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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战争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件。对其进行解读中存在的问题是因人们试图使之简化，从而过于重视一面而轻视其他方面所导致的。这部著作试图通过不同元素和帝国宪法的共同关系来重新连接这些元素。在神圣罗马帝国内发生的战争与其他冲突有关，但依然截然不同。甚至神圣罗马帝国以外的观察者也认为，这场始于波希米亚叛乱的战争一直持续到《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为止。他们在17世纪20年代就开始讨论一场五年战争、六年战争，而且一直这么算下去，直到1648年战争结束。 [11]
尽管如此，全欧洲还是被这场战争所影响，如果这场战争能够避免，或者有另一种结果，全欧洲的历史将会被改写。在主要国家中，只有俄国没有被波及。波兰和奥斯曼帝国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却发挥了重要影响。尼德兰设法将它与西班牙的冲突与这场战争分开，同时试图提供有限的、间接性的援助，来影响神圣罗马帝国内的事务。英国的参与更为实质性，却没有成为一个正式的交战国。法国和西班牙也介入了，但将它们的介入和它们之间的斗争区分开来。它们之间的斗争有着不同的起源，且在1648年后又持续了11年。虽然丹麦和瑞典的干预与战争的起源没有关系，但它们是正式的交战国。同样，萨伏依和洛林等其他临近的公国也被拖入战争，但它们既没有忽视它们自己的议程，也没有停止自己的地区纷争。
本书论点与过往解读的第二个主要区别在于，本书认为这场战争并不主要是一场宗教战争。 [12] 宗教无疑为身份认同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聚焦点，但还是得和政治、社会、语言、性别等其他要素相竞争。大多数同时代观察者谈论的是帝国军队、巴伐利亚军队、瑞典军队或波希米亚军队，而非天主教军队或新教军队。天主教军队和新教军队是一种时代错误的标签，是19世纪以来为了方便起见、简化说法而使用的。我们能把这场战争说成是宗教战争，只是因为信仰在一定程度上指导着现代早期的所有公共政策和私人行为，但也仅此而已。为了理解这场战争与基督教内部争论之间的真实关系，我们需要区分好战的信徒和温和的信徒。所有人都信奉宗教，但我们不应该认为温和的基督徒必然更理性、更讲道理，或更世俗。不同之处不在于他们的宗教热情，而在于他们怎样将信仰和行动联系起来。所有人都深信他们信仰的基督教提供了唯一真正的拯救途径，也是司法、政治和日常生活唯一正确的指南。然而，温和派更加务实，认为将所有基督徒重新统一在一个教会下虽然是个可欲求的目标，但也是一个泛泛的、长远的目标。而好战派认为这个目标触手可及，他们不仅准备使用强制手段代替说教，还能亲身感觉到上帝召唤他们这样做。他们用神意、末世的话语来解释《圣经》，将时事直接与《圣经》文本联系起来。对他们来说，这场战争是一场圣战，一场正义与邪恶间的终极决战，在这种决战中，只要目的正当，几乎可以不择一切手段。
正如后面会看到，好战分子仍是少数，他们在战争期间大多袖手旁观，或者遭受战败并流离失所。不过，当时和现在一样，一旦好战倾向和政治权力结合在一起，就会变得尤其危险。它在掌权的人中营造了一种幻觉，即他们是被上帝挑选以服务于一个神圣的目的，并会得到回报。它鼓励这些人坚信，只有他们的规范是绝对的，他们的政体必然优于其他所有政体，他们的信仰是唯一真实的宗教。这种基要主义者将“他者”妖魔化，在心理上相当于向其他人宣战，排除了所有对话和妥协的可能。他们不觉得自己有责任把对手当人类。他们把可能由他们自己造成的问题完全归咎于敌人。但是，这种自信对他们自己和敌人来说，注定都十分危险。相信有上帝相助会使得基要主义者更愿意冒险，他们坚信哪怕四面楚歌，这也不过是上帝对其信仰进行考验的一个环节罢了。他们仍然坚信，最终胜利必然属于他们。这将使他们坚定决心，激发顽强反抗，但不太可能取得军事胜利。基要主义者并不了解他们的对手，而且他们也不尝试去了解。他们的这些信念导致了他们做出一些关键决定，包括“掷出窗外事件”和普法尔茨选帝侯决定加入叛乱。好斗分子的影响力有时与其人数不成比例，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应该通过他们的视角来解读这场冲突。
本书论点的第三个主要不同之处在于，本书认为这场战争并不是不可避免的。17世纪的欧洲冲突与更广泛的环境和经济问题之间的关系，充其量也只是间接的。整个欧洲并未陷入一波广泛的暴力浪潮之中。尽管帝国大部分地区与发生战争的地区有着类似的潜在问题，但是大部分地区在1618年之后仍处在和平状态，直到冲突在1631—1632年升级。《奥格斯堡和约》（1555）缓解了宗教改革带来的紧张局势，此后也并非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帝国内部发生过一些零星的暴力事件（见第7章），但1618年之后，才出现了普遍冲突。1555年至1618年是德国近现代历史上最长的一段和平时期，直到2008年才被“二战”后一段长达63年的和平时期所超越。当帝国内部的相对平静与16世纪60年代之后法国和尼德兰的残酷的内战形成对比时，这一点的意义将会更加突出。
既然《奥格斯堡和约》成功地缓解了紧张局势，那么，1618年后为何会爆发大规模战争则需要一些解释。这将是本书前8章的主要任务，前8章还将陈述欧洲的主要形势，介绍一些关键问题和主要人物。之后的12章将大致按照年代顺序来论述事件，并将注意力重点放在1635年后的一段时期，这段时期被过度忽视，但对于理解和平为何如此难以实现至关重要。最后3章检视战争的政治后果，以及其导致的人员和物质的损失，并试着总结战争对经历过它的人们和后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1] 关于斯拉瓦塔的说法在英语文献中可见：R. Schwarz, The Imperial Privy Council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Mass., 1943), pp.344–7. 另见H. Sturmberger, Aufstand in Böhmen. Der Beginn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 (Munich, 1959), pp.7–14.
[2] K. Cramer, The Thirty Years War and German Memor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incoln, Nebr., 2007), pp.9, 146–7.
[3] K. Repgen, Dreiβigjäihriger Krieg und Westfälischer Friede (Paderborn, 1998), pp.112–52; D. Moldenhauer, ‘Die Darstellung des Dreißigjährigen Krieges zwischen“Aufklärungshistorie” und“Historismus”’, in M. Knauer and S. Tode (eds.), Der Krieg vor den Toren (Hamburg, 2000), pp.389–418.
[4] D.M. Hopkin, Soldier and Peasant in French Popular Culture 1766–1870 (Woodbridge, 2003), pp.240–50; J. Canning, H. Lehman and J. Winter (eds.), Power, Violence and Mass Death in Pre-modern and Modern Times (Aldershot, 2004), pp.199–200.
[5] A. Buchner and V. Buchner, Bayern im Dreißigjährigen Krieg (Dachau, 2002), p.7.
[6] 这个概念在 Past and Present 中的一系列文章中有介绍，文章在T. Aston (ed.), Crisis in Europe, 1560–1660 (London, 1965)中集中可见。其他的文章收集于 G. Parker and L.M. Smith (eds.), The General Crisis of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London, 1997)。另见T.K. Rabb, The Struggle for Stabilit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New York, 1975).
[7] 关于对此问题的更多分析和其他阐释，见：P.H. Wilson, ‘The causes of the Thirty Years War’, EHR , 123 (2008), 554–86.
[8] 例如：s.r. gardiner, The thirty years war 1618–1648 (london, 1889).
[9] H. Schilling, Konfessionalisierung und Staatsinteressen 1559–1660 (Paderborn, 2007), pp.415, 417.
[10] G. Parker (ed.), The Thirty Years War (London, 1984), 转引自p.xvi. 另见D. Maland, Europe at War 1600–1650 (London, 1980); P.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 (London, 1988); M.P. Gutmann, ‘The origins of the Thirty Years War’,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 18 (1988), 749–70. The origins of the international war school can be found in the work of S.H. Steinberg that first appeared as an article in 1947 and was reworked as The Thirty Years War and the Conflict for European Hegemony 1600–1660 (London, 1966). Nicola Sutherland把这个概念推到了逻辑上的极端，认为整个三十年战争是长达3个世纪的法国—哈布斯堡竞争关系中的一部分: ‘The origins of the Thirty Years War and the structure of European politics’, EHR , 107 (1992), 587–625. 最近认为这场战争从帝国发展为一场遍及整个欧洲的冲突的德语文献见：C. Kampmann, Europa und das Reich im Dreißigjährigen Krieg (Stuttgart, 2008).
[11] Repgen, Dreißigjähriger Krieg , pp.27–8, 62–87; G. Mortimer, ‘Did contemporaries recognise a“Thirty Years War”?’ EHR , 116 (2001), 124–36.
[12] 更多的详细阐发见P.H. Wilson, ‘On the role of religion in the Thirty Years War’, IHR , 30 (2008), 473–514. 另见E. Labouvie, ‘Konfessionalisierung in der Praxis-oder: War der Dreißigjährige Krieg ein Konfessionskrieg?’ in Konfession, Krieg und Katastrophe. Magdeburgs Geschick im Dreißigjährigen Krieg (issued by the Verein für Kirchengeschichte der Kirchenprovinz Sachsen, Magdeburg, 2006), pp.69–92中的有用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