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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幼时狭小的生活空间——一如我提到过的，是我认识这世界的一个隐喻。它有如积木盒盖里头浮浮贴着的那张范例图，指示着幼儿如何将一块一块占空间、有重量的木块儿堆叠成图上所绘示的模样。所以1、2、3、4可以填充在里面，周、秦、汉、魏也可以。
我出生的这个名之为台北的城市亦然。当时大部分的街道也容有一种隐喻式的修辞意旨。比方说，辽宁街。辽宁街一百一十六巷东西横走，走到西旁的尽头，挡在前面那条南北向的黄土石子路就是龙江街。龙江街冲北走下去，又会遇着一条较早拓宽且铺上柏油的马路，长春路。顺着长春路再往西走，就会碰上吉林路、松江路。辽宁、龙江、长春、吉林、松江……它们都是中国东北地方的大城市甚至省份的名称。以之而命名的街道则占据着台北市当时开发范围的东北角，在将近半世纪之前，这样命名街道的意思是在随时提醒行走在此城街道上的人们：我们已经因内战战败而失去的版图仍在我们的脚下。当然，历经近五十年之后，这些街道名称的符号意义有了重大的改变，大版图仍在脚下的隐喻自最初的激励或提醒人们“毋忘故乡”之外，丛生出各种解释态度。首先，都市的发展使原先的东北、西北、东南和西南都变成不同时代阶段和实用功能上的城市中心，都市的地理边缘也逐渐向天然畛域的极限伸展，这使街道名称呼应中国版图的原始构想显得坐标零落且方向错乱，最后，就像人类所曾寄以深刻寓意、丰富喻旨的一切命名一样，失落了意义。
我们那个老复华新村的居民在一九七〇和一九七一年间相继迁出已有二十年屋龄的土墙瓦顶的日式眷舍，搬到城市西南角位在西藏路上的四层楼钢筋混凝土公寓，成为一个新的聚落形式。我则必须每日骑着一辆自己髹漆的二手脚踏车，横贯整个台北市，一直骑到台北市当时的极东南角——吴兴街底，去念那所昂贵的私立初中。这样上学的前三天，我父亲骑着他那辆脚踏车，走在我的前面，带领我摸索出全新的路径。头一天是个晴朗的好天，我们从西藏地方出发，沿着一条尚未加盖的宽阔沟圳迎向正东初升的旭日，随即来到汀州，绕过一个小小的三角形安全岛，走一小段名为和平的大道，立刻转赴南海。从南海的底端开始，我们的选择多了起来，我父亲说：“过了罗斯福再往下，我们可以顺着路向东转，先到潮州，也可以沿着杭州走一段，到金华，也可以一路下去，到信义再右转，通天大路笔直走，很快就到吴兴了。”这是我父亲的语言游戏。大概他觉得骑车压过罗斯福的脑袋，或者游历中国西南到东南半壁的江山是一桩很好玩的事。第二天，他带我走一条不同的路——它其实比头一天简单好走得多：上车出门，走一百米的西藏地方，左转沿中华向北，遇爱国折东，再随便找个路口转进信义，就可以通天大路笔直走了。我问他头一天为什么不这么走？他说还是游山玩水的感觉好，一路中华爱国信义没多大意思。通天大路笔直走当然有好处，我不必亦步亦趋、尾随在后，常可以和我父亲并驾。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觉到可以同他平起平坐，自然非常得意。也就是在这一天阴后骤雨的清晨，他在脚踏车坐垫上告诉我一个换算式：现在的小学、初中毕业，顶多就是古时候的童子生。念完高中，勉强算个秀才，大学毕业还不如举人出身，拿了硕士、博士恐怕也够不上进士资格，了不起可以称作“同进士”。我说那你呢？他笑了：“我就算个‘同秀才’罢！”之后，他说起我曾祖父十一岁当管事、十六岁干掌柜、门庭改换，成了生意人家。那说话的口吻似乎有无限喟叹，我猜想他嘴里不屑说教，可满心是个希望我不要辜负“文魁”祖风、不要冤枉骑这么大老远的车上学的意思。接着，天地同悲、风号雨泣，我父亲加把劲儿超前，硕大的躯体替我挡住不少从前方斜飘下来的雨丝，我开始觉得自己绝对不会超越老祖宗的成就，正如我再怎么发育也及不上我父亲的体形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