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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奶奶的故事里，从来不曾提到，经人这么谋去了三百亩南山里的良田之后，我高祖父的持身处世之道、待人接物之方有什么彻底的、重大的、哪怕是些许的改变。倘或有，后代的子孙也不作兴述之论之，因为那样将迫使老祖宗身陷不智亦不德的窘境。我只能从非常隐微的家庭琐事上观察、描述。说来似乎平常，南屋的对联换过了。那是道光三十年、西元一八五〇年新正初一的事。我曾祖父张润泉头天夜里才从东关陈亲陈状元后人开的谦裕当铺休假返家。一早醒来，透窗瞥见南屋门口原先的门联“雨过琴书润，风来翰墨香”不见了，换上的是“百福尽随新节至，千祥俱自早春来”，门楣上多了一款横批：“福曜常临”。换掉的对联不只这一副。北屋正门前原先的“水流任急心常静，花落虽频意自闲”也没了踪影，如今改成“碧桃春结三千岁，丹桂秋芳万里程”，横批则由“车马无喧”换成了“万福攸同”。张润泉日后告诉他的儿子——也就是我的爷爷，说：“这一改改得好！当年开春俺就升了管事。再过五年，就成了掌柜，那一年俺才多么大啊？十六。”
我这一代的人辗转听到这样的故事的时候——尤其是当我们自己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会感受到极大的威胁，因为我自有一套非常简单的换算方式。当我进入一所花费非常昂贵的私立初中的第二年，刚满十三岁零三个月，那时我骑着一辆破旧的红色脚踏车，跟着我父亲的脚踏车胎痕在风雨中横贯台北市，心里想的是，我曾祖父像我这么大小的时候，早已经是一家当铺的管事，到我考高中那年岁，我曾祖父已经是掌柜的了。这样换算的结论很简单：你永远不可能比你的老祖宗更有成就。然而，这并不是我奶奶说故事的本意，它甚至和我跟你说这一切的意思正相反。
你还在母亲的子宫里，尽情地需索任何赖以维生的物质，一直到你出生以后（乃至于整个的幼年时期），除了供应你所有的物质需要之外，人们不会要求你一丁点儿其他。我和你的母亲只会祈求并期待你活着，也许健康地活着，也许多一点儿——健康又美丽地活着。倘若日复一日，你的确看来健康又美丽，我们会有进一步的渴望：你最好比别的孩子聪明一点儿、努力一点儿、顺遂一点儿……设若一路这么盼下去，终究有一日，我们必然会要求你比旁人更有道德、有智慧、有成就，甚至有钱有势。让我暂时不要那样贪婪，让我在健康这个词上暂停一下，回到我奶奶说的那故事的边缘。
一个显著的病征在我爷爷身上突显出来的当时并没有任何人可以察觉。我奶奶口称的“上头的老太太”，也就是我爷爷的母亲、我的曾祖母、张润泉的偏房妻子朱氏，是这么教训我爷爷的：“念书识字，当然是好事，可你得念得比人好、识得比人强；比不得人好、比不得人强，不如不走这一行。咱大门口儿上楔的是这个行当子，看着哩，不走这行也不成；可走上这一行，你千万别学你爷爷——之乎者也上头唬得人肚里嘀咕，可柴米油盐上头怵得人心里发慌。”
这番话的意思好像是说：如果为了吻合“绵世泽”、“振家声”的老训诲，我爷爷就该比他的爷爷更务实、更本分、更了解世界不尽如读书人所想像的那样单纯而且美好。我爷爷所领受的可以说比这话更深沉，也可以说比这话更浅薄，形之于日常，则是他信不过任何人，或者说：他总是相信世界将对他不利。
那个从我奶奶口中传下来的故事的后半段是这样的：
我曾祖父当上谦裕当铺的掌柜，可以说少年得意了。然而他仍不以为足，另外想了个生财的路子，把当铺里许多过期不赎的衣物接手包下，自己出资在估衣市街盘下个店面，开起估衣铺来，招牌挂起来，名曰“百顺”，衣依谐音，既取做生意“百依百顺”的和气，又有诸事亨通的祝福。从此，家道又渐渐兴旺起来。不但翻修了正屋，还加盖了东西两排厢房，制办许多虽然用不着可也得摆设起来的家具。到了同治年间，前院种上榆钱，后院种上梧桐，中间的天井和厢房外的院落更遍植起牡丹、芍药之类的花木。万事俱备，张润泉还觉得有一点欠缺——他那长年害着痨病的元配孙氏始终没给他立个子嗣，于是众里寻觅千百度，终于在泰安物色了一门侧室，本家姓朱，也就是我的曾祖母。光绪十二年，西元一八八六年，我爷爷出生，张润泉已经四十八岁了。就我爷爷的印象所及，每到过年，张润泉都会同他历述一回当年张冠英捐衔未果，倒叫人平白赚去南山里三百亩地，吃了这样的闷亏，人前竟然不敢言语的故事。说完这一段儿，就说道光三十年换门联那一段儿。光绪十六年古历腊月二十三祭灶日，我曾祖父提前了八天对我爷爷说那两段儿故事。才要说到门联上，西屋里发了喊：“大奶奶过去了。”大奶奶就是孙氏夫人，我爷爷喊大娘的。那时我爷爷一分神，正待朝西屋里奔，领口却让他爹揪住，随即脸颊上落了一巴掌——张润泉硬生生把那两段儿说完，才让儿子跟在他身后，到西屋去探看身体已经凉掉了的孙氏。第二年秋后重阳，张润泉领着六岁的我爷爷上后院看梧桐，不知什么缘故又提起那两段陈年往事。我爷爷忽然抬头问道：“怎么又过年了么？”
张润泉且不答他，径往梧桐树下走去，弯腰摸索半天，按定一块突起的石凳，忽然说了声：“天怎么黑了？”人便回身坐在那石凳上，背倚着树干，死了。
勉强要解释我爷爷往后遇人则疑、遇事则怒的病征，我总认为那跟张冠英受人坑骗的往事没有直接的关系，真正有关的是他在幼年时一连经历了两次死亡，都与说故事有关。第一个故事说的当然是背叛，第二个故事其实也一样——张冠英和张润泉父子背叛了老门联上那天真之中带些虚矫气息的读书人理想。可是，更深邃而猛烈的撞击显然来自死亡，倏忽掩至的死亡与故事的述说总是相伴随、相绾结、相缠祟。我爷爷不能拒绝，更不愿接受死亡这一突如其来的、对生命的背叛，他只能彻底怀疑一切说故事的人——或者也可以这么说：他只能把说故事这件事和生命中难以抵御的背叛融织一气、无由分辨。那一瞬间在梧桐树下目睹的死亡形成了长远的惊吓，让我爷爷从六岁起即只能以暴怒这种甫自幼童时期发展出来的情绪严峻地对待生命——无论是他自己的，抑或是别人的。除非他碰上了真正强悍的人。这样的人出现在他面前，会使死亡的惊吓踯躅却步，让他不再感受到对生命有一终极背叛的巨大威胁。我爷爷活了一甲子的岁月，只见过两个这样的人物。一个是比他年长一岁、来自洛口杨谦斋杨举人家的长女，他的妻子杨似芳；另一个是双足微跛、沉静寡言、来自城北中大槐树刘家的女儿兰英。刘兰英在一九四三年进了懋德堂，成为我爷爷、奶奶的第七个儿媳妇，我父亲张启京的妻子，一个尽可能把故事说得短到不能再短、从来不做梦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