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首版于20世纪50年代,内文的部分词语尤其是部分专有名词具有当时的时代特色,或与当前约定俗成的语法、用法有出入,或与《辞海》《现代汉语词典》等规范类工具书有出入,列举如下:
常用语方面,“主词”应为“主语”,“系词”应为“联项”,“宾词”应为“宾语”,“镕”应为“熔”,“词字”应为“词”或“字”。
专有名词方面,“形上学”应为“形而上学”,“组论”应为“集合论”,“充足条件”应为“充分条件”,“必须条件”应为“必要条件”,“方式”应为“方程式”,“外范”应为“外延”,“绿色素”应为“叶绿素”,“波义耳定律”应为“波意耳定律”,“北冰狐”应为“北极狐”,“北冰兔”应为“北极兔”,“形势几何学”应为“拓扑几何学”,“海白头翁”应为“海葵”。
为了最大限度保持原文风格,让原版图书原汁原味地呈现于读者面前,本版编者未在文内对此类出入予以修改,而是保留作者的原用词、用语等。
特此说明。
编者
这本书可以说一部分是作者从事逻辑教学的经验产品。
若干年来,一般读者苦于逻辑枯燥无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十三年前,作者试着以对话体裁写了一本逻辑入门的书。与同类书籍的行销数量比较起来,事实证明作者采取对话体裁写这类书是符合一般需要的。来台以后,作者又教这门功课,但那本书已经绝版了。因应教学上的需要,作者又用对话体裁写了一本讲义,由学校油印,内容较前书有所改进。讲义印出以后,一搁又是四年。作者没有再用到它。这四年来,学生们纷纷以介绍逻辑读物相请。这类事实,使作者觉得颇有将那份讲义改变成书的形式之必要。可是,去年翻阅那份讲义时,作者认为有许多应该包含进去的东西没有包含进去,而且有许多地方简直不行了。于是,动手大加修正。认真说来,这本书是作者第三次用对话体裁写这类书。
依照英美的标准而论,本书包含了英美基本逻辑教程中应该包含的全部题材——至少大部分题材。不过,在题材的处理上,作者还是多少做了不同的权衡。作者的权衡是以这几个条件为依据:一、着重应用方面;二、着重纯逻辑的训练;三、介绍新的说法;四、修正传统逻辑的错误;五、在必要时,提出作者的贡献。
以这五个条件为依据,除了为适应本书的体裁和目标而掺入的因素以外,作者在这本书中,对于现有的逻辑题材,有所多讲,有所少讲;对于有些人认为是逻辑题材而从现代逻辑眼光看来不属逻辑范围的题材,则根本不讲。在作者认为不当浪费读者脑力的题材上,作者不愿多写一条。在作者认为读者应该攻习的题材上,作者不吝多费一点笔墨。在有些地方,直到现在为止,还是有不少逻辑教科书继续重述传统逻辑中所混杂的文法、心理学、知识论,甚至于伦理学和形上学的若干成分。这对于增进读者的推论能力会有什么帮助?在选取逻辑教材方面,我们应须不太忽视欧美最近数十年来逻辑方面重大的展进才好。
本书既是根据作者从事逻辑教学之经验而写成的,因此,差不多对话中的每一个问题、每一个转折,都是习基本逻辑者所常发生的。在学习的历程中,如果大多数人可能发生的问题相差并不太远,那么作者希望这本书对于希望自修逻辑的人有所帮助,正如希望它对于攻习大学基本逻辑的人有所帮助一样。
运用这种体裁写逻辑书,作者备感吃力。当然,如果一个人吃力而多数人得以省力,那么这是件很值得的事。但是,作者所希望的,是读者在比较省力的条件之下训练严格的推论力,甚至于到达森严的逻辑宫殿。所以,在不可避免用力的时候,还得读者自己用力。攻习任何科学,相当的牛角尖是一定要钻的。如其不然,我们将永远停留在浮光掠影的阶段。在钻过牛角尖以后,如果我们增益了相当的智能,那么正是我们到达了进步之起点。
殷海光
1956年7月
“你上哪儿去?”周文璞从后面赶上来,一把拉住王蕴理。
“我到教逻辑的吴先生那儿去。”
“找吴先生干吗?”
“找他问些问题。”
“问些什么问题?”
“问……问……问些……”王蕴理吞吞吐吐地支吾着,又把头低下来了。
“书呆子!问些什么?快些说!”周文璞追问。
“你……你……没有兴味,何必对你说!”
“说说看,没有兴味就不往下问。”
“我预备问一些与思想有关的问题,你是没有兴味的。”
“哈哈!哈哈!你又是那一套。这年头最要紧的是实际活动。讲什么思想不思想!”
王蕴理没有作声,依然低着头向前走。
“喂!劝你这书呆子,要认清时代,不要枉费心血弄那些无益的玄虚呵!”周文璞提高了嗓子,像是有意激他。
“无益的玄虚?”王蕴理带着质问的口气。
“是的,是无益的玄虚。”周文璞肯定地回答。
“周文璞!如果你个人对于与思想有关的问题没有什么兴味,这是你个人的自由,我没有什么意见可以表示的。然而,你是不是以为只要从事实际的活动,而从事实际的活动时,用不着思想呢?请你明白答复我。”王蕴理严肃起来。
“在从事实际活动时,去干就成了,还要什么思想!”周文璞回答。
“如果你以为从事实际活动时用不着思想,你这种观念便根本错误。”王蕴理表现着他平素少有的肯定态度。
“为什么?”周文璞不服气。
“人类是一种能够运用思想来指导行为的动物。如果一个人的思想愈精细正确,他的行为至少可以减少许多错误,或者可以获得成效。你看,一座高楼大厦在未着手建筑之前,必须经过工程师运用思想,精密设计,绘出图案,然后才可以按照计划来建筑。这不是思想的用处吗?思想既然这样有用,然而你以为从事实际活动时用不着思想,这种观念不是显然错误吗?”王蕴理说了一阵子。
“如果只有工程师用思想来设计,而没有工人去做,高楼大厦会成功吗?”周文璞反驳道。
“哦!”王蕴理笑了,“请你把我的话听清楚。我只是说,如果我们以为只要实行而无需思想来指导,这种观念是错误的。我并没有说只要思想而不要实行呀!”
“好吧!就依你的话吧!有些人思想非常清楚精细,可是,做起事来却不见得比旁人高明。就说老哥你吧!你的思想这样精细,为什么一到大街上走路就惶惶恐恐,像个乡巴佬呢?”
“请你把我所说的话的真正意义弄清楚。我只说,我们的行为不可没有思想的指导,可是,”王蕴理郑重地说,“这句话并不就是等于说,仅仅有思想,不要行动,我们就可坐享其成的。”
“自然咯!如果仅仅有了一个很好的建筑设计,而没有工人来完成,它一定成不了高楼大厦。可是,如果仅仅有了工人,而且我们假定这些工人一点关于建筑学的知识也没有,那么还不是如同其他动物一样,虽然看见一大堆很好的建筑材料,也做不出房屋来吗?
“可见仅仅有了思想而没有行动,我们不会完成什么事。可是,如果完全没有思想,我们便毫无计划,一味乱动。这样,我们一定不会成什么事的。思想之必不可少在此;而思想被一般人所忽略也在此。因为,有了思想并不一定在实际活动方面会表现出一般人显而易见的功效。可是,如果没有思想,在行动方面一定常常没有功效。如果我们从这方面来评论思想对于行为的关系,便可以看出思想真正的用途了。思想的效用往往是曲折而间接的,而一般人只注意到直接的效用,因此忽视了间接的效用。至于我上大街像个乡巴佬,这与思想力之强弱毫不相干,也许……也许是因为我的神经太紧张了。”王蕴理有点不好意思起来,笑了。
周文璞一声不响。
王蕴理冷静地望着他,空气顿时沉寂下来。他们走到一个拐弯的地方去了。
“你还有什么意见没有?”王蕴理打破沉寂。
“我……我……”周文璞似乎陷在迷惘之中,“我觉得你说的好像也有点道理,思想不是没有用的,不过,我总以为你说的有些空洞。所谓思想,究竟是什么东西呢?”
“我也说不太清楚,还是去请教吴先生吧!他是专门研究逻辑的。”
两个人谈论着,不知不觉已经拐了几条幽静的小巷子,走到一家门前。王蕴理叩门。
“谁?”
“我们来看吴先生的,吴先生在家吗?”
“请进。”
门打开,一个小花园在眼前出现。一位头发灰白、戴着眼镜、身材高大的中年人走出来。
“这位就是吴先生。”王蕴理向周文璞介绍,又回过头来,“这是我的同学周文璞。”
“哦!好!请客厅里坐。”
“我们特地来请教的。”王蕴理说。
“很好!我们可以讨论讨论。……现在二位对于什么问题发生兴趣呢?”
“我们刚才在路上辩论了一会儿,”王蕴理笑着说,“是关于思想和逻辑这一类的问题。”
“哦!这类问题是很复杂,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说得清楚的。”老教授抓抓头,“比如说‘思想’这个名词吧,意指可不少。这个名称,通常引用的时候,包含的意思很多。弹词上说‘茶不思,饭不想’,这儿的‘思’‘想’是一种欲望方面的情形。‘思想起来,好不伤惨人也’,‘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是回忆或怀念。古诗中的‘明月何皎皎,垂幌照罗茵。若共相思夜,知同忧怨晨’,所表乃是忆恋之情。‘我想明天他会来吧’,这是猜的意思。‘我想月亮中有银宫’,这是想象。‘这位青年的思想很激烈’,这儿‘思想’的意谓,实在是指着一种情绪,或是主张。有的时候,所谓‘思想’是表示思路历程,例如‘福尔摩斯衔着烟斗将案情想了半点钟’。有的时候,所谓‘思想’是指思想的结果,如‘罗素思想’或‘欧洲思想’。又有些时候,‘思想’是指着思维而言的,例如,‘你若照样想去,便可得到与我相同的结论’。自然,还有许多别的意思,不过这里无须尽举。就现在所说的看来,我们可以知道通常所谓的‘思想’,其意指是多么复杂了。
“可是,在这许多意思之中,只有最后一种与现在所要讨论的主旨相干。其余的都不相干,因此可以存而不论。我们只要注意到最后一种‘思想’就够了。
“如果我们要行动正确,必须使像‘罗素思想’或‘欧洲思想’这类的思想结果正确。要使这类的思想结果正确,必须使我们的思维合法或至少不违法。……”老教授抽了一口烟,略停了一停,“唔!这话还得分析分析。思维的实际历程,”他又用英文说,“‘The actual process of thinking’是心理方面的事实。这一方面的事实之为事实,与水在流、花在飘是没有不同的。这种心理事实方面的思维历程,并不都合乎逻辑。果真如此,我们教逻辑的人可要打破饭碗了。哈哈!”他接着说,“我们的实际思维历程,不必然合乎逻辑推论程序。在合乎逻辑推论程序时,我们所思维出的结果有效,可惜在多数情形之下并非如此。我们思维的结果有效准时,所依据的规律,就是逻辑家所研究的那些规律。不过,”老教授加重语气说,“我不希望这些话给各位造成一种印象,以为逻辑是研究思维之学。历来许多人以为逻辑是研究思维之学,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弄几何学与代数学何尝不需高度抽象的思维力,何以不叫思维之学?许多人把逻辑叫作思维之学,是因为逻辑的研究,在波勒 (今译乔治·布尔,George Boole)以前,一直操在哲学家手里,而大部分哲学家没有弄清逻辑的性质,沿袭至今所以有这一误解。而自布尔以来,百余年间,弄逻辑的数学家辈出,逻辑的性质大白。所以,我们对于逻辑的了解,应该与时俱进,放弃那以逻辑为思维之学的错误说法。”
“逻辑是什么呢?”周文璞急忙问。
老教授沉思了一会儿,答道:“根据近二三十年一般逻辑家之间流行的看法,我们可以说:逻辑是必然有效的推论规律的科学。”
“有这样的规律吗?”周文璞有些惊奇。
“有的!”
“请问是哪些呢?”
“现代逻辑书里所摆着的都是。”
“这样说来,要想我们的思维有效准,必须究习逻辑学?”
“最好是究习一下。”
“这就是逻辑的用处吗?”周文璞又问。
“啊呀!”吴先生沉思着,“‘用处’就是不容易下界说的一个名词。现在人人知道钱有用处。药物化学的用处也比较显而易见。因为药物化学可以有助于发展药物制造;药物制造之发展,有助于疾病之治疗。但是,研究理论化学有何用处?理论化学的用处,一般人就不大欣赏。因为,理论化学的用处,比较间接。所以,对它有兴趣的人较少。一般纯科学,如物理学、数学,也莫不如此。所以,近若干年来,走这条路的人一天比一天少。唉!……”老教授一副不胜感慨系之的样子,“但是,一般人不知道今日应用科学之所以如此发达,主要是受纯科学之惠。这些纯科学所探究的,主要是些基本的问题。设若没有这些人在纯理论上开路,那么应用科学绝无今日之成就。殊不知,如不研究纯理论,实用之学便成无源之水。无源之水,其涸也,可立而待。现在是原子能时代。许许多多人震惊于原子弹威力之大,并且对于原子能在将来应用于和平途径寄存莫大的展望。但是,很少人注意到,原子能之发现,是爱因斯坦、卢瑟福、波尔等人对原子构造穷年苦究的结果。很少人注意到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所中物理学家在那儿埋头探索的情形。没有这些科学家做超实用和超利害的努力,原子能之实用,是不可能成为事实的。所以,我们不能说纯科学无用。它的用处是间接的,但却甚为根本。同样,逻辑对于人生的用处,也是比较间接的。但间接的学问,若是没有,则直接的学问无由成立。例如,没有数学,我们想象不出物理学怎样建立得起来。同样,没有现代逻辑的技术训练,思维毫无把握,弄哲学也就难免走入崎途歧径。”
吴先生抽了一口烟,继续说道:“就我数十年所体会到的种种,从浅处说吧!究习逻辑学的人,久而久之,可能得到一点习惯,就是知道有意地避免思想历程中的种种心理情形对于思维的不良影响。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吴先生的嗓门渐渐提高了,“人类在思想的时候,多少免不了会受到种种心理情形的影响。受这些心理情形的影响,并不一定可以得到正确的思想结果:它有时固然可以使我们碰到正确的思想结果,然而碰不到的时候恐怕更多。
“这一类的心理情形真是太多了!我现在只列举几种常见的吧!第一,我要特别举出成见。成见是一种最足以妨害正确思维的心理情形,”老教授严肃地说,“譬如一个人早先听惯了某种言论,或者看惯了某种书报,他接受了一些东西,便不自觉地以此为他自己的知识,或是形成了一种先入为主之见。以后他听到了别的言论,或是看到别的书报,便不自觉地以他先前听惯了的言论,或是看惯了的书报,作为他评判是非的标准:假若别的言论或书报与他先前听惯了的言论,或是看惯了的书报相合,那么他便欣然色喜,点首称善;假如不相合的话,那么他便很难接受,火气大的人甚至会痛加诋毁。至于他所听惯了的言论和看惯了的书报究竟是否正确,别的言论或书报究竟是否正确,那就很少加以考虑了。
“不要说平常的人吧!就是科学家也难免如此。科学家主张某种学说,久而久之,便也很容易不自觉地固执那种学说,以为那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如果有新起的学说与之相反,往往不仔细考虑,横加反对。例如,二十世纪初叶,好像是一九〇二年吧!索迪倡原子蜕变学说,当时的科学家,闻所未闻,群起揶揄非笑。在心理学方面,华生倡科学的心理学,反心灵论。这种学说和当时盛行的麦独孤的主张大相抵触。麦独孤听了很不顺耳,于是讥讽他、嘲笑他,写文章攻击他。这类的情形在科学史上多着哩!我不过随便列举一二罢了!”
“怎样免除成见呢?”王蕴理插嘴问道。
“很难!很难!”老教授皱皱眉头,“第一,要有反省的精神。时时反省,看看自己的思想结果和知识是不是有错误。第二,要有服从真理的精神。你们知道印度中古时代的情形吗?印度那时学术很发达,派别有百余家之多,真是诸子百家、异说争鸣。当时,印度的学者常常互相辩难。可是,他们在辩难之先,往往表示:我若失败了,立刻皈依你做弟子,或者自杀以报。辩论以后,那失败的一方,便这样实行。没有强辩,也没有遁词。这种精神,非常可佩。但是,这种精神,谈谈是很容易的,实行可就不容易了。
“风尚也是容易使思想结果错误的因素。风尚与时髦是很近似的东西。如果在某时某地有某种言论,那一时那一地的人群起附和,那么对于某一类的事情之判断,便不自觉地以某种流行的言论做标准。这也就是说,大家不经意地预先假定某种流行的言论是正确的,再根据它来批评其他言论或是行动,这样,便很容易为当时当地的人所赞同,因而十分容易压倒异议。其实,一种言论之为真为假,和风行与否是不相干的。这也就是说,一种言论之是否为真理,和它风行或不风行,其间并没有必然的关联。换句话说,一时一地风行的某种言论,也许是真的,也许是假的。历史的事实,最足以显示这一点。某种言论在当时当地之所以风行,有环境、群众的好恶、利害关系、心理习惯等方面的原因,而这些原因都是在是非真假范围以外的原因。原子学说、波动力学等总可算是真理吧!为什么并不风行,不为人人所传诵呢?夺人之士,亡人之国,杀人之命,总不能算是真理吧!然而在许多国家里为什么却弥漫着这种空气,比什么真理都风行呢?可见风尚不一定是真的;真的也不一定成为风尚。
“习俗或迷信,这些东西也常常歪曲合法的思维路子,而使我们得到不正确的思想结果。西洋人的习俗,尝以十三为一个不吉利的数目。十三那一天发生的不幸事件,都与十三连上,他们以为不吉利之事与十三有因果关系。于是,凡属十三,都想法子避免。其实吉利和不吉利,与十三有什么关联呢?中国有些人相信相面、算八字。但一个人的前途如何,与面貌和八字没有什么相干的。至少,我想不出有什么经验的理由与之相干。而中国许多人想到他的前途,便将这些因子掺杂进去。结果,会想出许多错谬的结论。例如,坐待命运之来。
“还有,利害关系或情感也很能使思想结果不正确。大凡没有利害关系或强烈情感发生作用的时候,人的理智在思想历程中比较容易占优势,比较容易起支配作用。在有利害关系或强烈情感发生作用的时候,可就不同了。例如,假若我们普普泛泛地说:凡属吸鸦片烟的都应该枪毙,某人是吸鸦片烟的,所以某人应当枪毙。这大概没有问题,人人都会承认。可是,如果说:我的祖父是吸鸦片烟的,所以应当……哎呀!那就有问题了!”
“哈哈!”
“哈哈!”
“你们看,”吴先生继续着,“这就是有利害关系或强烈的情感在思想历程中作祟,妨害了正确的思维所致。类此妨害正确的思维的因素多得很。我不必一一说出。请你们自己分析分析。”
吴教授着重地说:“可是,请注意呀!我希望上面所说的,并不引起各位得到一个印象,以为逻辑会使我们在思想的时候,一定可以免除掉习俗或迷信呀、成见呀、风尚呀、情感或利害关系等因素之不良影响。即便是一个逻辑家吧,在他思想的时候,也不见得敢担保他自己能够完全不受这些因素之不良的影响。尤其重要的,我希望诸位不要以为逻辑的目的就在研究这一方面的问题。我的意思只是说:假如我们学了逻辑,真正有了若干逻辑训练,那么便自自然然可能体会到,成见、习俗或迷信、风尚、情感或利害关系等因素,是如何地常常妨害正确的思维,因而知道有意地去避免它们。这种结果,如其有之,只好算是研究的副产物之一种。就逻辑的本身讲,它是不管这些的。”
“至于另一方面必须究习逻辑的理由呢?”周文璞问。
“我们可以慢慢地讨论,”吴先生抽了一口烟,缓缓地说道,“周文璞!我首先问你。假若我说‘一切读书人是有知识的人’,可不可以因之而说‘一切有知识的人是读书人’呢?”
“当然可以!”周文璞直截了当地回答。
“哦!我再请问你。假若我说‘所有法国人的父亲都是人’,可不可以因之而说‘所有的人都是法国人的父亲’呢?”
“嘻嘻!当然不能这样说。”
“为什么?”
“因为,所有法国人的父亲固然都是人,可是不见得所有的人都是法国人的父亲。例如,我们这些人就不是法国人的父亲。所以,不能将‘所有法国人的父亲都是人’这话倒过来说的。”
“对的!头一句话‘一切读书人是有知识的人’也是不能倒过来说的。可是,因为我们对于‘读书人’和‘有知识的人’之间的关系没有弄清楚——不知道‘读书人’是‘有知识的人’的一部分还是全部,于是胡乱颠倒来说,结果弄出错误。其实,一切读书人是有知识的人,而有知识的人不一定就是读书人。因为除了读书以外,还有其他许多方法可以得到知识。所以‘一切读书人是有知识的人’,这话也不能倒过来说的。
“不过,我希望各位明了,我之所以说刚才这一段话,完全是为了使诸位易于了解。否则,我用不着说这一段话。像这样一个语句一个语句地推敲,不独太费事,而且有时没有把握,简直不是合乎科学的一种方法。可是,假若从逻辑的观点来看呢,那就很容易办了。逻辑告诉我们:这两个语句同属一种形式,都是‘一切……是……’这种形式的语句。凡属具有这种形式的语句,无论它们所表示的内容是什么,一概不可倒过来说的。这么一来,我们一遇到具有这种形式的语句,不管它所说的是什么,一概不颠倒过来,那么总不会出毛病的。”老教授说着,深深地抽了一口烟。
“周文璞!我又要问你,”吴先生笑道,“假若我说‘一切化学系的学生都是在化学实验室工作,甲组的学生都是在化学实验室工作,所以甲组的学生都是化学系学生’,这个推论对不对?”
“当然是对的。”周文璞毫不迟疑。
“所以啰!所以要学逻辑!”吴先生笑道,“不学逻辑,自己弄错了还不知道哩!”
“我再请问你,周文璞,假若我说,‘一切尼姑都是女性,一切苏州女人都是女性,所以一切苏州女人是尼姑’,这个推论对不对呢?”吴先生又问他。
“当然不对。”
“为什么?”
“因为在事实方面,我们知道并不是一切苏州女人都是尼姑。”
“哦,假若在事实上我们不知道呢,那么怎么办?”吴先生追问。
周文璞不响。
“王蕴理,你想想看。”吴先生似乎有点发急了。
王蕴理慢吞吞地道:“上面的一个推论,我……我……想是不对的。吴先生!那个推论中的第一句话只是说‘一切尼姑都是女性’,并没有说‘一切女性都是尼姑’。照吴先生在前面说的道理,从‘一切尼姑都是女性’这句话推不出‘一切女性都是尼姑’。可是,吴先生那个推论中的第三句话‘所以一切苏州女人是尼姑’必须从‘一切女性都是尼姑’这句话合上‘一切苏州女人都是女性’才推论得出。可是,既然‘一切女性都是尼姑’这句话不能从‘一切尼姑都是女性’这句话推论出来,所以第三句话‘所以一切苏州女人是尼姑’这话也推论不出来。而吴先生却这样推论了,因此是不对的。”
“呀!对了!对了!”吴教授很高兴,“周文璞刚才说第一个推论对,说第二个推论不对,其实前后两个推论都是错误的,并且它们错误的地方完全相等——同样犯了王蕴理刚才指出的毛病。然而,两个推论既然犯了相等的错处,周文璞为什么说第一个对,而说第二个错呢?请各位注意呀!”老教授加重他的语气,“一般人的毛病就在此。这种毛病,就是由于没有逻辑训练而生的。我说,‘一切化学系的学生都是在化学实验室工作,甲组的学生都是在化学实验室工作,所以甲组的学生都是化学系的学生’,周文璞听不出什么不合事实的毛病,因此他以为这个推论是对的。而我说‘一切苏州女人是尼姑’,这句话不合事实,他知道在事实上并非‘一切苏州女人是尼姑’,因此他便说我的第二个推论不对。的确,这个推论是不对的。可是,他说我的推论不对之理由却不相干,不是逻辑的理由。他正同许多人一样,从基于事实的知识来判断我的推论不对。恰恰相反,我们确定推论之对错,不可拿事实做根据。在施行推论时,我们所根据的,有而且只有逻辑规律。
“为什么呢?假设我们基于经验的知识周详无遗,那么也许有得到正确的结论的希望。如果不是这样,可就麻烦了,结果常常会弄出错误的结论,并且我们自己很难察觉。周文璞在上面所说的,便是很好的证据。
“如果我们要确定一个推论究竟是对的或是错的,唯一可靠的办法是看它是否合于逻辑推论的法则。关于推论法则是些什么,以后有机会再告诉大家。假若推论合于推论法则,那么推论一定是对的。假若推论是不合乎推论法则,那么推论一定是不对的。”
“吴先生是不是说,我们不必要有经验,我们对于事实不必知道?”周文璞很疑惑似的。
“哦!在我所说的话里面,丝毫没有包含这个意思。我也很注重经验,我也很注意事实。经验和事实对于人生都是不可少的。我在上面所说的,意思只是在行严格逻辑推论的时候,推论的对或错,完全以推论法则为依据,不依靠经验或事实;经验或事实对于纯粹推论丝毫没有帮助。”
“关于这一点,我还没有弄清楚。”王蕴理说。
“当然,要真正清楚上面所说的,只有在切实的逻辑训练中求之……这要慢慢来吧!”
“我们希望吴先生以后多多指教,不怕耽误时间吧?”周文璞说。
“不要紧!不要紧!”
“我们今天花费吴先生的时间太多了,以后有机会再来吧!”王蕴理望着周文璞。
“好!谢谢!再见。”
“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