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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替罪羊的工作也扩展到哈布斯堡王朝本身。鲁斯沃姆（Rußwurm）元帅于1605年因失去格兰被处决，他和博奇考伊一样，也是加尔文宗信徒。而在缔结最终的和约之后，大公们就开始互相攻击。随后发生的“兄弟之争”（ Bruderzwist ）加剧了战争造成的破坏，进一步削弱了王朝，鼓励了等级会议中的激进分子相信暴力对抗可以推进教派和政治目标。至关重要的是，在关键时刻，家族不和分散了皇帝对帝国的注意力，破坏了剩余的善意，并挫败了那些寻求和平解决那里紧张局势的人的努力。弗朗茨·格里尔帕策（Franz Grillparzer）的同名戏剧影响了人们对“兄弟之争”的看法。这部作品是19世纪奥地利文学的伟大作品之一，它将马蒂亚斯塑造成不顾一切、渴望权力、反对鲁道夫的篡权者的角色，而鲁道夫尽管有种种缺点，但似乎是一位爱好和平的君主。马蒂亚斯的整体处境更为复杂，而其他大公们在这场正在上演的戏剧中也不仅仅是一些小角色。
关于战争引发的相互指责迫使哈布斯堡王朝面对更深层次的、未解决的继承问题。1578年4月，鲁道夫与他的五个兄弟达成一致，同意不再重复他们祖父1564年瓜分奥地利土地的行为。作为主要支系的最为年长的代表，鲁道夫将保留奥地利、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在给他的兄弟们找到更合适的安排之前，给予他们津贴，让他们担当行省总督这样的角色。不幸的是，新教在整个帝国的传播减少了他们在帝国教会内部任职的机会，因为一些主教辖区在16世纪80年代落到了路德宗手中。1578年9月，文策斯劳斯（Wenceslaus）大公早逝，只剩下四个兄弟需要安排。次子恩斯特似乎满足于在1578年后担任奥地利和匈牙利总督，他于1595年去世，也不用考虑了。最小的阿尔布雷希特在1571年后仍留在西班牙，最终被腓力二世选为他女儿伊莎贝拉的丈夫，就是早些时候鲁道夫拒绝娶的那位伊莎贝拉。尽管他的名字被多方提到，但阿尔布雷希特身处西班牙，无法成为奥地利和帝国继承权的有力竞争者。
第四个儿子马克西米连因为童年时的一场疾病，无法按惯例去西班牙旅行。他母亲指望他在帝国教会内谋得职位，但他表现出了更多的军事野心。最终找到了一个妥协方案，他于1585年被任命为十字军条顿骑士团大团长。在1586—1587年有争议的波兰国王选举中，他成为少数党候选人，但他未能胜过最受欢迎的瑞典的西吉斯蒙德，而且还在战斗中被后者俘获。尽管在1589年被鲁道夫赎回，马克西米连还是把失败归咎于他的哥哥没有给他足够多的支持。土耳其战争的爆发为他提供了一个发泄能量的机会，观察家认为他是尝试带兵打仗的大公中表现得最好的一位。他的部队纪律涣散，使他在迈泽凯赖斯泰什战役中失去了到手的胜利，短暂卷入特兰西瓦尼亚泥潭使他更加失望。鲁道夫1600年的崩溃似乎促使马克西米连重新行动起来。在所有大公中，他在德意志诸侯中有着最广泛的人脉，特别是因为他是条顿骑士团大团长。骑士团仍然是一个泛基督教组织，而不属于特定的教派，符合马克西米连自己对信仰的务实态度，以及他对和平的关切。马克西米连早年急于表现为鲁道夫的继承者，遭到了失败，现在他灰心丧气，转而充当诸侯和大公们之间公正的调停人，并集中精力巩固哈布斯堡王朝在蒂罗尔（他于1602年起成为那里的总督）的权威。 [21]
最后是马蒂亚斯，他是第三个儿子，在1595年恩斯特死后，他是主要继承竞争者。 [22] 马蒂亚斯没有在西班牙受过教育，因此没有他两个哥哥呆板僵硬的严肃气质。乍一看，他似乎是所有大公中最难让人赞许的，他过着花花公子般的生活，自我放纵，越来越懒惰。尽管如此，他还是有一定的魅力的，在一个以阴郁沉闷著称的家庭里，他有一种不寻常的乐趣感。他还保留了他父亲马克西米连二世的温和精神，并相信自己可以解决教派冲突。1577年的一个晚上，他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就匆忙离开，在尼德兰危机最严重的时候突然出现在那里，接受了叛军的提议，成为他们的总督。他现在处在一个他完全应对不了的处境里。叛军领导人只是在聚集部队时，把他用作一个保全面子的工具，后来在1581年驱逐了他。这次经历让他清醒了过来，但他后来一直无所事事，因为他的家人都不信任他。尽管如此，1595年，他是唯一一位能接替恩斯特出任奥地利总督的大公，而土耳其战争提供了战场指挥的机会。有明显的迹象表明，他在1600年开始变得成熟，部分原因是克莱斯尔主教的影响，两人在奥地利密切合作，复兴天主教，平息农民叛乱。
费迪南德大公和他的弟弟利奥波德属于幼系的施蒂里亚分支，他们对哈布斯堡奥地利遗产有自己的主张。作为反宗教改革一代的年轻人，相比那几位坚持追随他们父亲、相信可以找到超越教派冲突解决方案的更年长的大公们，他们对西班牙和巴伐利亚来说是更有吸引力的选择。费迪南德因为婚姻和巴伐利亚紧密联系在一起，他的个人虔诚和对天主教复兴的投入给西班牙和教宗留下了深刻印象。作为次子，利奥波德注定要在教会内任职，但他并不适合教会生涯。尽管先后担任过帕绍（1605）和斯特拉斯堡（1607）的主教，但他从未许过更高的神职誓言，仍是哈布斯堡王朝中的一张充满变数的百搭牌，他对战争和政治野心比教会圣职更感兴趣。
鲁道夫越来越古怪的行为让大公们相信他们必须采取行动。西班牙大使早在1603年就已经提出了废黜皇帝的可能性，但是教宗不愿意纵容这样的行为，因为还不清楚鲁道夫是否真的疯了。博奇考伊叛乱的爆发消除了这种顾虑，大公们于1605年4月在林茨召开会议，他们一致同意，应当首先迫使鲁道夫交出匈牙利。克莱斯尔主教小心翼翼地引导着马蒂亚斯，阻止他做出任何鲁莽的事情——比如从匈牙利叛军那里接受圣斯蒂芬王冠——并努力安抚西班牙人，他们仍然指责马蒂亚斯加剧了尼德兰的反抗。克莱斯尔是一名公共关系大师，他明白，应该把马蒂亚斯塑造成一个关心臣民关切的人，而鲁道夫则坚持旧式的更离群索居的君主生活。 [23] 1606年4月25日，克莱斯尔再次在维也纳召集大公，让他们同意支持马蒂亚斯作为唯一继承人。鲁道夫将被宣布精神状况不佳，这扫清了将他的领地转让给马蒂亚斯的道路，然后马蒂亚斯可以从一个有利位置与选帝侯进行谈判，以被选举为罗马人的国王，从而确保能得到皇帝的头衔。
西班牙支持这一计划，并允许阿尔布雷希特在11月支持这份协议，但是费迪南德玩了一场双面游戏，他表面上赞同马蒂亚斯，但暗地里希望鲁道夫会任命他为继承人。当马蒂亚斯得知这一点后，他公布了1606年4月的协议，让他的竞争对手在鲁道夫那里名声扫地，被迫暂时退出竞争。然而，鲁道夫的坚决反对让帝国选帝侯感到不安，他们不愿意在他还活着的时候讨论继任者问题——而且无论如何，普法尔茨选帝侯和新教诸侯更想让马克西米连而不是马蒂亚斯成为继任者。1607年10月，海杜克人叛乱，抗议他们在博奇考伊叛乱后被抛弃，事情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匈牙利权贵怀疑鲁道夫故意鼓励他们，以破坏《维也纳条约》。克莱斯尔原本希望不用对等级会议做进一步让步就能解决继承问题，这场危机终结了他的希望，他现在采用一项高风险战略，争取匈牙利的支持，迫使鲁道夫同意。马蒂亚斯终于在1607年6月获得任命，成为匈牙利总督，他违抗鲁道夫的命令，于次年1月在普雷斯堡召开议会。来自上奥地利和下奥地利的代表来到这里，与匈牙利人结成联盟，并于2月达成协议。表面上，这是为了维护结束博奇考伊叛乱的协议，并确保鲁道夫不会扰乱与土耳其人的停战协议。实际上，它将匈牙利王冠转移到了马蒂亚斯手中，以换取他对匈牙利新教徒的进一步保障和对贵族的让步，牺牲了农民的利益。
鲁道夫仍然还有拒绝加入联盟的匈牙利天主教少数派的支持，但是他的政策正在疏远他日渐减少的支持者。对摩拉维亚内部事务的笨拙干预让那里的等级会议紧密合作，并在4月加入了马蒂亚斯的联盟。马蒂亚斯现在故意让局势进一步紧张，希望引发一场危机，让波希米亚也集结到他的旗帜之下，而让鲁道夫完全孤立。在等级会议中新教多数派的支持下，马蒂亚斯在茨奈姆集结了2万人的奥地利和摩拉维亚军队，茨奈姆就在摩拉维亚边境处，正对着维也纳。他还在更东面的摩拉瓦河边上集结了另一支1.5万人的匈牙利部队。马蒂亚斯在恰斯拉夫——位于他的营地和布拉格的半途——召集了一次包含哈布斯堡等级会议的大会，计划在会上强势亮相，他向德意志诸侯发布了一份宣言，声称自己的行为是为了恢复哈布斯堡君主国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稳定。
现在王牌掌握在波希米亚人手中。如果他们叛逃，西里西亚人和卢萨蒂亚人会选择跟随，只剩鲁道夫一个人孤立无援。在德意志宗教好斗分子的鼓励下，波希米亚新教领导层抓住机会，要求哈布斯堡王朝正式承认其信仰，而此前哈布斯堡王朝在1575年否认《波希米亚信纲》时已经拒绝过了（见上文第3章）。鲁道夫的手下只有5000名没有领到薪水的士兵，这些人正全力撤退到他的首都。他也失去了西班牙大使的信任，后者建议他在为时已晚之前达成协议。鲁道夫默许波希米亚等级会议在布拉格集会，并在5月让他们自己也做军事上的准备。看到马蒂亚斯也没钱了，波希米亚人摊牌了，他们拒绝被马蒂亚斯召唤到恰斯拉夫，转而开始支持鲁道夫。两人都被各自的支持者耍了，这些人在1608年6月25日签署的《利本条约》（Treaty of Lieben）中，在哈布斯堡王朝内部和解的名义下，实现了自己的目标。鲁道夫被迫放弃了重新对奥斯曼人开战的计划，将圣斯蒂芬王冠交给了马蒂亚斯，并承认他是摩拉维亚、上奥地利和下奥地利的统治者。摩拉维亚人从波希米亚获得了更大的自治权，并在卡雷尔·齐罗廷（Karel Zierotin）领导下建立了一个新政府，他是一名富有才智的波希米亚兄弟合一会的追随者，真诚地渴望实现和平。
6月29日，奥地利人、摩拉维亚人和匈牙利人利用在马蒂亚斯营地会面的机会，建立了自己的联盟，同意相互合作，以从王朝中获取更多让步。马蒂亚斯和克莱斯尔事先预料到了这一点，并试图依次与各省进行谈判，希望减少损失。马蒂亚斯在1608年8月接受了摩拉维亚的效忠，作为回报，他承诺将不会有人因为信仰而受到迫害。这和新教激进分子所期待的完全合法权利相距甚远，但是齐罗廷控制住了这些人，很高兴摩拉维亚获得了更大的政治自主权。奥地利的情况大不相同，在那里，等级会议的领导权移交给了像1598年进入上奥地利贵族议院的奇尔诺梅利（Tschernembl）男爵这样的人手中。他之前是激进的阿尔特多夫大学的学生，在16世纪80年代游历了新教欧洲，见到了当时的主要知识分子，并和他们讨论了反抗暴政的问题。尽管他反对1595—1597年的农民叛乱，但他比他的贵族同侪们更愿意承认普通民众的反抗权。正因为如此，他引起了后世历史学家的极大关注，后者经常扭曲了他的实际意义。 [24] 作为加尔文宗教徒，他在奥地利新教徒中属于少数派，但是哈布斯堡王朝内部的争斗让他有机会把自己推到前台，夺取了等级会议的领导权。然而，他从未成功地将所有路德宗信徒团结起来，而他的极端主义又侵蚀了他和温和派天主教徒仅存的不多的共同点。
奇尔诺梅利认为，鲁道夫放弃奥地利的行为创造了一个空位期，权力现在掌握在等级会议手中，直到他们同意接受马蒂亚斯为继承人。这种说法说服了166名上奥地利和下奥地利新教领主和骑士，他们聚集在位于奇尔诺梅利家乡的激进派大本营霍恩。在这里，他们于1608年10月3日庄严宣誓成立一个联邦，实际上宣布脱离温和派和天主教徒，并在这两个省建立了一个替代政府。他们投票通过付钱给军队（由他们的佃户支付！），并派遣使者前去与匈牙利和普法尔茨的加尔文宗领导人会面。马蒂亚斯亲自前往普雷斯堡会见匈牙利人，以阻止他们。他同意执行《维也纳条约》，并不得不在议会恢复伊莱什为匈牙利帕拉廷的时候观望。议会在确认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的自治权之后，终于在11月19日承认马蒂亚斯为匈牙利新任国王。
奥地利人仍然在违抗，鲁道夫在布拉格策划阴谋，因此马蒂亚斯的地位并不稳固。据报道，他晚上睡不着觉，大声喊道：“我的上帝，我该怎么办！如果我不给他们想要的东西，我会失去我的土地和臣民。如果我同意，我会被诅咒的！” [25] 1609年3月19日，他承认了奇尔诺梅利的大部分要求，停止了天主教改革，恢复了1571年的宗教保证，并扩大了这些保证，口头承诺允许帝国城镇信仰自由。过去30年来将哈布斯堡权威和天主教的一致性结合起来的艰苦努力被一扫而光。尽管奥地利人现在接受他为大公，但马蒂亚斯疏远了感到自己被遗弃的天主教少数派。狡猾的克莱斯尔仍然小心翼翼地留在幕后，当他的主人于1608年开始反叛，入侵波希米亚时，他仍留在维也纳。1609年复活节期间，他公开拒绝给马蒂亚斯行圣礼，同时秘密建议做出让步，作为一种战术上的权宜之计。奇尔诺梅利认为克莱斯尔是大阴谋家，要求驱逐后者，在这种压力下，马蒂亚斯考虑说服教宗提拔克莱斯尔为枢机主教，把他送往罗马，以保全面子。但是随着与他的顾问的关系变得紧张，马蒂亚斯无法在等级会议面前收复任何失地了。
与此同时，波希米亚人不失时机地迫使皇帝信守他的浮士德式的交易。与自己兄弟的斗争耗尽了鲁道夫仅存的信誉，他再没有其他人可以求助以支撑他摇摇欲坠的皇帝尊严。1608年被遣散后，等级会议中的新教成员于1609年4月单方面重组，不顾鲁道夫让自己不受打扰的明确命令，强行闯入了皇帝在赫拉德恰尼城堡中的内殿。就像在奥地利的情形一样，令人兴奋的气氛把激进分子推到了前线。有人喊道：“这个国王不好，我们需要另一个国王！”当图尔恩伯爵号召进行军事准备时，他收到了人们的欢呼，这一次，他们对抗的是皇帝。 [26] 图尔恩家族最初来自意大利北部的德拉·托雷（della Torre）家族，但他们和许多同胞一样，也在奥地利和波希米亚获得了土地。人们几乎普遍对图尔恩评价不高，他也确实是一个非常无能的政治领袖和糟糕的战略家。尽管他是路德宗信徒，但他的行为表明，他更多地是出于个人野心，而非宗教信仰，他在1609年表现出来的激进主义是出于对鲁道夫在土耳其战争中未能回报他的效劳的不满。
图尔恩提出了一系列无情的要求，直到脆弱的鲁道夫在7月9日晚上投降，签署了臭名昭著的《陛下诏书》（Letter of Majesty），给予波希米亚新教徒的宗教和政治自由超过了奥地利和匈牙利新教徒赢得的自由。从今以后，领主、骑士和王室城镇可以自由选择信奉哪个基督教教派，每个团体可以选出十名“保护者”（Defensor）来捍卫他们的权利。这实际上创建了一个以瓦茨拉夫·布多维克·冯·布多夫（Vaclav Budovec von Budov）为首的政府，与洛布科维茨领导的哈布斯堡正式政府并列。图尔恩和科隆纳·冯·费尔斯（Colonna von Fels）——另一个意大利血统的军人——被任命为新教民兵的指挥官。其他新教徒接管了布拉格大学和酒饼同领派审议会议，从而获得了建设自己的行省教会的体制框架。 [27] 8月20日，一封类似的《陛下诏书》赋予了西里西亚路德宗与天主教同等的地位。
波希米亚天主教徒自1599年以来一直处于优势地位，现在却被他们的命运所依赖的王朝抛弃了。斯拉瓦塔失去了卡尔施泰因城堡主的职位，这个职位与监管王冠珠宝有关，现在鲁道夫将这个职位交给了图尔恩伯爵。洛布科维茨带领天主教徒拒绝签署这封《陛下诏书》，使皇帝更加孤立。哈布斯堡王朝的声望直线跌落，奇尔诺梅利和他在德意志的激进盟友相信，王朝正处于完全崩溃的边缘。鲁道夫向奥地利人保证，只要他们回到他那里，他也会给出奥地利版本的《陛下诏书》，看起来奇尔诺梅利等人的希望有望实现。
这场危机发生的同时，帝国内部形成了敌对的新教和天主教诸侯联盟，围绕着于利希—克利夫斯遗产纠纷而产生的国际紧张局势也正在发酵（详见第7章）。然而，最终没有发生重大战争，哈布斯堡王朝面临的直接威胁也消退了。在我们转向欧洲其他地方的事件之前，这需要一些解释。
激进分子是他们自己成功的受害者。他们在1608—1609年赢得的让步代表着实现了长久以来的梦想，这让大多数新教徒十分满意，也不再希望与帝国和更远地区的同宗者建立更密切的联系。由于这些收益是通过武力获得的，很少有德意志人希望与哈布斯堡王朝的反叛者有任何关系，后者被广泛认为是帝国的不忠臣民。激进的少数派被他们表面上的成功蒙蔽了双眼，没有看到他们的支持逐渐消失。1608年底，一名向新教诸侯寻求借款的特使空手而归，到1610年2月，波希米亚人决定解散自己昂贵的民兵。 [28] 尽管在摩拉维亚，齐罗廷仍然能将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团结在一起，但在其他省份，两派已经不再聚会。激进新教徒选择在缺乏坚实宪法基础的独立教派集会上聚会，抵制正式的议会，而这使得天主教少数派可以控制等级会议。
1593年土耳其战争的爆发带来了危险和机遇。鲁道夫重新发现个人的使命感，而各种程度不同的激进分子都被边缘化了，因为德意志诸侯和哈布斯堡等级会议紧密团结在鲁道夫身后，投票支持光荣的十字军远征。由于无法在匈牙利取得任何进展，鲁道夫的亲属和臣民越来越沮丧。先是施蒂里亚的费迪南德，随后是马蒂亚斯和鲁道夫，都加强了他们地盘上的天主教复兴，形势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他们明确地将天主教复兴与重新确立王朝政治权威联系在一起，这代表着时代开始转变了，他们不再像1576年前费迪南德一世和马克西米连二世那样，将影响力寄托在调和相互竞争的信仰上。哈布斯堡的政策变得越来越不灵活，因为它的王朝利益和教派利益变得密切相关，使得不可能在不损害家族在一个地区的地位的情况下，在另一个地区做出让步。当鲁道夫在1600年后将这项政策推广到上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时，情况变得越发困难了。在土耳其战争继续进行的时候，这么做完全是愚蠢的行为，这激起了博奇考伊的反抗，迫使马蒂亚斯进行干预，并与奥斯曼人达成不令人满意的和约。1606年后，由于苏丹自己的问题，哈布斯堡王朝免于遭受更严重的灾难，但是随着兄弟之争急剧失控，哈布斯堡君主国面临的危险从国际冲突变为内战。彼此竞争的大公们在一场游戏中赌掉了他们家族剩余的大部分信用，最终他们都是输家。虽然到1609年，马蒂亚斯在奥地利、摩拉维亚和匈牙利取得了明显的成果，但这些进步是以加强等级会议中新教派系为代价的。而鲁道夫在《陛下诏书》中对波希米亚人和西里西亚人做出了更具破坏性的让步。1595年后，蒂罗尔因为没有一个世袭大公而没有被卷入到纷争中去，而费迪南德暂时退出了家族争斗，内奥地利人也没有卷入这场争论。尽管如此，16年不间断的国际战争和内战使奥地利君主国遭到了严重削弱，在其富有的西班牙堂兄弟面前显得黯然失色。
[1] 关于奥斯曼帝国的文献现在非常丰富，但一般集中于1600年前的或1650年后的。更好的介绍和更多的详细信息，见P.F. Sugar, Southeastern Europe under Ottoman Rule 1354–1804 (Seattle and London, 1977); B. Jelavich, History of the Balkans (Cambridge, 1983); S. Faroqhi,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World Around It (London, 2004); C.V. Findley, The Turks in World History (Oxford, 2005); D. Goffman, The Ottoman Empire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2002).
[2] A. Höfert, Den Feind beschreiben: ‘Türkengefahr’ und europäisches Wissen über das Osmanische Reich 1450–1600 (Frankfurt, 2003); A. Çirakman, From ‘terror of the world’ to the ‘sick man of Europe’. European images of Ottoman empire and society from the sixteenth century to the nineteenth (New York and Frankfurt, 2002); M. Grothaus, ‘Zum Türkenbild in der Kultur der Habsburgermonarchie zwischen dem 16. und 18. Jahrhundert’, in A. Tietze (ed.), Habsburgisch-osmanische Beziehungen (Vienna, 1985), pp.67–89.
[3] 关于17世纪20年代的内部问题，见G. Piterberg, An Ottoman Tragedy.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at play (Berkeley, 2003). 关于军队和奥斯曼帝国的作战方式，见R. Murphey, Ottoman Warfare 1500–1700 (London, 1999); G. Agoston, ‘Ottoman warfare in Europe 1453–1826’, in J. Black (ed.), European Warfare 1453–1815 (London, 1999), pp.118–44; V. Aksan, ‘Ottoman war and warfare 1453–1812’, in J. Black (ed.), War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1450–1815 (London, 1999), pp.147–76; J. Grant, ‘Rethinking the Ottoman“decline”. Military technology diffusion in the Ottoman empire, fifteenth to eighteenth centuries’,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 10 (1999), 179–201.
[4] M. Arens, Habsburg und Siebenbürgen 1600–1605 (Cologne, 2001); G. Murdock, Calvinism on the Frontier 1600–1660. International Calvinism and the Reformed Church in Hungary and Transylvania (Oxford, 2000).
[5] P. Broucek, ‘Logistische Fragen der Türkenkriege des 16. und 17. Jahrhunderts’, Vorträge zur Militärgeschichte , 7 (1986), 35–60. 另见L. Mákkai, ‘Economic landscapes: historical Hungary from the fourteenth to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in A. Maczak et al. (eds.), East-Central Europe in Transition (Cambridge, 1985), pp.24–35.
[6] O. Regele, ‘Zur Militärgeschichte Vorderösterreichs’, in F. Metz (ed.), Vorderösterreich (2nd edn, Freiburg, 1967), pp.123–37; P. Broucek, ‘Der Krieg und die Habsburgermonarchie’, in A. Weigl (ed.), Wien im Dreißigjährigen Krieg (Vienna, 2001), pp.106–54; A. Veltzé, ‘Die Wiener Stadtguardia’, MIÖG , supplement 6 (1901), 530–46. New outworks were completed 1624–37.
[7] G. Dávid and P. Fodor (eds.), Ottomans, Hungarians and Habsburgs in Central Europe (Leiden, 2000); G. Pálffy, ‘Türkenabwehr, Grenzsoldatentum und die Militarisierung der Gesellschaft in Ungarn in der Frühen Neuzeit’, HJb , 123 (2003), 111–48; C.W. Bracewell, The Uskoks of Senj. Piracy, banditry and holy war in the sixteenth-century Adriatic (Ithaca, 1992); E. Heischmann, Die Anfainge des stehenden Heeres in Österreich (Vienna, 1925); G. Agoston, ‘Habsburgs and Ottomans: Defense, military change and shifts in power’, Turkish Studies Association Bulletin , 22 (1998), 126–41.
[8] W. Schulze, Reich und Türkengefahr im späten 16. Jahrhundert (Munich, 1978); W. Steglich, ‘Die Reichstürkenhilfe in der Zeit Karls V.’, Militärgeschichtliche Mitteilungen , 11 (1972), 7–55.
[9] 关于意大利人，见G. Hanlon, The Twilight of a Military Tradition. Italian aristocrats and European conflicts 1560–1800 (London, 1998). 曼斯菲尔德的远亲沃尔夫冈·曼斯菲尔德伯爵同样在帝国军中服役，对抗土耳其人。后来他在波希米亚叛乱期间指挥萨克森军，最后成了帝国陆军元帅。
[10] 关于这一辩论的主要作品在C.J. Rogers (ed.), The Military Revolution Debate (Boulder, 1995)中有重印。另见G. Parker, The Military Revolution: Military Innov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 1500–1800 (Cambridge, 1988); J. Black, A Military Revolution? Military change and European society 1550–1800 (Basingstoke, 1991).
[11] B.S. Hall, Gunpowder, Technology and Tactics. Weapons and warfare in Renaissance Europe (Baltimore, 1997). 关于更关注中欧的武器和战术的讨论，见C. Beaufort-Spontin, Harnisch und Waffe Europas. Die militärische Ausrüstung im 17. Jahrhundert (Munich, 1982); E. Wagner, European Weapons and Warfare 1618–1648 (London, 1979); H. Schwarz, Gefechtsformen der Infanterie in Europa durch 800 Jahren (Munich, 1977); G. Ortenburg, Waffe und Waffengebrauch im Zeitalter der Landsknechte (Munich, 1984). 攻城战在第5章中会有更多的讨论。
[12] A. Wasilkowska, Husaria. The winged horsemen (Warsaw, 1998); R. Brzesinski and A. McBride, Polish Armies 1596–1696 (2 vols., London, 1987–8).
[13] H. Lahrkamp, ‘Kölnisches Kriegsvolk in der ersten Hälfte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 AHVN , 161 (1959), 114–45, at pp.124–31; E. von Frauenholz, Das Heerwesen in der Zeit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 (2 vols., Munich, 1938–9), I, pp.29–34.
[14] J. Niederkorn, Die europäischen Mächte und der ‘Lange Türkenkrieg’ Kaiser Rudolfs II. (1593–1606) (Vienna, 1993); J. Müller, ‘Der Anteil der Schwäbischen Kreistruppen an dem Türkenkrieg Kaiser Rudolfs II. von 1595 bis 1597’, Zeitschrift des Historischen Vereins für Schwaben und Neuburg , 28 (1901), 155–262. 关于帝国动员的范围和成本的有用细节，另见T. Szalontay, ‘The art of war during the Ottoman-Habsburg long war 1593–1606 according to narrative sources’ (University of Toronto PhD, 2004); J.F. Pichler, ‘Captain John Smith in the light of Styrian sources’, Virginia Magazine , 65 (1957), 332–54.
[15] C.F. Finkel, ‘French mercenaries in the Habsburg-Ottoman war of 1593–1606: the desertion of the Papa garrison to the Ottomans in 1600’,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 55 (1992), 451–71.
[16] L. Toifl and H. Leitgrab, Ostösterreich im Bocskay-Aufstand 1605 (Vienna, 1990).
[17] R.R. Heinisch, ‘Habsburg, die Pforte und der Böhmische Aufstand (1618–1620)’, Südost Forschungen , 33 (1974), 125–65, at pp.143–51; H. Valentinitsch, ‘Die Steiermark, Ungarn und die Osmanen, 1606–1662’, Zeitschrift des Historischen Vereines für Steiermark , 45 (1974), 93–128; G. Wagner, ‘Österreich und die Osmanen im Dreißigjährigen Krieg’, Mitteilungen des Oberösterreichischen Landesarchivs , 14 (1984), 325–95. 关于特兰西瓦尼亚的干涉，在第9章有更详细的讨论。
[18] I. Hiller, ‘Feind im Frieden. Die Rolle des Osmanischen Reiches in der europäischen Politik zur Zeit des Westfälischen Friedens’, in H. Duchhardt (ed.), Der Westfälische Frieden (Munich, 1998), pp.395–404, 和他的‘Ungarn als Grenzland des christlichen Europa im 16. und 17. Jahrhundert’, in R.G. Asch et al. (eds.), Frieden und Krieg in der Frühen Neuzeit (Munich, 2001), pp.561–76.
[19] 其中69%是匈牙利人，16%是克罗地亚人，15%是德意志人：T. Winkelbauer, Ständefreiheit und Fürstenmacht (2 vols., Vienna, 2003), I, p.442. 关于克罗地亚团，见 F. Konze, Die Staärke, Zusammensetzung und Verteilung der Wallensteinischen Armee wahrend des Jahres 1633 (Bonn, 1906).
[20] J.W. Stoye, The Siege of Vienna (London, 1964); T.M. Barker, Double Eagle and Crescent: Vienna’s Second Turkish Siege and its Historical Setting (Albany, 1967); E. Eickhoff, Venedig, Wien und die Osmanen. Umbruch in Südosteuropa 1645–1700 (Munich, 1973).
[21] 蒂罗尔分支在1595年绝嗣，其领土也回到了主分支。H. Noflatscher, ‘Deutschmeister und Regent der Vorlande. Maximilian von Österreich (1558–1618)’, in H. Maier and V. Press (eds.), Vorderösterreich in der frühen Neuzeit (Sigmaringen, 1989), pp.93–130. 关于兄弟之争，另见H. Sturmberger, Land ob der Enns und Österreich (Linz, 1979), pp.32–75.
[22] B. Rill, Kaiser Matthias. Bruderzwist und Glaubenskampf (Graz, 1999).
[23] K. Vocelka, ‘Matthias contra Rudolf. Zur politischen Propaganda in der Zeit des Bruderzwistes’, ZHF , 10 (1983), 341–51.
[24] H. Sturmberger, Georg Erasmus Tschernembl. Religion, Libertät und Widerstand (Linz, 1953); A. Strohmeyer, Konfessionskonflikt und Herrschaftsordnung. Das Widerstandsrecht bei den österreichischen Ständen (1550–1650) (Mainz, 2006).
[25] BA , 1st series, vol. II, p. 221.
[26] Rill, Kaiser Matthias , p.156.
[27] J. Bahlcke, ‘Theatrum Bohemicum. Reformpläne, Verfassungsideen und Bedrohungsperzeptionen am Vorabend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 in W. Schulze (ed.), Friedliche Intentionen-Kriegerische Effekte (St Katharinen, 2002), pp.1–20.
[28] H. Eberstaller, ‘Zur Finanzpolitik der oberösterreichischen Stände im Jahre 1608’, Mitteilungen des oberösterreichischen Landesarchivs , 8 (1964), 443–5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