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战争史：欧洲的悲剧最新章节_彼得·威尔逊著

第5章
西班牙和平

西班牙君主国

西班牙的诸多属地

从1516年到1659年这段时间被认为是西班牙的黄金时代，也是西班牙主导欧洲的时代。关于三十年战争的国际视角认为，战争实际上是其他欧洲国家反对西班牙霸权的一系列更广泛的斗争的一部分。当然，1618年后中欧斗争的影响之所以能遍及全球，主要是通过西班牙及其海外帝国的影响。在三十年战争中，西班牙的存在始终是一个因素，尽管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它自己有着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截然不同的问题。

然而，在一个重要方面，他们所面临的困难是相似的。像他们的奥地利堂兄弟一样，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着一个难以管理和维持的大帝国。1580年，腓力二世强迫葡萄牙接受《联合法令》（Union of Crowns），帝国变得更为庞大了。年轻的唐·塞巴斯蒂昂（Dom Sebastiao）于1578年在发生于摩洛哥的灾难性的阿尔卡塞尔·吉比尔战役中死去，和他一起死掉的还有葡萄牙贵族的精华，而自1385年以来就统治着葡萄牙的阿维斯家族绝嗣。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合并是在一支入侵的西班牙军队强迫下的联姻，但许多葡萄牙人开始意识到合并带来的好处，因为它使葡萄牙可以接触到西班牙的财富和贸易机会。在合并后的新帝国中，葡萄牙本身只有110万名新臣民，但葡萄牙对巴西、非洲和亚洲诸多地区都有主权声称。这些领地算不上牢靠，到1600年，巴西可能有不超过3万名欧洲人和1.5万名奴隶，大约有240万土著居民分散在大部分未经探索的广阔内陆地区。在安哥拉和莫桑比克有几千名葡萄牙人驻守着各种堡垒，而在葡属印度（ Estado da India ），即葡萄牙在好望角以东的领地（管理地是位于印度西部的果阿），还有大约1万名葡萄牙人。 ^[1]

西班牙本身在卡斯蒂利亚以及加泰罗尼亚、阿拉贡、巴伦西亚联合王国和巴斯克省有875万臣民。与欧洲其他地方的趋势相反，由于歉收、瘟疫、移民到殖民地，以及最重要的战争和税收负担，卡斯蒂利亚的人口增长在1580年左右就停滞了。到1631年，卡斯蒂利亚人只有400万，比40年前少了100万。西班牙的海外殖民地的人口也在下降，但在那里，这是征服本身造成的直接后果，征服给土著人口带来了疾病，也让他们过度劳作，到1620年，土著居民从3400多万下降到了150万左右。当时，大约有17.5万名殖民者和大约同样数量的非洲奴隶和混血人口分散在墨西哥、加勒比海地区、南美洲西部和北部海岸地区以及菲律宾马尼拉周围。 ^[2] 相比之下，西班牙的欧洲属地在尼德兰南部有150万臣民，在米兰和西西里各有100多万臣民，在那不勒斯还有300多万臣民，这些统计数据可以让我们对西班牙的殖民帝国形成一个正确的视角。

由于西班牙自身经济停滞，其属地和殖民地的重要性被放大了。除了美洲白银的出口，西班牙对欧洲贸易的主要贡献是原材料和一些食品。西班牙对特定产品实施垄断的卡特尔系统抑制了经济增长，这种做法还延伸到殖民贸易上，国王与塞维利亚合作，使其成为通往美洲的唯一门户。收成不佳和沉重的财政负担导致人们迁移到城镇或殖民地，剩下来的人无力抵挡贵族和教士对其剩余公共土地的侵占。私人投资者和商人依靠白银收入来资助消费，因为西班牙无法养活自己的人口，不得不大量依赖进口食物。由于无法生产足够数量的有用商品，西班牙人无法受益于殖民贸易的增长，这种贸易随着美洲殖民白人人口的增长而扩大。尼德兰和其他外国商人纷纷涌入市场，在1600年左右获得了使用西班牙大西洋港口的特别优惠。50年后，西班牙有超过12万名外国人，主要集中在塞维利亚，外国人占这座城市人口的十分之一。

白银：帝国的命脉

随着时间的推移，殖民经济确实实现了多样化，但白银仍然是西班牙的主要收益来源。新世界在1540年至1700年间生产了5万吨白银，是欧洲白银储量的两倍。玻利维亚的波托西（1545）和墨西哥的萨卡特卡斯（1548）发现了丰富的白银矿层，但直到1555年引进了德意志的采矿技术，利用水银将银从废物中分离出来之后，白银出口才真正开始。萨卡特卡斯从西班牙阿尔马登进口水银，但是秘鲁万卡维利卡开发水银矿后，波托西的银矿产量才开始飙升。 ^[3] 西班牙人通过米塔（ mita ）制度来强迫劳动力劳作，在这个制度下，印第安人每7年中要被迫工作4个月。这些劳动力在海拔高至6000米的地方进行6天轮班制，每天死亡40人。越来越多的印第安村庄通过向西班牙人提供贡品，来购买豁免权，1600年前，用这些贡品雇佣的劳动力在工厂中占比超过一半。但是米塔制度仍然被当地腐败的精英所控制，这些人不惮于用有毒的热可可谋杀政府监督人员。西班牙殖民者利用成千上万的美洲驼和骡子将白银从山上运到山下，一直运到太平洋海岸的阿里卡，然后在那里搜集水银和回程的食物。与此同时，他们用船把珍贵的货物向北运到巴拿马，然后经过地峡，以转运到塞维利亚。当地副王试图改善万卡维利卡水银矿糟糕的工作环境，这导致了波托西白银产量从1591年开始波动，然后在1605年稳步下降，从1592年的峰值770万比索下降到1650年的295万比索。萨卡特卡斯的白银产量从1615年开始增加，弥补了这一不足，而这得益于大量劳动力的补充。但是墨西哥的生产依赖来自西班牙的水银，如果海上航线中断，墨西哥的水银供应很容易受到影响。

帝国的生命线建立在一个于1564年建立的护航系统上，大约有两支船队大部分时间航行在大西洋上。其中一支盖伦船队（ galeones ）于8月离开塞维利亚，沿西南方向向非洲海岸移动，然后经过加那利群岛，利用信风一路向西来到背风群岛。从那里，他们向西南方向驶往位于今天哥伦比亚的卡塔赫纳，或巴拿马的波托韦洛，这段行程长达6880千米，耗时八周。正常情况下，护航船队由8艘战舰组成，船上载着2000名水手和海军士兵，不过一般大型商船也会配备武器。在收集了波托西白银、胭脂虫、皮革和其他殖民地产品后，舰队在哈瓦那过冬，然后返回塞维利亚。另一支弗洛塔船队（ flotas ）在4月或5月从加的斯出发，由两艘战舰组成。它运载阿尔马登的水银，沿着同样的路线到达背风群岛，然后向西北转到伊斯帕尼奥拉岛、古巴，再转到墨西哥的韦拉克鲁斯，然后带回萨卡特卡斯的白银。这两支船队都不得不通过巴哈马海峡经由古巴返回，由于飓风和礁石的危险，这是整个航行中最危险的一段。在17世纪上半叶，盖伦船队航行了29次，但是只有两次运送白银的船队是由于敌人的行动损失的（分别是1628年和1656年）。到1600年，西班牙与美洲的贸易额约为每年1000万达克特，大约是葡萄牙与东印度群岛贸易额的两倍。

葡萄牙人也有一个名为卡费拉（ cafila ）的护航系统，以保护他们绕过非洲、横穿印度洋沿途各地宝贵的香料贸易中的份额。此外，他们在黄金海岸（现代加纳）的阿克西姆和埃尔米纳建立了据点，以保障黄金和奴隶贸易的安全，并于1617年在刚果河口周围和罗安达以南的安哥拉海岸城市本格拉建立了更多的堡垒。通过占有佛得角和圣多美岛，与葡萄牙的交通得到了保障。和其他地方一样，葡萄牙的影响力依赖与当地统治者——特别是罗安达以东的恩东戈国王——保持良好关系。葡萄牙人还通过因班加拉人（他们称之为贾格斯人）渗透到非洲内陆，后者劫掠奴隶，然后运送到海岸地区出售。在15世纪中叶，葡萄牙人已经以每年700多人的速度进口非洲奴隶，并在1535年后开始将奴隶运往巴西。每个奴隶花费大约400比索，相当于一名印第安劳工8个月的工资，直到16世纪70年代，奴隶才开始被大量运送，以取代日益减少的当地人口。到17世纪20年代，向刚果和安哥拉的扩张使葡萄牙人能够每年运送4000名奴隶，那时在巴西蔗糖种植园中，非洲劳工已经完全取代了印第安人。最终，在1850年奴隶贸易被正式废除时，至少有365万人被运送到巴西。奴隶对巴西经济至关重要，直到1600年左右，随着糖业的繁荣，巴西经济才开始起飞。到1628年，每年需要300艘船将价值400万克鲁扎多斯的农作物运往葡萄牙。到1650年平均年出口量增至原来的三倍，达到近4万吨，占巴西出口收入的90%，这种情况直到18世纪其竞争对手加勒比海地区制糖业也发展起来之后才改变。巴西殖民地从位于巴伊亚州萨尔瓦多的主要基地，沿着海岸向北扩展到伯南布哥，伯南布哥的制糖业占巴西制糖业的三分之二。

尽管这些殖民地的发展令人印象深刻，但西班牙及其欧洲领地仍然是帝国真正的财政基础。尽管经济停滞不前，行政效率低下，西班牙还是设法筹集了2.18亿达克特来维持1566年至1654年间在佛兰德的战争，而同期美洲白银总收入为1.21亿达克特。 ^[4] 1600年左右，卡斯蒂利亚议会（ Cortes ）通过的直接税和间接税每年为620万达克特。其中最重要的是1590年引入的磨坊税（ millones ），在1621年至1639年间筹集了9000万达克特，是同期来自美洲的收入的三倍。相比之下，加泰罗尼亚、巴伦西亚和阿拉贡几乎没有支付任何税收，因为地方议会拒绝向王室定期交税。教会缴纳的三项税收——被称为“三惠”——每年价值约160万达克特。西属尼德兰提供了360万达克特，米兰提供了大约200万，那不勒斯是米兰的两倍，但是这些钱大部分都被用于当地防务了。相比之下，在16至17世纪之交，王室每年仅从白银进口获得200万达克特，因为国王只获得殖民地财库的盈余部分，以及进入塞维利亚的比这一数额大得多得多的私人船运的1%。美洲白银的真正价值在于其作为信贷来源的作用，因为贷方仍然相信王室有能力用未来的白银进口来偿还不断上升的债务。债权人要么被给予可以获得特定收入的权利（ consignaciones ），要么拿到支付固定利息的政府公债（ juros ）。后者发展成一种融资债务，因为它们可以通过热那亚银行家在国际货币市场上交易，热那亚银行家在1670年之前处理了西班牙的大部分国外信贷。

到16世纪中叶，这样的基本模式已经牢固确立。只有一小部分当下支出可以通过普通税收满足，用进口白银作为抵押而借得的信贷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多。政治取代了经济，因为金融成了维持公众对君主国能够偿还其不断增长的债务能力的信心的问题。每当这种信心动摇时，就会发生破产，比如1559年，当时债务总额达到2500万达克特，腓力二世于1598年去世时同样如此，当时债务攀升至8500万达克特，相当于国库正常年收入的10倍。维持信贷的困难迫使王室采取了一系列权宜之计，以消除现金流障碍。在伊比利亚和殖民地，王室开始出售官职和头衔，特别是普通贵族的证书，而在1625年至1668年间，西班牙新增了169个贵族，使得贵族人数增加了一倍。在卡斯蒂利亚，超过3600个城镇和村庄的王室权利被典当了出去，而在整个西班牙君主国，大部分海关都被私有化了。除了提供迫切急需的现金，这些权宜之计还创造了一个新的精英阶层，他们在这个白银制度中是既得利益者，因为大部分王室权利和头衔的购买者都是在大西洋贸易中致富的人。因此，如果要改革这个制度，必然会疏远王室的主要债权人。此外，这些权宜之计减少了长期收入，例如免税贵族的人数增加到卡斯蒂利亚人口的10%。王室创造了一个怪物，吞噬了成千上万的印第安人和非洲人的生命，同时还沉重地压在西班牙的欧洲臣民的背上，而王室无法从这个怪物身下逃脱。

帝国防务

所有这些经济活动都是为了延续西班牙帝国主义。军事开支从1574年的700万达克特增加到16世纪90年代初的900万。在1596年至1600年间，西班牙仅维持其在佛兰德的军队就每年花费300万达克特，而从腓力二世去世到1609年休战期间，尼德兰战争总共消耗了西班牙4000万达克特。1600年，西班牙在全世界约有10万人的军队，而在佛兰德共有一支6万人的军队，这是当时欧洲最大的作战军队。在16世纪最后20年，西班牙也成为欧洲领先的海军强国。西班牙海军在1571年地中海的勒班陀战役中为打败奥斯曼帝国发挥了重要作用，随后西班牙在地中海的桨帆船舰队缩减到20艘左右，辅之以西西里岛、那不勒斯和热那亚的较小船队。西班牙在1588年试图入侵英国，以失败告终，这表明西班牙缺乏现代战舰。此后，资源被转用于建造一直航行于公海上的大洋舰队（ Armada del Mar Océano ）。新的磨坊税被用于建造共达5.6万吨排水量的战舰，其中大部分是在1588年至1609年间，在北部沿海的拉科鲁尼亚建造的。到1600年，一支由60艘大型战舰组成的舰队已经建造完成。 ^[5] 这些战舰分成三个规模大致相等的分队，第一支驻扎在里斯本，负责巡逻大西洋，为两支护送白银的舰队提供额外的安全保障；第二支巡逻直布罗陀海峡，确保进入地中海路线的安全；第三支驻扎在拉科鲁尼亚，打击法国和新教势力。1580年还成立了一个由6艘船只组成的太平洋分队，以保护阿里卡和巴拿马之间的白银运输，但组建一个额外的加勒比分队的尝试因其船只不断脱离以协助大西洋船队而受挫。

到1590年，海军扩张所带来的人员需求已经提高到2.7万人，与此同时，陆军也需要更多的新兵，而卡斯蒂利亚的人口停止了增长。随着志愿参军的人越来越少，通过向军官发放佣金招募人员的现有制度变得越来越难继续实行。国家对此采取了多样化的措施，保留了对陆军和海军的直接管理，但将招募新兵、后勤管理和武器采购的关键工作外包出去。腓力二世也和当地贵族和地方法官合作来招募人员，并试图重振现已被解散的民兵部队，以在加泰罗尼亚、莱万特、安达卢西亚和加利西亚等边远省份的腹地提供一定程度的安全。与此同时，1562年建立的国家垄断武器生产的制度在1598年后逐步被打破，到1632年，除了卡塔赫纳火药厂，所有的工作都由私人进行。 ^[6] 私有化不一定意味着虚弱。例如，在17世纪30年代，私营造船厂建造战舰的成本可以达到每吨31达克特，比国营造船厂少4达克特，这意味着平均每艘船可以节省2000达克特。然而，这些措施显然是计划外的，也不是想要的，只是因为君主国无力控制其迅速增长的债务才出现的。

1598年，西班牙的收入中只有510万达克特可直接用于君主的开支，因为另外410万达克特抵押给了债权人，或者用于支付公债的利息。收入预期增加，到1618年，“自由”的部分减少到只有160万达克特。与此同时，年度支出攀升至1200万达克特，相比之下，总收入从腓力二世去世时的1290万达克特降至1621年的1000万或更少。腓力三世在1598年继位一年之后，发行了贬值的硬币，打破了西班牙历史悠久的政治传统。尽管他同意在1608年停止发行这种贝隆（ vellón ）铜币，以换取议会能通过更多的税收，但在1617年和1621年，他又一次发行了这种货币，将良币驱逐出流通。从长远来看，王室是失败方，因为西班牙人用贝隆币纳税，但是士兵们只会接受成色好的白银。腓力三世统治期间，发行的公债从9200万达克特增加到1.12亿达克特，每年利息支出高达560万达克特，相当于正常收入的一半。

这些问题导致许多西班牙人相信“船要沉了”（ se va todo fondo ），后来的历史学家也赞同这种衰落的感觉。16世纪90年代，很多作家借鉴了古典思想，认为国家从上升到成熟到最终衰落是一个自然的生命周期，许多人担心自己的国家正进入最后阶段。然而，尽管所有人都相信只有上帝才能扭转这一进程，但对于人类干预能在多大程度上减缓这一进程，存在着广泛的分歧。政府当然不乏想法，因为它的臣民写了许多建议书，指出了可能存在的弱点，并提出了各种补救措施。 ^[7] 所有人都关心西班牙君主国的声誉（ reputación ），这被正确地认为是维持信用体系的关键。他们不太关心后来历史学家们集中关注的人口减少、非工业化、农业萧条和贸易停滞等潜在的问题。历史学家们所认为的“西班牙衰落”的概念假设经济衰退后会自动丧失政治影响力，但17世纪早期的西班牙人并不这么过度悲观。他们认为，王室周期性的破产引发了挫折，比如1609年与尼德兰的停战协议，但是他们没有国家即将崩溃的感觉。西班牙仍然是一个富裕的国家，那里的生活非常好，至少对社会最上层的少数幸运者来说如此：115位显贵（grandee）一共拥有500万达克特的年收入，相当于国家收入的一半。西班牙仍然有许多经验丰富的士兵、水手、行政人员和外交官，这些外交官在整个欧洲都有广泛的人际关系。相对于它的主要竞争对手法国，西班牙仍然足够强大，法国被各种危机一直折磨到17世纪中叶。最重要的是，到1621年，西班牙已经建立了足够的政治和军事势头，使它的帝国机器在燃料耗尽后，依然还延续运作了20年。

对声誉的关注将君主国置于任何关于西班牙强权的讨论的中心。西班牙关于威严的概念强调了王权的崇高性质，君主被认为是上帝特别挑选来进行统治、掌管自己和臣民的命运的。在旧的混合君主制中非常重要的等级会议、议会和其他顾问仍然发挥着作用，但是它们坚决服从于国王，国王独自做出决定。 ^[8] 和往常一样，实践远远落后于理论。腓力二世曾试图迫使他的顾问们合作共事，拒绝偏好任何单独个人，但这仅仅导致个人在私下相互竞争。国王拒绝承认宪法对其权力的制约，通过为特别的任务设立临时性的特设委员会（ juntas ），他绕过了现有的机构，使情况更加复杂。这可能带来新的灵活性，但通常只是在现有的官僚体系上继续叠床架屋，造成混乱和划界争端。国务委员会（ Consejo de Estado ）提供了讨论一般性问题和制定政策的主要场所。它催生了大量的处理专门问题的特设委员会，其中有许多后来发展成为常设的，如战争委员会、金融委员会、十字军委员会（促进天主教复兴），还有一些处理君主国的各个属地：印度、葡萄牙、卡斯蒂利亚、阿拉贡、意大利和佛兰德。这些地区委员会的出现表明帝国仍然是一个复合国家，尼德兰、米兰、那不勒斯、西西里、撒丁岛和殖民地的副王和总督都享有广泛的权力。葡萄牙还在里斯本保留了自己的政府，以满足当地的自豪感。所有的总督都要面对由当地显要人士组成的咨询委员会，同时既要关注地方利益，也要处理来自马德里的命令，这尤其是因为他们的工资以及政府和驻军的工资都依赖地方税。

毫不奇怪，帝国防务在西班牙的大战略中占据首位。 ^[9] 西班牙帝国幅员广阔，因此潜在的敌人众多，而异端的传播引发了内部动乱的危险，这在1566年后的尼德兰叛乱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合并葡萄牙之后，保护对印度贸易垄断权的防务也扩大了，因为葡萄牙的殖民地现在也需要保护。然而，赋予西班牙一种特殊使命感的是其对天主教的捍卫，因为天主教越来越与民族认同感融为一体。1492年，西班牙吞并伊比利亚半岛上最后一个摩尔人王国，完成了收复失地运动（ Reconquista ），并从教宗手中获得了“最信奉天主教的国王”（His Most Catholic Majesty）的称号。西班牙的海外征服为其增加了新的传教士的角色，因为西班牙人认为自己正在给新世界带来文明。在地中海对抗奥斯曼人维持了一种十字军的理想，而在欧洲各地打击异端的斗争扩大了这种理想。

西班牙的天主教使命感还扩展到了将罗马本身也纳入其“非正式帝国”中，试图在其正式属地之外的罗马维持帝国影响力。 ^[10] 这始于1492年波吉亚家族的教宗亚历山大六世的继位，两年后，教宗在《托德西拉斯条约》（Treaty of Tordesillas）中将新世界分割给西班牙和葡萄牙。西班牙和教宗之间演变出了一种共生关系，双方从中受益，但西班牙是主导伙伴。在其他君主放弃罗马的时代，西班牙仍然对其保持尊重。西班牙正式承认了教宗对那不勒斯的封建管辖权，每年给教宗上缴7000达克特和一匹华丽的白马，而整个君主国中空缺的主教席位的收入仍然上缴给教宗的国库。罗马越来越依赖从西西里和其他西班牙领地进口的谷物，而西班牙慈善机构资助了救济院、医院和教堂。到16世纪末，西班牙社区人口增长到罗马城人口的四分之一，并在政治和礼仪生活中发挥了核心作用。1560年之后，西班牙大使安排在圣彼得日上展示一匹来自那不勒斯的白马，象征性地将西班牙置于教宗政治的中心。西班牙每年支付高达7万达克特，确保了枢机主教团中多数人倾向西班牙。尽管西班牙的存在引起了民众的极大不满，但教宗普遍欣赏其所带来的好处。由于受到西班牙的保护，教宗国可以将国防开支从总预算的一半以上削减到五分之一以下。虽然有部分资金从西班牙流向罗马，但由于教宗的批准，更多的资金直接流入西班牙国库，到1621年，“三惠”和其他教会税收每年价值368万达克特，占西班牙普通收入的三分之一。

与普世教会的紧密联系加强了西班牙的帝国使命。尽管查理五世把皇帝头衔传给了他的弟弟，而不是他的儿子腓力，但他的遗产增强了西班牙自己的帝国意识，西班牙战舰和军队继续使用帝国的黑色双头鹰旗帜，一直到17世纪。虽然哈布斯堡王朝奥地利分支保留了神圣罗马帝国的头衔，但西班牙作家声称他们自己的君主国甚至早在古罗马之前就已经存在，认为诺亚的儿子是西班牙的第一任国王。 ^[11] 然而，对批评者来说，西班牙帝国主义是笼罩欧洲的幽灵，西班牙在宗教的幌子下寻求建立一个普世君主国。西班牙的敌人对西班牙面临的许多问题知之甚少，他们以为西班牙的美洲财富意味着它可以进行一场大规模战争，而他们自己的资源会在战争中耗尽。在法国，这种感觉非常强烈，许多人感到被包围：南面是西班牙，东面是西班牙统治的米兰和弗朗什—孔泰，北面是卢森堡和佛兰德，西面是大西洋上的无敌舰队。对新教欧洲来说，1588年的无敌舰队包含了暴政和迫害的双重威胁，这种富有侵略性的西班牙的形象，也一直被后来的历史学家重复描绘。

西班牙与神圣罗马帝国

事实上，西班牙一般不干预其他国家，除非它认为自己的核心利益受到了威胁，而且，国务委员会通常有强烈的敦促谨慎和保持距离的倾向。我们通过考察西班牙人对帝国的态度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这种态度将在三十年战争期间影响帝国。 ^[12] 腓力二世于1548—1551年间待在德意志，与许多诸侯有着个人往来，并在鲁道夫及其弟弟恩斯特和阿尔布雷希特逗留西班牙期间，也认识了他们。1558年哈布斯堡王朝分为两支，分别发展出了自己不同的利益，这些私人的接触为此后西班牙的外交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腓力对天主教的关注并没有妨碍他与保守派路德宗首领保持良好的工作关系，比如萨克森选帝侯和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的海因里希·尤利乌斯（Heinrich Julius）公爵，他同时也与巴伐利亚公爵和其他主要天主教徒保持良好关系。腓力对在帝国内维持持久性的影响力没有兴趣。相反，就像对待教宗一样，他试图通过提供年金和其他奖励来为更有效的治理铺平道路，并团结当地舆论支持联合统治者。特别是，他集中精力建立一个以巴伐利亚和科隆为中心的亲西班牙派，如果皇帝采取任何违背西班牙利益的政策，他可以利用这个亲西班牙派来阻止皇帝。他在布拉格的鲁道夫身边培养廷臣方面也取得了一些成功。波希米亚书记官洛布科维茨与一度担任西班牙驻帝国大使的乌尔塔多·德·门多萨（Hurtado de Mendoza）有亲戚关系，而迪特里希施泰因枢机主教在西班牙出生，与有影响力的卡多纳（Cardona）家族有亲戚关系。正如我们所见（第3章），1598年后，鲁道夫偏向支持波希米亚和匈牙利激进天主教徒，这些联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新教徒怀疑西班牙和教宗在共同策划一个恶毒的阴谋，但是大多数被称为“西班牙党”的人只是为了巩固奥地利的影响力，他们只有在符合自身利益的情况下才会与马德里合作。1612年鲁道夫死后，帝国宫廷从布拉格迁回维也纳，西班牙的影响力下降了。新大使祖尼加（Zúñiga）与施蒂里亚的费迪南德大公建立了联系，但哈布斯堡王朝的内奥地利分支与慕尼黑的关系比与马德里的关系更密切。费迪南德的母亲和第一任妻子都是巴伐利亚的公主，而附近的意大利对格拉茨的宫廷文化产生了更大的影响。1619年，施蒂里亚分支获得皇帝头衔后，这种情况继续存在。尽管费迪南德三世的西班牙妻子激发了人们对伊比利亚文化的兴趣，但在整个17世纪，在维也纳奠定了基调的仍是意大利。 ^[13] 相应地，奥地利对西班牙的影响也在不断减少。马克西米连二世让他的三个儿子在马德里长大，只有阿尔布雷希特留了下来，矛盾的是，人们认为后者更像西班牙人，而不是奥地利人。鲁道夫和马蒂亚斯都没有把孩子送往西班牙，两人都憎恨西班牙对帝国的干涉。奥地利在马德里设有大使，但与设在君士坦丁堡的大使馆不同的是，这不是永久性的。施蒂里亚的费迪南德的妹妹，奥地利的玛格丽特于1599年嫁给了腓力三世。她用八次怀孕来保持丈夫的注意力，但是在她1611年去世后，奥地利在西班牙的影响就只剩下了马蒂亚斯的妹妹——十字架的玛格丽特（Margaret of the Cross），她住在马德里的皇家赤足女修道院，抚养奥地利的玛格丽特的孩子。

讽刺的是，西班牙人对帝国的兴趣之所以下降，是因为腓力二世认为鲁道夫是一个可靠的天主教徒，会比他的父亲马克西米连二世管理得更好。巴伐利亚和施蒂里亚看上去都是可靠的盟友，而1587年与瑞士天主教各州签订的一项条约为西班牙提供了一条跨越阿尔卑斯山的替代路线，降低了蒂罗尔的战略意义，西班牙帝国不同地区之间的交通一直是焦虑的根源。腓力三世1598年继位时，在给他准备的建议中，德意志的优先级很低，这与后来历史学家对德意志局势的评估形成了鲜明对比。新教诸侯被认为过于分裂，不会构成威胁，而奥地利人则无法独立行动。尽管奥地利哈布斯堡分支拥有皇帝头衔，但他们已经成为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次级合作伙伴。只要西班牙国王不打扰他们，德意志人不会制造麻烦。而民族偏见使得西班牙人更加不愿干涉德意志事务。在西班牙大使的报告中，德意志是一个道德沦丧的国家。德意志天主教诸侯在玩弄异端邪说，在土耳其战争中不愿缴纳全部税款，而德意志人作为一个整体被认为既落后又粗野，他们整天忙于大吃油腻的食物，狂饮啤酒，无法达到卡斯蒂利亚文明的高度。他们住在整天被雨水浸泡的土地上，那里森林沉闷，道路泥泞，只有又贵而又不舒服的小旅馆。

不同于他的父亲，腓力三世个人没有在帝国待过，因此在他的政治算盘中，帝国的地位还要更低。这位新君主被描述为“西班牙史上最懒的统治者”，呼应了腓力二世自己的评价，“上帝给了我这么多王国，却没有给我一个能够统治它们的儿子”。 ^[14] 腓力三世最初有过短暂的兴趣，但是很快他被怀疑已经将政府交给了宠臣莱尔马（Lerma）伯爵（后来成了公爵），并退隐到了一个自我陶醉的私人世界中。因此，根据一位现代历史学家的说法，“马德里没有人在统治；一个世界帝国在按一个自动导航系统运作”。 ^[15] 这种批评不仅不公正，而且在腓力二世统治下的所谓充满活力的西班牙和他儿子统治下衰落的西班牙之间制造了一种虚假的分裂。从15岁起，腓力三世几乎每天都出席国务委员会会议，到1597年，他已经在为日渐虚弱的父亲签署文件。他继承了他父亲的威严感，认为自己的王权至高无上，并在所有重要事务上都保留了最终决定权。真正的区别在于，腓力三世试图将这种形式的绝对主义付诸实践。他通过让君主不再参与政府的实际管理，去强化他父亲已经遥不可及的崇高威严形象，更多地集中在权力的象征性表达上。实际业务被移交给莱尔马公爵，他现在直接与不同的部长和委员会打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