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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道夫自信地接受了奥斯曼人在1593年对其领土的挑战，长土耳其战争（Long Turkish War）开启，事实证明，这对双方来说都是惨败。十三年的战争导致了一系列问题，使奥斯曼帝国置身于三十年战争之外，并确保了匈牙利得到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事后看来，这无疑对哈布斯堡王朝有利，因为这使他们能够集中精力解决帝国的问题，对付其欧洲西部和北部的敌人。然而，这在当时并不清楚，来自土耳其的威胁仍然是人们焦虑的持续来源。最糟糕的是，土耳其战争使哈布斯堡王朝在财政和政治上破产，进而导致1618年爆发新的冲突。
这些事件及其后果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使得奥斯曼帝国在三十年战争的大部分叙述中都只是一个模糊的存在。奥斯曼帝国是现代早期世界的超级大国，横跨三大洲，面积达230万平方千米，至少有2200万居民，是哈布斯堡君主国人口的三倍多。 [1] 1566年苏莱曼大帝去世后，帝国最初的活力失去了很大一部分，但不能认为奥斯曼就此衰落。奥斯曼帝国仍然是欧洲的恐怖，新教徒和天主教徒都认为这是被派来惩罚罪人的“上帝之鞭”，他们怀着敬畏和厌恶的心情看待这种恐怖。 [2] 奥斯曼帝国继续扩张，尤其是在东部，他们在1576年至1590年间从什叶派波斯帝国手中夺取了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哈布斯堡王朝对此非常警惕，他们于1590年11月接受了一系列羞辱性条款，将1568年土耳其战争结束时达成的停战协议延长了八年。尽管费用高昂，皇帝还是在君士坦丁堡维持了一个永久大使馆，而苏丹却不屑与异教徒打交道，很少派大使前往基督徒的宫廷。奥地利外交官在一个真正继承了中世纪拜占庭的宫廷里，努力获得准确的情报。他们要一连等几周，才能从那些官员那里得到一些含糊或矛盾的回复。尼德兰、英国、法国、威尼斯和其他基督教国家大使馆的存在是另一个令帝国担忧的问题，因为这些国家都敌视皇帝。
外人很难获得关于奥斯曼帝国的准确清晰图像，因此也无法察觉奥斯曼人日益增长的内部困难。缺乏公认的继承规则滋生了激烈的家族争斗，这迫使每个新苏丹命令他的聋哑人掐死其直系兄弟姐妹。内部阴谋削弱了苏丹国，波斯是他们东方最危险的敌人，当波斯人在萨法维王朝统治下进入新的充满活力的时期时，苏丹国迷失了方向。新的征服未能带来足够的回报，无法满足维持奥斯曼帝国统治所必需的群体，尤其无法满足军队，军队曾经是苏丹国的支柱，现在他们开始介入政治，导致了灾难性的结果。习惯于从新苏丹那里获得丰厚奖金的正规近卫军开始强行索要奖励，以换取他们的持久忠诚，这导致奥斯曼二世在1622年遇刺，开创了一个先例，这在1648年和17世纪后期再次重演。 [3]
奥斯曼帝国的内部问题使他们的行动更加不可预测，这加剧了东南欧已经不稳定的局势。奥斯曼帝国在西边与哈布斯堡帝国接壤，在北边与波兰人相接。1593年爆发的战争实质上是这些势力两两之间的争斗，旨在扩大对中间地区的影响，同时阻止对手的介入。西边的匈牙利已经分裂成哈布斯堡部分和奥斯曼部分，皇帝控制着匈牙利北部和西南部以及克罗地亚，苏丹控制着匈牙利中部和东南部。在更远的东部地区双方都没有明确的势力范围，该地区被分成四个公国，名义上都在土耳其的宗主权之下，但都追求不同程度的自治。黑海北岸的地区属于克里米亚鞑靼人，他们是成吉思汗的后裔，从15世纪后期开始向苏丹进贡。他们为苏丹的军队提供了有用的辅助力量，但由于他们在奥斯曼领土和东北方更远的俄国沙皇领土之间构成缓冲，因此基本上苏丹让他们自行其是。摩尔达维亚、瓦拉几亚和特兰西瓦尼亚三个基督教公国位于鞑靼人的北部和西部。他们同样会进贡，但受到波兰和奥地利更大的影响。波兰人试图通过推进到摩尔达维亚和克里米亚之间的波多利亚进入黑海。16世纪90年代，波兰的影响在摩尔达维亚变得显著，他们也对特兰西瓦尼亚和瓦拉几亚的政治产生了兴趣。
三者中，特兰西瓦尼亚在我们的故事中最为重要，对其内部政治的研究揭露了很多特征，这些特征在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也很典型。特兰西瓦尼亚是在16世纪40年代旧匈牙利的废墟上形成的，由四个大社区和几个小社区拼凑而成。除了土耳其农民和东部的斯拉夫人，还有东正教罗马尼亚人、加尔文宗马扎尔人、路德宗的德意志移民（他们被称为萨克森人），最后还有生活在森林覆盖的东部的自治的塞克勒人，他们仍然是天主教徒。 [4] 特兰西瓦尼亚大公通过在这些团体之间促成协议来维持权力，特别是马扎尔贵族、萨克森城镇和塞克勒人村庄的三个“民族”之间的协议。这种平衡体现在1568年的《托尔达协议》（Treaty of Torda）中，协议将平等权利扩展到天主教徒、路德宗信徒、加尔文宗信徒和激进的一元论者（他们拒绝三位一体的教义，拒绝相信基督在任何方面是人）。另外的一些大公法令还把宽容扩大到犹太人和大量的罗马尼亚人身上。
在欧洲其他地方的人以上帝的名义互相谋杀的时候，《托尔达协议》非常有效。所有各方都意识到特兰西瓦尼亚非常脆弱，他们不想让外来的掠夺者有任何干预的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宽容嵌入到了特兰西瓦尼亚的社会和政治文化中，这增强了特兰西瓦尼亚大公的权力，因为他可以自命为所有信仰和自由的捍卫者，反对哈布斯堡帝国教派化的倾向及其专制主义。然而，这给对外关系造成了混乱，特别是当特兰西瓦尼亚大公在1604年皈依加尔文宗时。虽然十分之九的贵族都信奉加尔文宗，但农民主要是天主教徒或东正教徒，而市民则是路德宗信徒。关注特兰西瓦尼亚的基督教势力只注意了其领导层，误认为公国是一个新教支持者，可以随时在他们有需要的时候帮助他们。尽管对外展示这样的形象可能有助于自己的目的，但大公仍然意识到，他的统治有赖于维持各个种族和宗教群体之间的平衡。
还有一些重大的物质因素阻碍特兰西瓦尼亚在欧洲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它一半以上的领土被森林覆盖，只有五分之一的土地可以耕种。人口集中在被树木和山脉隔绝开来的孤立地区。维持西方式的正规军是不可能的，而且，正规军也不适合在这样的条件下作战。像它的近邻一样，特兰西瓦尼亚依靠一支每天能行军35千米的轻骑兵部队，辅之以少量在边境建立前哨基地的非正规火枪兵。这种部队缺乏在正式战斗中长久作战的能力，他们通常也会避免这样做，而是更愿意通过围捕牲畜和平民来摧毁对手的抵抗意志。如果敌人躲在设防城镇或要塞中，这些战术就无法奏效，因为特兰西瓦尼亚人缺乏攻城所需的大炮和纪律严明的步兵。他们也无法维持超过几个月的行动，等到春天草长了，他们的马才能出发，然后在盛夏高温炙烤大地之前带着战利品回家。
这些后勤问题在多瑙河流域的其他地方和匈牙利平原（ puszta ）也同样存在，那里夏天气温很高，冬天气温骤降至冰点以下，对所有战斗方都不利。从秋天开始，周围的山脉都覆盖着雪，直到春天积雪融化，河流膨胀，淹没了三分之一的平原，非常易于孳生疟蚊。匈牙利位于奥斯曼帝国的西北边缘，距离其欧洲基地阿德里安堡（埃迪尔内）有1100千米。一支由4万名步兵和2万名骑兵组成的野战军每天需要300吨面包和饲料。 [5] 东欧的作物产量只有佛兰德和其他西欧农业地区的一半，后面这些地区可以支持的非生产者是东欧的10倍多。甚至正在迅速成为西欧城市的面包篮子的波兰，在16世纪后期出口的作物也仅占其净产量的10%。多瑙河地区往往不可能在当地征用补给，尤其是因为人口往往集中在相互隔绝的地区，如在特兰西瓦尼亚。在作战中，土耳其人被迫沿着河流前进，推进速度每天只有15千米。如果他们在4月出发，他们在7月前都到不了维也纳。毫不奇怪，一旦战争爆发，奥斯曼军队就依赖贝尔格莱德，因为到这里已经走过了通往前线的三分之二的路程，它也是多瑙河上位于铁门（位于特兰西瓦尼亚阿尔卑斯山脉和现代保加利亚巴尔干山脉北端之间）以西的第一座大城市。这些战略和后勤因素使得土耳其人的军事行动非常模式化。行动开始进展得很慢，先要把整个帝国的军队集结到阿德里安堡或贝尔格莱德。主力部队在7月到达前线，在9月秋季降雨到来之前，就只剩下几个月的时间来取得战果，而苏丹传统上在11月30日随着冬季到来就会暂停军事行动。
大规模行动并不常见，大多数战斗都只是跨境劫掠，而且由于政治、意识形态和社会因素，这种劫掠仍然普遍存在。特兰西瓦尼亚位于奥斯曼帝国和波兰王国的边缘，虽然在地理上更接近哈布斯堡政权的核心，但在政治上仍然很遥远。所有强权都被迫依赖当地的土地所有者及其私人军队，这些人掌握着分散的居民的资源、忠诚和尊重。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的权贵们虽然很富有，但他们正在采用昂贵的新生活方式，有着装饰华丽的乡村别墅、外国大学教育，为儿子和继承人准备在欧洲的“壮游”计划。他们负担不起庞大的常备军来保卫边境，而且还要满足那些依靠抢劫来补充牲畜、马匹养殖或农业收入的较贫困的侍从。核心权贵只能容忍这种情况，因为这是唯一能够赢得那些桀骜不驯的边境领主忠诚的途径，而且也可以很方便地向其境外的竞争对手施压。作为相互对立的两大世界宗教的世俗代表，皇帝和苏丹都不能接受永久和平，因为这意味着承认另一种文明存在的可能性。由于缺乏明确的边界，双方都采取了通过侵占逐步扩张的策略，这意味着无论哪一方占优势，都会利用另一方的弱点，主张从边境村庄收取贡品的权利。边境像沙子一样随着潮水来回移动，而大型设防城镇则是不可移动的岩石，只有战争才能将其打破。
随着奥斯曼帝国和哈布斯堡王朝各自巩固自己对匈牙利的控制，他们开始在16世纪30年代修建这些堡垒。土耳其人的优势在于他们有更短的内部防线，在多瑙河中部和西南部的波斯尼亚有一个紧凑的位置。他们依靠1.8万名正规军守卫65座相对较大的城堡，从其主要是基督徒的臣民中招募了2.2万名民兵来巡逻缺口。而哈布斯堡王朝被迫守卫一条从西部到北部长达850千米的弧线，战线因为一系列山脉而与奥地利和波希米亚隔离开来。横向运动受到限制，因为所有的河流都向东流入奥斯曼帝国控制的匈牙利平原。奥地利和波希米亚各个省份都有自己的民兵，但是动员取决于等级会议，而等级会议希望民兵主要用于地方防卫。奥斯曼帝国在1529年对维也纳的围攻令人震惊，并促使奥地利于1531年至1567年间在那里修建了新的意大利式堡垒工事。由于农民骚乱和缺乏资金，将这些设施现代化的计划不得不在1596年搁置，使得首都在1619年波希米亚人和特兰西瓦尼亚人发动袭击时防备虚弱。市民民兵在1582年被改编成正规驻军，但是人数只有500人。 [6]
为了阻止土耳其人，哈布斯堡王朝修复并扩大了匈牙利现有的防御措施，创造了所谓的“军政国境地带”。 [7] 这个军事化地区纵深50千米，横跨整个边境，依赖12个主要设防据点和大约130个次要设防据点，在16世纪70年代由超过2.2万人驻守。它的建立和维护得到了帝国议会的大量资助，1530年至1582年间，帝国议会投票通过了8笔款项，票面价值约1200万弗洛林，此外还有100多万弗洛林用于要塞建设。尽管帝国各教派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这批款项实际上也至少支付了五分之四，因为奥斯曼人被认为是所有基督徒的共同威胁。 [8] 事实上，最大的两笔款项是在1576年和1582年通过的，而许多历史学家认为这段时期宗教紧张关系正在加剧。然而，宗教分歧确实导致最后一笔款项于1587年到期后没有立即续约，这加强了哈布斯堡王朝对等级会议投票的依赖，以维持特定地区的防卫。只有大约一半的边境部队可以从其驻守地派出，这限制了他们进攻行动的范围。一支由5.5万人组成的大军在一个作战季至少耗资740万弗洛林，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君主国的全部收入。
出于财政方面的考虑，哈布斯堡王朝不得不将大片边境地区交给当地人控制。其南部位于亚得里亚海以塞尼为中心的边界地区，由乌斯科克人（the Uskoks）控制，这个名字来自塞尔维亚语中的“难民”一词。这个山地地区无法支持越来越多的难民，而他们本应该由政府出钱，来保卫与奥斯曼帝国控制下的波斯尼亚的边境。哈布斯堡王朝长期负债累累，只能容忍乌斯科克人的劫掠和海盗行为。北方的下一个地区是克罗地亚边境，以卡尔施塔特城堡为中心，城堡建于1579年，由内奥地利等级会议所提供的作为《布鲁克宗教和约》的交换条件的资金建造，城堡保卫了萨韦河上游地区，阻止了来自卡尼鄂拉的入侵。位于德拉瓦河上游的瓦拉日丁周围的斯洛文尼亚边境也得到内奥地利等级会议的赞助，因为它保护了施蒂里亚。大约一半的小型哨所集中在这两个地区，由殖民者驻守，这些殖民者住在王室领地上，作为条件，他们要服民兵的兵役。他们几乎得不到任何中央财政的帮助，只能通过劫掠边境外的村庄来补充微薄的农业收入。
匈牙利边界被分成三个部分，南段从德拉瓦河延伸到巴拉顿湖的南端，包含了重要的坎尼萨要塞。中段从巴拉顿湖向北延伸至多瑙河，然后向东在格兰绕过奥斯曼突出部，在那里河流从正东向右转，向南流过布达和佩斯。这是竞争最激烈的地区，因为多瑙河河谷对双方来说都是最好的进入通道。奥斯曼人关心的是保护布达，因为这是他们的匈牙利政府所在地，也是攻击维也纳的前沿基地。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哈布斯堡王朝在舒特岛的东端建造了科默恩，舒特岛是一大片向西延伸到普雷斯堡的地区，由两条河流冲击而成，经常被洪水淹没。另一座堡垒建立在科默恩西南约40千米处的拉布，用来守卫从舒特岛以南进入下奥地利的唯一可行路线。较小的诺伊霍伊塞尔要塞封锁了努伊特拉河，覆盖了科默恩的北部侧翼。匈牙利边界的最后一段从那里向东延伸到蒂萨河和特兰西瓦尼亚。它的主要要塞是埃尔劳，它封锁了向北穿过马特拉山脉进入上匈牙利的道路，因此保护了奥地利和特兰西瓦尼亚之间的交通。中央财政只覆盖主要驻防点，剩下的中间部分则在匈牙利豪强手中，他们维持了一支由海杜克（ haiduk ）步兵组成的私人部队。海杜克人最初是游牧的牛贩子，由于匈牙利的分裂而被迫接受半定居的生活，担当边境守卫，在选举出来的头目的领导下，生活在自己的村庄里，依靠战争之间的劫掠来补充其不稳定的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