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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这种解读源于许久之后的一场战败。这场战败重新唤起了人们对三十年战争的兴趣，也改变了人们对它的看法。对那些经历了三十年战争的人和他们的子女来说，战争依然是历历在目的当代事件。从一开始，三十年战争就吸引了全欧洲人的注意力，加速了17世纪早期见证了现代报纸诞生的“媒体革命”（见第23章）。结束战争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是一本国际畅销书，一年内至少出现了30个版本。直到17世纪末中欧国家进入另一段三十年战争时期，主要是反对法国和奥斯曼土耳其的，人们对上一次战争的兴趣才逐渐减弱。三十年战争在人们脑海中的记忆依然鲜明，反映在纪念《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年度庆祝活动和相对不多的面向大众市场的书籍上。和公共仪式一样，这些书籍对战争做出了大体上正面的解读，认为战争捍卫了德意志新教徒的自由，巩固了帝国体制。 [3]
随着法国大革命爆发，拿破仑肢解了神圣罗马帝国，这种观点被迅速抛弃。1792年，奥地利和普鲁士联合起来干预法国大革命，将德意志人拖入了另一场入侵、失败、政治动乱和破坏中。此时正值思想和文化上出现新的潮流，这些潮流与浪漫主义和文学上的“狂飙运动”相关。三十年战争中的大规模死亡、劫掠和酷刑的恐怖故事立即引发了人们的共鸣。而像帝国将军瓦伦斯坦（Wallenstein）或瑞典国王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Gustavus Adolphus）这样的人的戏剧性人生，通过与拿破仑和其他拿破仑时代人物的比较，具有了新的意义。1791年，狂飙运动的领军作家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出版了关于三十年战争的历史，赢得了大批读者，随后又在1797—1799年出版了《瓦伦斯坦》三部曲，这三部作品依然堪称德语国家的莎士比亚历史剧。
对三十年战争的浪漫主义解读确立了三个元素，至今仍在影响人们对这段历史的书写。其一是对死亡、衰落和破坏有一种哥特式的着迷，德意志通常被视为遭到外国入侵的无助受害者。人们从民间传说和小说中摘选了各种暴行故事，特别是从格里梅尔斯豪森（Grimmelshausen）的《痴儿西木传》（
The Adventures of Simplicius Simplicissimus
）。这部小说被浪漫主义诗人重新发现，被认为是第一部真正的德语小说，并在19世纪初重新发行了各种“改良”版。
这些故事在历史小说和绘画，以及学校课程中的重新出现，不仅在德意志，也在其他受战争影响的国家，加强了民间记忆和家庭传统。三十年战争成为衡量以后所有战争的标杆。法国东部的居民根据17世纪30年代摧毁他们家园的瑞典人和克罗地亚人的故事来解释后来的每一次入侵。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东线战壕中的士兵认为他们正在经历最近3个世纪从未见过的恐怖。1945年5月4日，希特勒的建筑和军备部长阿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在广播里宣布：“战争给德国带来的破坏只有三十年战争能与之相提并论。我们绝不允许死于饥饿和杀戮的人民的比例达到当时的程度。”因此，他继续说，希特勒的继任者邓尼茨元帅已经下令放下武器。20世纪60年代的民意调查显示，德国人认为三十年战争是德国遭受的最大灾难，其破坏力排在两次世界大战、大屠杀和黑死病之前。 [4]
20世纪末，电视的影响力无疑改变了这个看法，尤其是在近年来大屠杀画面通过电视而广泛传播之后。尽管如此，在21世纪，德国作家仍然宣称，1618年至1648年“土地遭到的破坏，人民遭受的苦难，其之前没有，其后也没有任何灾难能比得上，甚至连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被轰炸带给人们的恐惧都比不上”。 [5]
19世纪史学确立的第二个特征是一种“无力回天”的悲剧氛围。这一点在席勒的《瓦伦斯坦》中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他将其主人公塑造成一个寻求和平的理想主义英雄，但命中注定会被他最亲近的属下谋杀。在拿破仑战争之后，事态会不可避免地陷入混乱的感觉在写作中很常见。在1806年神圣罗马帝国灭亡之后，以前给《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正面评价的观点变得不合时宜。人们认为，三十年战争非但没有加强帝国宪法，反而似乎开启了其瓦解过程。更为近期的作品加强了这种印象，它们不再关注人物和帝国宪法上的失败，而是更为关注欧洲经济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长期过渡，并声称这引发了“17世纪的普遍危机”。 [6] 其他人认为这场危机主要是政治危机或环境危机，或者是两个以上的因素相结合的。然而，所有说法都宣称，深层次的结构性变化加剧了紧张局势，在1600年后，这种局势在整个欧洲爆发为暴力叛乱和国际冲突。 [7]
对帝国中的这些事件的解释上的分歧产生了19世纪德国历史写作中的第三个，也可能是最具影响力的因素。在1815年以后，三十年战争史陷入了一场关于德意志民族发展的争论中。当时出现了两种相互竞争的叙述，每种都和未来可能的德意志相关。“大德意志”方案设想了一个松散的联邦，包括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地利、霍亨佐伦王朝的普鲁士和“第三德意志”的小邦国，如巴伐利亚、拿骚和符腾堡。“小德意志”方案选择排除奥地利，这主要是因为合并哈布斯堡王朝在意大利和巴尔干的其他领地会面临一些复杂问题。随着1866年普鲁士战胜奥地利，“小德意志”方案胜出，并在1870—1871年法国战败后得到巩固，德意志第二帝国建立。两种关于德意志未来的愿景都有明确的宗教关联，而这种关联被转移到关于德国历史的争论中。关于三十年战争是一场宗教冲突的假说似乎变得不言自明，几乎无人质疑。
关于德意志国家性质的争论是和现代史学的诞生同时发生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这位德国实证学派的创始人选择了瓦伦斯坦作为他范围广泛的著作中的唯一一部人物传记的主人公。兰克和他同时代的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去研究现存的档案资料，他们的很多作品今天仍然很有价值。他们深深影响了其他国家的历史学家对三十年战争的解读，尽管每个国家都将这场战争融入了自己的国家叙述中。法国历史学家普遍选择从黎塞留和马萨林的角度来看待这场战争，据说两人的政策为17世纪中叶到拿破仑时期法国在欧洲大陆“独占鳌头”的时代奠定了基础；对西班牙历史学家来说，这段历史的主题是国家的衰落，西班牙自1618年之后已经显得力不从心了；瑞士人、尼德兰人和葡萄牙人将冲突与国家独立联系在一起，他们的国家都是从哈布斯堡君主国那里独立出来的，而丹麦人和瑞典人则将这场战争放在他们在波罗的海相互竞争的背景之中；英国的解释与德国的最为接近，部分是因为斯图亚特王朝与普法尔茨选帝侯在“掷出窗外事件”后支持波希米亚反叛分子的关键决定有关。许多同时代人用宗教眼光来看待这种王朝联系，将其看作“新教事业”，这在19世纪德国人的教派化写作中得到回应，他们的作品为在英国工作的历史学家提供了主要资料来源。 [8]
将这场战争视为宗教战争的想法也非常符合19世纪到20世纪初许多历史著作背后的更为广泛的新教叙事，这些著作将宗教改革后的历史事件视为挣脱天主教枷锁的运动。同样的进步轨迹也可以在不带宗教偏见的情况下表达出来，即一种世俗化和现代化的过程。在近年来的一部著作中，这场战争变成欧洲文明的“发展和现代化过程中的一次危机”，经此“炼狱”就能升入现代世界的“天堂”。 [9]
在历史著作和政治科学中，一个常见的说法是《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开创了主权国家体系，从而构建了全球的国际关系。军事历史学家通常将古斯塔夫斯·阿道弗斯这样的重要人物形容为“现代战争之父”。在政治上，这场战争被视为创造了一个绝对君主制的时代。直到法国大革命，欧洲大陆的多数国家一直采用这种专制制度。欧洲人将他们的争吵延伸到了加勒比海地区、巴西、西非、莫桑比克、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以及其他大西洋和太平洋诸岛。墨西哥人、秘鲁人和玻利维亚人在骇人听闻的条件下开采出来的白银成了支付天主教欧洲士兵的军饷，而成千上万的矿工可以算作是战争的受害者。非洲奴隶在巴西为尼德兰甘蔗种植园主辛勤劳作，而尼德兰人获得的利润，连同他们在波罗的海谷物贸易和北海渔业中获得的资金，一起支援了他们与西班牙的战争。
对这一更广泛层面的兴趣已经支配了英语世界对这场战争的描述，这种描述将发生在帝国内部的事件描述为一个更大规模的国际冲突的一部分，即法国、瑞典和英格兰、尼德兰、德意志的新教徒对抗西班牙—哈布斯堡霸权的一部分。帝国内部的战争要么是这场更大冲突的附属品，要么在17世纪瑞典和法国介入之后成为其一部分。尽管三十年战争国际视角学派一位主要的倡导者将德国的传统解释斥为“狭隘”，但该学派仍受到19世纪史学的强烈影响，认为战争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其过程伴随着不断升级的暴力和宗教仇恨。 [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