特卫普。 [18] 骚乱打乱了军事行动，似乎证实了新教徒散布的“黑色传奇”（Black Legend），即西班牙是一个残暴、专制的国家。西班牙被迫在1577年2月同意休战，撤回卢森堡和佛兰德以重整军队。由于西班牙军队的撤出，叛军扩大了他们的地盘，扩张到了乌得勒支和盖尔德兰。他们现在东面被伊瑟尔河保护（其渡口在聚特芬），南面被莱茵河和马斯河保护，西面被现在落入他们手中的泽兰各岛保护。而东南部通往叛军控制的领土的道路在很大程度上被中立的列日主教辖区和贫瘠的肯彭荒原所阻挡，叛军占领了安特卫普，也确保了斯海尔德河口和西南部道路的安全。只有从德意志由东方进入的道路容易受到攻击，但是这条路线被试图调解的皇帝封锁了，皇帝在徒劳地寻求一个和平协议。在占领了低地国家的所有七个北部省份后，叛乱者于1579年1月成立了乌得勒支联盟，联盟于1581年通过了《誓绝法案》（Act of Abjuration），拒绝承认腓力二世的权威，走向了完全独立的第一步。
尽管双方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这些举动基本上分割了尼德兰，因为西班牙人无法重新征服尼德兰北部，而叛军也无法解放其余五个南部省份。冲突一直持续下去，因为西班牙拒绝放弃失去的省份，而尼德兰人需要一场明确的胜利来保住他们岌岌可危的国际地位。双方都开始建立各种各样的机构来继续对抗，战争继续持续了70年。西班牙在勒班陀战胜了土耳其人，苏丹在波斯方面遇到各种困难，这使奥斯曼帝国在地中海的威胁大为减少，因此西班牙能够向北转移资源，而且当时白银进口也在增加。帕尔马公爵亚历山德罗·法尔内塞（Alessandro Farnese）受命管理西属尼德兰，并掌管一支军队。他既是圆滑的外交家，又是娴熟的战略家，他创建了佛兰德战争学派，使其成为我们在上一章讨论土耳其战争时提到的西班牙军事体系的核心特征。
佛兰德学派采取了谨慎、有条不紊的对待战争的方法。帕尔马在开始每一场战役时，都向四面八方派遣骑兵来迷惑敌人，同时将主力部队从一个城镇转移到另一个城镇，攻占尼德兰人的据点，尤其是那些对运送部队和物资至关重要的水道沿线的据点。尼德兰人用意大利式的同心环形防御工事加强城市防御，这种工事意在与敌人保持距离，防止敌人轰炸自己的房屋。他们还是专业的筑堤者，可以淹没周围的农村地区以及阵地周围的常规沟渠系统，同时，这些外扩工事还扩大了驻军的火力范围。面对这样的堡垒，敌军需要大量人员来攻击。围城者不得不挖掘平行于敌人工事的战壕，以保护自己免受守军的炮火袭击。一旦他们固定了自己的火炮，可以提供掩护火力，他们就会开始向选定的攻击点艰难地挖掘堑壕，在接近敌人工事的过程中，还会挖出第二个，可能还有第三个平行的堑壕。每次前进的时候，他们都把大炮向前移动，直到最后大炮可以在近距离固定下来，轰击对面的主墙。一个精力充沛的驻军指挥官会组织突击，尤其是会在晚上进行，来骚扰围攻者，摧毁他们的战壕，破坏他们的大炮。此外，围攻者自己常常不得不挖一整圈防御工事，以防救援部队的袭击。
鉴于围城过程又危险又漫长，习惯上围城方会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求驻军投降。有时，守军会同意如果在一段时间之内没有获救的话就投降。在早期投降的驻军更有可能被授予荣誉投降（hounour of war）的条件，他们有权带着家人、财产和一些象征性物品，例如旗帜、一两门大炮，前往最近的友军城镇。那些投降晚的人往往会被当作战俘对待，尽管实际上只有军官会被拘留，因为没有一个政府负担得起关押普通士兵的费用。被俘虏的普通士兵通常会被收编进战胜者的队伍，这是能唯一能获得生存的方法。一旦内墙被攻破，守军就只剩最后一次机会了，如果拒绝投降，他们将面临袭击，如果敌人破城，城镇将会被掠夺，有时还会被屠城。 [19]
帕尔马说服其余五个忠诚的省份在1582年后重新接纳西班牙军队之后，西班牙决心攻破尼德兰人的防御，建立了欧洲最庞大的军队。到1582年10月，西班牙的佛兰德军（Army of Flanders）共有6.1万多人，同时西班牙君主国在意大利还有1.5万人，在西班牙和其他属地有两万多人。 [20] 佛兰德军中只有大约2000名骑兵，而其他地方的军队中超过四分之一是骑兵。突击武器不再被用作战场的主要武器，这被视为一种退步，因此西班牙人只能进行消耗战，而不能进行决战。然而，1579年后数量上处于劣势的尼德兰人一直避免战斗，帕尔马的策略非常适合这种情况。此外，西班牙的体系在战术上仍然灵活，因为攻城战和前哨任务提供了小团体作战的经验。
这支庞大军队中实际上只有一小部分是西班牙人。卡斯蒂利亚人被视为军队的精英，其次是意大利人，紧随其后的是来自弗朗什—孔泰、卢森堡的勃艮第人，以及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人。来自佛兰德的瓦隆人在自己国内服役时被认为不可靠，但在德意志和其他地方表现稳定，他们构成了佛兰德军的骑兵主力。16世纪早期，德意志人曾更受青睐，但现在他们在西班牙人心目中的地位有所下滑，而且他们在佛兰德服役时往往表现很差。许多在三十年战争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曾在佛兰德军中服役。最突出的是让·策尔卡斯·蒂利（Jean Tserclaes Tilly），他的早期生活反映了尼德兰和西班牙之间的尖锐矛盾。蒂利的父亲卷入了最初的叛乱，并逃离了，以躲避阿尔巴法院的审判。蒂利本人被置于耶稣会士的照料之下，可能是充当人质，以保证他父亲表现良好。1576年，在他父亲的财产被归还两年后，他在西班牙军中服役，参加了佛兰德以及科隆和斯特拉斯堡周围的军事行动。1594年，他进入帝国军队服役。 [21] 其他来自尼德兰南部的著名指挥官包括在三十年战争中成为蒂利下属的安霍尔特（Anholt）伯爵，以及在1618年至1621年间成为帝国总司令的比夸（Bucquoy）伯爵，后者之前在纽波特战役和奥斯坦德围攻中成名。他的继任者，来自意大利的希罗尼姆斯·吉罗拉莫·德·卡拉法（Hironymus Girolamo de Carafa），自1587年以来一直在佛兰德军中服役，之后于1607年转而到意大利的西班牙军队中服役。西班牙的影响力不仅限于天主教德意志地区，因为新教诸侯也有加入佛兰德军的。不伦瑞克的格奥尔格（Georg），未来的卡伦贝格公爵，先是在尼德兰军中服役，后来于1604年转变了阵营，决定在西班牙军队中完成军事训练，直到战争结束。
虽然军官队伍仍然主要由贵族组成，但它正变得越来越专业，有才能的人有机会脱颖而出。约翰·阿尔德林根（Johann Aldringen）是卢森堡一名城镇职员的儿子，他于1606年加入佛兰德军，在蒂利于1632年去世后晋升为巴伐利亚总司令。约翰·贝克（Johann Beck）是信使的儿子，在13岁时从最低级的士兵开始了军旅生涯，最终在1634年成为帝国军队将军，然后在6年后重返西班牙指挥。来自科隆选侯区的农民扬·韦特（Jan Werth）于1610年左右加入西班牙军队时只是一名普通士兵，最后作为帝国骑兵指挥官结束了职业生涯。帕尔马的声望和他的军事方法的名气吸引了那些寻求军事训练的人。例如，施里克伯爵在1604年加入了佛兰德军，之前他还曾与土耳其人作战。这些人有助于在整个帝国传播西班牙的军事思想，并根据德意志以往的经验和土耳其战争的教训来阐释这种思想。
1579年后，帕尔马的行动取得了一系列成功，证明了他的战略是正确的。他收复了马斯特里赫特、图尔奈、奥德纳尔德、布鲁日、根特、布鲁塞尔，最后，经过长期围城，于1585年8月收复了安特卫普。这些胜利确保了西班牙对南部省份的控制，并鼓励北部仍然信奉天主教的农村人口反抗信奉加尔文宗的叛军领导人，现在另外三个省份也暂时回到了西班牙的统治下。当时恰逢“沉默者”威廉被暗杀，这些事态发展促使尼德兰人向英格兰的伊丽莎白提供主权。伊丽莎白不愿意接受任何来自反叛者的条件，但还是对西班牙的胜利感到非常警惕，英格兰成为第一个与尼德兰结盟的大国。1585年，英格兰派出莱斯特伯爵率领一小支军队来到尼德兰，尼德兰人接受了莱斯特伯爵为政治和军事领袖。这个安排没有得出什么好的结果。没有领到薪水的英格兰军队未能保卫尼德兰人，而莱斯特与加尔文宗激进分子合谋，以夺取更大的权力。1587年，他企图政变未遂，而尼德兰人在荷兰省议会温和派领导人约翰·范·奥尔登巴内费尔特（Johan van Oldenbarnevelt）的影响下，决定性地转向了共和政府。奥尔登巴内费尔特反对狭隘的教派争斗，主张建立一个广泛的联盟来击败西班牙，他成功说服荷兰省和泽兰省选举威廉17岁的儿子拿骚的莫里斯（Maurice of Nassau）为新的省督，赢得了奥兰治家族的支持。这一举动巩固了荷兰省和奥兰治家族之间的强大联盟，前者通常支持温和派，后者通常是激进分子的焦点。尼德兰共和主义逐渐形成，特别是通过政治哲学家雨果·格劳秀斯（Hugo Grotius）的著作。共和的理想建立在巴塔维亚自由的神话之上——巴塔维亚是尼德兰的罗马名字——并且将《圣经》中犹太的乌托邦理想与古代雅典的理想结合起来，尼德兰人声称，富有、受过教育、有时间献身公共事业的人组成的协商式政府是自由、稳定、美德和繁荣的最好保障。 [22]
1588年，反叛各省份正式结成联盟，这些理想得到了切实的体现，联盟保留了每个省的自主权，但将权力交给了联省议会（States General），其中每个省都有一票表决权。1593年后，联省议会每天都在海牙开会，但仍然充满各种辩论，因为所有重要决定都需要七个行省议会的批准。由莫里斯充当的省督提供了平衡，他的影响力建立在社会声望而非正式权威之上，并且，通过他与欧洲各王室的联系，以及他自己的个人宫廷，这种影响力得到了增强。除了处理金融和军事事务的机构，中央机构仍然很少，大多数行政权力分散到省和地方一级。尽管很麻烦，但共和国还是成功地运作了下去，因为它将各地区整合在一个共同的框架内。地方寡头已经拒绝了腓力二世干涉自己的事务，他们需要共和国来阻止西班牙重新获得控制权。
在漫长的独立斗争中，荷兰省惊人的人口和经济增长支撑了这个新生的国家。北方各省的人口在1520年至1650年间翻了一番，到1600年已经达到150万，由于1572年至1621年间又有15万名难民从南方逃离过来，人数有所增加。 [23] 到1650年，荷兰省人口为76万人，远远超过第二大省弗里斯兰的16万人，而最小的德伦特省人口只有2.2万人。荷兰也是城市化程度最高的省份，有17.5万人居住在阿姆斯特丹，另有36.5万人居住在其他22个城市中。人口、财富和人才的集中推动了经济增长，到1590年，尼德兰在世界贸易中占据了首位。尼德兰的首要地位主要建立在航运的基础上，体现在建造船只和为欧洲和全世界运输货物上。殖民贸易激发了当时人们的想象力，但波罗的海和北海仍然是最重要的活动领域。1634年，尼德兰渔船总数为2250艘，从事波罗的海和地中海贸易的有1750艘船只，相比之下，从事殖民地贸易的船只仅有300艘。欧洲贸易中的船只一年最多可以航行四次，但是去东印度群岛的航程需要两年时间。大部分殖民贸易与欧洲工业有关，例如1599年至1605年间，800艘船只前往加勒比海地区是为了运回委内瑞拉的盐，用来腌制北海捕的鱼。尽管如此，香料贸易非常有价值，在16至17世纪之交，每年有2710吨的香料运抵，价值137吨白银，相比之下，从波罗的海运来的谷物只有12.5万吨，价值仅相当于88吨白银。 [24]
尼德兰在运输贸易中的突出地位使共和国成为欧洲和殖民商品的转口港，并刺激了欧洲对尼德兰本地产品的需求，如纺织品、腌鱼和其他加工食品。商品的流动使得尼德兰商人在欧洲市场上占据了巨大的份额，因为人们在国内找不到的产品，都会找他们来买。尼德兰人为应对其他地方的商品短缺，吸引了投资和信贷，使得阿姆斯特丹取代了安特卫普和热那亚的传统金融中心。阿姆斯特丹交易银行（ Wisselbank ）成立于1609年，不同于其他地方的许多类似尝试，它可以获得大量来自私人投资者和市政当局的本地资源。尼德兰人能够提供更便宜的长期贷款，到1600年，尼德兰政府支付的利率降低到10%，40年后又降低了一半。 [25] 这保证了尼德兰金融的稳定性，而这正是其竞争对手所缺乏的。联省议会每年都会批准未来12个月的中央预算，然后按照固定比例在各省之间分配负担。没有一个中央财政部；相反，每个省都被分配了具体的支出项目，用自己的税收支付。荷兰省的影响力就体现在这里，因为荷兰独自承担了60%的支出，而其他省份则贡献了其余部分，上艾瑟尔只支付4%。尽管经济不断增长，收入不断增加，但负担仍然非常沉重，尼德兰人为争取自由而缴纳的税款无疑比他们以前付给西班牙统治者的要多得多。
除了现金，尼德兰经济还出产宝贵的战争物资，因为低地国家是欧洲军火工业的中心。西班牙控制了南部省份，掌握了梅赫伦的大炮铸造厂、马斯特里赫特的小型武器厂以及那慕尔的盔甲和火枪工场。列日主教辖区是南方最重要的中心，生产各种装备，特别是火器、盔甲和有刃武器，并同时向双方出售，以保持中立。附近的帝国城市亚琛和埃森也生产枪支，整个地区对帝国其他地区至关重要，其他地区生产能力有限。上奥地利著名的斯泰尔武器厂直到1639年才成立，当时每年只有生产大约3000支火枪的能力。德意志地区的主要武器制造中心是图林根的苏尔，在1620年至1655年间，苏尔的4000名居民生产了至少7万支火枪和1.3万支手枪，主要是为帝国军队生产的。佐林根和纽伦堡的冶金工人仍然是有刃武器的生产主力，但是整个中欧的生产都在尼德兰北部的生产面前黯然失色。阿姆斯特丹生产小型武器、大炮、火药和盔甲，而其他中心则更加专业化，代尔夫特和多德雷赫特主要生产小型武器，豪达供应火绳，乌得勒支生产盔甲和手榴弹，海牙生产青铜大炮。然而，尼德兰军火商如此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他们有着广阔的贸易网络。他们从亚洲和波罗的海采购硝石，从西西里和厄尔巴岛采购硫黄，还从其他地方的供应商那里进口各种所需部件，最后在共和国组装成武器成品。
稠密的人口、武器生产和良好的交通相结合，使得尼德兰南部和北部对潜在的战斗方都有吸引力。布鲁塞尔的西班牙当局和海牙的尼德兰当局都经常放出多余的武器，以帮助交易商完成与友方势力的合同。尼德兰武器的需求量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们从来不打折，但是他们的政府有时会以较低的价格将自己的部分库存卖给盟友。尼德兰人获得的信贷和库存使他们能够提供一揽子交易，例如在1622年向不伦瑞克的克里斯蒂安（Christian）的军队提供全套武器、盔甲、皮带、火药、火绳、弹药、镐和铲子。国家和两个殖民地印度公司
的巨额开支维持了经销商的生存。例如，荷兰东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的年度花费就达150万弗洛林，这保证了稳定的需求。政治考虑也确实影响了出口。最后一批卖给皇帝的大宗货物是在1624年，表面上是为了对抗土耳其人，但实际上是被用于对抗特兰西瓦尼亚人。向新教德意志各国的出口在1625年左右停止，部分原因是这些国家基本被击败，不复作为单独交战方而存在，但也是因为共和国希望避免卷入那里的战争。出口继续流向法国、英国、丹麦、瑞典和威尼斯，这些国家都对共和国很友好，葡萄牙在1640年反抗西班牙后，也被列入武器供应商的客户名单中。当涉及生意时，尼德兰人对西班牙没有怨恨，在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后，尼德兰人立刻向西班牙提供了武器，尽管这些武器显然会被用来对付共和国的前盟友法国。
17世纪上半叶，尼德兰的出口总额至少为20万件小型武器，价值120万弗洛林。此外，价值50万弗洛林的10万套盔甲、总价超过2500万弗洛林的270万千克火绳和220多万千克火药被销往国外。这笔交易至少赚了5000万弗洛林，这相当于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共和国国民生产总值的贡献。除此之外，还必须加上从出售船舶备品、铜、铅、锡、硝石和其他战争物资中获得的数额大致相当的利润。有些人发了财，比如从内河船船长起家的特里普（Trip）家族，或者从列日作为难民来到阿姆斯特丹的德·海尔（De Geers）家族。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家族的成功都归功于他们的商业投资多元化，这些多元化的投资有时候也会整合在一起。艾利亚斯·特里普（Elias Trip）和路易斯·德·海尔（Louis de Geer）通过借钱给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获得了瑞典铜工业的垄断地位，他们经营一个营运资本相当于荷兰东印度公司三分之一以上的财团。阿姆斯特丹的特里普家族大厦建于1660年至1662年，装饰有炮筒形状的烟囱，耗资25万弗洛林，现在是荷兰科学院的所在地，路易斯·德·海尔去世时留下了170万弗洛林的遗产。 [26]
海军最能体现战争和贸易之间的这种联系。海军是由关税和商人支付的保护费资助建立的。尼德兰海军管理权分散，适合共和国的总体结构，共有五个海军司令部，其中三个在荷兰省，其他两个在泽兰省和弗里斯兰省。虽然这为个人之间的竞争创造了空间，但它确实促进了与当地商业社区的互动，而当地商业社区仍然是额外船只和人力的重要来源。海军在重要的内陆水道为陆军提供紧密的支持，但后来也扩大到可以封锁佛兰德海岸，在北海和英吉利海峡巡航，并护送商船。后一项任务的费用由商人支付，而渔船队装备了自己的守护船，两个殖民地印度公司创建了自己的海军分队，分别用来保护与东印度群岛和西印度群岛的贸易。从1596年开始，海军开始装备更大、武装更强的船只，有能力攻击西班牙海岸和亚速尔群岛。 [27]
国内防务由城市民兵（ Schutters ）维持，民兵在16世纪70年代进行了重组，从市民和其他富裕居民那里招募。尽管可以用钱购得豁免权，但服兵役成了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与共和价值观、男子气概和团结精神联系在一起。民兵部队还会委托主要艺术家画肖像，伦勃朗的《弗兰斯·班宁·科克上尉的民兵连队》（即著名的《夜巡》）就是其中著名的例子。在前线，民兵部队被来自不同省份的正规军合并成的常规军队取代，奥兰治亲王担任将军。
虽然各省军队的合并发生在1576年11月，但直到十年后，这支军队才真正在拿骚的莫里斯的指挥下成形。
年轻的亲王在父亲遇刺后意外掌权，因为他的哥哥菲利普·威廉（Philip William）被西班牙人控制，无法继任他父亲的职位。他也没有总司令的头衔，因为弗里斯兰、乌得勒支和盖尔德兰都选出了别的省督，打破了指挥的统一。尽管如此，由于奥尔登巴内费尔特的支持，莫里斯获得了荷兰的政治支持，成为主导军事人物，也是奥兰治家族在尼德兰政坛的主要代表。他的名字与一系列军事改革联系在一起，这些改革不仅奠定了尼德兰作战方式的基础，而且对德意志和瑞典的军事组织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些措施解决的是整个欧洲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但由于它们比其他地方的类似努力更早取得成功，因此成了值得效仿的模式，也吸引了后世历史学家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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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试图利用职业雇佣军的凝聚力，同时坚定地将他们置于政治控制之下。他的措施是运用哲学、科学和医学的见解，解决当代问题。16世纪晚期的思想家们着迷于一种信念，他们相信可以在自然界中发现模式，从而解开宇宙的神圣秘密。这种早期的理性与后来的人文主义者对经典文本的重读相结合，后者相信可以在古希腊和罗马世界中寻找其他答案。尤斯图斯·利普修斯（Justus Lipsius）的作品清楚地表达了这种研究世界的方法。他在莫里斯曾就读的莱顿大学教书，并于1589年向亲王展示了他的《政治六书》（ Politicorum sive civilis doctrinae libri sex ）。 [29] 和许多同时代人一样，利普修斯对宗派暴力感到震惊，并在古典文献中搜寻，试图找到补救办法，将古希腊哲学改写为新斯多葛主义。他认为激情蒙蔽了人类的集体最大利益，导致了非理性暴力。因此，情绪应该被抑制，最好是通过钢铁般的自律，不能的话就通过外部胁迫。通过阅读罗马后期的帝国历史，利普修斯扩展了他的哲学，呼吁建立一个坚定而负责任的政府，在这个政府中，统治者有责任保护他的臣民避免互相伤害，同时免于外部威胁。这些想法之所以获得如此大的影响力，是因为它们与新教和天主教生活改革者所渴望的大量基督教道德结合在一起。
在此基础上，利普修斯阐述了一个四重要素的纪律概念。操练使古罗马军队所向无敌，现在不仅应该用于武器训练，还应该用于训练士兵在一个有纪律的部队中接受服从。这种想法影响了生活的其他领域。例如，当时的舞蹈风格正在从直线形式转变为圆形的几何运动，前者允许舞伴之间快速互动，后者可以使个人更好地利用自己周围的空间。不必要的运动都应该被避免，舞者或士兵应该只在稳定的平衡状态下移动身体的某些部分。例如，向前刺出长枪，同时保持头部严格对齐，并面向前方。秩序是第二个要素，因为需要一个等级制的命令结构来指导个人运动，并确保军事机器中的所有齿轮都能平稳运行。至关重要的是，更高的级别也要服从秩序，他们不能再随心所欲地对待下属。第三，定期演习是更广泛的胁迫战略的一部分，目的是打破自行其是的雇佣军文化，鼓励把自律内在化。最后一个要素则强调奖励和惩罚。军法条例（Articles of War）不再是士兵集体组织的表达，而是新军事文化制度化的一种手段。军法条例由训练有素的律师起草，并与新征兵制度和宣誓仪式相结合，旨在通过标准化的服役合同取代集体薪酬谈判，并将所有人员包括在一个共同的法律框架内。
这些原始的绝对主义思想与教会和国家加强社会纪律的议程不谋而合，但是利普修斯的意图是让战争变得不那么富有暴力和破坏性。他的思想使莫里斯的改革在智识上受到尊重，并被广泛传播，因为尼德兰已经是印刷和出版中心。雅各布·德·盖恩（Jacob de Gheyn）在1607年出版了著名的图解武器手册，在那年晚些时候出现了丹麦语版，第二年出现了德语版。随后出现了许多其他实用手册，如约翰·雅各布·冯·瓦尔豪森（Johann Jacob von Wallhausen）在1615—1616年出版的三本手册，这三本手册在整个17世纪都经常被重印或重刊。 [30] 更有影响力的是众多志愿者，他们成群结队地来到莫里斯旗下学习军事艺术，现在，与英国的联盟和共和国的成立使反叛不再是一件耻辱的事情，使在尼德兰服役更具吸引力。和佛兰德军的情况一样，这些个人联系将对三十年战争的进程产生强大的影响。一些人是从行伍中得到提拔的，比如彼得·埃佩尔曼（Peter Eppelmann），他是一名来自拿骚的哈达马尔的加尔文宗农民，由于良好的家庭的关系，得到了大学教育，并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高贵的“梅兰德”（Melander），即希腊语中的“苹果人”的意思。梅兰德先是担任莫里斯的秘书，后来成为掌旗官，再后来转到威尼斯，然后在黑森—卡塞尔军中服役，最后以帝国指挥官的身份结束了职业生涯，被封为贵族，采用了“冯·霍尔泽费尔”（von Holzapfel）的名字，这个名字在德语中是苹果树的意思。许多德意志新教贵族加入了尼德兰军队，例如约翰·冯·格索（Johann von Geyso），另一位受封贵族的平民，在1640年取代梅兰德成为黑森—卡塞尔军指挥官，还有克尼普豪森（Knyphausen）男爵，他在1603年在尼德兰军中担任上尉，后来成为瑞典的将军。其他人把他们的经历带到了其他地方，比如威尔士人查理·摩根（Charles Morgan），他后来指挥了一支英国远征军前往德意志北部，还有苏格兰人亚历山大·莱斯利（Alexander Leslie），他在1602年至1608年间在莫里斯手下担任上尉，之后进入瑞典军队服役，然后被封为列文伯爵，在英国内战中先是担任誓约派（Convenanters）指挥官，然后指挥保皇派军队。此外，沙蒂永侯爵加斯帕尔·德·科利尼（Gaspard de Coligny）在尼德兰服役时指挥了两个胡格诺派军团，他将莫里斯的改革传播到了法国。
尼德兰的影响力得以传播的第三条途径是政治联系，特别是通过拿骚—锡根伯爵约翰七世，他是奥兰治的威廉的侄子，在莫里斯手下服役，并在自己的领地上实施改革。德·盖恩的图解手册用的就是约翰的操练本，伯爵于1616年至1623年间在他的首都锡根设立了一个军事学院，由瓦尔豪森担任学院的教官。约翰将尼德兰的理念与德意志历史上的实践相结合，使新方法更适用于帝国内部的情况。阿尔巴公爵于1567年沿着边境向北进军，让莱茵兰地区的诸侯非常警觉，尤其是拿骚家族，因为他们和叛军领导人有亲属关系。由于担心增援阿尔巴的西班牙常规部队可能会转而进攻他们自己的土地，拿骚的伯爵们与他们在韦特劳地区的邻居结成了联盟。所有人统治的地区都较小，人口稀少，无法维持大量正规军。约翰认识到民兵在进攻中无法代替专业人员，但相信可以依靠他们保卫自己的祖国。臣民本来就有义务在紧急情况下应召，但他们出现时会带着奇形怪状的武器，例如锈剑、农具和棍棒。约翰认为，他们需要的是尼德兰式的良好纪律以及坚定决心，并使他们能够最大限度地利用现代武器。
地方官员负责登记男性人口，根据年龄、婚姻状况和健康状况将他们分成几组，然后挑选未婚的年轻男性，由专业教官提供定期指导。男性被分成标准规模的连队，较大的社区可以提供完整的连队，较小的教区则合并起来组成一个连队。然后从中特别挑选的部分（ Auswahl ）每周日都会在村庄中的绿地上操练，定期在营地集合，以更大的队形练习机动。在发生紧急情况时，教堂会敲钟召唤他们集合，他们去地方治安官那里领取武器，在操练军士和有军事经验的当地绅士的领导下集合。到1595年，这种“领地防御系统”（ Landesdefensionswesen ）中的所有元素都已经在拿骚建立起来，在约翰操练手册的建议下，到1600年左右，也在采用新式民兵体制的新教诸侯中传播开来。 [31]
改革是统治者和臣民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德意志诸侯和其他的领地统治者已经可以召唤他们的臣民来执行领地义务（ Landfolge ），即协助抵抗入侵和对抗自然灾害的义务，以及对抗违法者的法院义务（ Gerichtsfolge ）。帝国公共和平的发展（见第2章）在1570年加强了这些权力，因为统治者现在可以要求他们的臣民维护帝国法律和保卫帝国，尽管领地等级会议对这些权力是否可以延伸到征召臣民进行进攻性战争还有争议，并且普遍拒绝投票征收新税。 [32] 诸侯们将这种民兵制度视为一种在其臣民中扩大自己权威的方式，并且相信定期操练可以促进社会变革，而这些社会变革符合教派化所要求的纪律和道德驱动。像这些措施一样，领地防御系统的实施依赖由教区牧师、村长和王室治安官构成的统一网络。然而，诸侯遇到了来自其领地贵族的抵制，后者拒绝让自己的佃户被纳入这一体系。结果是达成了妥协，因为改革必须依赖等级会议同意支付训练士官的工资、购买新武器，并提供啤酒等用来鼓励人们来参加训练的诱惑品。在勃兰登堡，民兵征召仅限于选帝侯城镇，而在萨克森，9664人是从选帝侯自己9.3万名体格健壮的佃户中挑选出来的，而帝国骑士管辖下的4.7万名体格健壮的男性只提供了1500名兵员。贵族们无法完全回避这个制度，因为他们拥有的封地是与履行兵役的义务挂钩的。通过回应封建征召，组成骑兵，这些长期的个人关系被纳入领地防御系统中去。萨克森的帝国骑士不得不提供两个团，总共1593人，而其他地方的骑士通常只提供全部民兵的十分之一。总的来说，约十分之一的健壮男性参加了民兵，约占总人口的2.5%。 [33]
民兵并不像一些后来的历史学家相信的那样，打算取代野战正规部队。相反，他们负责提供临时的本地防御，用来对付入侵和掠夺者，以及驻守战略堡垒。后者是整个系统中最昂贵的部分，因为诸侯们建造了新的尼德兰式防御工事，或者将现有的工事进行现代化改造。由于普法尔茨领地分散且易受攻击，普法尔茨选帝侯开启了最雄心勃勃的计划，在1606年至1622年间，他在一个古老的村庄周围建造了曼海姆，城市包括一个有七座棱堡的城堡（Friedrichsburg），以及围绕城市其余部分的城墙，另外还有六个完整的棱堡和两个半棱堡。另一座城堡于1608年在弗兰肯塔尔建造，并在1620—1621年得到加强，现有的海德堡城堡也被扩建了。无论如何，诸侯们都保留了一些专业军人作为护卫队和驻军。到1600年，民兵、堡垒和小型专业护卫队的结合构成了德意志全境军事组织的基础。
不难理解为什么等级会议怀疑统治者所做的保证，即这些措施纯粹是防御性的，因为在野战中，专业军人可以坚定这些动员民兵的决心。臣民们把操练看作不断增长的劳役需求之外的另一项苦差事，而且伴随着训练，还经常有大量酗酒行为，这也表明理论家认为操练会培养基督教道德的预测靠不住。勃兰登堡的城镇在1610年说服选帝侯放弃民兵组织，回到以前在需要的时候雇佣兵员的做法。这些挫折减缓了改革的推行速度。普法尔茨的计划从1577年开始，直到1600年才完全实施，而等级会议将萨克森民兵的组织推迟到1613年。
后人在评估这些措施和尼德兰改革时，往往会时代错误地把他们自己的关切投射到其上。德意志保守派将民兵视为发展全民兵役的里程碑，认为这是一项爱国义务，但帝国的政治分裂使其无法推行，诸侯只得在1618年后回到招募雇佣军的做法。其他人将民兵解释为潜在的人民军队，指出农民是如何利用这个系统组织叛乱的。这两种观点都不完全恰当。尼德兰城市民兵和德意志民兵都融入了明显的现代早期的愿景：前者是非集权的共和国中享有特权的市民，后者是领地诸侯的顺从臣民。无论如何，尼德兰的影响只是启发德意志采取这些措施的一个来源。1602年领导普鲁士改革的法比安·冯·多纳（Fabian von Dohna）曾在莫里斯手下服役，并帮助普法尔茨组织民兵。然而，普鲁士体系被称为维布兰森（Wibranzen），这个词来自波兰语的“精选”（ Wybrancy ），而1593年后土耳其的威胁刺激了其他地方的改革。此外，天主教领地也在按照类似的方式重组其传统的民兵，尤其是在巴伐利亚，1593—1600年间实施的措施组织了2.2万人，形成了39个农村团和5个城市团。
很多尼德兰的想法以及与德意志民兵改革相关的想法都是高度理论化的，专注于设计没有什么用处的几何形状。甚至那些更关心实际建议的人也经常反对技术变革，比如瓦尔豪森，他哀叹长枪作为骑兵主要武器的衰落。尼德兰人的方法和他们的对手没有什么不同，例如他们减少骑兵的数量，使其只占军队的一小部分。他们偏好更薄的阵形不仅仅是为了使火力最大化；这也是一种权宜之计，因为他们通常在人数上处于劣势。最重要的是，尼德兰的成功并非依赖新型武器或军事理论，而是依赖金融稳定和特定的商业心态。尽管西班牙拥有巨额财富，却仍然依靠忠实和对社会上级的忠诚，这样在钱用光的时候，依然能维持人员的数量。而对尼德兰人来说，这种想法是令人厌恶的，在他们看来，合同是一项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在一个持续增长仰赖于对信贷的持续信任的商业化经济体中，不可能有别的想法。士兵是雇员，因此有权定期获得报酬。
自大约1500年招募雇佣军的做法流行以来，每月支付士兵工资已经成为惯例，同时给他们一个或多个月的额外工资，作为招募奖金和退伍时的奖金。在50年间，士兵的工资增加了50%到100%，直到1530年，统治者开始为每个军衔设定上限。通过以兵变为威胁，士兵们迫使当局随后支付越来越多的银币，尽管每月给一名步兵支付的银币的官方数量仍然保持在4金弗洛林左右。随着西班牙和尼德兰组建常备军，成本进一步上升，因为他们必须全年支付这些费用，而不是像16世纪初仍然习惯的那样，只在作战季支付。所谓的“尼德兰月”是在1576年作为一项经济措施引入的，它将一年分为8个各有42天的时间段，再加上一个29天的时间段，从而减少了政府每年分期付款的次数。其他人也尝试过这种方法，比如奥地利人，他们在1607年之前将这一年减少到9个月，其中两个月的工资将会以布料支付，用来制作制服。奥地利的措施仅仅引发了进一步的哗变，因为帝国士兵已经被拖欠了巨额工资。相比之下，尼德兰人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他们至少履行了承诺，能支付打折之后的薪水。在一支有超过一半的男性来自共和国以外的军队中，固定的工资是凝聚力的基础，尽管时不时地会战败，但他们仍然能保持忠诚，尤其是因为政府的信誉依然牢固。波希米亚和德意志新教地区缺乏这种金融稳定性，因此他们在1618年后复制尼德兰战术和组织的尝试建立在非常不稳固的基础上。
虽然尼德兰军队拥有更稳固的财政基础，但他们的人数仍然少于对手，莫里斯在1588年召集了大约20,500名士兵，约占西班牙军队人数的三分之一。然而，他因腓力二世把资源转移到其他地区而获益，腓力二世先是在1588年关注英国事业（Enterprise of England）
，然后是在1590年后转而对法国宗教战争进行徒劳干预。帕尔马勉强地接受了这些来自马德里的命令，1593年接替他担任总督的阿尔布雷希特大公不得不继续在阿图瓦进行战役，以支持法国天主教同盟。这使得莫里斯能够继续发动攻势，通过占领一系列战略城镇来巩固共和国南部边境。莫里斯1590年3月攻占布雷达，将尼德兰的突出部扩大到西南部的布拉班特，并且提供了一个平台，让深入攻击西班牙控制的尼德兰成为可能。这些新占领的土地并没有在与其他省份平等的基础上并入共和国，而是作为分子邦（
Generaliteitslanden
）被统治。从17世纪20年代起，它将成为争夺最激烈的地区。接下来的一年，一场三管齐下的进攻扩大了突出部，占领了距安特卫普仅16千米的许尔斯特，并夺回了聚特芬和代芬特尔，从而确保了艾瑟尔河战线的安全，进而占领了瓦尔河上的奈梅亨，将战线从边境向东南延伸。确保了整个南方阵线的安全之后，莫里斯于1592年转向北方地区，粉碎了7年前在北方各省爆发的天主教叛乱。格罗宁根于1594年被攻占，标志着这次战役的结束，所有七个省都回到了尼德兰共和国的控制之下。
莫里斯在1595—1596年重组军队之后，于1597年8月向东进攻艾瑟尔河对面剩余的西班牙领土，这一举动将对帝国产生致命的影响，因为它将战争转移到了帝国边境。尼德兰人迅速占领了另外七个设防城镇，将领土延伸到威斯特伐利亚帝国行政圈的边缘，并占领了莱茵河下游属于科隆选侯国的一个城镇——莱茵贝格。
现在共和国北部的天主教人口完全与西班牙人切断了联系，除非马德里准备打破帝国的中立，并通过向西穿越威斯特伐利亚包围尼德兰人。西班牙做出了迟来的回应，在尼德兰人到达之前，于1598年9月派遣了2.4万名士兵进入明斯特、雷克林豪森和于利希、克利夫斯、马克和贝格的四个下莱茵公爵领，以牢固控制这些地方。公共和平的分权结构允许地方统治者启动帝国防御，哪怕鲁道夫皇帝没有做出回应。五个西方帝国行政圈最终动员了1.6万名士兵，但是直到1599年7月他们才集合起来，这时距离西班牙人离开已有三个月，只留下了几个德意志境内的驻军点。行政圈的军队试图夺回其中一个城镇，但可悲地失败了，他们在9月工资耗尽后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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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事件被称为“西班牙冬天”，它使得德意志人更想置身事外，不想掺和进西班牙和尼德兰的纠纷，科隆、明斯特及其他邻近地区开始与双方进行谈判，劝说他们限制入侵的范围。
西班牙人能够进军德意志地区，是因为他们在1598年5月与法国达成了《韦尔万和约》（Peace of Vervins），结束了西班牙的两线同时作战的状态，并使阿尔布雷希特能够重新部署整个佛兰德军对抗莫里斯。他将焦点转回西方，并再次攻击尼德兰共和国在斯海尔德河口周围戒备森严的防线。行动很快就在尼德兰的防御工事前停滞不前，随后由于欠薪不断增加，军队哗变，行动也随之崩溃。莫里斯从佛兰德海岸的布拉班特突出部向南进攻，打算消灭西班牙人在敦刻尔克建立的海军基地。阿尔布雷希特试图拦截他，1600年7月2日，纽波特战役爆发，这是自16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的第一次重大交战。这次行动显示了佛兰德阵地战学派的局限性。当时尽管佛兰德军共有4000名骑兵和6万名步兵，阿尔布雷希特却很难抽出1500名骑兵和8000名步兵用于战斗，因为其余的人要么要驻守设防城镇，要么由于兵变仍然违抗命令。 [35] 同样，这一行动也凸显了更激进的寻求决战策略的局限性。尽管打败了西班牙军队，莫里斯还是没能拿下敦刻尔克，战役结束之后，他依然在原来的位置。
阿尔布雷希特决定阻止对敦刻尔克的任何进一步企图，于1601年7月进攻奥斯坦德的英格兰和尼德兰驻军。奥斯坦德之战相当于17世纪的凡尔登战役。双方都投入了大量人力和物力，拥有这个港口的象征意义远远超出了其战略上的重要性。尼德兰人被迫将军队从1599年的3.5万人扩大到1607年的5.1万人，这也是因为莫里斯早期取得的成功让共和国有了更长的边界需要防守。
尽管如此，西班牙人对奥斯坦德的专注给了莫里斯又一次向东扩展阵地的机会，这一次他集中精力保护东北部边境，以保护格罗宁根周围新收复的地区。这是欧洲众多边界最为错综复杂的地区之一，在这些地区，各种领地管辖权交错，没有稳定的边境线。整个北海海岸拥有相似的地形、社会组织和政治文化，尽管东部位于帝国内部，西部现在属于共和国。边境两边的人民都珍视他们的农民集体自治权，即“弗里斯兰自由”。16世纪中期，丹麦国王强行将位于今天德意志荷尔斯泰因的村庄并入其领地，因此最东部的人失去了这种自由。最西部的人试图通过成为新生尼德兰共和国的一个省而保住这种自由。位于中间的是东弗里斯兰伯国，直到1464年才并入帝国，由瑟克斯纳（Cirksena）家族统治，该家族本身就是乡村头目的后裔，仍然过着相对简朴的生活。东弗里斯兰和16世纪后期的许多其他德意志领地一样，一直为内部争端所困扰，其他这种领地还有于利希—克利夫斯、黑森、巴登、科隆和斯特拉斯堡（见第7章）。虽然没有一次导致了大规模战争，但所有这些纷争都涉及外国势力，其中内部争端的一派或多派呼吁外国势力提供援助。叙述历史的既有当地历史学家，也有那些研究更为广泛的欧洲关系的人，后者倾向于将这些地方视为大国冲突的潜在爆发点。这两种观点需要整合，因为这些争端的真正意义在于，它们倾向于吸引外部力量逐渐深入到帝国事务中。外国干预总是临时性的，旨在防止敌对各方的干预。人们很少考虑“退出战略”，因为一旦干涉之后，如果要退出的话，往往会造成权力真空，而这种真空可能会被敌对势力所填补。
在东弗里斯兰，这些要点显示得很清楚，这里也是17世纪20年代德意志西北部重要事件的背景（见第10章）。像许多北德意志世俗统治者一样，瑟克斯纳家族在16世纪早期接受了路德宗。这仍然是生活在郡里最贫困的三分之一地区的臣民的信仰，这里满是荒地和高沼地，受到伯爵的直接管辖。另外三分之二是沼泽地，也更繁荣，因为这里肥沃的土壤支持更市场化的农业。沼泽地的农民在领地等级会议中享有代表权，并强迫伯爵禁止进一步增加租金。他们和少数当地贵族信奉加尔文宗，并与该地区唯一的大城镇埃姆登的市民结成了联盟。埃姆登战略地位重要，位于埃姆斯河口，是北海最西部的港口，处理威斯特伐利亚的大部分贸易。尼德兰叛乱爆发后，埃姆登经历了一段繁荣时期，商人寻求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做生意，而难民则前往那里过新生活。渐渐地，加尔文宗越来越和埃姆登及他们富裕的农民盟友反对瑟克斯纳家族的斗争联系在一起，后者信奉路德宗，试图获得更大的权威。
尼德兰人越来越关心1599年恩诺三世（EnnoⅢ）伯爵的继位，因为他似乎比前任更有决心实行自己的意志，并且有亲属在西班牙服役。莫里斯未能占领敦刻尔克，引发了关于西班牙海军新战略的恐慌，该战略旨在破坏共和国独立所依赖的贸易。从敦刻尔克出发的私掠船已经在英吉利海峡拦截尼德兰船只，人们担心，如果他们被允许使用埃姆登，也会攻击波罗的海的贸易。共和国在1602年说服了埃姆登市民接纳一支尼德兰驻军，然后允许军队进入里尔港，里尔港是一个靠近埃姆斯河的小城镇，它阻断了从西南部穿过沼泽和荒原进入东弗里斯兰的唯一路线。埃姆登现在成了一个激进的政治和宗教中心，是为数不多的德意志加尔文宗信徒能和他们其他地方的同宗教徒一样，采用分散的长老会组织地方之一。埃姆登于1604年聘请约翰尼斯·阿尔特胡修斯（Johannes Althusius）为其代言人，这显然是因为他的著作《政治》（ Politica ），该书因其暗示长官有权反抗暴君而广为人知。 [36]
西班牙人仍然被困在奥斯坦德前的战壕里。自1582年以来，每年都有1500人死亡，此外，还有瓦隆人、意大利人和德意志军队的进一步损失。1604年9月，安布罗吉奥·迪·斯皮诺拉（Ambroglio di Spinola）终于成功地结束了奥斯坦德围城战，而在这长达四年的围城中，又有4万人阵亡。斯皮诺拉是在1603年被任命为指挥官的，这彰显了西班牙的很多财政和军事问题。他来自热那亚，这里是西班牙信贷和物流系统的枢纽。1583年敦刻尔克被占领后，他的弟弟在组建佛兰德舰队（Armada of Flanders）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安布罗吉奥一直留在家里，结婚并经营家族银行。像许多银行家一样，他的成功归功于业务多样化，通过为征兵提供金融资助，他为一个儿子谋得了枢机主教的职位，他还大量参与西班牙在地中海地区的贸易。到1602年，斯皮诺拉的银行积累了200万达克特的运营资金，使他能够为西班牙征募和装备1.3万名士兵。他的利益现在已经与西班牙君主国的利益交织在一起；国王在战争中需要他，而斯皮诺拉也需要胜利来维持自己银行的信誉。占领奥斯坦德后，他被正式任命为将军，并于1605年正式取代阿尔布雷希特大公，成为佛兰德军的指挥官。这件事本来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但是现在却促成了有效的伙伴关系。两人都是通情达理的人，而斯皮诺拉的机智和技巧很快赢得了他经验更丰富的下属的尊敬。
他现在重新开始了向东包抄尼德兰人的政策，在艾瑟尔河地区动用1.5万人发起攻击，以夺回1597年失去的许多城镇，包括1606年夺取了莱茵贝格。然而，斯皮诺拉没有渗透到共和国的内部防御体系中，而尼德兰人对西班牙自1598年11月以来的贸易禁运做出了回应，宣布无限制地商业掠夺。这一举动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潜艇战，也同样有争议性。小型船只被许可作为私掠船拦截敌人的贸易，伪装成无害的渔船或者是遇难的友方船只欺骗商船。这和海盗行为之间的区别只是一条狭窄的分界线，这已经够糟糕的了，而且当时阿尔及尔的巴巴里海盗经常袭击英吉利海峡，甚至奴役康沃尔的村民。尼德兰人通过颁布法规来区分爱国的私掠行为和不信神者的海盗行为，来安抚虔诚市民的良心，对他们经常跨过这两者之间界限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私掠不仅是一种有利可图的战争武器，而且深深植根于尼德兰文化中。作为一个满是海员的国度，尼德兰人庆祝由自由引导的“海上乞丐”，正是依靠这种“海上乞丐”的行为，他们在阿尔巴的镇压和1572年占领荷兰—泽兰堡垒期间还能坚持他们的事业。如同德国的U型潜艇战一样，海战后来陷入了消耗战，尼德兰人也因敦刻尔克人的掠夺而损失惨重。 [37] 尼德兰的国防开支在10年内翻了一番，到1604年达到1000万弗洛林。有明显的迹象表明，尽管共和国的财政军事系统效率很高，但是也在面临崩溃。中央债务攀升至1000万弗洛林，与此同时，内陆省份也陷入了欠款危机，到1607年，军队比官方编制的6.2万人少了1.1万人。
随着双方在陆地和海上陷入旷日持久的斗争，后勤成为一个重要因素。尼德兰航海海军的发展，加上私掠行动，使得佛兰德军很难从海上供应获得补给。尽管西班牙人在1585年夺回了安特卫普，但由于尼德兰人控制了泽兰群岛，实际上封锁了斯海尔德河，而敦刻尔克周围有众多沙洲，虽然是一个优秀的私掠船基地，但并不适合大型船只使用。这些问题在1588年的无敌舰队之战中被充分暴露出来，当时西班牙舰队无法找到一个安全的港口来躲避英格兰的袭击，也无法集结帕尔马的军队。 [38] 海上供应的困难凸显了阿尔巴公爵1567年所走的路线的战略意义，这条路线被称为“西班牙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