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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拒俄义勇军，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历史现象，当史家说起与这一群众组织相关的历史人物，如鲁迅，如苏曼殊，如黄兴，如宋教仁，如陈天华等，主要强调的是这个组织的战斗性、革命性与先进性。
但当史家说起同在这一群众组织的另外一些人，如张作霖，如吴佩孚的时候，一般则称呼这个组织为“花膀子队”，因为这一组织的统一的标志是以一条花毛巾缚于左臂。而且在这种情形之下，照例会提到黑龙会的前身玄洋社的作用。
玄洋社是日本黑社会头目头山满所创建的一个拒俄帮会。这个头山满在与俄国人的对抗之中手段过于恶劣——头山满给俄国人送去了许多身患性病的美貌妓女，没有确切的数字表明多少俄国鬼子中了标，但是搞到最后，玄洋社自己却因为这肮脏的手段而声名狼藉，不得不宣布撤销，并重组了黑龙会。
对于以拒俄为目的的义勇军，玄洋社当然要鼎力支持——包括了金钱与舆论宣传方面的支持。
这样一来，事情就变得麻烦了起来。
拒俄义勇军无疑是正义的，尽管俄国人是清廷请来的，可侵略就是侵略，这没什么道理好讲。
清廷请俄国人来，是为了对抗日本人，所以日本人必然会支持拒俄义勇军，因为这是符合日本利益的……
总之，说到拒俄义勇军，就难免会卷入日中之战的理论旋涡，导致对那段历史缺乏了解的人意识错乱，没办法得出一个省事的结论。
相对于任何结论来说，历史都有点太复杂了。所以说，历史不适合于简单的是非判断，历史就是历史。
可怜的历史学家们被这段历史生生地弄得人格分裂，一般来说，当史家提及到这个组织的正面人物，如苏曼殊，如鲁迅等人的时候，就强调该组织的革命性、进步性与正义性。但当提到这个组织中的另外一些人，比如张作霖、比如吴佩孚时，就称这个组织为花膀子队，强调这个组织背后的日本人的影子。
要不然还能怎么办？
简单的政治观点与复杂的历史在这里撞了车，就只能绕过政治，单说历史了。历史就是这样：拒俄义勇军向清廷上书，曰：昔波斯王泽耳士以十万之众，图并希腊，而留尼达士（即周豫才笔下的黎河尼佗的另一个音译名字）亲率丁壮数百，扼险拒守，突阵死战，全军歼焉。至今德摩比勒之役，荣名震于列国，泰西三尺之童，无不知之。夫以区区半岛之希腊，犹有义不辱国之士，何以吾数百万方里之帝国而无之乎？
我们看看拒俄义勇军给朝廷写的这封信，再看看周豫才同学译创的《斯巴达之魂》的那一段前言，就会发现这两段文字风格完全一样，甚至连有些措词都一模一样，如“死战”，如“全军歼焉”等等，而且周豫才还特意在“温泉门”三字下加注“德尔摩比勒”的字样，这么看起来，执笔替拒俄义勇军写信与朝廷之人，与周豫才同学的关系干莫大焉。
头山满的玄洋社四处弄钱，资助中国留日学生的拒俄义勇军奔赴东北，与俄国佬殊死血搏，这情形搞得清廷驻日公使蔡钧紧张万分，不知如何应对。后来这老兄害怕朝廷怪罪，索性一咬牙，发狠给国内发电：留学生结义勇军，计有二百余人，名为拒俄，实则革命，现已奔赴各地，务饬各州县严密查拿。
好了，发了这封电报，清国驻日公使蔡钧就算没有责任了。可是拒俄义勇军就惨了，眨眼工夫，爱国义士就全都成了钦犯。
清廷的做法让义勇军无不愤然，现在他们才真切地意识到，中国最大的敌人，既不是日本人，也不是俄国人，而是清廷。于是拒俄义勇军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听这名字似乎是转型为一个民间教育社团。
实际上，军国民教育会已经成为了一个暗杀组织，走上了革命暴动的路线。
当军国民教育会磨刀霍霍，视清廷为中华之仇的时候，组织的创始人之一苏曼殊转入了文化战线，和周豫才同学并肩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