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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593—1606年的土耳其战争期间，人们很少有机会在大型战役中测试这些战术，因为这场战争主要是由围城战和小规模接触战组成的，类似于西班牙人在佛兰德对尼德兰人的作战方式。敌对行动是由地方性的盗匪和不稳定边界这一系统性问题引起的。哈布斯堡王朝对乌斯科克人无能为力，乌斯科克人面临人口过多的压力，只能加强在亚得里亚海海盗活动。威尼斯一向是他们海上袭击的主要目标，1591年后，威尼斯人说服他们将注意力转向属于奥斯曼帝国的波斯尼亚和匈牙利。波斯尼亚帕夏为了报复，包围了一座克罗地亚边境要塞，却被其守军抓获，并被处决。精力充沛的大维齐尔锡南（Sinan）帕夏说服了不情不愿的苏丹穆拉德三世，在1593年同意了开启全面战争。作为第一步，锡南帕夏占领了哈布斯堡大使馆，并奴役了其工作人员：这是那些被派往君士坦丁堡的外交人员会面临的一种职业危险。
鲁道夫的顾问认为，这场战争为扩大哈布斯堡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和加强对特兰西瓦尼亚的控制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克罗地亚人取得的小胜利使他们确信，奥斯曼帝国正在衰落，而且，他们还认为对土耳其人的战争可以让帝国内的基督徒团结起来，从而缓解一些问题。毫无疑问，鲁道夫已经从抑郁症中清醒过来，欣然接受了自己作为真正信仰捍卫者的传统角色。帝国议会于1594年再次召开，并投票通过了另一项巨额税收补助，并于4年后再次拨款，后来又于1603年再次拨款。在承诺的2000万弗洛林中，至少有五分之四实际到达了帝国财政部，鲁道夫求助于帝国行政圈议会之后，又获得了另外700万到800万弗洛林。哈布斯堡领地筹集了大约2000万弗洛林，另外710万弗洛林来自教宗、西班牙和意大利。即使是特立独行的法国国王亨利四世也承诺提供援助，许多最近在法国内战中被击败的天主教徒现在都涌向帝国的旗帜之下。其他人来自更远的地方，包括日后创建弗吉尼亚殖民地的约翰·史密斯（John Smith）上尉。特兰西瓦尼亚、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三个主要公国的诸侯也效仿。尽管波兰人拒绝直接提供帮助，但是他们的乌克兰哥萨克攻击了克里米亚鞑靼人，阻止了后者帮助苏丹。帝国野战军人数增加了一倍，达到2万人左右，此外还有大约1万名匈牙利人，以及两倍于此的特兰西瓦尼亚人和其他辅助人员。 [14]
经过这么多努力，结果令人大失所望。一些援助实际上非常微不足道，比如俄国沙皇运来了一大批毛皮，淹没了市场，却没起什么作用。更糟糕的是，帝国的计划是不现实的。帝国与摩洛哥和波斯的会谈已经开始，以开辟更多的战线，但是阿巴斯（Abbas）沙赫派遣的大使直到1600年才到达，那时皇帝已经不太可能获胜。苏丹设法在战场上维持了一支6万至10万人的军队，因此总体上掌握了主动权。
战争在南方打响，1593年奥斯曼帝国的主要攻势取得了一些进展，占领了克罗地亚部分地区，随后冬季到来，锡南帕夏停止了行动。此后，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和塞尼的边境维护者都维持住了阵线。奥斯曼帝国对巴拉顿湖的两侧都发起了进攻，但都被击退。1593年11月之后，哈布斯堡王朝从这个地区定期发起反击，试图占领守卫通向布达西南方通道的土耳其要塞斯图尔维森堡。奥斯曼帝国的攻势针对了匈牙利至关重要的中部地区，在1594年9月占领了拉布，取得了重大成功，从而包抄了科默恩，并打开了通往维也纳的道路。哈布斯堡王朝则致力于扭转或至少抵消这一打击，第二年，马蒂亚斯大公设法夺取了格兰和维谢格拉德，成功攻破了奥斯曼帝国战线的突出部。苏丹进行了反击，将战争向东北方向转移，在1596年亲自率领军队占领了埃尔劳，并于那年10月在迈泽凯赖斯泰什击败了一支救援部队，这是战争中唯一的一次重大野战。现在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特兰西瓦尼亚、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的三位君主身上，这些君主违抗苏丹，站在了皇帝一边。
哈布斯堡王朝的规划者将与特兰西瓦尼亚新结的联盟视为扩大哈布斯堡宗主权的手段，甚至可以迫使后者回到匈牙利王室的控制之下。这看起来时机非常恰当，因为现任大公西吉斯蒙德·巴索利（Sigismund Báthory）似乎欢迎被哈布斯堡接管。在他前任在位期间，波兰在这里的影响力一直很大，但现在由于波兰专注于对付瑞典，其影响力正在减弱（见第6章）。帝国军队在1598年夺回了拉布，稳定了主要战线，而自1599年以来，奥斯曼帝国日益增加的困难引发了大规模的叛乱。天主教革新在奥地利取得了显著的成功，这增强了皇帝顾问们的信心，并导致了与瓦拉几亚大公米哈伊（Michael）一起入侵特兰西瓦尼亚的重大决定，米哈伊希望让摩尔达维亚摆脱困境。波兰进行了非官方干预，让西吉斯蒙德复位，并在另外两个公国都设立了傀儡统治者，一段混战以哈布斯堡王朝的彻底失败告终。
哈布斯堡王朝非但没有止损，反而加强了在该地区的行动，新组织了一支规模更大的军队，将其委托给乔吉奥·巴斯塔（Giorgio Basta），他后来的行为让他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历史学家中获得了残忍暴君的名声。巴斯塔是众多效忠于哈布斯堡王朝的意大利人中的一员，一开始只是一名军鼓手，后来晋升至火绳枪骑兵连的指挥官，在佛兰德的西班牙军中服役。1597年，他带着一支西班牙部队来到匈牙利，很快获得了将军的军衔。施里克、马拉达斯、科拉尔托和埃内斯托·蒙泰库科利都曾在他手下服役，他还著有大量理论著作和军事评论，影响力得到进一步扩大，这些著作中有许多严重批评雇主没有给士兵适当的报酬。随后的战役预示了1618年后发生在帝国的许多事情。作为需要临场应变的人，巴斯塔被迫在瞬息万变的环境中迅速行动。他通常不可能咨询布拉格的帝国政府，而且即使在那里，鲁道夫的意图也远说不上清楚。1600年8月，巴斯塔在米哈伊大公的帮助下再次成功征服了特兰西瓦尼亚，并于次年谋杀了他的盟友，因为他认为米哈伊是一个累赘。由于波兰人拒绝第二次出手相救，西吉斯蒙德于1602年6月退位，以换取哈布斯堡的年金，现在特兰西瓦尼亚议会别无选择，只能向鲁道夫效忠，以换取对其特权的确认。
这是一次代价惨重的胜利。人力资源转移到了特兰西瓦尼亚，削弱了其他地区的防御，土耳其人在1600年夏天沿着萨瓦河推进，占领了卡尼萨，为通往施蒂里亚打开了道路。尽管马蒂亚斯大公在1601年占领了斯图尔维森堡，但次年这里又被一支土耳其军队夺回，而另一支军队则闯入了施蒂里亚。日益恶化的财政问题使帝国无法组织起协调一致的防御，帝国部分军队因兵变而瘫痪，一些法国人和瓦隆人甚至叛逃到土耳其人那边去。 [15] 马蒂亚斯在1602年10月占领了佩斯，从而挽回了局面，为奥斯曼人带来了危机，现在奥斯曼人有五个省面临叛乱。苏丹穆罕默德死于心脏病，他13岁的儿子艾哈迈德一世（Ahmet I）继位。沙赫阿巴斯抓住了机会，于1604年从波斯发动袭击，夺回了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艾哈迈德现在面对两条战线上的战争，于1604年2月与皇帝展开了和谈。
鲁道夫提出了过分的要求，浪费了在处境崩溃之前结束战争的最后机会。旷日持久的战争摧毁了特兰西瓦尼亚，它连哈布斯堡驻军都无法支撑。由于无望从布拉格得到帮助，巴斯塔不得不没收任何反对他的政府的贵族的财产。将军还接到皇帝的秘密指示，要他执行在奥地利实行过的天主教复兴政策，事态接下来迅速失控。就像在奥地利一样，复兴政策从城镇开始，目的是在战后用天主教移民和退伍军人重新定居该国。其他措施针对上匈牙利，在那里雅各布·贝尔乔索（Jacopo Belgiojoso）将军于1604年1月开始将路德宗牧师驱逐出战略城镇卡萨，同时90个边境哨所的驻军被轮换，以1.2万名德意志士兵取代了匈牙利人。没收政策扩展到匈牙利，在那里，马蒂亚斯甚至夺取了被剥夺匈牙利帕拉廷职位的新教权贵伊什特万·伊莱什（István Illésházy）的地产。事实证明这太过分了，心怀不满的马扎尔人现在与被压迫的特兰西瓦尼亚人为了共同的目标联合起来了。
反对派聚集在伊什特万·博奇考伊（István Bocskai）身边，他是上匈牙利瓦代恩的地主，信奉加尔文宗。博奇考伊从皇帝忠诚的仆人转变为反叛领袖的过程，概括了哈布斯堡王朝的政策是如何疏远他们许多最有影响力的臣民的。在最初的战役中，博奇考伊曾领导特兰西瓦尼亚辅助部队，但由于宗教信仰不同，鲁道夫不信任他，剥夺了他的指挥权，并于1598年将他带到布拉格。博奇考伊逃脱了被判死刑的命运，回到了他的庄园，成为不满分子集结的中心。 [16] 虽然当地加尔文宗神职人员称颂他为匈牙利的摩西，但博奇考伊避免煽动宗教热情，因为他担心这会疏远潜在的支持者，相反，他试图利用人们对看似永无止境的土耳其战争的不满情绪。贝尔乔索拦截了共谋者的信件后，带着3500人的部队，从卡萨出发去抓捕博奇考伊，但博奇考伊逃掉了，召集了5000名海杜克人，给予了他们贵族身份，分配给他们废弃的土地。贝尔乔索退回卡萨，但心怀不满的市民打开大门迎接博奇考伊，于是博奇考伊于1604年12月12日胜利进入卡萨。卡萨的陷落切断了位于上匈牙利的贝尔乔索和镇压特兰西瓦尼亚的5000人的哈布斯堡军队之间的联系。随着越来越多的海杜克人来到他的旗下，博奇考伊现在足够强大，他留下一支部队用来阻挡贝尔乔索的军队，自己于1605年1月带着4000名轻骑兵入侵了特兰西瓦尼亚。虽然哈布斯堡王朝得到了塞克勒人的支持，但是他们的部队分散在各孤立的驻军点中，到了9月，这些驻军点都落入了博奇考伊手中。特兰西瓦尼亚议会已经在2月宣布博奇考伊为新大公，当他在4月和其他军队一起向西返回时，他被称为“全匈牙利的杰出大公”，受到欢迎。
到目前为止，哈布斯堡王朝的阵地已经岌岌可危，濒临崩溃。巴斯塔在1604年7月被召回匈牙利的主要防线，尽管他有3.6万人的部队，仍然无法救援佩斯，佩斯落入奥斯曼围城者手中。帝国军向北撤退时解体，奥斯曼人得以收复格兰和维谢格拉德。博奇考伊占领了诺伊霍伊塞尔，于1605年11月11日在普雷斯堡外会见了新大维齐尔拉拉·穆罕默德（Lala Mehmed）帕夏，并在那里被加冕为匈牙利国王，用的是一个君士坦丁堡特制的王冠。
迫于亲属的压力，鲁道夫不情愿地用马蒂亚斯大公取代了巴斯塔，马蒂亚斯被授权在5月与博奇考伊开始谈判。波希米亚等级会议动员了1.7万名民兵，包括瓦伦斯坦和图尔恩伯爵指挥的部队，阻止了叛军在那年夏天进入摩拉维亚。博奇考伊的许多贵族支持者越来越担心，他只是在把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换成土耳其人的统治。他们也怀疑他是否还有能力控制海杜克人——博奇考伊对海杜克人做出了太多许诺——并认为叛乱已经实现了其最初的目标，即停止再天主教化和解放特兰西瓦尼亚。1606年1月停火后，匈牙利贵族和特兰西瓦尼亚贵族于6月23日与马蒂亚斯签署了《维也纳条约》（Treaty of Vienna），牺牲了鲁道夫和他们自己的支持者的利益。路德宗和加尔文宗的匈牙利贵族得到了正式的宽容，这种宽容扩展到了王室城镇和军政国境地带，而农民则得不到这种宽容。匈牙利的政治自治得到了加强，恢复了帕拉廷的职位，取消了维也纳的财政控制，把行政职位保留给了本地人，边境要塞中的德意志军队也被替换成了匈牙利军队。特兰西瓦尼亚自治也得到加强。博奇考伊放弃了他新获得的匈牙利王位，但保留了国王的礼节性头衔，并被哈布斯堡王朝承认为特兰西瓦尼亚大公，哈布斯堡王朝还割让了卡萨以东的另外五个上匈牙利郡。
虽然博奇考伊获得成功之后没能活得太久，但他的反抗开创了一个重要的先例。好斗的天主教势头已被逆转，不是被内奥地利的消极抵抗（那些已经可悲地失败了）所逆转，而是被武装力量所逆转。16世纪70年代，奥地利新教徒利用他们在各省等级会议中的影响力来讨价还价，获得了各种让步，而匈牙利人和特兰西瓦尼亚人则在他们的国家之间建立了一个可行的联盟。波希米亚人后来会在1618年效仿其先例。
更为直接的是，《维也纳条约》为马蒂亚斯扫清了道路，他在1606年11月11日与苏丹缔结了《吉托瓦托洛克条约》（Treaty of Zsitva Torok），结束了与苏丹的破坏性战争。这没有实现永久和平，双方也都不愿意接受永久和平。尽管如此，苏丹和皇帝将不得不承认对方的平等地位，哈布斯堡王朝自1547年以来每年支付的3万弗洛林的羞辱性进贡将被20万弗洛林的一次性“免费赠品”所取代。苏丹保留了卡尼萨和埃尔劳，但必须允许皇帝在其对面建造新的要塞。和约将维持20年，在此期间，如果没有正规军参与，跨境突袭是可以容忍的。
对哈布斯堡王朝来说幸运的是，1606年后奥斯曼人无力发动新的战争。1608年，苏丹设法镇压了自己国内的反抗，但在1618年被迫接受与波斯签订和约，这也标志着他丧失了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波斯人利用奥斯曼帝国内部的持续动乱，在1623年重新发动战争，占领了巴格达，屠杀了所有没来得及逃脱的逊尼派居民。伊拉克的丧失引发了奥斯曼帝国的动荡，包括叙利亚和也门的大规模叛乱，叛乱扰乱了税收，切断了通往圣地的道路。与此同时，苏丹失去了对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控制，鞑靼人对波兰挑起了未宣战的战争，战争断断续续地持续到1621年。面对这些问题，苏丹非常乐意在1615年确认了《吉托瓦托洛克条约》，接受一些小的边界调整，从而使格兰突出部周围的哈布斯堡王朝防御得到改善。波希米亚叛乱与波斯的胜利同时发生，苏丹竭力安抚皇帝，甚至在1618年夏天向他提出，可以提供几千名保加利亚或阿尔巴尼亚的辅助部队。尽管这些都被婉言谢绝，奥斯曼二世（OsmanⅡ）次年还是派了一名特别大使祝贺费迪南德二世当选为皇帝。奥斯曼帝国方面的善意格外受到欢迎，因为帝国议会在1615年最后一次边境防御资助到期时，并没有自动延期。波希米亚危机迫使奥地利人抽空了边境的军队，在1619年从克罗地亚和匈牙利招募了6000名骑兵。此后，约有4000名边防部队士兵在帝国军服役，直到1624年，主要由乔瓦尼·伊索拉诺（Giovanni Isolano）指挥，他是一名在克罗地亚拥有地产的塞浦路斯人，在长土耳其战争中声名鹊起。哈布斯堡王朝没有足够的钱去支付边境上剩余驻军的费用，这导致了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地区在1623年7月发生兵变。尽管特兰西瓦尼亚人站在波希米亚人一边，但苏丹没有抓住这个机会，没有他的帮助，他们的干预很快就失败了。 [17]
由于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的政府都被其他地方的战争分散了注意力，跨境关系现在轮到了匈牙利帕拉廷和布达的奥斯曼帕夏来处理。1625年至1645年间，匈牙利帕拉廷是艾什泰哈齐·米克洛什（Esterházy Miklós）。他培养了匈牙利作为基督教世界堡垒的人文主义愿景，同时鼓励马扎尔贵族信任哈布斯堡王朝，认为他们是当下防御土耳其威胁的最好选择，最终也将收复被土耳其人夺走的土地。 [18] 1627年，他在什尼与布达的帕夏谈判，将《吉托瓦托洛克条约》延长15年，为皇帝赢得更多时间来对抗基督教敌人。1631年，奥斯曼人确实利用曼托瓦战争的机会掠夺了上穆尔河谷的14个村庄，但是他们拒绝了威尼斯人提出的扩大进攻的建议。尽管苏丹穆拉德四世最终在1632年左右恢复了奥斯曼帝国的秩序，镇压了各省的叛乱，但他更倾向于反对波斯人，希望在哈布斯堡王朝全神贯注于德意志问题的时候打败波斯。奥斯曼军队收复了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伊拉克，于1638年夺回巴格达，并迫使波斯在次年接受了这些损失。
在1625年德意志战争加剧的时候，这种相对平静的局面使得皇帝可以从边境地区抽调更多的士兵。同年，第一个克罗地亚团组成，随后在1630年又增加了两个。瑞典的介入促使1633年前急剧扩张到14个克罗地亚团，另外还招募了1500名卡帕勒廷骑兵（Kapelletten），这是一种在弗留利和达尔马提亚招募的轻骑兵。克罗地亚团的数量在1636年达到高峰，共25个，三年后下降到10个，战争结束时下降到6个。尽管如此，不断的招募耗尽了边境的兵力，到1641年只留下1.5万名的有生力量，比官方编制少了大约7000人。 [19] 但这仍然是一支庞大的部队，相当于战争后期一场大型战役中部署的人数。在皇帝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的时候，这意味着人力、金钱和物质方面的重大投入，人们在评估帝国在冲突中的表现时，往往忽略掉了这个因素。
哈布斯堡王朝持续在边境地带维持一支军队，这表明他们仍然非常害怕奥斯曼帝国的威胁。土耳其人在1639年与波斯缔结和约之后，发动了旨在巩固他们对卡尼萨的控制的大规模突袭，这表明哈布斯堡王朝的担忧似乎是合理的。要不是波斯战争重新被挑起，事情可能会变得更糟，苏丹被迫在1642年再次更新《吉托瓦托洛克条约》，这一次有效期为20年。苏丹面临的问题削弱了他对特兰西瓦尼亚的控制，1606年后，特兰西瓦尼亚名义上仍处于他的宗主权之下。随着特兰西瓦尼亚变得越来越独立，大公感到有勇气于1644年至1645年再次介入三十年战争（见第19章）。因此，虽然奥斯曼帝国面临的种种问题让苏丹置身于战争之外，但悖谬的是，它却让特兰西瓦尼亚加入了战争。尽管如此，面对特兰西瓦尼亚总比面对更强大的奥斯曼帝国要好。人们担心布达的帕夏会用步兵和大炮支持大公，这种情况从未成真，因此特兰西瓦尼亚对战争的干预基本上没有什么作用。就在特兰西瓦尼亚实现和平之时，苏丹又专注于与威尼斯的新冲突，这场冲突一直持续到1669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后的复员迫使皇帝将军队从帝国撤出，转移到匈牙利，一直持续到1655年，以阻止奥斯曼帝国的进一步突袭。直到17世纪50年代末，奥斯曼人才强大到足以构成积极威胁，他们试图重新确立对特兰西瓦尼亚的影响力，这引发了1662年后与皇帝的另一场战争，最终在两年后以《吉托瓦托洛克条约》的再次更新而告终。直到1683年奥斯曼帝国围攻维也纳并失败，僵局才被打破，这场冲突也开启了1683—1699年的大土耳其战争。哈布斯堡王朝依靠国际援助，将土耳其人赶出了匈牙利，于1687年将匈牙利转变为世袭王国，4年后又吞并了特兰西瓦尼亚。这场胜利使奥地利凭借自身成为一个大国，使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头衔不再那么重要。 [20]
对1606年收拾鲁道夫政策所造成的残局的哈布斯堡王朝来说，这些荣耀似乎是遥不可及的梦想。由于失去了两个最大的要塞，哈布斯堡王朝边境力量被削弱了，王朝在匈牙利政治中失去了阵地，而在特兰西瓦尼亚的所有影响都消失了。然而，这些事情的回响还远远超出了哈布斯堡王朝的东方王国，甚至还动摇了君主国本身的根基。尽管在战争中获得了超过5500万弗洛林的资助和税收，鲁道夫的债务还是攀升至1200万弗洛林。匈牙利铜矿等关键收入来源也被典当，用于筹集更多贷款。到1601年，王朝已经拖欠边境部队100万弗洛林，而到战争结束时，拖欠野战军的工资是这个数字的两倍。6000名士兵在维也纳游荡，要求至少得到100万弗洛林才肯离开。哈布斯堡王朝在自己的首都都无力维持秩序，凸显了他们的失败。失望和幻灭蔓延到帝国各地，诸侯很难相信他们的钱没有买到胜利。帝国财长盖兹科夫勒被正式指控盗用了50万弗洛林，尽管他在1617年被宣告无罪，但许多诸侯没有支付他们在最后一次边境资助中的份额，该资助是在1613年投票通过的。到1619年，仍然有528万弗洛林的拖欠。
寻找替罪羊的工作也扩展到哈布斯堡王朝本身。鲁斯沃姆（Rußwurm）元帅于1605年因失去格兰被处决，他和博奇考伊一样，也是加尔文宗信徒。而在缔结最终的和约之后，大公们就开始互相攻击。随后发生的“兄弟之争”（ Bruderzwist ）加剧了战争造成的破坏，进一步削弱了王朝，鼓励了等级会议中的激进分子相信暴力对抗可以推进教派和政治目标。至关重要的是，在关键时刻，家族不和分散了皇帝对帝国的注意力，破坏了剩余的善意，并挫败了那些寻求和平解决那里紧张局势的人的努力。弗朗茨·格里尔帕策（Franz Grillparzer）的同名戏剧影响了人们对“兄弟之争”的看法。这部作品是19世纪奥地利文学的伟大作品之一，它将马蒂亚斯塑造成不顾一切、渴望权力、反对鲁道夫的篡权者的角色，而鲁道夫尽管有种种缺点，但似乎是一位爱好和平的君主。马蒂亚斯的整体处境更为复杂，而其他大公们在这场正在上演的戏剧中也不仅仅是一些小角色。
关于战争引发的相互指责迫使哈布斯堡王朝面对更深层次的、未解决的继承问题。1578年4月，鲁道夫与他的五个兄弟达成一致，同意不再重复他们祖父1564年瓜分奥地利土地的行为。作为主要支系的最为年长的代表，鲁道夫将保留奥地利、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在给他的兄弟们找到更合适的安排之前，给予他们津贴，让他们担当行省总督这样的角色。不幸的是，新教在整个帝国的传播减少了他们在帝国教会内部任职的机会，因为一些主教辖区在16世纪80年代落到了路德宗手中。1578年9月，文策斯劳斯（Wenceslaus）大公早逝，只剩下四个兄弟需要安排。次子恩斯特似乎满足于在1578年后担任奥地利和匈牙利总督，他于1595年去世，也不用考虑了。最小的阿尔布雷希特在1571年后仍留在西班牙，最终被腓力二世选为他女儿伊莎贝拉的丈夫，就是早些时候鲁道夫拒绝娶的那位伊莎贝拉。尽管他的名字被多方提到，但阿尔布雷希特身处西班牙，无法成为奥地利和帝国继承权的有力竞争者。
第四个儿子马克西米连因为童年时的一场疾病，无法按惯例去西班牙旅行。他母亲指望他在帝国教会内谋得职位，但他表现出了更多的军事野心。最终找到了一个妥协方案，他于1585年被任命为十字军条顿骑士团大团长。在1586—1587年有争议的波兰国王选举中，他成为少数党候选人，但他未能胜过最受欢迎的瑞典的西吉斯蒙德，而且还在战斗中被后者俘获。尽管在1589年被鲁道夫赎回，马克西米连还是把失败归咎于他的哥哥没有给他足够多的支持。土耳其战争的爆发为他提供了一个发泄能量的机会，观察家认为他是尝试带兵打仗的大公中表现得最好的一位。他的部队纪律涣散，使他在迈泽凯赖斯泰什战役中失去了到手的胜利，短暂卷入特兰西瓦尼亚泥潭使他更加失望。鲁道夫1600年的崩溃似乎促使马克西米连重新行动起来。在所有大公中，他在德意志诸侯中有着最广泛的人脉，特别是因为他是条顿骑士团大团长。骑士团仍然是一个泛基督教组织，而不属于特定的教派，符合马克西米连自己对信仰的务实态度，以及他对和平的关切。马克西米连早年急于表现为鲁道夫的继承者，遭到了失败，现在他灰心丧气，转而充当诸侯和大公们之间公正的调停人，并集中精力巩固哈布斯堡王朝在蒂罗尔（他于1602年起成为那里的总督）的权威。 [21]
最后是马蒂亚斯，他是第三个儿子，在1595年恩斯特死后，他是主要继承竞争者。 [22] 马蒂亚斯没有在西班牙受过教育，因此没有他两个哥哥呆板僵硬的严肃气质。乍一看，他似乎是所有大公中最难让人赞许的，他过着花花公子般的生活，自我放纵，越来越懒惰。尽管如此，他还是有一定的魅力的，在一个以阴郁沉闷著称的家庭里，他有一种不寻常的乐趣感。他还保留了他父亲马克西米连二世的温和精神，并相信自己可以解决教派冲突。1577年的一个晚上，他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就匆忙离开，在尼德兰危机最严重的时候突然出现在那里，接受了叛军的提议，成为他们的总督。他现在处在一个他完全应对不了的处境里。叛军领导人只是在聚集部队时，把他用作一个保全面子的工具，后来在1581年驱逐了他。这次经历让他清醒了过来，但他后来一直无所事事，因为他的家人都不信任他。尽管如此，1595年，他是唯一一位能接替恩斯特出任奥地利总督的大公，而土耳其战争提供了战场指挥的机会。有明显的迹象表明，他在1600年开始变得成熟，部分原因是克莱斯尔主教的影响，两人在奥地利密切合作，复兴天主教，平息农民叛乱。
费迪南德大公和他的弟弟利奥波德属于幼系的施蒂里亚分支，他们对哈布斯堡奥地利遗产有自己的主张。作为反宗教改革一代的年轻人，相比那几位坚持追随他们父亲、相信可以找到超越教派冲突解决方案的更年长的大公们，他们对西班牙和巴伐利亚来说是更有吸引力的选择。费迪南德因为婚姻和巴伐利亚紧密联系在一起，他的个人虔诚和对天主教复兴的投入给西班牙和教宗留下了深刻印象。作为次子，利奥波德注定要在教会内任职，但他并不适合教会生涯。尽管先后担任过帕绍（1605）和斯特拉斯堡（1607）的主教，但他从未许过更高的神职誓言，仍是哈布斯堡王朝中的一张充满变数的百搭牌，他对战争和政治野心比教会圣职更感兴趣。
鲁道夫越来越古怪的行为让大公们相信他们必须采取行动。西班牙大使早在1603年就已经提出了废黜皇帝的可能性，但是教宗不愿意纵容这样的行为，因为还不清楚鲁道夫是否真的疯了。博奇考伊叛乱的爆发消除了这种顾虑，大公们于1605年4月在林茨召开会议，他们一致同意，应当首先迫使鲁道夫交出匈牙利。克莱斯尔主教小心翼翼地引导着马蒂亚斯，阻止他做出任何鲁莽的事情——比如从匈牙利叛军那里接受圣斯蒂芬王冠——并努力安抚西班牙人，他们仍然指责马蒂亚斯加剧了尼德兰的反抗。克莱斯尔是一名公共关系大师，他明白，应该把马蒂亚斯塑造成一个关心臣民关切的人，而鲁道夫则坚持旧式的更离群索居的君主生活。 [23] 1606年4月25日，克莱斯尔再次在维也纳召集大公，让他们同意支持马蒂亚斯作为唯一继承人。鲁道夫将被宣布精神状况不佳，这扫清了将他的领地转让给马蒂亚斯的道路，然后马蒂亚斯可以从一个有利位置与选帝侯进行谈判，以被选举为罗马人的国王，从而确保能得到皇帝的头衔。
西班牙支持这一计划，并允许阿尔布雷希特在11月支持这份协议，但是费迪南德玩了一场双面游戏，他表面上赞同马蒂亚斯，但暗地里希望鲁道夫会任命他为继承人。当马蒂亚斯得知这一点后，他公布了1606年4月的协议，让他的竞争对手在鲁道夫那里名声扫地，被迫暂时退出竞争。然而，鲁道夫的坚决反对让帝国选帝侯感到不安，他们不愿意在他还活着的时候讨论继任者问题——而且无论如何，普法尔茨选帝侯和新教诸侯更想让马克西米连而不是马蒂亚斯成为继任者。1607年10月，海杜克人叛乱，抗议他们在博奇考伊叛乱后被抛弃，事情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匈牙利权贵怀疑鲁道夫故意鼓励他们，以破坏《维也纳条约》。克莱斯尔原本希望不用对等级会议做进一步让步就能解决继承问题，这场危机终结了他的希望，他现在采用一项高风险战略，争取匈牙利的支持，迫使鲁道夫同意。马蒂亚斯终于在1607年6月获得任命，成为匈牙利总督，他违抗鲁道夫的命令，于次年1月在普雷斯堡召开议会。来自上奥地利和下奥地利的代表来到这里，与匈牙利人结成联盟，并于2月达成协议。表面上，这是为了维护结束博奇考伊叛乱的协议，并确保鲁道夫不会扰乱与土耳其人的停战协议。实际上，它将匈牙利王冠转移到了马蒂亚斯手中，以换取他对匈牙利新教徒的进一步保障和对贵族的让步，牺牲了农民的利益。
鲁道夫仍然还有拒绝加入联盟的匈牙利天主教少数派的支持，但是他的政策正在疏远他日渐减少的支持者。对摩拉维亚内部事务的笨拙干预让那里的等级会议紧密合作，并在4月加入了马蒂亚斯的联盟。马蒂亚斯现在故意让局势进一步紧张，希望引发一场危机，让波希米亚也集结到他的旗帜之下，而让鲁道夫完全孤立。在等级会议中新教多数派的支持下，马蒂亚斯在茨奈姆集结了2万人的奥地利和摩拉维亚军队，茨奈姆就在摩拉维亚边境处，正对着维也纳。他还在更东面的摩拉瓦河边上集结了另一支1.5万人的匈牙利部队。马蒂亚斯在恰斯拉夫——位于他的营地和布拉格的半途——召集了一次包含哈布斯堡等级会议的大会，计划在会上强势亮相，他向德意志诸侯发布了一份宣言，声称自己的行为是为了恢复哈布斯堡君主国和神圣罗马帝国的稳定。
现在王牌掌握在波希米亚人手中。如果他们叛逃，西里西亚人和卢萨蒂亚人会选择跟随，只剩鲁道夫一个人孤立无援。在德意志宗教好斗分子的鼓励下，波希米亚新教领导层抓住机会，要求哈布斯堡王朝正式承认其信仰，而此前哈布斯堡王朝在1575年否认《波希米亚信纲》时已经拒绝过了（见上文第3章）。鲁道夫的手下只有5000名没有领到薪水的士兵，这些人正全力撤退到他的首都。他也失去了西班牙大使的信任，后者建议他在为时已晚之前达成协议。鲁道夫默许波希米亚等级会议在布拉格集会，并在5月让他们自己也做军事上的准备。看到马蒂亚斯也没钱了，波希米亚人摊牌了，他们拒绝被马蒂亚斯召唤到恰斯拉夫，转而开始支持鲁道夫。两人都被各自的支持者耍了，这些人在1608年6月25日签署的《利本条约》（Treaty of Lieben）中，在哈布斯堡王朝内部和解的名义下，实现了自己的目标。鲁道夫被迫放弃了重新对奥斯曼人开战的计划，将圣斯蒂芬王冠交给了马蒂亚斯，并承认他是摩拉维亚、上奥地利和下奥地利的统治者。摩拉维亚人从波希米亚获得了更大的自治权，并在卡雷尔·齐罗廷（Karel Zierotin）领导下建立了一个新政府，他是一名富有才智的波希米亚兄弟合一会的追随者，真诚地渴望实现和平。
6月29日，奥地利人、摩拉维亚人和匈牙利人利用在马蒂亚斯营地会面的机会，建立了自己的联盟，同意相互合作，以从王朝中获取更多让步。马蒂亚斯和克莱斯尔事先预料到了这一点，并试图依次与各省进行谈判，希望减少损失。马蒂亚斯在1608年8月接受了摩拉维亚的效忠，作为回报，他承诺将不会有人因为信仰而受到迫害。这和新教激进分子所期待的完全合法权利相距甚远，但是齐罗廷控制住了这些人，很高兴摩拉维亚获得了更大的政治自主权。奥地利的情况大不相同，在那里，等级会议的领导权移交给了像1598年进入上奥地利贵族议院的奇尔诺梅利（Tschernembl）男爵这样的人手中。他之前是激进的阿尔特多夫大学的学生，在16世纪80年代游历了新教欧洲，见到了当时的主要知识分子，并和他们讨论了反抗暴政的问题。尽管他反对1595—1597年的农民叛乱，但他比他的贵族同侪们更愿意承认普通民众的反抗权。正因为如此，他引起了后世历史学家的极大关注，后者经常扭曲了他的实际意义。 [24] 作为加尔文宗教徒，他在奥地利新教徒中属于少数派，但是哈布斯堡王朝内部的争斗让他有机会把自己推到前台，夺取了等级会议的领导权。然而，他从未成功地将所有路德宗信徒团结起来，而他的极端主义又侵蚀了他和温和派天主教徒仅存的不多的共同点。
奇尔诺梅利认为，鲁道夫放弃奥地利的行为创造了一个空位期，权力现在掌握在等级会议手中，直到他们同意接受马蒂亚斯为继承人。这种说法说服了166名上奥地利和下奥地利新教领主和骑士，他们聚集在位于奇尔诺梅利家乡的激进派大本营霍恩。在这里，他们于1608年10月3日庄严宣誓成立一个联邦，实际上宣布脱离温和派和天主教徒，并在这两个省建立了一个替代政府。他们投票通过付钱给军队（由他们的佃户支付！），并派遣使者前去与匈牙利和普法尔茨的加尔文宗领导人会面。马蒂亚斯亲自前往普雷斯堡会见匈牙利人，以阻止他们。他同意执行《维也纳条约》，并不得不在议会恢复伊莱什为匈牙利帕拉廷的时候观望。议会在确认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的自治权之后，终于在11月19日承认马蒂亚斯为匈牙利新任国王。
奥地利人仍然在违抗，鲁道夫在布拉格策划阴谋，因此马蒂亚斯的地位并不稳固。据报道，他晚上睡不着觉，大声喊道：“我的上帝，我该怎么办！如果我不给他们想要的东西，我会失去我的土地和臣民。如果我同意，我会被诅咒的！” [25] 1609年3月19日，他承认了奇尔诺梅利的大部分要求，停止了天主教改革，恢复了1571年的宗教保证，并扩大了这些保证，口头承诺允许帝国城镇信仰自由。过去30年来将哈布斯堡权威和天主教的一致性结合起来的艰苦努力被一扫而光。尽管奥地利人现在接受他为大公，但马蒂亚斯疏远了感到自己被遗弃的天主教少数派。狡猾的克莱斯尔仍然小心翼翼地留在幕后，当他的主人于1608年开始反叛，入侵波希米亚时，他仍留在维也纳。1609年复活节期间，他公开拒绝给马蒂亚斯行圣礼，同时秘密建议做出让步，作为一种战术上的权宜之计。奇尔诺梅利认为克莱斯尔是大阴谋家，要求驱逐后者，在这种压力下，马蒂亚斯考虑说服教宗提拔克莱斯尔为枢机主教，把他送往罗马，以保全面子。但是随着与他的顾问的关系变得紧张，马蒂亚斯无法在等级会议面前收复任何失地了。
与此同时，波希米亚人不失时机地迫使皇帝信守他的浮士德式的交易。与自己兄弟的斗争耗尽了鲁道夫仅存的信誉，他再没有其他人可以求助以支撑他摇摇欲坠的皇帝尊严。1608年被遣散后，等级会议中的新教成员于1609年4月单方面重组，不顾鲁道夫让自己不受打扰的明确命令，强行闯入了皇帝在赫拉德恰尼城堡中的内殿。就像在奥地利的情形一样，令人兴奋的气氛把激进分子推到了前线。有人喊道：“这个国王不好，我们需要另一个国王！”当图尔恩伯爵号召进行军事准备时，他收到了人们的欢呼，这一次，他们对抗的是皇帝。 [26] 图尔恩家族最初来自意大利北部的德拉·托雷（della Torre）家族，但他们和许多同胞一样，也在奥地利和波希米亚获得了土地。人们几乎普遍对图尔恩评价不高，他也确实是一个非常无能的政治领袖和糟糕的战略家。尽管他是路德宗信徒，但他的行为表明，他更多地是出于个人野心，而非宗教信仰，他在1609年表现出来的激进主义是出于对鲁道夫在土耳其战争中未能回报他的效劳的不满。
图尔恩提出了一系列无情的要求，直到脆弱的鲁道夫在7月9日晚上投降，签署了臭名昭著的《陛下诏书》（Letter of Majesty），给予波希米亚新教徒的宗教和政治自由超过了奥地利和匈牙利新教徒赢得的自由。从今以后，领主、骑士和王室城镇可以自由选择信奉哪个基督教教派，每个团体可以选出十名“保护者”（Defensor）来捍卫他们的权利。这实际上创建了一个以瓦茨拉夫·布多维克·冯·布多夫（Vaclav Budovec von Budov）为首的政府，与洛布科维茨领导的哈布斯堡正式政府并列。图尔恩和科隆纳·冯·费尔斯（Colonna von Fels）——另一个意大利血统的军人——被任命为新教民兵的指挥官。其他新教徒接管了布拉格大学和酒饼同领派审议会议，从而获得了建设自己的行省教会的体制框架。 [27] 8月20日，一封类似的《陛下诏书》赋予了西里西亚路德宗与天主教同等的地位。
波希米亚天主教徒自1599年以来一直处于优势地位，现在却被他们的命运所依赖的王朝抛弃了。斯拉瓦塔失去了卡尔施泰因城堡主的职位，这个职位与监管王冠珠宝有关，现在鲁道夫将这个职位交给了图尔恩伯爵。洛布科维茨带领天主教徒拒绝签署这封《陛下诏书》，使皇帝更加孤立。哈布斯堡王朝的声望直线跌落，奇尔诺梅利和他在德意志的激进盟友相信，王朝正处于完全崩溃的边缘。鲁道夫向奥地利人保证，只要他们回到他那里，他也会给出奥地利版本的《陛下诏书》，看起来奇尔诺梅利等人的希望有望实现。
这场危机发生的同时，帝国内部形成了敌对的新教和天主教诸侯联盟，围绕着于利希—克利夫斯遗产纠纷而产生的国际紧张局势也正在发酵（详见第7章）。然而，最终没有发生重大战争，哈布斯堡王朝面临的直接威胁也消退了。在我们转向欧洲其他地方的事件之前，这需要一些解释。
激进分子是他们自己成功的受害者。他们在1608—1609年赢得的让步代表着实现了长久以来的梦想，这让大多数新教徒十分满意，也不再希望与帝国和更远地区的同宗者建立更密切的联系。由于这些收益是通过武力获得的，很少有德意志人希望与哈布斯堡王朝的反叛者有任何关系，后者被广泛认为是帝国的不忠臣民。激进的少数派被他们表面上的成功蒙蔽了双眼，没有看到他们的支持逐渐消失。1608年底，一名向新教诸侯寻求借款的特使空手而归，到1610年2月，波希米亚人决定解散自己昂贵的民兵。 [28] 尽管在摩拉维亚，齐罗廷仍然能将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团结在一起，但在其他省份，两派已经不再聚会。激进新教徒选择在缺乏坚实宪法基础的独立教派集会上聚会，抵制正式的议会，而这使得天主教少数派可以控制等级会议。
1593年土耳其战争的爆发带来了危险和机遇。鲁道夫重新发现个人的使命感，而各种程度不同的激进分子都被边缘化了，因为德意志诸侯和哈布斯堡等级会议紧密团结在鲁道夫身后，投票支持光荣的十字军远征。由于无法在匈牙利取得任何进展，鲁道夫的亲属和臣民越来越沮丧。先是施蒂里亚的费迪南德，随后是马蒂亚斯和鲁道夫，都加强了他们地盘上的天主教复兴，形势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他们明确地将天主教复兴与重新确立王朝政治权威联系在一起，这代表着时代开始转变了，他们不再像1576年前费迪南德一世和马克西米连二世那样，将影响力寄托在调和相互竞争的信仰上。哈布斯堡的政策变得越来越不灵活，因为它的王朝利益和教派利益变得密切相关，使得不可能在不损害家族在一个地区的地位的情况下，在另一个地区做出让步。当鲁道夫在1600年后将这项政策推广到上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时，情况变得越发困难了。在土耳其战争继续进行的时候，这么做完全是愚蠢的行为，这激起了博奇考伊的反抗，迫使马蒂亚斯进行干预，并与奥斯曼人达成不令人满意的和约。1606年后，由于苏丹自己的问题，哈布斯堡王朝免于遭受更严重的灾难，但是随着兄弟之争急剧失控，哈布斯堡君主国面临的危险从国际冲突变为内战。彼此竞争的大公们在一场游戏中赌掉了他们家族剩余的大部分信用，最终他们都是输家。虽然到1609年，马蒂亚斯在奥地利、摩拉维亚和匈牙利取得了明显的成果，但这些进步是以加强等级会议中新教派系为代价的。而鲁道夫在《陛下诏书》中对波希米亚人和西里西亚人做出了更具破坏性的让步。1595年后，蒂罗尔因为没有一个世袭大公而没有被卷入到纷争中去，而费迪南德暂时退出了家族争斗，内奥地利人也没有卷入这场争论。尽管如此，16年不间断的国际战争和内战使奥地利君主国遭到了严重削弱，在其富有的西班牙堂兄弟面前显得黯然失色。
[1] 关于奥斯曼帝国的文献现在非常丰富，但一般集中于1600年前的或1650年后的。更好的介绍和更多的详细信息，见P.F. Sugar, Southeastern Europe under Ottoman Rule 1354–1804 (Seattle and London, 1977); B. Jelavich, History of the Balkans (Cambridge, 1983); S. Faroqhi, The Ottoman Empire and the World Around It (London, 2004); C.V. Findley, The Turks in World History (Oxford, 2005); D. Goffman, The Ottoman Empire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2002).
[2] A. Höfert, Den Feind beschreiben: ‘Türkengefahr’ und europäisches Wissen über das Osmanische Reich 1450–1600 (Frankfurt, 2003); A. Çirakman, From ‘terror of the world’ to the ‘sick man of Europe’. European images of Ottoman empire and society from the sixteenth century to the nineteenth (New York and Frankfurt, 2002); M. Grothaus, ‘Zum Türkenbild in der Kultur der Habsburgermonarchie zwischen dem 16. und 18. Jahrhundert’, in A. Tietze (ed.), Habsburgisch-osmanische Beziehungen (Vienna, 1985), pp.67–89.
[3] 关于17世纪20年代的内部问题，见G. Piterberg, An Ottoman Tragedy.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at play (Berkeley, 2003). 关于军队和奥斯曼帝国的作战方式，见R. Murphey, Ottoman Warfare 1500–1700 (London, 1999); G. Agoston, ‘Ottoman warfare in Europe 1453–1826’, in J. Black (ed.), European Warfare 1453–1815 (London, 1999), pp.118–44; V. Aksan, ‘Ottoman war and warfare 1453–1812’, in J. Black (ed.), War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 1450–1815 (London, 1999), pp.147–76; J. Grant, ‘Rethinking the Ottoman“decline”. Military technology diffusion in the Ottoman empire, fifteenth to eighteenth centuries’,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 10 (1999), 179–201.
[4] M. Arens, Habsburg und Siebenbürgen 1600–1605 (Cologne, 2001); G. Murdock, Calvinism on the Frontier 1600–1660. International Calvinism and the Reformed Church in Hungary and Transylvania (Oxford, 2000).
[5] P. Broucek, ‘Logistische Fragen der Türkenkriege des 16. und 17. Jahrhunderts’, Vorträge zur Militärgeschichte , 7 (1986), 35–60. 另见L. Mákkai, ‘Economic landscapes: historical Hungary from the fourteenth to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in A. Maczak et al. (eds.), East-Central Europe in Transition (Cambridge, 1985), pp.24–35.
[6] O. Regele, ‘Zur Militärgeschichte Vorderösterreichs’, in F. Metz (ed.), Vorderösterreich (2nd edn, Freiburg, 1967), pp.123–37; P. Broucek, ‘Der Krieg und die Habsburgermonarchie’, in A. Weigl (ed.), Wien im Dreißigjährigen Krieg (Vienna, 2001), pp.106–54; A. Veltzé, ‘Die Wiener Stadtguardia’, MIÖG , supplement 6 (1901), 530–46. New outworks were completed 1624–37.
[7] G. Dávid and P. Fodor (eds.), Ottomans, Hungarians and Habsburgs in Central Europe (Leiden, 2000); G. Pálffy, ‘Türkenabwehr, Grenzsoldatentum und die Militarisierung der Gesellschaft in Ungarn in der Frühen Neuzeit’, HJb , 123 (2003), 111–48; C.W. Bracewell, The Uskoks of Senj. Piracy, banditry and holy war in the sixteenth-century Adriatic (Ithaca, 1992); E. Heischmann, Die Anfainge des stehenden Heeres in Österreich (Vienna, 1925); G. Agoston, ‘Habsburgs and Ottomans: Defense, military change and shifts in power’, Turkish Studies Association Bulletin , 22 (1998), 126–41.
[8] W. Schulze, Reich und Türkengefahr im späten 16. Jahrhundert (Munich, 1978); W. Steglich, ‘Die Reichstürkenhilfe in der Zeit Karls V.’, Militärgeschichtliche Mitteilungen , 11 (1972), 7–55.
[9] 关于意大利人，见G. Hanlon, The Twilight of a Military Tradition. Italian aristocrats and European conflicts 1560–1800 (London, 1998). 曼斯菲尔德的远亲沃尔夫冈·曼斯菲尔德伯爵同样在帝国军中服役，对抗土耳其人。后来他在波希米亚叛乱期间指挥萨克森军，最后成了帝国陆军元帅。
[10] 关于这一辩论的主要作品在C.J. Rogers (ed.), The Military Revolution Debate (Boulder, 1995)中有重印。另见G. Parker, The Military Revolution: Military Innov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 1500–1800 (Cambridge, 1988); J. Black, A Military Revolution? Military change and European society 1550–1800 (Basingstoke, 1991).
[11] B.S. Hall, Gunpowder, Technology and Tactics. Weapons and warfare in Renaissance Europe (Baltimore, 1997). 关于更关注中欧的武器和战术的讨论，见C. Beaufort-Spontin, Harnisch und Waffe Europas. Die militärische Ausrüstung im 17. Jahrhundert (Munich, 1982); E. Wagner, European Weapons and Warfare 1618–1648 (London, 1979); H. Schwarz, Gefechtsformen der Infanterie in Europa durch 800 Jahren (Munich, 1977); G. Ortenburg, Waffe und Waffengebrauch im Zeitalter der Landsknechte (Munich, 1984). 攻城战在第5章中会有更多的讨论。
[12] A. Wasilkowska, Husaria. The winged horsemen (Warsaw, 1998); R. Brzesinski and A. McBride, Polish Armies 1596–1696 (2 vols., London, 1987–8).
[13] H. Lahrkamp, ‘Kölnisches Kriegsvolk in der ersten Hälfte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 AHVN , 161 (1959), 114–45, at pp.124–31; E. von Frauenholz, Das Heerwesen in der Zeit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 (2 vols., Munich, 1938–9), I, pp.29–34.
[14] J. Niederkorn, Die europäischen Mächte und der ‘Lange Türkenkrieg’ Kaiser Rudolfs II. (1593–1606) (Vienna, 1993); J. Müller, ‘Der Anteil der Schwäbischen Kreistruppen an dem Türkenkrieg Kaiser Rudolfs II. von 1595 bis 1597’, Zeitschrift des Historischen Vereins für Schwaben und Neuburg , 28 (1901), 155–262. 关于帝国动员的范围和成本的有用细节，另见T. Szalontay, ‘The art of war during the Ottoman-Habsburg long war 1593–1606 according to narrative sources’ (University of Toronto PhD, 2004); J.F. Pichler, ‘Captain John Smith in the light of Styrian sources’, Virginia Magazine , 65 (1957), 332–54.
[15] C.F. Finkel, ‘French mercenaries in the Habsburg-Ottoman war of 1593–1606: the desertion of the Papa garrison to the Ottomans in 1600’,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 55 (1992), 451–71.
[16] L. Toifl and H. Leitgrab, Ostösterreich im Bocskay-Aufstand 1605 (Vienna, 1990).
[17] R.R. Heinisch, ‘Habsburg, die Pforte und der Böhmische Aufstand (1618–1620)’, Südost Forschungen , 33 (1974), 125–65, at pp.143–51; H. Valentinitsch, ‘Die Steiermark, Ungarn und die Osmanen, 1606–1662’, Zeitschrift des Historischen Vereines für Steiermark , 45 (1974), 93–128; G. Wagner, ‘Österreich und die Osmanen im Dreißigjährigen Krieg’, Mitteilungen des Oberösterreichischen Landesarchivs , 14 (1984), 325–95. 关于特兰西瓦尼亚的干涉，在第9章有更详细的讨论。
[18] I. Hiller, ‘Feind im Frieden. Die Rolle des Osmanischen Reiches in der europäischen Politik zur Zeit des Westfälischen Friedens’, in H. Duchhardt (ed.), Der Westfälische Frieden (Munich, 1998), pp.395–404, 和他的‘Ungarn als Grenzland des christlichen Europa im 16. und 17. Jahrhundert’, in R.G. Asch et al. (eds.), Frieden und Krieg in der Frühen Neuzeit (Munich, 2001), pp.561–76.
[19] 其中69%是匈牙利人，16%是克罗地亚人，15%是德意志人：T. Winkelbauer, Ständefreiheit und Fürstenmacht (2 vols., Vienna, 2003), I, p.442. 关于克罗地亚团，见 F. Konze, Die Staärke, Zusammensetzung und Verteilung der Wallensteinischen Armee wahrend des Jahres 1633 (Bonn, 1906).
[20] J.W. Stoye, The Siege of Vienna (London, 1964); T.M. Barker, Double Eagle and Crescent: Vienna’s Second Turkish Siege and its Historical Setting (Albany, 1967); E. Eickhoff, Venedig, Wien und die Osmanen. Umbruch in Südosteuropa 1645–1700 (Munich, 1973).
[21] 蒂罗尔分支在1595年绝嗣，其领土也回到了主分支。H. Noflatscher, ‘Deutschmeister und Regent der Vorlande. Maximilian von Österreich (1558–1618)’, in H. Maier and V. Press (eds.), Vorderösterreich in der frühen Neuzeit (Sigmaringen, 1989), pp.93–130. 关于兄弟之争，另见H. Sturmberger, Land ob der Enns und Österreich (Linz, 1979), pp.32–75.
[22] B. Rill, Kaiser Matthias. Bruderzwist und Glaubenskampf (Graz, 1999).
[23] K. Vocelka, ‘Matthias contra Rudolf. Zur politischen Propaganda in der Zeit des Bruderzwistes’, ZHF , 10 (1983), 341–51.
[24] H. Sturmberger, Georg Erasmus Tschernembl. Religion, Libertät und Widerstand (Linz, 1953); A. Strohmeyer, Konfessionskonflikt und Herrschaftsordnung. Das Widerstandsrecht bei den österreichischen Ständen (1550–1650) (Mainz, 2006).
[25] BA , 1st series, vol. II, p. 221.
[26] Rill, Kaiser Matthias , p.156.
[27] J. Bahlcke, ‘Theatrum Bohemicum. Reformpläne, Verfassungsideen und Bedrohungsperzeptionen am Vorabend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 in W. Schulze (ed.), Friedliche Intentionen-Kriegerische Effekte (St Katharinen, 2002), pp.1–20.
[28] H. Eberstaller, ‘Zur Finanzpolitik der oberösterreichischen Stände im Jahre 1608’, Mitteilungen des oberösterreichischen Landesarchivs , 8 (1964), 443–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