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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爷爷有一种奇怪的性格，那就是不肯轻易相信任何人、任何事、任何见闻乃至于知识的性格。他的口头禅是：“有这么回事儿吗？”“你这是跟俺说故事！”“俺才不信哩。”这些口头禅一旦冲出，表示他已经很能信得过什么了。更多的时候他只是摇头、拍桌子。我奶奶曾经背着我爷爷取笑他这种德行，她跟经常无故受冤枉、受委屈甚至受凌辱的我父亲这样说：“别理他，你没见他一说话老鼠都挪窝儿，只有狗子上前摇尾巴。”“为什么？”“你老子一拍桌子，那挤在桌缝里的芝麻肉末儿花生皮儿都出来了。”
我奶奶生下我二姑的第三天，日本人停止炮击，她下床第一件事就是到后院地窨子里看我父亲，我父亲肿着张红彤彤的脸，正捉起一支毛笔在写大字，一见我奶奶便掉下泪来。我奶奶搂住他，问他想吃点什么，他只是憋着嗓子哭。我奶奶再问，我父亲索性张大了嘴，让她看见肿得咽不下食物的咽喉，不过仍勉强说了声：“想吃饺子。”这就是那一板蚕豆大的饺子的来历，据说是我奶奶亲手包的。我爷爷当时抱着刚出生的大响，心情算是好的，却还忍不住数落我父亲装娇卖小。我奶奶一边包着饺子一边顶了我爷爷一句：“自个儿心里安稳了就别说人家不老实。”
我爷爷心里不着安稳也是有来历的，这得再往上回三代，到我高祖父张冠英身上说去。
张冠英是举人出身——用我父亲半开玩笑的换算方法，就是现在的大学毕业的程度——在当时的五大院里算是露了头脸，有那么点要改换家声、成为书香门第的意思。可是张冠英自己也知道：想在功名上再跨一步，恐怕难以幸进。要维持一个“诗书继世，忠厚传家”的声望，就不得不另外替子孙谋出路。有人给他出了这么个主意：以他儿子张润泉的名义捐个百把亩地，兴办义学。这样一来，非但日后在地方上有了积仁行善的名声，张润泉也好歹有了个捐衔，就算不必三更灯火五更鸡地学作制义，也还保住了为善读书的体面。张冠英是个迂人，只知道读书的道途坎坷，却不通晓如何与官场里那些人事疏通交际。因此便央那拿主意的人给活动活动。赶巧那人在京里吏部有房远亲，两下里确也经常往来，于是许了个回话的日子就抬腿走人了。
张冠英从此有了盼头，喜滋滋地研墨铺纸、搦管濡毫，亲手给写了大门、二门的两副对联。大门写的正是那两句老词儿：“诗书继世，忠厚传家。”二门写的是：“绵世泽莫如为善，振家声还是读书。”当下遣人送了匾匠铺子。四大院张家的风范就这么挂起来了。
三个月之后，捎话的人如约前来，腋下还挟着个小包儿，在二门里喝了两盏茶，和下人说尽京里的趣事新闻——据说有个应门扫地的本家僮子听了为之心仪不已，不久即辞工回里、闭门读书，日后居然也博了个功名，而且榜下即用，成为安徽、河南好几个县份的父母。这是旁人闲话，姑且搁置不提。回头说起我高祖父张冠英将捎话的人请入二进正厅，把捐衔的事打听个究竟，才知道宦途机关紧复，不好相与。捎话的人也读书识字，颇有几分恭谨，寒暄半天才将腋下包儿松了，不敢径往几上搁，顺手塞在屁股后头，坐倚只及三寸，看似个仔细人。他是这么说的：
“四太爷要捐是个正理正路，错不了的。可捐什么？有学问。怎么捐？也有学问。您比方说捐军需粮饷，可以的，不过眼下海口也通了、洋人也退了，这一捐，犹之乎锦上添花，钉子打不到铆上。说明白了，就是全无接济。再比方说，捐河工，可以的，别说北五省，就是江南江北上百个县份，眼下也闹着要治河，这里头的名目多，花销也大。您四太爷一捐，犹之乎井水注海，千百两银子出了门儿，一阵风全刮到昆仑山去了。况且这捐里有了例子，您四太爷今年捐了，明年还得捐，东边儿捐了，西边儿也得捐。小的京里的亲戚说了，河里是口无底洞，他劝您老别给自家找饥荒。”
张冠英知道人家这是一份体贴，自然感激万分，连声称是，受教不已。可仍不免蹙眉问道：“难道就没有旁的门道了么？我听说兴办义学也是一条极好的路子。”
捎话人点点头又摇摇头，沉吟片刻，才道：“小的举个例子给四太爷听，由四太爷做主吧。天津——四太爷是知道的，原先天津是没有义学的，贫家子弟不是卖糖豆，就是拾柴火，连一个功名都不出。当今皇帝爷想起这档子事儿，问说：怎么天津出不了人呢？这一下好！南书房传到军机处，军机处交到部里，部里的太爷们连忙议了稿子，定一个兴义学的办法儿。什么办法儿呢？叫长芦盐运司起个头儿。城里城外设了九处义学馆，一馆里少收十来个，多收二三十口，都是寒门子弟——”
“这是好的，这是好的。”
“您听小的说，四太爷。这学馆里的书纸笔墨茶水，教授先生们的束脩，冬天的炉火、夏天的凉棚，一切开销，全由盐务里筹措。另外，蒙童四季的衣裳要敷裕，随时可以更换——”
“噢！”
“每人每日给面十二两。”
“噢！”
“初一、十五，运司里还专程派遣着稽查的义学大员到各塾里考试，考得好了的还得加赏。”
“噢！”我高祖父张冠英给惊得差一点儿站起来，“这花销也是不小啊！”
“这您四太爷不必担心思，也都是由盐务里支付的。”捎话的人稍稍凑前、压低声儿，道，“要能比照长芦的办法儿，您老只消捐上一块地，小小不言的，那可不就是现成的‘绵世泽莫如为善，振家声还是读书’么？”
“嗯。”
“您老要是还有余心余力，办育婴堂、施馍厂、粥厂、棉衣厂，还有施棺会——拿棺木济贫的，掩骨会——捐块义坟地，春秋两季雇人清扫修葺，也是一捐。”
“万事以立本为先，我看还是兴义学这个门道是正途。”张冠英义形于色地说。
捎话的人于是从屁股后头拽过小包儿，轻轻置于几上，再轻轻摊开裹覆在外的巾绢，好半晌才露出了里头的物事：一叠以黄裱纸誊抄的京报，两份已经书写泰半的文书，还有小楷毛笔、盘龙方砚、铜池印泥和琉璃墨盒各一。
我高祖父读了京报，果然印证了捎话的人所言不虚。非仅如此，报上还记载着圣上如何加封一个江西婺源出身的举子，奖掖其轮地千顷、兴学有成的新闻。接着，捎话的人眼角含泪、趋前跪倒，冲我高祖父连磕三个响头，道：“四太爷肯捐地兴学，小的这一堂三房里二十多口子弟也有了读书识字的着落了。不像小的，才进了两年学便迫于家计，在市井里混迹营生，简直不成材料。”
剩下来的事三言两语可以表过：我高祖父着人取出南山里三百亩的地契，付与捎话的人，又与捎话的人填写了一式两份的托付状子，由后者注墨抻纸，我高祖父挥毫填写了土地幅员、托付年日以及他自己的名讳。这中间只有一点小意外：写到第二份书契的末了，琉璃墨盒里的汁子用干，砚池也枯涩不润，我高祖父只得另外研了墨，才签上“张冠英”三字，完成了手续。
“四太爷等着领封罢。”捎话的人又含泪叩头一番，才依依不舍话别离去。
这是清朝道光二十二年、西元一八四二年间的事。我曾祖父张润泉满两岁、叫三岁，家人们开始戏称他“员外郎”。然而事情并不那么顺遂——那捎话的人忽然携家挈子离开当时名为历城的故乡本县，甚至离开了济南府，离开了山东。我高祖父仍不肯有疑于他，矜持了个把月才开箱取出托付状子，上头什么也没有，偏是光洁素净的白纸一张，只在左下角有黑大光圆的“张冠英”三字，以及血红赤腥的铃印一方。
那腥味儿——据我奶奶说，并非来自印泥，而是捎话的人琉璃墨盒里的机关。那是墨鱼囊子里的汁液，以之濡毫，初无异象，久之即色褪痕消，无迹可求。“怨不得墨鱼叫乌‘贼’嘛！”我奶奶跟我父亲说。说这话时，她老人家正抄着《金刚经》，蝇头小楷，历久不褪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