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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级会议是现代早期的代表性机构，在哈布斯堡各省和帝国的许多德意志领地上都存在。正如世俗和教会诸侯、领主和帝国自由市认为自己是与皇帝分享权力的帝国政治体成员一样，主要贵族、神职人员和市民也构成了他们所在领地的等级会议。人们对等级会议的社会构成和政治角色有着广泛的不同解释。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许多作品都呼应了17世纪统治者的抱怨，将等级会议看作良好政府的障碍和维护小利益集体的堡垒。相反，自由主义者鼓吹等级会议，认为它们是现代议会的先驱，勇敢地与自私而鲁莽的统治者斗争，这些统治者不惜牺牲其臣民的生命和财产去追求个人野心。捷克和匈牙利的作家尤其代表了这种解释上的扭转，将他们的等级会议描绘为民族传统的守护者，而这种传统被德意志哈布斯堡侵略者所消灭。马克思主义者将这些利益冲突最小化，把统治者和主要由贵族构成的等级会议成员视为同一个封建阶级的一部分，认为他们团结起来剥削农民。 [5]
隐藏在所有这些解释背后的问题是，是君主国还是等级会议提供了将这些分散的哈布斯堡领地整合进一个现代国家的更好途径。这种对“现代化”的关注是无益的，因为17世纪的欧洲人关注的并不是这些问题。无疑，这些等级会议为哈布斯堡君主国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为哈布斯堡王朝提供了供他们与其最重要的臣民沟通的平台。等级会议的发展有助于平息15世纪后期常见的暴力现象，特别是在奥地利，当地贵族甚至于1461年在维也纳的霍夫堡宫包围了他们的统治者。随着帝国政治的“法律化”（juridification）通过帝国议会得到了发展，哈布斯堡各省的政治也从武装对抗转向了对关于越来越多的宪章和其他宪法文件的确切含义的法律辩论。
等级会议代表了三个群体，而非个体，反映了现代早期社会按照功能划分为三个社会“等级”的做法。教士的职责是为每个人的救赎祷告，因为最接近上帝，被列为第一等级，其次是作为战士的贵族等级，最后是平民构成的第三等级，平民为社会提供物质福利。代表权通常是间接行使的。主教、修道院长和宗教修会分会会长通常代表了大部分神职人员，他们加在一起不超过人口的2%。贵族代表是通过拥有符合标准的庄园来选取的，庄园和他们在等级会议议会（ Landtag ）中的席位相关。贵族在奥地利约占总人口的1%，在波希米亚略多一点，在匈牙利约占5%，但他们集体充当了“国家”（the country）的角色，代表了他们的附属佃农和农奴，后者被剥夺任何直接参与的权利。因此，平民仅限于居住在哈布斯堡直接管辖下的“帝国”城镇的城市人口，并不包括那些由世俗或教会领主管辖的定居点。只有在蒂罗尔，更广泛的人口才能够通过共同代表的形式参与进来，这里诸多村庄可以派出由有财产的男性户主选出的长官为代表。
在哈布斯堡的所有等级会议中，只有格尔茨的等级会议符合“教士—贵族—平民”的经典三重划分模式。在其他地方，贵族分为领主（ Herren ）和骑士（ Ritter ）。这些人在内奥地利各省属于一个议院，但在上奥地利和下奥地利，以及匈牙利和波希米亚的土地上，分属两个议院。1618年，大约200名领主和1000名骑士有权参加波希米亚议会，而摩拉维亚分别有90名领主和189名骑士。在下奥地利，有87个贵族家庭和128个骑士家庭有代表权，但是更多土地不符合条件的贵族没有代表权。在上奥地利，只有43名领主和114名骑士有代表权，更多的300个左右的贵族家庭仍然没有代表权。西里西亚的情况更为复杂，因为存在雅格恩多夫、特罗保、利格尼茨等地的诸侯，这些诸侯加在一起，统治了大约三分之一的公爵领。他们声称优先于所有波希米亚领主，并且由于王朝婚姻，他们自命可以和帝国诸侯平起平坐，在帝国议会中拥有代表权。他们的存在使大部分地位较低的贵族和城镇被剥夺了代表权，西里西亚等级会议只有40名成员，包括布列斯劳主教。
在蒂罗尔，农民社区作为第四个等级与市民等级、一个较弱的教士等级和贵族等级一起存在。后两者在较小的福拉尔贝格等级会议中完全不存在，那里只有市民等级和农民等级。在哈布斯堡王朝蒂罗尔支系的其他地方，平民等级都很强大，这加强了其议会的内向特征，他们不想和山谷之外的大事有什么关系。其他地方都存在着独立的教士和市民等级，只有波希米亚是例外，那里的教士由于胡斯运动而丧失了代表权，但是教士本身也缺乏凝聚力，因为在维也纳、布拉格、布列斯劳、奥尔米茨和格兰以外没有强大的主教。15世纪，哈布斯堡王朝通过教宗达成一项协议，获得了对奥地利教士的广泛权力，并于1568年成立了一个机构来管理修道院和女修道院。因此，教士被夹在哈布斯堡王朝的政治监督和主教的宗教管辖权之间，而这些主教通常是帝国教会的成员，位于边境以外的帕绍、弗赖辛、班贝格、雷根斯堡和萨尔茨堡。由于世俗和宗教领主拥有的土地上的世袭城镇被排除，代表权仅限于那些位于王室领地（ Kammergut ）上的城镇，城镇等级更加脆弱。由于这个原因，摩拉维亚有100个城镇没有代表权，仅有6个帝国城镇有代表权。在波希米亚，城镇仍然扮演着一个角色，那里有32个城镇在等级会议中有代表权，包括四个共同组成布拉格城的城镇。只有在匈牙利，帝国城镇及矿业城镇才与士绅平起平坐，对应着一个由贵族和高阶教士组成的上议院，让人想起英国议会两院。然而，无论在哪里，贵族都认为市民是次级的，不仅是出于社会地位的考虑，也因为市民往往和统治王朝关系密切，在政治上不可信任。
和德意志土地上的其他等级会议一样，哈布斯堡王朝领地上的等级会议出现于15世纪，负责为统治者提供建议。作为有产阶级和集体团体的代表，他们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代表国家发言，声称他们能比充满奴性的朝臣或外国出生的议员提供更公正的建议。哈布斯堡王朝很快就厌倦了被告知不愉快的事实，并且发展了他们自己的咨询机构，更适合于协调他们许多属地的政策。基本的行政框架是由费迪南德一世创建的，他在1522年被当时不在国内的哥哥查理五世委托管理奥地利。1527年，费迪南德组建了一个新的枢密院，根据能力和地位任命人才，并创建了独立的波希米亚和奥地利办事处，来处理维也纳和各省之间的通信和文书工作。其他专门部门也出现了，特别是财政部（ Hofkammer ）和宫廷战争委员会（ Hofkriegsrat ），来处理特定业务并为枢密院提供专业意见。我们不应该把这些东西太当回事。哈布斯堡的行政管理仍然非常草率。1620年8月，费迪南德二世任命冈达克·冯·利希滕施泰因（Gundacker von Liechtenstein）为财政部长，但几天后，冈达克惊讶地收到了写给塞弗里德·克里斯托夫·冯·布雷纳（Seifrid Christoph von Breuner）的邮件，而后者的下属都认为冈达克·冯·波尔海姆（Gundacker von Polheim）是负责人。 [6] 尽管享有皇帝头衔带来的威望，哈布斯堡王朝还是很难吸引熟练和有经验的人才。考虑到他们作为雇主的骇人记录，下列事实并不奇怪：鲁道夫二世于1612年去世时，欠了他的官员和仆人250万弗洛林的薪水。
中央机构深入地方的能力受到严重限制。在没有一个常驻大公的省份，哈布斯堡王朝可以任命一名省长（
Statthalter
），但是在任命郡尉（
Landmarschall
）及其指挥当地民兵的副手时，必须咨询等级会议。他们还可以在王室城镇任命执法官和总管来管理他们属地的经济资产，但王室城镇在每个省很少占5%以上。几乎所有其他地方的行政管理都掌握在贵族手中。例如，在波希米亚，贵族管理行省法院，解决他们之间的纠纷，并通过法律对整个农村人口行使管辖权。匈牙利的情况更为极端，一半的村庄属于50个贵族家庭，其余大部分属于5000个士绅家庭。只有王室城镇属于哈布斯堡管辖，但即使是最大的城镇德布勒森也只有不到2万名居民。国王甚至不能任命一名总督（在这里被称为帕拉廷
），当他不在国内时，只能向议会推荐候选人，由他们选择谁来行使君主特权。
由于大多数臣民居住在王室领土之外，等级会议成为王朝和大部分人口之间的重要纽带。没有他们的帮助，或者至少是默许，王朝很难取得任何成就。特别是，等级会议的帮助对于提高税收至关重要，因为自己属地的收入仅占哈布斯堡支出的一小部分。中世纪的君主被期望“靠自己过活”，只在面临入侵或自然灾害等危急情况下才能利用他们的臣民的资源。15世纪，当统治者要承担更广泛的责任时，中欧出现了等级会议，以促成这种特别的财政拨款。王室政府越来越成为常态，其面临的问题也更复杂，这导致会议的召开更频繁，逐渐将间断性税收转变为定期的年度税收。等级会议被迫建立了自己的机构，成立了常设委员会，负责在议会闭会期间与统治者联络，还成立了一个秘书处来保存记录和一个财政部来管理税收。哈布斯堡财政部从等级会议那里收取税款，并从属地总管那里获得收入。等级会议税收的规模和规则性提高了他们的信用评级，使他们能够借到更多的钱，负责偿还王朝部分债务，作为回报，他们可以征收更多的税来偿还这些债务。
因此，除了王朝的政府结构，还出现了一个平行的政府结构，但是等级会议几乎没有篡夺政治权力的欲望。他们持混合式君主制理论，因此主动权留在统治者手里，尤其是在与外人打交道和危机时期。等级会议认为自己是既定秩序的守护者，通过阻止统治者实施鲁莽或非法的政策来维护共同利益。权利和自由是通过与统治者讨价还价了几个世纪而确立的。等级会议认为自己有责任捍卫和加强这些权利，反对违反旧宪章的新法律，抵制未经他们同意的措施。然而，这并不等同于现代议会制，因为等级会议是用于达成部门利益，甚至是个人利益的工具。在伴随着宗教改革向哈布斯堡地区蔓延而出现的宗教自由运动中，这一点再清楚不过了，因为新教变得越来越和集体特权，而非个人自由联系在一起。
尽管新教徒希望某位大公会改信新教，但哈布斯堡王朝仍一致信仰天主教。因此，新教缺乏使得他们在帝国其他地方建立领地教会的政治支持。哈布斯堡领地上的新教皈依者被迫自下而上地建立组织，使贵族而不是王朝成为关键点。贵族们行使地方管辖权，这种管辖权通常延伸到任命教区牧师和为租户任命学校教师。主教仍然拥有宗教管辖权，但他通常离得很远，而且还依靠领主支付神父薪水。教会的弱点同样也存在于等级会议中，在那里它听从于贵族。鉴于等级会议在通过道德和社会行为法律方面的作用，贵族们在推动第二次生活改革，以及第一次的圣言改革上，都处于有利地位。无论贵族个人的信仰如何，新教将赞助权和其他所有权结合起来的安排符合他们加强领主地位的需求。正如一位下奥地利的要人所说，贵族“同时是我们地产上的领主和主教，我们雇佣和解雇神职人员，他们必须服从我们”。 [7] 路德宗贵族在一个省内的存在很快创造了一种被称为“出逃”（ Auslauf ）的现象，农民和市民离开了邻近的天主教庄园和城镇去参加新教礼拜仪式。贵族的关键作用在蒂罗尔的例子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在那里，新信仰仍然受到16世纪早期激进主义的影响而名声不佳，而天主教由于枢机主教博罗默派遣的嘉布遣会传教士而变得更有吸引力。蒂罗尔的贵族仍然坚定地信奉天主教，当大公在1585年判决新教徒要么皈依要么离开时，等级会议支持了大公。
那时，天主教在其他省份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下奥地利十分之九的贵族信奉了路德宗，而上奥地利85%的贵族信奉路德宗，那里四分之三的城市人口和一半的农民是新教徒。大约70%的内奥地利人也放弃了天主教，施蒂里亚的135名贵族中只有5人仍然信奉天主教。虽然主要由斯洛文尼亚人构成的农民阶层拒绝了新教，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德意志的宗教，但是到1572年，施蒂里亚22个王室城镇中的16个已经接受了路德宗。 [8] 随着贵族改信新教，他们开始通过等级会议游说，以获得哈布斯堡王朝的正式承认。而随着天主教成员的减少，哈布斯堡王朝别无选择，只能与新教徒妥协，以确保他们自己不断增加的债务问题得到解决。在1564年，哈布斯堡王朝分为三支，各个分支被迫分别与自己的等级会议进行谈判。上奥地利和下奥地利的等级会议分别于1568年和1571年获得了宗教保证（ Assecuration ），领主、骑士和租户都拥有了接受路德宗的自由，作为交换，等级会议要为哈布斯堡王朝偿还250万弗洛林的债务。1574年，特权被扩大，贵族们被允许在自己的城镇房屋里做礼拜仪式，这些房屋现在已经成为帝国城市（尤其是维也纳）事实上的教堂。内奥地利等级会议在1572年承担了另外100万弗洛林的债务，以换取类似的特权。6年后，在《布鲁克宗教和约》（ Brucker Libell ）中，哈布斯堡王朝进一步确定了这些措施，以换取经常性的税收来维持对土耳其人的边境防御。到了1600年，债务摊销使内奥地利承担了170万弗洛林的债务，而1588年至1608年间对边境的资金援助还花费了293万弗洛林。 [9] 在奥地利贵族购买自己的宗教自由时，人民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而德意志诸侯在《奥格斯堡和约》中已经被赋予了这种自由。
波希米亚的情况不同，1436年和1485年的协议已经承认了酒饼同领派（Utraquism）和天主教具有一样的地位。酒饼同领派是胡斯派一个较为温和的分支，这个名字来自它坚持信徒在圣餐礼上同时领面包和葡萄酒（ sub utraque specie ），而非只有神职人员才能领酒。他们的礼拜仪式是用捷克语举行的，教会位于主教管辖范围之外，但酒饼同领派最后和罗马达成妥协，把神父送往威尼斯接受按立。哈布斯堡王朝在1526年获得波希米亚时，确认了这些特权，这也是因为酒饼同领派正失去发展势头，大多数天主教徒希望其追随者很快会重新加入他们的行列，但少数激进的酒饼同领派分裂成了兄弟合一会（ Unitas Fratrum ），拒绝向罗马屈服，也不愿意放弃胡斯派的社会计划。酒饼同领派与捷克文化有密切的关联，限制了路德宗向德语城市人口和一些贵族的传播。1547年，当捷克贵族拒绝在施马尔卡尔登战争中支持哈布斯堡王朝时，费迪南德镇压了激进的兄弟合一会，并发起了一项振兴天主教的计划。一所耶稣会学院于1556年在布拉格成立，5年后，一位大主教在布拉格就职，结束了一个半世纪的空缺。
天主教的复兴使其他信仰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波希米亚等级会议在1575年促成了《波希米亚信纲》（ Confessio Bohemica ），试图通过调和路德宗、酒饼同领派和兄弟合一会之间的神学差异，来建立一个广泛的新教教会。然而，后来并没有发生类似于在奥地利发生的那种交易。马克西米连二世认为没有理由承认酒饼同领派以外的派系，因此等级会议拒绝了他的继承人关于摊销波希米亚君主500万弗洛林债务的请求。兄弟合一会分裂了，许多人回归到酒饼同领派中，以获得官方保护，而其他人则转向加尔文宗，加尔文宗是在16世纪80年代由普法尔茨移民和从德意志大学回来的贵族带到波希米亚的。路德宗只在西里西亚和卢萨蒂亚盛行，尽管西里西亚诸侯和受过教育的市民在17世纪最初十年也接受了加尔文宗。
波希米亚王国的宗教群体比奥地利的宗教群体更加多样化。天主教在波希米亚人中的占比减少到不到15%，在摩拉维亚人中为35%，其他人主要是酒饼同领派、兄弟合一会或路德宗信徒。加尔文宗信徒只占总人口的3%，但由于他们中的很多人是社会精英，他们具有不成比例的政治影响力。情况仍然不稳定，因为等级会议继续将宗教视为上帝的礼物，不能由区区凡人来决定。与统治者的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各方利益的基础上，而谈判旨在确保持久妥协。这一传统深深地渗透到社会结构中，一个家庭中拥有不同教会的信徒并不少见。可以理解的是，大多数贵族拒绝公开表露自己的信仰，特别是在摩拉维亚，当地的兄弟合一会继续发展信徒，甚至还有一些再洗礼派社区持续存在。许多贵族在他们的图书馆里有各种各样教派的书籍，大多数人似乎倾向于持伊拉斯谟式无教派个人化信仰。紧张关系一直存在，但没有危机即将到来的感觉。
加尔文宗在匈牙利更为强大，在那里路德宗长期以来被认为太“德意志”而不被信任。不到五分之一的马扎尔人信奉路德宗，主要是那些远离贵族统治的山村里的人。路德宗在东北部的上匈牙利的斯洛伐克人中，以及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南部斯拉夫人中也有一些信徒。然而，将近一半的贵族信奉加尔文宗，许多马扎尔农民也是如此。到1606年，只有十分之一的马扎尔贵族忠于罗马，只有300名天主教神父留在哈布斯堡统治的匈牙利地区，主要集中在格兰、拉布和诺伊特拉的主教教区。克罗地亚和三个斯洛文尼亚郡仍然以天主教为主，主要是因为当地贵族依赖军政国境地带（ Militärgrenze ）的就业，并且面临着来自内奥地利路德宗信徒的竞争。
这些互相竞争的信仰的传播在任何地方都取决于贵族的态度。尽管天主教徒在克罗地亚和蒂罗尔以外的地方都是少数派，但没有一种新教教派成功地被所有人接受。他们的合法性建立在通过等级会议以其财政权力向哈布斯堡王朝索取的权利之上。这些权利还没有被时间所认可，它们能够存在，取决于受益者在多大程度上说服了其他人相信它们的必要性。新教贵族不仅在内部面临着来自其余天主教同侪的反对，而且更广泛的经济发展也使得他们很难维持其他集体团体的支持。
贵族的财富来源于主要生产黑麦、燕麦、小麦和大麦的农业经济。采矿业在蒂罗尔和内奥地利部分地区具有一定的意义，但哈布斯堡王朝保留了其中大部分控制权。上奥地利、波希米亚和西摩拉维亚的纺织业生产正在增长，而马匹繁殖在摩拉维亚的其他地区和匈牙利也很重要。所有这些生产活动都需要土地和劳动力，相应地，这些都是通过封建管辖权来控制的。像哈布斯堡王朝一样，大多数领主只将一小部分地产作为属地直接管理，其余部分出租给佃农以换取固定租金。在16世纪后期，不断上升的通货膨胀使得出租田地没那么有吸引力，但是贵族很难强迫租户支付更多的钱，因为他们经常有多个领主，很容易利用一个领主去对抗另一个。哈布斯堡王朝也将诉讼权扩大到农民，让自己介入到地主和农民之间，在农村世界充当仲裁者。只有在匈牙利他们没能成功，1556年的匈牙利议会阻止了这一点。西欧西北部城市人口的增长刺激了对谷物的需求，在16世纪为东欧和中欧地主创造了新的机会。他们通过购买、取消抵押品赎回权或简单地将佃户驱逐扩大了领地，同时强化了封建管辖，迫使依附他们的农民为他们工作。
这个过程自1500年左右出现，被称为“第二次农奴制”，当时中世纪农奴制在欧洲其他地方都已经衰落了。这种现象在波兰、匈牙利、波希米亚、奥地利部分地区和德意志东北部都很明显，但各地并不一致，甚至在实行这种做法的地区也不一定是领主剥削的主要形式。 [10] 然而，当与通货膨胀、人口和环境变化结合在一起时，这种“庄园经济”的蔓延变得越来越有压迫性，象征着农村世界更广泛的商业化。领主开始以新的方式开发森林和其他资产，例如向农民收取拾柴费或收取放猪觅食的费用。这些变化也加剧了精英内部的紧张，因为一些领主比其他人更能抓住机会。匈牙利的情况最为极端，大约50个大家族积累了全国41%的土地，创造了规模经济，并依靠雇佣私人军队打击土匪和反对土耳其人的能力，在士绅阶层和农民中赢得门客。和匈牙利一样，波希米亚的贵族也在衰落，在1618年之前的50年里，波希米亚的骑士数量减少了近三分之一。财富越来越集中，11个贵族家庭拥有了全国四分之一的土地。
1595年，农民的不满首先在上奥地利爆发，次年蔓延到下奥地利西部。事件的导火索是试图在一些新教教区重新设立天主教神父的粗暴尝试，但还有更深的潜在原因，抗议很快就指向支配了等级会议的路德宗贵族。农民呼吁得到“瑞士式自由”，要求在等级会议中得到代表，并废除最近的捐税。作为哈布斯堡王朝现任首领和奥地利大公，鲁道夫二世试图促成妥协，但他笨拙地将调解行为和重振天主教的举动联系在了一起，同时激怒了双方。面对1596年秋季暴力行为的死灰复燃，鲁道夫让他的弟弟马蒂亚斯（Matthias）去处理，他已经于前一年任命他为奥地利总督。马蒂亚斯既采取了更有效的军事对抗措施，同时也对农民的不满展开调查。1525年德意志农民战争爆发后，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策略。大约100名被指控的头目被处决，另外几千人被割掉鼻子和耳朵，以强调叛乱的非法性。与此同时，通过“适当”法律渠道提出的抗议得到了奖励，1598年6月通过了一则法令，将农民每年在地主土地上劳动的时间限制为两周。
这一紧急情况暴露了贵族对统治王朝的持续依赖，尤其是因为行省民兵在对抗农民中毫无用处。它还揭示了在不同的社会集团部门之间建立一个广泛联盟是多么困难。即使有着相同的信仰，贵族、市民和农民仍然严重分裂。市民鄙视农民，经常剥削他们，向负债的佃户提供高利率的信贷，或者在新兴纺织业的计件工作中支付他们微不足道的薪水。他们对农民要求将等级会议代表权扩大到村庄的呼声不感兴趣。更根本的是，所有社区都被严重的不平等所分裂，这种不平等通常会侵蚀睦邻关系，并使他们四分五裂，在回应领主和其他外来者的要求时无法团结一致。虽然社区在很大程度上管理着自己的事务，但只有少数有财产的居民获得了代表权。较贫穷、被剥夺权利的大多数人往往缺乏固定的居住权，尤其是在城镇，他们依靠公共资产，如牧场，放牧不多的牲畜，以在非正规或临时性的雇佣机会之外得到其他生计来源。富裕的农民试图将额外税收或劳动力需求的负担转移到没有代表权的贫穷邻居身上，同时限制后者对宝贵的公共资产的使用，因为这些资产有被过度使用而遭到侵蚀的危险。宗教非但没有使人们团结一致，反而通过跨越社会和经济分歧的教派对立增加了新的裂痕。如何最好地实现共同目标的问题引发了激烈的争议，一些人相信官方所承诺的会通过法院解决不满，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暴力抗议是唯一的选择。贵族们对农民的宗教信仰表示了一些尊重，前提是这些信仰与他们自己的信仰相吻合。然而，叛乱显示了将宗教自由与政治自由联系在一起十分困难，例如，路德宗领主在1596年与天主教贵族一起招募雇佣军来帮助马蒂亚斯大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