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今日，一名男子在伦敦北部的一间咖啡厅持刀伤人后被逮捕。这是一桩没有缘由的袭击案件，受害者伤势严重，尚未脱离生命危险。我方记者采访了目击者×夫人，她在上班的路上目睹了袭击过程：‘老实说，我当时吓坏了……他不知道从哪里突然冒了出来，带着这么长一把刀……政府放这些疯狂的移民进来我们的国家，这简直太糟糕了。他们到处游荡，伤害无辜的人……’”目击那样的现场，或者听到这样的话，许多人可能会避之不及，因为反感恶行本身，或反感这位女士的反应中近乎本能的种族主义态度。不过我的第一反应，倒是想知道这位持刀伤人的男子会不会最终被送到我工作的这家医院来，毕竟我们医院倾向于接来自伦敦的案子。
果然，几年之后，我真的有机会了解到这条新闻背后更多的故事细节——这个“疯狂”的人，一个叫加布里埃尔的男人，最后真的辗转来到了布罗德莫尔医院。在接下转诊之后和去见他之前，我先去了档案部门，想了解他更多的信息。不走运的是，他被转过来的时候档案非常少，没什么背景信息，也没有家族史能让我稍微了解一下他的过去。我找到了他的登记照片，举在灯下仔细端详。他驼背，身形瘦小，有一张瘦长的脸，脸上皱着眉，眼神机警且严肃。我想，我从中读到了恐惧。
好在档案里包含了一些庭审医学证据的复印件，于是我可以查阅到几位精神病专家的报告，这些报告中明确，加布里埃尔在行凶期间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庭审中，辩方和控方的多位专家都找到了证据，认为他在心理上存在着顽固的偏执性妄想系统，现实检验能力也存在扭曲，这显示他患有某种精神疾病。大多数患有这种精神疾病的人并不会有伤人的倾向，但在这个案子里，加布里埃尔的症状不幸加重了他对他人施加暴力行为的风险。
[1]
所幸的是，他的受害者保住了性命，加布里埃尔一开始面临的控告是谋杀未遂，后来英国皇家检察署（Crown Prosecution Service）表示可以接受抗辩以降低罪行的级别。一开始，加布里埃尔坚称他的行为是出于自卫，最后他被说服认罪，罪行是严重人身伤害
。判决中，法庭根据多位精神病专家的医学建议，判定他应当被送到有安全防护的精神病医院接受治疗。加布里埃尔能够接受这样的专业治疗，算是社会在心理健康方面的进步，不过讽刺的是，他的受害者和遭受案发现场冲击的目击者都不太可能得到这样的待遇，而且要不是因为犯了罪，他也大概永远不可能得到。
和其他许多基于心理健康立法而被收押的病人相似，加布里埃尔待在精神病院的时间被认为是“无限期”的。什么时候出院，取决于病情恢复的情况和专家的判断，判断他对他人构成的暴力风险是否降低，而与出院相关的任何决定，都由内政部负责监督（不过现在移交给了司法部来负责）。现在，有安全防护的精神病医院的收治时间平均为5年，不过在我认识加布里埃尔的时候，这个时间要长得多，他可能会在里面待上10年甚至更久。那时候我刚刚完成了专业上的训练，成为一名合格的法医系统内的心理治疗师，不过我也同时在以法医精神科医生的身份工作，大多就是为庭审相关的人进行精神状况评估，以为法院庭审报告提供支持，此外也做些相关研究。我当时还在一家隶属于NHS的创伤诊所工作，所以我把工作时间分成两份，一份在诊所，一份在布罗德莫尔。从各方面来说，这种平行工作的经验都是很宝贵的。比如我发现，在诊所能够接待来自全球各地的难民，这对我来说很有价值，能给我对加布里埃尔的治疗带来帮助。
在医院和诊所两头跑的这段时间，我还有了新的发现——有关两边病人群体中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的盛行。这个发现，与一种对暴力行为的常见误解部分相关：很多人简单地以为，受害者总是恐惧而羞耻的，而犯罪者则是愤怒且无情的。我的经验是，有许多犯罪者都为他们的犯罪行为感到羞耻，并因此形成精神创伤，许多受害者则感受到强烈的愤怒和复仇欲望，他们既觉得有这些感受无可厚非，又往往很难应对。受害者和犯罪者都需要帮助来平复心理创痛，对此，美国哲学家、牧师理查德·罗尔（Richard Rohr）曾表达过精辟的观点：“如果我们不能够将痛苦转化，则几乎必然会将其传递出去。” [2]
在庭审档案中，有一份来自加布里埃尔的受害者的证词，提供了一种我很少有机会见到的视角。证词是粗体字，似乎隐隐地透出这个男人的愤怒和不解。“我在那儿做自己的事情，等我的咖啡，然后这个黑小子开始冲着我吼一大堆莫名其妙的话……挥着一把超级大的刀，然后他袭击我，完全没有理由……”在证词最后，他断定袭击他的人“一定是个该死的疯子”。证词似乎每个字都很用力，从中我能感受到这个男人的痛苦，而且所用的现在时态，也表明了当时的恐怖对他来说有多么历历在目。这让我想起了创伤诊所的某些病人的言语方式——他们有些是事故或自然灾害的幸存者，有些则是难民，是人权侵害甚至酷刑的受害者。我希望，他不仅能够正常接受治疗以修复身体上的创伤，也能够得到心理援助，以修复心理创伤。
我被请去见加布里埃尔的时候，他已经在我们的重症监护病房（intensive care unit，ICU）待了好多个月。把一些病人安排在这里，核心目的是降低风险以保障安全，因为他们对别人来说存在攻击性。在那段时间，有些时候他不得不被隔绝起来，也就是关在监狱的隔离牢房，这也叫单独监禁。对有极端严重精神疾病的人来说，是不建议将其进行隔离的。在近期的一起发生在美国的民事诉讼案中，一位法官就表示，把精神状况糟糕的罪犯隔离起来，无异于“不让哮喘患者接触空气” [3] 。我研究过这个案子，也看过公开的庭审证言，知道这个问题并没有简单的答案。对被监禁者采取隔离措施，这对在司法系统中工作的医务人员来说，是诸多进退两难的伦理问题之一。英国监狱系统中，隔离措施的使用（及误用）是接受公开监督的，监督者有“霍华德刑罚改革联盟”（Howard League for Penal Reform）这样的独立组织，也包括英国政府官方的“监狱独立监察局”（Independent Inspectorate of Prisons），还有“预防酷刑欧洲委员会”（European Committee for the Prevention of Torture）。在美国则活跃着“美国民权联盟”（The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及其他类似的组织。在美国，极端隔离监禁措施在高安全级别监狱中的使用是备受争议的，措施所带来的影响也得到了广泛的研究。 [4]
终于，经药物治疗，在加布里埃尔的妄想和敌意水平整体有所降低之后，他得以被转移到一间康复病房。不过我知道，他仍然具有攻击性，精神状况也仍然存在紊乱的情况，还会表现出周期性的伤心和情绪低迷。他固执地相信，护士夜里会来他的病房强奸他。这个想法早在他被还押候审
时就已经存在，经过这么久，而且有药物干预，却仍没有减弱的迹象。之所以找到我，正是因为他身上还残存着这样的妄想症状。
在此之后的多年里，NHS经费一再削减，越来越多的心理健康医疗资源被取消，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NHS做出彻底改革之前。彼时在布罗德莫尔医院，同时在岗的心理治疗师仅有两到三位，再搭配一小组（非医疗性质的）心理学专业同事。接治加布里埃尔的时候，我和同事们同时服务的病人约有600名。因而分诊的逻辑也很残酷，不过这在医学界算不上什么稀奇事：人力短缺时，医生总会选择那些病情最有可能好转的人。在那个时候，也就是在差不多20年前的英国，患有精神疾病的病人因为“达到标准”而能够得到心理治疗的情形，相对来说还是不多见的。长久以来，他们都被认为现实感扭曲过于严重，以至于治疗无法收效，这就跟某些病人身体伤势过重而动不了手术一样。心理治疗需要一个自省的过程，相应要求病人起码具有一定的心理健康程度。而像加布里埃尔这样存在妄想症状的病人，想要让他们坐下来跟另一个人（比如我）待在某个房间里，别说一小时了，一会儿都不可能。他们长久地陷入某种“战斗或逃跑”的模式里，可能就像《哈姆雷特》中格特鲁德女王谈到奥菲利娅时所说的那样：“她拿自己的痛苦没有办法。”
此外，负责照护加布里埃尔的团队里领头的那位精神科医生想借此验证他的一个观点。他知道我在创伤诊所的工作，就跟我大概讲了他的想法。他认为，加布里埃尔持续表现出的攻击性，以及对护士们夜里要强奸他的疑心，可能是PTSD（有些医学诊断术语会出现在日常口语中，是因为和其他许多缩写的医学术语不同，它们的意思不需要多余的解释就能懂）。我们都可以理解，遭遇过某些可怕的经验，可能导致心理发生动荡。PTSD的症状众所周知，比如过度警觉、情境重现、噩梦和失眠等，在20世纪的许多小说和影视剧作品中，这些都是常见的元素。不过，有关PTSD的描述可以追溯到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关于马拉松之战的记录，还可以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亨利四世》中找到——霍茨波的妻子表达对她丈夫的担忧时说：“在你小睡的时候，我曾经坐在你的旁边看守着你，听见你梦中的呓语，讲的都是关于战争方面的事情。”
这种症状曾经被称为“弹震症”或“战争神经症”，还有一种诗意的叫法，在美国内战时期被称作“战士之心”。PTSD的这一词条正式进入医学标准手册，是在大约40年前，用来概括美国研究人员在越南退伍士兵身上观察到的一些慢性症状。
因为对加布里埃尔的个人史知之甚少，我们不知道他是否有过直接的战争经验。不过深入的研究表明，还有其他许多种情形可能让人患上PTSD，如交通事故、家庭暴力和恐怖主义事件等——几乎包括任何涉及受伤、死亡或害怕失去的情形。今天的统计数据表明，在英国，在一生中可能经历PTSD的，平均每10人中多达7人。好在其中大多数都能在几个月之内完全康复，而那小部分没有康复的人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长期的PTSD症状是很难治疗的，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们陷入了一个糟糕的境况，我称之为“幸存者困境”（survivor's dilemma）：若是直面内心的感受，他们会感到过于恐惧以致无法承受；然而继续逃避下去，又会让他们的状况越来越糟。
当时，在医院的团队中有一位新来的心理治疗师，他接受过一种前景看好的PTSD治疗法训练，这种方法叫“眼动脱敏再处理”（Eye Movement Desensitisation and Reprocessing，EMDR）。我当时还没有接受过EMDR的训练，但略知一二。EMDR疗法最早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美国被使用，通过伴随着注意力眼动的双任务刺激来干预病人的记忆系统。治疗师在病人面前举起一根手指并前后移动，要求病人一边让眼睛跟住手指的移动，一边回忆并且描述创伤情境和它们引起的内心感受。如今，它已经成为治疗有病理性重现（flashbacks，即“闪回”）症状的PTSD患者的手段之一，已有众多研究证实其治疗成果出色。 [5]
这位EMDR治疗师对要治疗一位精神病患者怀有惯常的疑虑，不过他表示，如果我能通过谈话治疗让加布里埃尔先做好准备，他就可以接受在加布里埃尔身上试试这种疗法。我很愿意尝试。如今时代和观念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比如，在荷兰新出现了一些有趣的研究，关于精神病患者的EMDR治疗有了新的思路。一些精神状况极端不佳的个体可能无法从治疗中收效，但一般的病人是可能有好转的，前提是心理治疗师能够在交谈中和病人在心理节奏上保持一致，触达他们内心真实的自己。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完全处于非理性的精神病状态，这并非不可能，但研究表明这是很少见的，因此，通常我们都有可能深入一个人的内心，触及尚能做出有效回应的某个部分。
在我与加布里埃尔的第一次见面之前，我先找到了戴夫。戴夫是他的责任护士，我想听他谈谈，对他的病人与夜间工作人员之间的问题，他是怎么想的。戴夫说他跟其他所有人一样觉得困惑。“加布里埃尔是东非人，我们以为他也许会对迈克尔和约瑟夫感觉比较亲近，因为他们俩是肯尼亚人……结果他把他们拒之门外，然后他们试着跟他沟通，他却把他们当敌人一样。”我知道戴夫是一个好心肠的护士，不过在听他讲到以为两位同事迈克尔和约瑟夫与加布里埃尔多少有点亲近之处的时候，我的心里咯噔了一下：他们只是来自同一片广阔的大洲而已。不过，这只是一个常见的简单料想，我也必须承认，这么多年以来，我也时常会做出类似这样过分简单化的料想。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偶尔表达出不恰当的看法，哪怕我们在专业要求之下接受了专门的敏感性训练（或者，也许正是因为这样）。
戴夫的话提醒了我，于是我好好了解了一番加布里埃尔的祖国厄立特里亚。关于这个国家我当时知之甚少。了解后我知道，他的祖国在人口构成上极为多样，一共有7种不同的官方语言，相应有7种不同的宗教信仰，充满了内部冲突，与邻国埃塞俄比亚断断续续地爆发战争。我小心地尝试理解加布里埃尔把迈克尔和约瑟夫当成敌人这件事，谨防自己过度解读。他有可能对权威人士存在普遍的不信任感，我也可能在其中。
“他今天怎么样？”与加布里埃尔见面的那天，我问戴夫，尽可能不表现出自己的焦虑。“你运气好，”他说，“他心情不错，好像比较愿意见你。只是你别问他的帽子。”
于是，见到加布里埃尔后，我第一眼注意到的就是那顶帽子。那是一顶柔软的褐色无檐小便帽，两边拉低盖住了耳朵，身上则是常规的医院病服，一件松垮的T恤加一条运动短裤。医院里一般是不让戴帽子的，因为病人有可能用帽子来藏武器或者其他违禁物，而且帽子也可能带有某些宗教组织、运动组织或政治党派的信息，因而可能有造成争端的风险。他能被允许戴着帽子，这让我比较意外，不过我听从了戴夫的嘱咐，尽量让自己压住那个《弗尔蒂旅馆》式的念头：“不要提那顶帽子！” [6] 我对这顶帽子的好奇心可以暂时放一放。
我们初次见到对方，是在护士站外的走廊上。我先介绍了自己，展示了胸牌，然后打开了会面室的门，跟在他后面，领着他走了进去。医院给我们安排的房间，是离护士站最近的房间中的一间，门上安有加固的安全玻璃。这层玻璃可能会让病人分心，不过如果加布里埃尔能看到护士们，而且他们也能看到我们的话，他可能会感到更安心——我也一样。戴夫值班在岗，除此之外，还有一位医疗服务助理特雷弗也投过来警觉的目光，这让我感到安心。特雷弗是个虎背熊腰的男人，员工和病人都喜欢他，他在场总会让人更放心。
一坐下来，我首先明确他理解了我的身份，以及我出现在这里的原因，并向他解释了一贯的基本原则。他咕哝着回答了我这些简单的问题，发音听上去可能是“Yeah”（好啊、对啊、是啊）。他有一副让我觉得意外浑厚的嗓音，这跟他瘦削的体格对比鲜明。我知道他的母语是提格雷尼亚语，在他的祖国，这是使用最广泛的语种。尽管成年后就一直在英国生活，他的英语却仍谈不上流利。这是我们工作上另一桩难以克服的困难：如果病人的母语和我们治疗师不一样，我们就总是很难为他们创造一个可供思考的意义空间。而且依我的经验来看，在这种情况下是无法借助翻译来完成心理治疗的，而一个事实是，监狱或有安全防护的精神病院的工作人员中，很少有人能够流利地掌握第二门语言（我也不例外）。此外，尽管工作人员的构成随着时间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多元，不幸的是，从来就没有足够的资源，允许医院能够按照实际的需求雇用有双语能力的精神医学专家。因此，在一个有缺陷的系统中，我只能在有限的条件下尽可能地做好工作，做出自己可以做到的调整。在和加布里埃尔的交谈中，我尽可能地说得慢、说得清楚，希望我们能够将沟通有效地进行下去。
我先问加布里埃尔，可不可以用单名字来称呼他（这件事我可从来不把它当作理所当然）。他欣然答应了。接着，我问他以前有没有跟别的心理治疗师约见过，他只是表情茫然地看着我。我意识到他可能听不懂“心理治疗师”这个词，进而还猜想，他可能也不知道心理治疗是什么。我换了个说法再问了一遍，问他有没有跟哪位医生聊过自己的生活。他仍是回应我一声低沉的“Yeah”——这个词是万能的，可能是真的表示肯定回答，也可能等于什么都没说。我感觉自己还是没有把问题问清楚。“今天和我见面，你感觉还好吗，加布里埃尔？”他想了片刻，皱起眉头，就好像这个问题是个陷阱似的。“S'noo.”他说。我有点困惑，然后反应过来他说的应该是“It's new”（这是新的）。这句回答是有所表达的，应该含蓄地表示了对一次新奇的会面所感到的小小高兴。剩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的对话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比如我会问他觉得在医院的生活好不好，会以这样比较简单的提问方式来问各种问题。这样，他可以按他喜欢的方式简单地用“不”或“是啊”来回答，如果他没有做好心理准备，逼他说更多的东西只会毫无意义。这是漫长的一小时，离开时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但我也知道，我需要跟往常一样带着这种不确定性前行，并且保持心态开放，同时我也希望加布里埃尔可以做到这样。
之后的6次会面下来，情况并没有让我感觉到更乐观。加布里埃尔依然是不可能接受任何形式的心理治疗的状态，就更不用说接受EMDR治疗了。从最基本的层面来说，他在语言表达上受限。他的英语词汇量似乎可能只有100~200个单词，用语重复，语调沉闷，说话时频繁在短句子之间插入“你知道……”用来停顿，还喜欢用耸肩和鬼脸来回应，让对话总是很难继续下去。
我们的会面往往和第一次的情形类似：见面时双方都有点不自在，然后会聊点特别简单的话题，主要是关于日常生活，而这也常是心理治疗早期阶段主要的内容。他绝口不谈自己的感受，比如我尝试引导他谈谈在医院里喜欢和不喜欢的东西，全都以失败告终。我从他口中听到的情感表达最鲜明的事，就是他不喜欢这里的食物。那时候，我会把这种状况归因于语言障碍，或者归因于他的焦虑；后来我从书上看到一个与人格相关的概念，临床术语叫“述情障碍”（alexithymia），字面意义上就是缺乏表达情绪和感受的能力，常常与自闭症或其他一些精神障碍相关。我推测加布里埃尔的状况可能与此有关。我还发现，有许多病人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做到触达自己的感受并将其表达出来，遗憾的是，我们并不总是能等到这么长的时间。
关于他的过去我知道得很少。我们能够确认的是，他37岁，自从来到英国之后，基本上都在伦敦生活。伦敦北部？Yeah。有工作吗？Yeah。哪种工作？这种或那种，有时候在餐馆打打零工，有时候在街头集市上给人帮帮忙。他的英语理解能力看上去要比他用英语来表达想法的能力强多了。诚然，对使用第二语言进行交流的人来说，一般是这样。
他经常说脏话，不过他不是直接“针对”某个对象在骂，而是单纯表达语气，当然也不是在骂我。这种习惯，就像是某个说一门新语言的人刚学会了几个新词一样，尤其是刚学到了几个顺口的俚语词汇，就不分青红皂白地当成形容词到处用，比如“这张他妈的桌子”或“这把混账椅子”。有时候我能感觉到他有点烦躁，甚至在回答我的问题时显出敌意，不过他确实每个星期都如约见我，而且基本上都算准时。此外，不论病房里温度如何，在一天之内的任何时间，他总是戴着那顶褐色的无檐小便帽，把两边拉低了盖住耳朵。
我开始想，如果我们对病人存在某种心理创伤只是做了设想，就在此设想的基础上展开治疗过程，这将是不可靠的。他的过去属于“另一个国家”，他可能再也不想回到过去。回到庭审档案中，我把他的犯罪史重新过了一遍：一次次被警告、被逮捕、被定罪，他的案底累累，在最后这次在咖啡馆对那位男性实施近乎致命的袭击之前，他还反复犯下各种轻罪，有过许多情节较轻的暴力行为。这份档案提供了一定的信息，但它真的只是一份扼要的条目清单，再没透露更多。许多个星期之后，一位社会工作者同行告诉我，她之前申请查阅的一批档案终于到了，这批档案如甘霖一般，总算为久旱的我们提供了更多的信息。这份档案可以查到20余年前他刚来英国时的一些情况。档案记录显示，当时年轻的加布里埃尔来英国是为了寻求政治庇护，和那些我在创伤诊所接待的来自战区的许多人一样。对他们而言，创伤似乎可以看作必然存在的，毕竟，他们要能够寻求并获得庇护，一定是已经对迫害有了足够的恐惧。不过，创伤诊所的经验教会我，不要根据难民身份就轻易去做任何推想，我见过许多人因为寻求生存而淬炼出更强大的能力，反而变得更加坚忍。是他们让我一下子认识到至关重要的一点，即不要泛泛地总结病人是什么样的，不论他是创伤幸存者还是难民。有一段时间，在诊所接受团体治疗的病人当中，甚至有不止一位找到我，要求进行一对一的治疗，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和其他人除了移民身份之外，再没有什么相似之处。
关于是什么促使加布里埃尔逃离祖国，以及他当时是什么感受，相关记录并没有提供具体的信息。关于他的家庭也没有任何记录。我们只知道，当时他在一个传教士团体的帮助下，只身来到英国寻求庇护。我想，他能够获得留在英国的许可，很可能是因为他年龄小，当时只有17岁。要是现在，像他这样的来自战乱国家的17岁男孩到英国寻求庇护，我想会遭到拒绝，毕竟当前政府的“敌对环境”政策是比较无情的。
尽管档案记录相当有限，仍可从中明确一点：加布里埃尔并没有能够轻松地融入在英国的生活。他不快乐。政府把他安置在一处收容所，但他再三逃走。年满18岁后，他就开始到街上混生活，开始吸毒和酗酒，而为了赚钱维持这些不良的习惯，他开始偷东西。他不止一次被查到藏有刀具。对一个无家可归因而可能需要防身的人来说，这并不算奇怪，不过我想，这可能也是妄想症的一个早期迹象。档案中比较有趣的是，警方因为担心他存在精神问题，有好几次带他去做了精神疾病鉴定，然而每一次他的异常行为都被归因于吸毒，而只要关上几天、戒了毒，他就被释放，重新回到街上。他还不时有过一些情节较轻的暴力行为，通常是跟其他无家可归的人发生打斗，一直到咖啡馆袭击案这一天，他终于犯下一项重罪，行话叫“指标罪行”
，即让他被判监禁的那项罪行。罪犯和病人常常把这项罪行称为“我的指标”。
第七次会面，我到病房的时候，特雷弗在岗，他看上去心情不愉快。他说加布里埃尔昨天夜里不睡觉，冲着工作人员大喊大叫。不过现在状况稍稳定一些了，特雷弗希望我们的会面能够顺利按照计划进行。我去房间里做准备时，他去叫加布里埃尔过来。几分钟后加布里埃尔来了，我已经坐在了我的椅子上。我抬头冲他微笑，并朝他一贯坐的椅子打了个手势：“你今天好吗？”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在我俩之间死气沉沉的空气中回响，调子有点过于活泼、欢快，和他明显阴郁的情绪格格不入，让人不自在。他没有回答我，只是一屁股坐下去，将手臂抱在胸前，把两团眉头夸张地皱到一起。头上还是那顶熟悉的帽子，拉低了盖住前额。
这并不会让我感到焦虑，这种阴沉的姿态在他身上司空见惯，事实上在我的许多病人身上也是如此。我看着他穿着运动鞋的脚躁动地敲着地砖。我心想，他可能马上就会说上一句“这块他妈的地砖”。不过他倒是什么也没说。我跟他说，特雷弗讲他昨夜过得很不愉快。加布里埃尔点点头，眼睛瞪向窗外，沉思着什么，然后压低嗓子，快速、含糊地说了一些话。我大概听懂了一些词句：“混蛋不走——我怎么睡觉——够了，我说，不要打扰我！”从他口中竟一次性蹦出来这么多词，这是很难得的，也许正因为如此，我接下来犯了一个错误。我想鼓励他再多说说，心想能让话题聚焦在他缺觉这件事上，于是我仍以最简单的方式，问了他一个只需要回答是或否的问题：“你有能睡着一点点吗？”
听到这个，他的身体姿态马上变了。他噌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双手紧紧地攥成拳头，声音在这个小空间内回响：“我怎么睡？有混蛋想要干我。”他的话冲击着我，不过我没有说话。他接着说：“我要是睡的话，他们会像在监狱里那样做的。强奸我，强奸我。他们想把我变成一个女人！”我还是尽量不回应，让自己只是点头，保持表情平静，希望表现出我只是理解了他所说的话，而没有别的意思。他真的生气了。他一边说，一边发出咝咝声，我的额头能够感觉一些飞沫撞了上来：“你知道的。你一个女人！你随时可能被强奸，每时每刻。危险！我们两个都危险！这些人！他们不把我当人！进入我，进去……把我变得不是一个男人……”他把拳头砸在桌上，我想我当时应该是身体缩了一下。然后他举起右拳，感觉他可能要攻击我了，不过并没有，他伸出食指，暴怒地朝着门外的什么指指点点，我顺着他的视线过去，是护士站。“混蛋，他妈的护士……”他变得狂怒之后，眼珠鼓涨，言语变得更难理解，就好像是词语堵在喉咙里把他噎住了一样。
我意识到我有些害怕，不过我也意识到他很痛苦，需要把情绪表达出来。我试着把房间内的情绪高压降下来。“加布里埃尔，”我轻声说，“有任何我可以帮上忙的吗？”他从椅子上跳起来，开始来回踱步，越来越疯狂，喊得越来越大声，口中飞沫四溅，不断吐出一串串的词语。我想我听出了一些词，比如“操蛋”，还有“夜里”和“护士”两个词一再反复，就像某种猛烈的咒语一样。这样的重复控诉并不让我感到陌生，他幻想着男人破门而入来强奸他。“够了！够了！这些狗屎我已经受够了！”这时，我觉得我应该也站起来，跟他保持平等，不过事实证明，这不是一个明智的举动。也许他以为我要拦住他不让他跑出去，他一巴掌用力推在我的胸膛中央，让我向后跌在地板上。我因为惊讶而本能发出一声尖叫。工作人员闻声跑了过来。
警报铃尖锐的声音急速跳动，回荡在病房之间，而加布里埃尔冲出治疗室，想找到点什么东西拿在手上当武器。他跑过去想要抓起一把椅子，不过椅子格外沉，无法轻易移动——正是为了预防这样的情形发生。抓椅子没能得手，他在附近的某个柜台上抓起一些杂志和文件，扔向空中，它们像雨一样落在听到警报铃赶来的一群工作人员身上。他被五六个人摁在了地板上，制服的过程只用了几秒钟。他们是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主要职责正是处置这样的偶发事件。
我掸了掸身上的灰尘，往后站去，好尽量远离加布里埃尔被制服的区域，也远离他的视线范围。我看到特雷弗跪在他脑袋旁边，轻声地对他说着什么。警报铃停了下来。现场顿时出奇地安静，安静到我可以听到特雷弗安抚他反复说的话：“好了，好了，你安全了，你没事了，加布里埃尔。”其他的工作人员控制住他的四肢，直到他的狂怒消停，身体不再奋力扭动。当他彻底安分下来，他们把他“押送”离开，把他的双臂摁在身体两侧。我注意到，病区为数不多的其他病人这时候都迅速回到自己的房间，或者被护士引开。这样的事件在康复病房很少发生，不过一旦发生，在场的每个人都会感到不安。病人因为各自经验的不同，因而也会有各种不同的反应，有的焦虑，有的愤怒，有的则漠不关心。而工作人员首要关心的，则是不要让事件造成的紧张气氛扩大升级，因为这可能在病区蔓延，让大家的相处变得更艰难。
“格温，你还好吗？”护士们担心我的状况，纷纷来到我的身边，又是给我拿水，又是确认我没有受伤或流血。我告诉他们我没事。我也确实挺好，而不好的地方主要在于我生自己的气，因为我没有能够有效地帮到加布里埃尔。另外我也有些担心，不知道这件事会给我们之后的治疗工作带来怎样的影响。它可能会被视为证据，表明加布里埃尔“精神失常过重而无法接受心理治疗”，就像一些人之前预料的那样。此外，他现在可能还会被认为有着更高的危险性，因为他攻击了一名医生，而这在任何地方的医疗服务机构中都是相当罕见的，在布罗德莫尔则尤为罕见。在工作人员当中，承受最高风险的是病房护士，因为他们时刻都在，而大多数的病人都不至于伤害任何一个照顾他们的人。
这个事件谈不上是谁的过错，不过在工作人员下班之前聚集起来开会讨论这件事的时候，害怕担责的气氛很重。会上，大家做了笔录、填了表，事件还需要正式的后续跟进。我说，加布里埃尔进房间见我的时候，就已经被什么事情闹得不高兴了。我的感觉是，他的状态是睡眠缺乏、焦虑而且恐惧，他并非想攻击我，我只是他想要离开房间时的一个阻碍。特雷弗感到懊悔并且自责，说他本应该预料到会有问题的，说我们应该取消这次治疗，他知道他的病人状态并不好。而我不能让他这么把责任揽在自己身上。我是愿意做这次治疗才来的，加布里埃尔也是如此，在我看来，并没有明显的风险预兆。
会上我问大家，前一天晚上加布里埃尔身上有没有任何特别的事情发生，任何显得反常的事。他们认为没有，也没有任何相关的报告或记录。我自然是从未怀疑过有任何人想要伤害加布里埃尔，我想知道的是，是否有某句话或者某个行为，唤起了加布里埃尔对某个晚上或某个时刻的记忆。这时，我再次感到沮丧，我们对加布里埃尔的内心或个人史还是了解得太少了。不过，我下定决心不放弃。之后，我想弄清楚前一晚是哪些护士值班，或许自己忽略了某个线索。
第二天，关于加布里埃尔是否还不适合接受心理治疗，以至于存在不可控的风险，讨论还在继续。团队的心理专家认为，加布里埃尔还没有准备好接受心理动力学治疗，而这种治疗的重点就在于自省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许需要对他采取另一种治疗手段。以谈话方式进行的心理治疗有若干种，各有不同的侧重和应用场景，也各有其治疗效果和价值。我学的是心理动力学治疗，是一种根植于精神分析的心理学方法，正如我前面所讲述的我的工作所呈现的，其重点在于帮助病人增强自我觉知。这种方法，就是通过病人与心理治疗师之间的关系，帮助他们理解自己言语或行动的意义。我在会上表态，我想将针对加布里埃尔的治疗工作继续下去，而且如果治疗突然中断，对他来说不是一件好事。如果我们继续下去，我们会理解他的愤怒是怎么回事，以及有怎样的含义。如果愤怒的爆发正是我们要处理的心理问题的一部分，那怎么能把它当作证据，来证明他不适合接受心理治疗呢？
这时候我知道，像这样的“不愉快”（后面我讲到的故事中还会再次发生）也可能成为转折点，带来新的发现，即带来对治疗进程而言必不可少的新感受和新看法。我仍然对实现最初的想法抱有希望，也就是让加布里埃尔能够做好准备以接受EMDR治疗。在会上，我能够明显地感觉到大家对此的悲观情绪，不过我还是看向了精神病专家顾问寻求支持。他的发言让我松了一口气：“我们的治疗计划不变。”我们决定，我还是暂时继续实施心理治疗，同时让病区工作人员加强对治疗进展的监督，让他们与我保持更紧密的联络。另外，也增加了加布里埃尔晚上的药量，帮他睡好觉；而只在他对我们的会面有比较正面的感受时，我才能过去跟他做心理治疗。
一周后，我继续如常与他会面，两周、三周后也是如此。会面令人沮丧，进展很慢。有很多次我都会想，或许其他同事的看法是对的，这个人的确还不具备接受治疗的条件。加布里埃尔只是告诉我，他为那天推了我而感到羞愧，反复为此向我道歉。坦率地讲，他表达歉意的方式是干扰了治疗的，因为让我们停留在事件本身，而无法对事件发生的原因进行思考。我试着让他去想，是什么东西让他进入这样一种愤怒和恐惧的内心状态。比如，当时他是不是因为我说了或做了什么才情绪爆发，我问他有没有什么想法。“没。”他说，看上去一脸愁苦。
数周过后，药量增加以及睡眠状况的改善似乎让他安定了下来。他开始能够说清楚那天为什么想要冲出去，他说他的痛苦不是因我而起，而是来自他“夜里的恐惧”。我注意到，他以前控诉夜间护士想要强奸他，逐渐转变成了抱怨被人暗中监视。他提到了迈克尔和约瑟夫，也就是戴夫之前跟我说过的那两位非洲籍同事，并且向我演示他们俩把脸凑在他房门的玻璃窗上的样子，说他们在夜里巡视时，不论任何时候，都会这样检查他的状况。他们向他解释说，这样的人工检查是出于必要的安全考虑，但他仍然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困扰”着他。他告诉我，他很清楚他们对他的兴趣是“邪恶的”，不过我让他展开细说时（我依然用一些只需要用是或否来回答的简单提问启发他），他说不出来。有些什么东西对他来说太难表达，而对我来说，则太难理解。
圣诞节将近时，我们的谈话发生了一次不寻常的转折。转折发生在12月中旬，我们进行了节前的最后一次会面，而我下一次跟他见面就要到1月了。我们俩坐下来，刚要进入谈话的状态时，我听到了歌声。病房的一些工作人员在排练合唱，唱的是一首圣诞颂歌，他们不久要通过演唱这首颂歌来为一个心理健康慈善机构募捐。这时我正在说一些无关痛痒的话，说最近天黑得早了之类，加布里埃尔把食指放在嘴唇上：“嘘……”我就收起话头，听了起来。圣诞颂歌隔着墙依稀传来，是大家悦耳的歌声。“All hail said he，”他们唱道，“Thou lowly maiden Mary，most highly favoured lady……” [7] 然后歌声稍停，一个人轻咳了一声，继续唱了起来。
“好，再来一遍，从头再来一遍。”人群中能听到一个男人的声音，是特雷弗。合唱重新开始。“The angel Gabriel from heaven came，his wings as drifted snow……”
这时，加布里埃尔露出一脸笑意，这笑意足可以用“幸福”来形容。“是我！”他说，一脸得意，“是我！”“哦，当然，”我说，“你的名字……一个有重要意义的名字。”这让他有所触动，我能看出来。“是的。很有力量，”他话接得很快，把手放在心口，“上帝在我心里，很有力量。”隔壁合唱声依旧传来，已经唱起了另一段，唱到了伯利恒和圣母玛利亚
。最后，一句清晰的女声传来，是最后一句歌词“Most highly favoured lady”
。受到加布里埃尔好心情的鼓舞，我顺势评论了一句，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一首关于母亲和儿子的歌，是吧？”“是啊，”他说，“圣母玛利亚。”
这时让我惊讶的是，他补了一句：“我想我的母亲。”这种伤感是如此自然地流露出来，悲伤也显得恰如其分，在节日里，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想念自己在远方的母亲。据我所知，这是他头一次提到家人，不论是在我还是在其他工作人员面前。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的母亲是不是还在世，对他的父亲也同样一无所知。到那时为止，我所能收集到的极有限的信息表明，加布里埃尔在离开厄立特里亚来到这里寻觅新生活时，就已经因为战争成为一名孤儿了。可真的是这样吗？我不会直接向他求证，因为我希望他能够主动地告诉我，但他陷入了沉默，低下头，那顶破旧的无檐小便帽的帽顶便正对着我的视线：几根毛线的线头支棱在上面，像是一只烧坏的灯泡上的几根灯丝。
根据我对厄立特里亚有限的了解，我知道这个国家有相当多的基督教信徒。“你知道那首颂歌吗？圣诞节的时候，你在家里会唱吗？”“不会，”他说，“我母亲——她有一副天使般的嗓子。”立刻，我的头脑里浮现出加百列向玛利亚报喜的画面。一位天使弯腰向着一位年轻的女性，告知她怀上了一个儿子，天使跟玛利亚说：“别害怕。”我问加布里埃尔，他母亲唱不唱这首歌。他迅速点了下头，但什么也没说，我也不想再追问下去。我能确信，他就是在教堂里遇到那些帮助他来英国的传教士的。但他再次陷入沉默。我感到挫败，就好像我找到了一扇通往某样重要东西的窗户，却发现它被钉子钉牢了。
“圣诞节对你来说是什么感觉，还有你的母亲……你的其他家人？”他抬起头，看着我的眼睛：“害怕。”我静静地等他说，他又说了一点，“我的母亲。我父亲……我的妹妹们。每个人都害怕。士兵来了之后，就没有人再唱了。”我想，他说的是我在书上了解到的那些埃塞俄比亚的伊斯兰武装，他们大概是要设法关闭基督教堂，不过我没有开口问。我将让他带我去任何他想去的地方，我只是跟随他的思绪前进。鉴于我们几乎没有怎么谈过他早年的生活，这些可以说是非凡的交流成果了，因此我不敢轻举妄动，只是安静地呼吸、点头，然后祈祷他能接着说下去。我也意识到，我们这次会面差不多快到时间了，这不是个好消息——尤其是因为这次之后就是圣诞假期，我们要好长时间无法见面了。
这时隔壁的合唱队开始收工了。我们听着外面走廊上椅子刮擦地面和人群交谈的声音，而我想着该如何结束这次会面。我想到了他母亲的缺席与未来两周我对他而言的缺席之间的联系。不过我决定不去谈这些，可以等新年过后再谈。就加布里埃尔今天的情感体验来说，那首圣诞颂歌已经贡献足够多了。我只是对他表达了感谢，谢谢他能够跟我聊他的家人，然后希望他能记住我们的谈话，这样等新年过后，我们可以就这个话题接着聊。分别的时候，我问候了他一句圣诞快乐。“你也圣诞快乐，格温医生。”我点点头，他笑了，一次像样的道别。这就是进步了。我离开的时候，心里仔细地护着他方才送给我的这份礼物。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什么可以让一个人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敞开心扉，也没有人在治疗中应该被轻视。
在1月的第一周，我们再次见面。在会面室等他时，我看着窗外，小径和草坪被一层薄雪盖住。眼角的余光里，我看到了那顶褐色小便帽。加布里埃尔来到了护士站，我听到他用那熟悉的男中音跟一位工作人员打招呼。听上去他是欢快的，不过见到本人后，我很难判断他的心情好不好，他走进来时脸上没什么表情。没等相互问候，他先抽出一张照片，摆在我们面前小桌的正中央，然后坐在椅子上正对着我，把双臂交叉在胸前，等我做出回应。
我谨慎地不对此做出任何推测，问他我可不可以看一看。他打了个手势表示没问题。照片褪了色，而且因为有了不少的年头而有些发皱。我下意识想要摸一摸，用手把它展平，不过感觉自己不应该这么做。四周是一圈白边，照片中站着一对俊美的夫妇，男人和女人的年纪大致在30到50岁之间。我判断他们是非洲人，应该是他的父母亲。我的目光首先被女人的发式吸引。她的头发被精巧地编织成许多辫子，盖住头顶，从两侧垂下披散在肩头。两人的服饰风格是西方和传统的混合：宽大的棉布材质的腰带围在腰间，上面装饰了复杂的图案，上身则是简约的T恤。男人的右侧小腿似乎裹上了绷带，也可能是石膏，左手拿了一把乐器。他们看上去正站在一条城市街道上，背景能看到车辆和高大的棕榈树。
我没有先问照片里是谁，或者是在哪里。我问他：“那是把吉他吗？”加布里埃尔皱了皱眉头，可能是有点困惑，觉得我怎么问起这么一个细节。“吉拉
，”他说，“跟吉他有点像。”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然后把那张照片多研究了一会儿。“你能说说他们是谁吗，加布里埃尔？对你来说似乎很重要。”他把照片相当小心地拾起，放进身上毛衫的口袋中，然后回答了我，确认了我的判断。他们是他的父母亲。我问他照片是在哪里拍的，他说在阿斯马拉，“厄特亚”的首都——“厄立特里亚”在他那里发音比较简省。“你是阿斯马拉人吗？”我问。“不是。”他简短地回答，没有看我的眼睛。
顿了片刻，他继续说了下去。他说得磕磕绊绊，因为要不时停下来找词，但他成功地说了出来，告诉我照片是在他们离开海岸乡村的家之后不久拍摄的，是“在士兵们来了之后”。他所讲述的故事的开头，相较于后面的部分而言，尚不算太过沉重。“离开家……一定很不好受。”我说。他使劲点了点头，表示完全如我所说。他的眼睛看上去闪闪发亮。在接下来的一小时里，我了解到的远比我所预期的还要多，有史以来，我们之间第一次进行了情感充分的交流。他一边用英语说，一边比画，而我则适时追问，好让他把意思表达清楚。就这样，尽管存在语言障碍，加布里埃尔仍把他的故事讲了出来。
首先，他告诉我他的父亲有多么勇敢，是他让他们得以脱离险境。听上去，这个男人在面临可怕的暴力危险时行动果断。加布里埃尔说，那时他才14岁，是在圣诞节几天前的一天。那天天刚亮，从埃塞俄比亚来的士兵到了他们村里。尖叫声把他们吵醒。加布里埃尔跑出去看，他父亲则跟在他后面，他们俩看到邻居夫妻俩在他们的屋外。我不清楚这对邻居夫妻和加布里埃尔家是不是有某种具体的关联，不过我不想打断他的回忆。男人已经死了，躺在泥地上，喉咙已经被切开，“他的血全都流了出来”；而女人跪在两个士兵面前，请求饶命。
一位士兵手上的大刀落在她的头上，头一分为二，“像颗瓜那样”，加布里埃尔说。他的父亲一把拽上他，把他推进屋旁的林子里，然后一起逃走。讲到这里，加布里埃尔发出口哨般的声音，用手比画着有什么东西从耳边呼啸而过，一颗，一颗，又是一颗，应该是在比画子弹。在枪林弹雨声中，他们差一点就被抓住，但他父亲拦下了士兵。他们最后成功逃脱，却看到四周的田地里升起一片片火海。“火烧到天上，”他告诉我，眼睛抬起来看向天花板，“有那么高。”在他讲述这个可怕的故事时，我的身体一动都没有动，仿佛被那个女人和那颗瓜的画面钉在了原地。多么可怕，多么令人震惊啊。
他们离开了家里的田地，失去了一切。加布里埃尔的父亲大腿上挨了很重的一刀，是在掩护大家逃走的时候被一位士兵的大刀砍的。加布里埃尔将那把武器在空中比画给我看。他先用他修长的手指比画了一柄巨大的刀身，然后用双手握起那个看不见的刀把，在我们之间的空中劈下去，就像在玉米地里砍去了一大片玉米秆。一开始，我觉得他肯定夸大了那把刀的尺寸，不过稍后我就能理解了。我想象了一下当时的场景。一把刀，可能是一把大砍刀，对一个处于恐惧状态中的小男孩来说，会显得尤为巨大。
他们最后得以与他母亲和妹妹们会合。关于具体如何做到的，我也没听清楚，不过我听明白的是，他们都来到了城市里，跟他们一个教堂的人提供了包括住所在内的援助。他们听说，在对他们村子和周围地区的这次袭击中，除他们之外，再没有其他的幸存者。我对伤亡的严重程度做了一点评论，但显然任何言语都显得无力，他则严肃地点了点头，紧紧看着我的眼睛，长达数秒。“之后呢？”我问。
他们在阿斯马拉生活了下来。但生活很艰难，吃不饱肚子。几年过后，“教堂的人”提议可以让加布里埃尔出国，可能也可以让他的母亲和妹妹们出国。不过，他母亲要和他父亲在一起，因此不会离开。他没有告诉我，为什么最后他只身一人离开，在刚满16岁之后就立即踏上了出国的旅途。他的想法可能是，出国挣钱寄回来帮助家里人，这也是经济移民群体普遍抱有的愿望。我认为加布里埃尔的移民身份，更贴切地讲是一位逃离暴力伤害的难民，他移民的举动是被迫的，而非被什么东西吸引。我希望他告诉我更多事情，比如他是如何走过北非和欧洲，旅途中花了多长时间，不过我不想让我们的谈话变得像调查讯问一样。在职业生涯中我逐渐意识到，要对一个病人进行治疗，真的不需要知道他过往的每一个细节。加布里埃尔尽己所能告诉我多少，我就虚心地接受多少。
我问他，自从来了英国以后，有没有与家人取得过联系。“两次，有可能是三次。很久以前了。”来了伦敦后不久，有什么人帮助他给阿斯马拉的家里打过电话，不过那个时代还没有手机，打电话很困难。电话打通后，加布里埃尔被告知，在他离开数月后，父亲回去了一趟村子，想回家里看看能不能挽回一点什么东西，但被士兵发现，然后遇害了。他母亲则继续与他的妹妹们生活在城里，在教堂里谋了份工作。不过他这时候只是这么猜想，因为距离上一次给家里打电话已经是许多年前了。他没有向我明说，不过我明白他有多么羞愧，因为他来英国后在街头混日子，吸毒，进警察局。自那时起，他就已经不想跟家里人继续联系了。
他的故事在我面前展开。他全程忙着用双手比画，说着他那蹩脚的英语，这次竟不寻常地没有说一个脏字。我知道这个房间里此刻所发生的事情非同小可。此刻在我面前的，是那个精神错乱的有妄想症的男人，他以为夜间的工作人员会用奇怪的方式害他；也是那个暴躁的病人，在狂怒中把我推倒在地上，这一事件就发生在仅仅几个月之前。就是这个男人，尽管人生千疮百孔，此刻却决定试着信任我一把，讲出了他的故事。
或许，这是他有史以来第一次能够跟另一个人分享这么多。在此之前，也可能有其他专业的人士试着拉他一把，比如传教士、社会工作者之类的人，但他的精神状况太糟糕了。他们可能没有像我这样的时间和空间条件，能够和他建立起治疗联盟，而只看到他的怪异与偏执。我并非要指责他们，毕竟，我从被推倒在地的那天起，能够用面对面的方式了解这个“精神错乱”的男人，了解这个在一家北伦敦的咖啡馆让人们陷入恐惧的男人。而他之所以能够抵达这样一个可信任、被关注的空间，却正是因为他犯下了近乎致命的暴力罪行。这很讽刺，也非常遗憾，在后面我要讲述的许多故事中，我还会反复体会到这种讽刺。我认为相较他们而言，我是幸运的，在加布里埃尔“袭击”我之后，我有机会继续治疗工作，与他的交流不断深入。在这之后的交流中，我们并没有当那场事故或其他事情像没有发生过一样，相反，恰是把新的交流建立在他做过的每一件事的基础之上。此刻能和他坐在这里，我有一种荣幸的感觉。
这时我想起一位同行的话，他曾形容我们的工作有着“古怪又可怕的魅力”，我们有幸成为病人的见证者。加布里埃尔并不是他的受害者所描述的那样一个无名的“疯子”，他是一个有名字的男人，名字有着特殊的、强有力的含义；他曾是一个男孩，有母亲、父亲和两个妹妹；他曾有家，有过去，也有对未来的憧憬。我向他说明，我愿意把他告诉我的故事分享给医疗团队，以让我们所有人能够更好地帮助他。他同意了。我也在之后的一次团队会议中做了分享。
在会上，可以看出来每一个人都动容了，尤其是特雷弗。他若有所思地说，不知道他的母亲有没有可能还活着，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找到她。他环视一周，寻求支持。负责社会工作的同事点了点头，说他们可以试试看。我知道他们在其他病人的案例中有过帮助病人成功找到家人的经验，不过我觉得还是必须诚实地讲出自己对此举的忧虑。这可能会有益于加布里埃尔的康复，不过重新与家人取得联系，或是未能联系到他的家人，也可能让他陷入痛苦，以致破坏目前的进展，甚至触发他的精神疾病发作。最后我们的结论是，这个需求必须征求加布里埃尔本人同意，而不是我们能够替他决定的。团队决定，由特雷弗与负责社会工作的同事来跟进此事。
听说加布里埃尔表示同意的时候，我承认我有些焦虑。计划既已启动，便开始不停地运转，经各种机构、制度、流程后，厄立特里亚那边却迟迟没有消息传来。我们等着消息，而我和加布里埃尔仍旧照常会面。由于迟迟没有消息，加布里埃尔开始变得忧愁。他跟我说，找到母亲大概是“不可能的”——这是他新学会的一个词。我向他提起我们一起听到圣诞颂歌的那天，说我还记得，他听到歌中唱到跟他同名的大天使时，内心有股强烈的自豪感。他盯着我，似乎已经不记得有这回事，不过看上去这让他稍平静了些。
我们还是像开始时那样，聊起一些平淡无奇的话题，比如午饭吃了什么，天气如何，或者有时候，我们只是安静地坐在一起。在刚刚经过那么一场带来深刻转变的交谈之后，我们就能够归于如此的平淡，这似乎显得有点让人意外。不过正像本书中所有案例所呈现的，心理治疗过程的真实情况便是如此，如潮起潮落，在进展发生之后，往往是漫长而平淡的稳定期。我们的交流仍旧受限于语言障碍，不过慢慢地，我似乎感觉到加布里埃尔的英语有所进步，他的话比以前容易理解了。我确信，这是因为他的安全感增加了，对他人的敌意和妄想就减少了。
我想，此时的他，或许有能力对自己如何踏上暴力犯罪的道路思考一二了，于是我小心地往这个话题上引导。我建议他可以谈谈让他感到恐惧的画面，比如从杂志上看到的也可以。我跟一些优秀的艺术治疗师（art therapist）共事过，他们用过这种方法。虽然此时的我还没有接受过这种疗法的专门训练，但我觉得对加布里埃尔而言，这可能会是一种有效的让治疗进行下去的方式，一个好处就是它不受限于语言障碍。他欣然同意，于是我们谈到让他恐惧的画面，以及他的身体对此感受如何。我们借助视觉形象来探讨人们所体会到的各种恐惧感受。他画了一道闪电落在一个人头上，还画了一个身体，在喉咙、腹部和心脏位置有黑色涂鸦。
在那之后，我觉得可以跟他聊聊，为什么不喜欢那两个非洲裔的夜间护士。我猜想说，他们可能让他下意识联想到给少年的他留下可怕阴影的那两位士兵。这个猜想略微超出加布里埃尔的理解能力，因此我当时并不确定他是否充分理解了这种投射，不过团队告诉我，在这次交谈之后的几周，他对那两位夜间护士的抱怨频率降低了。另外，所有人都在想，要是能早点联系上他的母亲，我们将可能看到更多实质性的进展。
冬去春来，负责社会工作的同事宣布终于找到了他的母亲。我们都很振奋。他们取得进展的关键，是联系上了多年以前帮助加布里埃尔来到英国的那个基督教团体。于是我们安排了一通母亲与儿子之间的长途电话。特雷弗和戴夫坐在他身边陪同，为他提供帮助和为团队提供反馈。
要是在电影里，这时候大概应该轮到弦乐上场了：随着对话结束，琴弦声起，加布里埃尔同母亲在一棵散发着柔和光芒的大树下重逢，天使唱诗班的合唱声响起……这或许就是一部布罗德莫尔医院版本的《生活多美好》（ It's a Wonderful Life ）。不过，布罗德莫尔不是好莱坞，甚至相反，事情也根本没有像上面所想象的那样发展。长途通话的第二天，加布里埃尔的顾问医师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我们的病人在那通电话后变得极为沮丧。通话的内容并没有那么美好，不过真正的问题在于，他听不懂母亲所说的家乡话。他仿佛已经失去这个能力了。我同情他，他仿佛夹在了两种语言之间，却两边不靠。我的心也沉了下去。
显而易见的是，加布里埃尔的母亲在得知他生病之后感到极为不安。在那通电话之前，我们只是告诉她加布里埃尔生病了。加布里埃尔曾告诉戴夫和特雷弗，他不能把自己的真实情况告诉母亲，比如在监狱中服刑，比如存在难以克服的暴力倾向，当然还包括咖啡馆的袭击事件和如今被收治在一家有安全防护的精神病院的事实。布罗德莫尔医院是一个很难跟人讲清楚是怎么回事的地方，跟英国本地人讲尚且如此，那加布里埃尔又如何能够组织合适的言语，同时克服内心的羞耻感，将自己处境的真实情况，告诉远在厄立特里亚的母亲呢？在通话中，他只向母亲承认了他是在一家医院里。接着他的母亲连珠炮一样向他问起各种问题。是不是得了癌症？疼不疼？没多会儿，他就终止了通话。
之后的24小时里，他又回到了妄想和敌意的状态。他控诉那两位非洲裔的夜间护士，说他们故意针对他而蛊惑了他母亲，他们一定是在那通电话前联系了她，说了一些关于他的假话。他变得精神失常，大声抱怨，说“那个老女人”声音颤抖，不可能是他母亲，他母亲的声音“像铃铛一样好听”。他坚信那两位讨厌的护士蛊惑了她。几天后，妄想被眼泪替代，他开始语无伦次地抽泣或号哭。
每一个人都会因为事态的变化而感到困扰，从专业人士到其他病人均如此。我想，包括我自己在内，大家这时都有一种美梦破灭的感觉。我们曾以为，母爱就算不能让病人奇迹般痊愈，也可能会带来一些安宁。每一位医生，事实上包括任何领域严肃的专业人士，在工作的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经历一定的失望和挫败。就这一点而言，加布里埃尔是我的一位老师。他令我受益良多，让我懂得在高歌猛进时必须接受这样的倒退发生，并意识到倒退与我们所取得的进展一样，都是暂时的。我应该像吉卜林
的诗《如果》（
If
）中的主角那样，试着将胜利与灾难这两位虚妄的骗子一视同仁。
在那通令人失望的电话之后，我们的几次会面都变得比较让人难熬。他会小声地哭，从头哭到尾，告诉我他有多受伤，因为他母亲听上去跟个陌生人一样。他也告诉我，父亲的死让他有多难过。我心想，跟治疗刚开始比起来，这是多大的转变啊！那时候，他甚至都无法表达他对医院日常生活的感受。同我此前的经验一样，此刻我仿佛变成了与病人同行的哀悼者。他的痛苦渗入我的心中，使我流出眼泪，湿了脸颊。我有一个心理治疗师同行，曾用一个精妙的说法来描述我的这一状态——“审慎而明智的自我表露”。这一说法，道出了我们心理治疗师在面对病人时选择表现出情感反应的价值所在。在心理治疗中，这种联结必不可少，而它与面对朋友和家人时的情感反应是必然不同的。面对病人时，心理治疗师是在分享自己内心的真实一面，以帮助病人接受一些真实的东西。这需要谨慎的控制。正因如此，许多心理治疗师会花很长的时间让自己接受心理治疗，以理解自己视角与病人视角的想法之间的不同，并理解揭示与自我暴露之间的边界。加布里埃尔注意到了我的眼泪，他顿时疯狂地摇头，说：“你别哭，你别哭，医生！”他担心自己是不是哪里伤害到了我，而且我注意到他感到焦虑，因为害怕这次又跟之前他推我的那次一样。我向他解释说，事情不是他想的那样，而是心理治疗师想要帮别人消除痛苦，但发现做不到，这时就会感到难过。“你能理解吗，加布里埃尔？”我明白他理解了。
之后的数周里，加布里埃尔的悲伤逐渐没有那么强烈了。他再次向我打开心扉。他能向我说清楚，与母亲的那通电话让他有多么不安，以及为什么会这样。他对工作人员妖言蛊惑的妄想逐渐消散，而一些新的东西在他心里产生了。加布里埃尔问我，觉不觉得他母亲可能跟他有同样的恐惧。他回想起我们一起看过的那些恐惧画面，回想起我们将身体的恐惧感受视觉化的方式，他认为他母亲的恐惧感受可能表现在喉咙上。他问我，是不是因为这样，她的嗓音才听起来跟以前不同。我说我不知道。不过我建议他，或许我们可以安排他与厄立特里亚那边另外的某个人聊聊。我想的是可以联系某些非营利组织机构，或者那个教堂的宗教团体，或许，有某个人可以帮我们了解他母亲在他离开后都经历了些什么，而我知道在NHS找不到这样的人。如果我们可以找到这样一个合适的人，或许还能帮他在下次打电话的时候，解决听不懂家乡话的问题……说到这里我的声音弱了下去，因为我知道，同事们不会希望我跟他提在近期的什么时候再跟他母亲通个电话的事。不过我想，加布里埃尔哪天觉得自己准备好了，就会提出这个要求的。哀悼的过程对他来说是痛苦的，但也让他重新回归情感真实：他的悲伤不同于他的恐惧，是真实且正当的。
我开始考虑，他能不能接受EMDR治疗。但当我在会上提出来时，许多同事看上去心存疑虑，因为该疗法需要加布里埃尔让恐惧的画面留在脑海中，并反复重温他曾告诉我的那些事件。尽管他已经证明他可以说起这些事，但也许EMDR治疗还为时过早，也许会让他过于痛苦。另外，大家也感到有些挫败，因为他和母亲的那通电话没有带来预期的积极效果，这样一个所有人都支持的干预措施，反倒给他带来这么大的痛苦。我告诉大家，和加布里埃尔的“哀悼式会面”期间的经验告诉我，他的内心已经发生了深层次的变化。他没有设法逃避过去的创伤，比如在当下反复重温过去的美好记忆，或是把他的恐惧投射在陌生人身上，而是允许自己为失去的父亲哀悼，为失去的家和人生哀悼，就像一个普通人所做的那样。我认为，一次节奏徐缓的EMDR疗程，辅以恰当的支持，也许可以让他对自己恢复心智健康有更强的信心，这将会是非常有价值的成果。与母亲的通话让加布里埃尔深感不安，这是事实，不过在最近的几个月里，他都没有对任何人表现出言语或身体上的攻击。心理治疗开始后的这么多天以来，特雷弗和戴夫一路见证了加布里埃尔的转变，也收获了一些好的反馈。他们还提到，那两位夜间护士迈克尔和约瑟夫表示，和加布里埃尔打交道要比以前容易得多了。
在之后一次和加布里埃尔的会面中，我尽己所能地用通俗的语言向他解释了EMDR治疗。我告诉他，团队的每一个人都看得到他展现出了非凡的勇气，我们也都注意到他身上发生了积极的转变。他会怎么想？我想到那颗裂开的瓜，蹿天的大火，想到他已经失去的父亲，手上拿着乐器同他母亲并肩站在阳光下。加布里埃尔有足够的勇气进入自己的内心，直面这些画面吗？他伸出手，伸进他的无檐小便帽，抓了抓脑袋，接下来的举动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料。他摘下了这顶小便帽，这顶从一开始就有人提醒我什么都不要问的帽子，由于这道禁令，我一直以来实际上差不多忽略它的存在。我看到的是一道白色的大疤痕，疤痕穿过黑色的头发贴在他褐色的头皮上，像一条绳子顺着脑袋搭在一只耳朵上，这只耳朵没有了尖尖。在那之前，我看过相关的记录，也听某个工作人员提起过，不过我一直都尊重加布里埃尔的意愿，接受他不想跟我谈起这道疤痕，而是一直戴着帽子。我当然一直都存有好奇，不过也逐渐能够做到让事情按照它们自己的节奏发生，因此，哪怕知道了有这道疤痕存在，我也没有因此就向他问什么。相较之下，我更感兴趣的，是他什么时候会展示给我看，以及他为什么会这么做。
此刻他真的这么做了。顿时我明白过来，他是为他给我讲述的故事做出一个重要的补充，同时也意味着他对我的信任上升到了新的级别：当时士兵手下的受害者，并不只有他的邻居夫妻和他的父亲。只是只有他活了下来。此时，他的故事清楚地表明，恐惧和创伤必须得到转化，否则就会像一把没有出鞘的刀一般留在心间，看似不在现实当中，却真实而致命，将痛苦不断施与他人。此刻，竟轮到我沉默了。我注视着加布里埃尔，等着听他接下来要说的话。他双手拧着他的帽子，告诉我他感觉到了力量，就像他的名字那样。他觉得自己可以按照我的建议接受治疗。“我也这么觉得，加布里埃尔。”我笑了笑说。我的确是这么认为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不过，我还要再问他一件事：“我想知道，你现在在我面前摘下帽子是什么感觉？这可是你第一次这么做。”他耸了耸肩，说：“以前我是觉得冷。”
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过，我相信EMDR治疗可以减轻他的症状，甚至有可能让他被转移到中安全级别的精神病院，这个级别的医院收治的病人对他人不具有“严重、直接的危险”。事实上，他后来在布罗德莫尔医院待了很多年，成为病人中的前辈，为新入院的病人提供帮助，尤其是为年轻的黑人病患提供帮助。EMDR治疗应该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将他从过去的创伤中解放了出来，而他之所以仍然待在布罗德莫尔医院，似乎是因为中安全级别的精神病院没有空缺名额——这样的名额当时供不应求，事实上现在也一样。在心理治疗结束后的很长时间里，我偶尔还会去看他。他总会挥手跟我打招呼。我注意到，大多数时候，他没有戴那顶小便帽了。
[1] Taylor, P. and Kalebic, N. (2018)‘Psychosis and Homicide’,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iatry , 31:3, 223–30.
[2] Rohr, R. (2008) Things Hidden: Scripture as Spirituality (Cincinnati, OH: Franciscan Media), pp. 24–5.
[3] Federal judge T. Henderson in Madrid v. Gomez , 889 F. Supp. 1146, 1265 (N.D. Cal. 1995).
[4] See valuable work by Lorna Rhodes ( Total Confinement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and Craig Haney (‘Restricting the Use of Solitary Confinement’, Annual Review of Criminology , 2018, 1, 285–310).
[5] van Schie, K., van Veen, S. C., Engelhard, I. M., Klugkist, I. and van den Hout, M. A. (2016)‘Blurring Emotional Memories Using Eye Movements: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nd Speed of Eye Movements’, 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traumatology , 7, 29, 476.
[6] 英国20世纪70年代红极一时的情景喜剧《弗尔蒂旅馆》（ Fawlty Towers ）中，最著名的一句台词是“Don't mention the war!（不要提那场战争！）”这句台词来自其中流传最广的一个桥段：旅馆主人巴兹尔·弗尔蒂在接待一位德国客人点餐时，不经意提到了“二战”，随后意识到不应该提，话里也劝告自己和这位客人不要提，但之后的对话中完全止不住提到“二战”。
[7] 这首圣诞颂歌叫《天使加百列》（ Angel Gabriel ），其中加百列（Gabriel）即加布里埃尔的名字，只是译法不同。加百列是基督教中的大天使之一，在《圣经》故事中，他降落凡间向圣母玛利亚报喜，告知她即将生下耶稣，这首颂歌的内容与此相关。唱的这两句歌词大意为：“‘祝福你，’他说，‘这位卑微的少女玛利亚，蒙受至大恩惠的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