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中国新石器时代的纹饰,有一件事会令人困惑不已: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龙凤文化很难在陶纹上找到现存的答案。鸟在彩陶上出尽风头,可作为凤的前身,而龙在彩陶上却表现不充分。
该现象说明一个问题:后代意义上的龙是较晚出现的,在远古时代,龙凤联盟出现也是较晚的,但是其联盟前身曾经风光,可为源头。它们曾经影响一时,但势力远不如蛙鸟联盟强大。对于神的认识,这一联盟接受了蛙鸟部的观念后而趋向统一,联盟的成员采用了S纹的符号,诞生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支盛大的神灵队伍。
学者们趋向于分区域探讨龙的形成,如王从仁先生等认为原龙纹大体有渭河流域的鱼纹,漳河流域的鳄纹,辽河流域的猪纹,太湖流域的虎纹,以及汶水流域的蛇纹等。
这些原龙纹虽然都可能对龙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但其影响的程度是有限的,单凭一件单一图像难以考索龙作为神灵的真实地位。真正具有影响的是渭河流域的鱼鸟联盟,它才是真正的龙凤集团的前身。
在河南、陕西一带的仰韶文化里,至少有蛙鸟联盟与鱼鸟联盟两大部落群体。蛙鸟集团向西扩散到甘青马家窑文化,而留在陕、豫故土的则是鱼鸟联盟,其证据是此一带出土的鱼鸟相衔图纹(图十二)。陕西宝鸡出土的那件半坡型鱼鸟相衔纹是迄今为止所见最早的鱼鸟同现的图纹,由于时代尚早,S纹的定势尚未出现。即便是庙底沟型的两件鱼鸟相衔图,依然为具象。陕西武功的那件鱼衔鸟头图虽有些抽象痕迹,但原质未褪。这些都实实在在地表现出氏族间的联盟关系。
1. 陕西宝鸡出土鸟衔鱼尾纹
2. 河南临汝出土鸟衔鱼头纹
3. 陕西武功出土鱼衔鸟头纹
图十二 鸟鱼相衔图
关于河南临汝的那件鹳、鱼与石斧组合的画面,有着种种不同的解释。赵国华认为那是两性交媾的象征,鱼代表女性,鸟代表男性,鱼鸟相衔象征男女交媾,具有生殖崇拜意义 。严文明先生则认为是氏族冲突的反映,表现的是白鹳氏族与鲢鱼氏族的殊死战斗,最后白鹳氏族取得了胜利 。在这里,与其说是氏族搏斗,不如说是氏族联姻,它有生殖崇拜的成分,但统摄于图腾崇拜之下。因为从画面看,鱼与鸟之间并不像是在作生死搏杀。陕西武功出土的陶纹则是鸟头伸向鱼嘴,有如主动就范,似不能解释为鱼族大胜鸟族。鸟头轻触鱼嘴,其状似在亲吻,当释为两族的姻亲联盟。陶思炎先生也认为该图腾是外婚说的标记。
这条鱼就是龙的前身之一,后代的鱼龙互化的神话就是从这最早形象中衍化出来的。《山海经·海内经》有“虫为蛇,蛇号为鱼”之说,后世人们将龙蛇互混,则龙、蛇、鱼三者通约。陕西宝鸡出土的半坡型的鸟所衔鱼,扁长之躯,颇与蛇近。鲧(gǔn)生禹是一著名神话,鲧为鱼类,而禹则为龙。《山海经·海内经》注引《开筮》:“鲧死三岁不腐,剖之以吴刀,化为黄龙。”鲧由鱼类转为龙蛇,说明了二者实际存在的渊源关系。《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蔡墨语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后土即社神禹,名句龙,而共工则是鲧,它是鲧读长后的变异,所以鱼类的鲧是变为龙类的禹了。这是神话里的一种说法,它反映出真实的部落图腾的衍化及联盟关系,鲧禹实为联盟。本书后有详论。
夏商周时期,龙凤族间的联盟关系尚继续着。夏与商皆在东方,且两族相错杂处。王国维于《殷周制度论》指出:“禹时都邑虽无可考,然夏自太康以后以迄后桀,其都邑及他地名之见于经典者,率在东土,与商人错处河济间盖数百岁。” 相处如此邻近的两族间发生婚姻上的联盟是完全可能的。商人认大禹为社神,崇拜大禹。以夏后人自居的周人确实跟商人有婚姻关系,且文化联系非常密切。周原卜辞载周人祀商人祖神,文王之母乃商人之女,这样一些史料足以说明两族有着较为密切的交往。商人为鸟图腾的后裔,周人则为龙图腾的后裔,商周的婚姻关系可视为龙凤联盟的遗迹,证实远古确实存在龙凤婚姻联盟。
在龙凤集团里,龙凤当是最高之神,由于受到蛙鸟集团神灵形象的影响,龙凤也竞相亮出自己的S形形象,以表示它们跟共有的神灵形象接轨,成为神灵正宗。对后世影响最大的龙凤,继承了蛙鸟图案的S形或Z形形象后,竟奇迹般地难以伸展身子,以弯曲的S形定势出现。当它们作为图腾的功能减退而成为普遍吉祥物时,它们却愈来愈呈现出S状。从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以来形成的神的形象在殷商时代依然保存,并成为文字神的代表符号。可见,新石器文化与青铜甲骨文化是一脉相承的。
图十三 甲骨金文中的若干“龙”字
(1—2. 见孙海波:《甲骨文编》;3—5. 见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6—8. 见于省吾:《商周金文录遗》;据邢捷、张秉午:《古文物纹饰中龙的演变与断代初探》图一,载《文物》1984年第1期)
图十四 妇好墓龙形玉器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墟妇好墓》,文物出版社,1980)
图十五 商周青铜器上的龙纹
(1—3. 据马承源:《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4—5. 据《考古》1964年第10期)
殷墟妇好墓中的玉龙与甲金文的“龙”形中,S纹的核心主干地位是不变的(图十三、十四)。甲金文的“龙”字,实际上是在S纹上加了一个王冠,金文则特别在S纹下加了一双手,以示膜拜。以甲金文的“神”字形象对比,“龙”字不过是在“神”的基础上加工而已,或者说,“龙”字就是比照“神”字而造出来的。“神”字是首先被创造出来的,它不仅是后来创造其他具有神性物的文字的基础,还为神灵形象的创造立下规范。商周青铜器为祭祖祀神的神器,上镌龙纹,也照例以S状呈现(图十五),龙的这种刻意追求S形的图形创作正是神的形象规范驱使下的结果。由于这种具象的龙颇有些真实的蛇及其他爬行类动物的特征,图十五中的第4图、第5图特意在龙纹的旁边刻出一个 纹,即神字,以明示此龙就是神。为了增强图案的装饰性并力求摆脱具象,青铜器龙纹还创造出两头龙形象,一头二身形象,都是淡化具象而突出S形特征的举措。
中国自夏商时期已建立起国家制度,图腾制不再整体支配国家生活,当年的图腾外婚已简化为同姓不婚,看上去跟图腾无涉。于是,图腾物杂处的形象反倒减少,尤其是像鱼鸟相衔,蛙鸟相并,龙凤相交的画面则更不多见,反倒是龙自己相交相并,出现所谓的交龙,如图十五中的第2图。这种S状的龙之间的勾连,实际上描绘了龙的交配。这种画面也反映到文献中,遂有《山海经》里的“左右有首,前后有首”的记载。闻一多先生曾在《伏羲考》一文中作过这样的分析:“《山海经》等书里凡讲到左右有首,或前后有首,或一身二首的生物时,实有雌雄交配状态之误解或曲解。”如果说商周青铜器纹饰对交龙的实质有所掩盖的话,东周侯马遗址的二龙相蟠便具直观性(图十六),此二龙弯曲呈S状相交,两嘴张开,这正是金文“神”字作 之所本,神的符号在新的时代又代表了新的内容,S纹上的内涵有明显的新陈代谢倾向。
图十六 东周侯马遗址二龙相蟠陶范
(据《考古》1962年第2期)
不仅龙作S状,凤也逐渐弯曲了身子。凤的前身鸟是S纹的源泉,凤是鸟图腾中最动人的儿女,成熟的凤的形象,毫不犹豫将身子弯成S状以示神性。甲骨文就是按照这一原则创造出“凤”字来的,S纹是“凤”字的主干,不管其头部尾部有怎样的变化,但总有一个S形的主笔,如:
可见,头部尾部都是可以变化省略的,S纹主干不能变,省去了S纹,不仅字体会崩溃,还将使“凤”字丧失神性,所以,“凤”字是S纹先行,在神主体精神原则下,参以客观具象而成。
鸟转为S纹,在新石器时代的马家窑文化里就已完成。鸟类中脱颖而出的凤在商、周、秦、汉都遵循着以S形为核心再加些许具象的造型原则。这是一种巨大的传统惯性,挟带着新石器时代以来奔涌的宗教洪流,不由自主地在传统的推进下保持旧有的作风。商周时期对S纹的采用是十分自觉的,秦汉时是对这种传统的继承。凤鸟也要弯成S形,这实在不是偶然。就商、周、秦、汉的一些纹饰看,凤的具象是在尽量S形化,如图十七中的第1图、第2图、第3图,尽管已有些刻意追求S化造成了变形,但凤形的具象性保存着;第4图是龙凤荐享图,画面已经抽象化,其中象征文字被提炼后的装饰图案恰如其分地表现了画面主题。
和 以及 都是牺牲之物,即羊,是甲骨文 的描摹修饰。双龙与双凤正在痛快享受供奉。龙凤皆为神,龙以S形描画自不待言,凤或以S上施一凤头,或从头至尾纯以S形稍加装饰而成。这种构图绝非无意识的纯审美性行为,而是对达成共识的神的符号的一种稍带创造性的描画。秦汉漆器的凤形一定要弯成那种连环式的S形状,便是这种传统的一种自然延续。
图十七 商、周、秦、汉S形凤纹
(1—3. 据《中国青铜器》;4. 据《西清古鉴》)
商周以后,龙凤作为一种一般的男女婚姻的吉祥物日趋普遍,但作为氏族间的婚姻结盟象征的历史已经结束了。商代所有的龙凤相交玉佩,周人所有的龙凤同体玉器造型,逐渐丧失了氏族联盟的意义。一定程度的理性主义的崛起,则视龙凤相交、人龙相交为荒诞。王充《论衡·奇怪》指出:“万物生于土,各类本种;不类土者,生不出于土……夫含血之类,相与为牝牡;牝牡之会,皆见同类之物。精感欲动,乃能授施。若夫牡马见雌牛,雄雀见牝鸡,不相与合者,异类故也。”所以即便是神话,人们也不认同非类属的交配。人们对祖宗神灵中曾有过的异类相交的神话加以改造,以统一的属类改之,这便是汉代的伏羲女娲双龙交尾图的出现缘由。它是S纹神性延续的最辉煌的成就,也是在龙凤竞作S形的基础上人们对两种伟大神灵形象所得出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