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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忠和先生在他的《袁世凯全传》第342页中，还说道：
1914年5月11日，孙文就曾写信给大隈首相，做过类似“二十一条”的口头许诺，只是，大隈认为孙乃在野之人，因此不大重视他所开出的空头支票。孙的两封信的复印件，于1986年被日本人公之于世。
这些日本人，真是太不像话啦，居然把孙文先生这些糗事全都给倒腾了出来，他们想干什么？
日本人想干什么，那是日本人的事，我们就甭管了。继续说孙文先生。袁世凯并没有在“二十一条”上签字，却仍然背负千秋骂名，可见出卖国家利益这种事，真的不能干啊。既然如此，那孙先生这么个搞法，又是何苦呢？目的何在呢？
王忠和先生解释说：
孙的这一系列谋划都是以国家利益为交易，想借重帝国主义扶植自己上台。此事或许知道的人极少，或许因为没有成为事实，遂慢慢为人所淡忘，以后的国民党当局本着为尊者讳的原则，不再提这一段历史。不过，孙的这些举措很为当时的人们所诟病。
当时的人们怎么评价，我们先不管。先来说说我们自己，我们教育孩子，第一要义就是要认清是非，知道如何评判一个人。一个人做什么事，他就是什么人。当跌倒时，我们不能趁机抓住扶我们起来的人反咬一口，同样，我们也不能抱着劫匪叫亲爹，人家认不认你，还两说呢。
可这个基本的是非判断准则，搁在孙袁这里，就出了岔子。明明是袁世凯力挽狂澜，独撑危局，以巧妙的手段化解了“二十一条”危机，维护了国家利益，我们却非要骂他卖国，甚至昧着良心造谣说他在“二十一条”上签了字。而孙先生弄出来个比“二十一条”更狠的“十一条”，我们反倒认为他有礼有节，爱国爱民，那么我们的脑子，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孙先生这么个搞法，是一时的权宜之计。只要日本帝国主义扶持孙先生上了台，搞死老袁，革命就算成功了。要是照这么个说法，孙先生上台之后，也是不会在“二十一条”上签字的，可现在袁世凯就不肯签，那为啥非要搞掉他呢？若说袁世凯不代表人民群众，你孙先生也只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啊，和袁世凯代的是同一个表，那这么恶搞又有何必要呢？
最要命的，是梁启超对此事的评价：
我对孙君最不满的一件事是，为目的而不择手段。在现代这种社会里，不会用手段的人，便悖于“适者生存”的原则，孙君不得已而出此，我们也有相当的原谅。但我以为孙君成功者在此，其所以失败者，亦未必不在此。
用现代的思想理念，重新解读梁启超先生的这段话，意思就是说：政治家的职责，不在于亲劳亲为做具体工作，而在于为社会制订一套良性规则，传布诚信正直的理念。政治家万不可施展骗子手段，你骗，大家也跟着骗，全社会一起来骗，最终把个美好人间，生生弄成了骗子横行的恶狱。所以骗子政客以骗局得逞，却让社会付出了规则沦丧的惨重代价。
总而言之，政治家必须要以正直诚实为准则，如果有人告诉你说不是这么回事，那么你铁定遇到骗子啦。
总而言之，孙文的这个“十一条”，很快就走光了，袁世凯大怒，指控中华革命党胡来，偏挑这节骨眼上添乱。于是黄兴和陈炯明急忙发表公开信，声称绝不会趁这个时候再搞革命，这个时机不对。
见黄兴又跑出来说话，孙文很不满意，遂写了封信，给黄兴送去。略谓：
癸丑之役，文主之最力，所以失败者，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若公以徘徊为知机，以观望为识时，以缓进为稳健，以万全为商榷，则文虽至愚，不知其可……
孙文的意思是说：都怪你，都怪你黄兴，怪你怪你都怪你。
黄兴却顾不上跟孙文扯皮，他不知所措地只会摇头否认孙文要求和日本签订密约的事儿。陈其美的秘书黄实奉命到新加坡、美国、日本等处发言，赌咒发誓曰：曾日月几何，宁肯举祖国之河山，移赠他族！
这时候孙文才发现，原来舆论的矛头正指着他，于是急忙丢下陈炯明、黄兴，彻底否认自己要求和日本签订密约的事，并举了一个极为形象的例子：
今举一例，有一浪子本无家产，而难将他人家所有之财产凭空指卖与人。试问谁人肯为买主？家产且不能，况国权等乎？党人之不能干与交涉，此理至易明也。又有谓党人不去日本，心迹终不能明，不免有多少关系。
这一年，孙文先生50岁，东京这边有点儿乱。
但孙文先生显然还嫌不够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