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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讲明史，都是按时间顺序：先是太祖、成祖，然后仁宗、宣宗，接着英宗……然而，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人对“明朝为什么灭亡”这个问题更感兴趣。
很多年轻的“明粉”对汉人建立的最后一个皇朝有比较深厚的感情，他们觉得，这么好的明朝，为什么说亡就亡了？
还有一些朋友勉强属于“明黑”，他们觉得明朝的问题太多：文官有问题，武官有问题，皇帝有问题，宦官有问题，到处都是问题。有些人甚至认为，明朝不亡，哪里有清朝那么大的疆域？它真应该亡，不亡都没有天理。
但是，无论是“明粉”还是“明黑”，大家都很关心“明朝为何会亡”这个问题。基于这个原因，在这本书里我们不按时间顺序讲明史，而是讨论“明朝为何会亡”的问题。
那么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明朝之亡，是亡于万历还是亡于崇祯？
答案似乎非常明显，明朝就是在崇祯皇帝在位时期亡的，怎么又亡于万历皇帝了？实际上，从历史进程的角度来看，明朝的灭亡有一个过程；而从个人作用的角度来看，到底是崇祯皇帝的责任更大，还是万历皇帝的责任更大，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清朝所修的《明史》中有一句著名的话：“明之亡，实亡于神宗。”这不仅仅是清朝人的看法，更是明朝遗老遗少们的看法。甚至在万历后期，有识之士就已经普遍对明朝的前途感到担忧了。这就是我们首先要讨论明朝是亡于万历还是亡于崇祯的原因。
说到崇祯皇帝，坦率地说，我对他抱有诸多同情，因为他是明朝历史上最具有悲剧性的三位帝王之一。
这三位悲剧性帝王都是谁呢？
第一位是明代宗朱祁钰。“土木之变”中，朱祁钰的哥哥明英宗朱祁镇被蒙古瓦剌部俘虏，作为监国的朱祁钰临危受命，做了皇帝。当然，起初于谦等人向孙太后报告，要推举他做皇帝时，朱祁钰死活不肯，说哥哥还在瓦剌人手上，当务之急是救人，他怎么能做皇帝呢？于谦引用孟子的一番话，打消了他的顾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朱祁钰见推托不过，这才做了皇帝。
原先，朱祁钰和哥哥朱祁镇兄弟二人关系极好、感情极深，所以尽管朱祁钰到了就藩（到外地做藩王）的年龄，朱祁镇仍然把他留在京城。
但是，人性、人心是会发生变化的。因为哥哥还健在，弟弟开始是死活不肯接哥哥的位的。但是当坐上了皇位以后，弟弟又死活不肯下来了。弟弟不但不肯下来，还把被瓦剌人放回来的哥哥幽禁在南池子，把已经被立为太子的哥哥的儿子废掉，然后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但是，悲惨的是，被自己立为皇太子的儿子，竟然一年以后就死了，而被废的哥哥的儿子竟然茁壮成长。这一阴影，特别是其中暗含的宿命论的心理暗示，是十分可怕的。朱祁钰一直被这个心理暗示笼罩，导致身体每况愈下，在朱祁镇通过“夺门之变”重新做了皇帝之后，朱祁钰不久也就死了。
出于同情，我对朱祁钰这位悲剧性皇帝的评价是来时带来一片亮星，走时不留一抹尘土。这种评价当然过高，但我的意思只是朱祁钰作为监国、作为皇帝，一出场就开启了“再造大明”的历程，在于谦等人的辅助下，化解了“土木之变”给明朝带来的危机，并且采取各种措施，缓解了国内的各种矛盾；而随着英宗的“夺门之变”，朱祁钰从此几乎消失在明朝人的记忆之中。但不论怎样，从朱祁钰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人性变化的例子。
第二位是崇祯皇帝的父亲——明光宗朱常洛。明朝党争的第一个直接起因“国本之争”，就是因为他的事引发的，虽然他一直在刻意避免介入所有的“争”。朱常洛争了十多年，好不容易被立为太子，结果在太子位上一熬又熬了二十年，最后好不容易做了皇帝，竟然不到一个月就死了。我有时在想，如果身为父亲的明神宗朱翊钧多活两个月，或者朱常洛少活两个月，明朝不就没有这个光宗了吗？命运真是折腾人，也折腾明朝。
崇祯皇帝朱由检可以说是明朝的第三位悲剧性皇帝。
很多人都觉得，清朝人动不动就抹黑明朝，但我认为他们并没有这样做。不但康熙皇帝评价明太祖朱元璋“治隆唐宋”，而且清人编修的《明史》也说明太宗朱棣“远迈汉唐”（《明史·成祖本纪》）。而对崇祯皇帝，《明史》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我们看看《明史·庄烈帝本纪》的赞语：
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埸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
这是清朝对崇祯皇帝的评价。
初继位的时候，崇祯皇帝朱由检还是个十七八岁的少年，如果放在当下，他还是一个高中生。他几乎不认识所有的文官武将，也没有处理过任何政务，但他竟然能够当机立断，迅速铲除以魏忠贤为核心的阉党，召回被阉党贬斥到各地的以东林党人为主体的、被舆论称道的官员，并收回在各地任职的宦官，这是何等的果决、何等的气魄。铲除阉党、起用“东林”、收回“阉竖”，是崇祯皇帝朱由检继位之后的“三把火”。如《明史》所说，正是这三把火，让人们看到了明朝复兴的希望，“天下想望治平”。
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明朝内外都面临着严峻的问题：朝臣的门户相争并没有平息，而是以另外一种方式持续着；疆场上的将士不是厌战，就是不听使唤；还有让人感到绝望的连年灾荒和随之而来的由陕北民变引发的农民起义，农民起义无法被平息，并且迅速集结为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起义军。当然，更为严峻的问题是清兵在关外咄咄逼人的攻势。
面临如此严重的内忧外患，崇祯皇帝能怎么办？他难免会举措失当。这其实是个恶性循环，形势越恶化，人心中越着急；人心中越着急，举措越失当；举措越失当，形势越恶化。
所以，《明史》对崇祯皇帝的评价应该说是非常公允、客观的。不但《明史》这样评论，就连李自成在进入北京之前发布的檄文里都说“君非甚暗”。这就是说，崇祯皇帝并不昏庸，而是实实在在无法挽回这个时局。计六奇《明季北略》摘录了李自成的檄文：
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营私，比党而公忠绝少。甚至贿通宫府，朝廷之威福日移；利入戚绅，闾左之脂膏尽竭……公侯皆食肉纨袴，而倚为腹心；宦官悉龁糠犬豚，而借其耳目。狱囚累累，士无报礼之思；征敛重重，民有偕亡之恨。
在中国历史上，像崇祯这样的皇帝不止一个，但是像崇祯这样能够不断地检讨自己，不断地反思，又不断地希望有所作为的皇帝，却并不是太多。
不少朋友和我说，崇祯皇帝朱由检大概是中国历史上下“罪己诏”最多的皇帝。“罪己诏”这三个字很特别，它是诏令，更是向天下公布的自我检讨。具体地说，“罪己诏”是皇帝进行自我批评、给自己定罪，并且希望取得全体民众和天地神灵谅解的一种公文。
在古史传说中，尧、舜、禹在统治天下的时候，每当遇到自然灾害，就要向天地、民众做检讨。在我看过的史料里，最典范的“罪己诏”应该属于汉武帝。伟大的汉武帝为汉朝开边拓土，建功立业，为中华民族做出了那么大的贡献，竟然也下过“罪己诏”。他所下的“罪己诏”叫“轮台罪己诏”。不过，这个事情前些年在学术界有争论，辛德勇教授认为汉武帝悔过罪己是野史上的一种不真实的记载，这一观点在史学界引起了很大范围的讨论。但是，主流研究仍然认同汉武帝确实曾低下高贵的头，西汉的政策也由此发生了变化。在我看到的材料中，南宋皇帝下的“罪己诏”是最多的。这没有办法，前有金朝咄咄逼人，后有蒙古磨刀霍霍，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南宋政权都处在风雨飘摇中。南宋的君主希望通过不断下“罪己诏”的方式来得到民众的理解，与他们共渡难关。
当然，如果论个人，中国有史以来下“罪己诏”最多的君主，莫过于崇祯皇帝朱由检。我看到的材料是三次，但是有很多朋友说有五次或者六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