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
TONY

“连环杀人犯，谁想认识一下？”我们在医院心理治疗部门的周会上，对工作任务进行讨论和分配。这会儿，大多数人都接到了新任务，待定的只剩下少数最后几个。听到会议主持人这个带点俏皮的问话，有几个人轻轻笑了笑，不过没有人自告奋勇。“真的吗？没有人接？”我心里痒痒想举手，不过作为在场资历最浅的人，我担心这样会被人视为在职业上不成熟的表现，或者觉得我的趣味有些古怪。我可以感觉到会议桌上的气氛——围坐一圈的同事们都不愿意接这个任务，仿佛大家都在心里默默地耸了耸肩。由于大众娱乐和社交媒体的撩拨，公众对于这样极少见的杀害过好几条人命的人总是会感到好奇，不过对干我们这一行的人来说，这些人就远不会显得那么让人感兴趣了。对这些人来说，重新回归正常的社会生活是绝不可能的。就跟我的一个同行曾经对我说的一样：“除了死亡，他们还能有什么可聊的？”

当时的我还有许多东西要学。那时候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刚刚来到布罗德莫尔医院。这家医院由NHS设立，位于风景如画的英格兰东南地区，周围林木茂盛、群山连绵，离伊顿公学和温莎城堡不远。在此几年之前，我拿到了法医精神科医生的执照，同时还正在完成我额外作为一名心理治疗师的职业训练，这时我接受了这个工作机会，来到布罗德莫尔医院兼职担任代班医生（或者叫“临时”医生，必要的时候顶替别人）。为了提高职业技能，我需要在接受督导 的过程中，尽可能多地花时间与病人进行一对一的心理治疗。对我来说，一个走投无路的人一定会有足够多的时间，而且如果他想要聊聊死亡，我也乐意奉陪——死亡也是我课表上要学习的一项。

也许有些人还会觉得，我们居然会做这样的讨论。关于罪犯的心理健康医疗，不论是对收治在医院还是关押在监狱的罪犯，大家的看法也好，与此相关的医疗资源也好，在世界各地都有非常大的差异。我的欧洲和大洋洲同行们在与英国相似的医疗系统中工作，这些国家和地区提供了针对个体的心理治疗，而在许多其他的国家都没有。而且我发现，尤其是我的美国同行们总是谈到这些方面的不同。我去过很多不同的国家，了解了各国在这个领域的具体情况，有一个事实让我印象深刻：那些在20世纪遭受过军事统治的国家，在暴力罪犯的心理治疗方面有着最人性化、最先进的态度，比如挪威和荷兰。一些研究表明，战时的经验让他们的国民更容易理解一个事实，即人类当中的这些秩序破坏者并不是先天的所谓“坏人”，而是病了。

“我来接这个病人，”我说，“他叫什么名字？”说的时候我看着我的督导，希望他能支持。他微笑以示同意。“加油，格温。”一位医生前辈这时说道，“我在监狱跟一个这样的家伙打过好些年的交道。每次他都只是唠叨他上过的艺术课的事，说他有多么擅长静物画……”这段话引起了我的兴趣，不过还没等到我问他更多，会议主持把转诊信递给我，说：“现在他由你全权负责了。托尼·××……杀了三个人，有砍头行为，我想。”那位医生前辈给了我一个会意的眼神，“多加小心。”

后来我的督导（他是一位经验极其丰富的医生）告诉我，他至今只跟一位连环杀人犯有过会面，而且只是做精神病鉴定，没有做长期的心理治疗。我很高兴能够在我职业生涯起步的时候得到他的分享和支持。时至今日，我都极为珍视那种被同事支持的感觉，每当我在机构之外的环境下工作时，都会想念这种感觉。我当时告诉他，作为一个实习生，能获得这样一个机会是幸运的。不过我也开始感觉到一些胆怯。于是我尽己所能地为此做准备，然而很快意识到，媒体上对连环杀人犯有许多耸人听闻的报道，但是该怎么跟这样的犯人交谈，在媒体上则几乎找不到什么信息，更不用说怎么给他们做心理治疗了。

从定义上来说，连环杀人犯意味着有过多次杀人行为。不过，到底要杀死几名受害者，才被认为属于这个可怕的群体，并没有一个正式的说法。历史上关于这个问题有过不少争论，其中比较多被接受的共识，是杀害人数在3人或以上。但是，公众总是不可避免地被引导关注那些更稀少、更不可思议的群体，即极少数在多起独立事件中累计杀害许多人的罪犯。令人稍感不安的一点是，在这个群体中，有一部分是医疗专业人士，他们很容易实施杀人的罪行，手段也可以很隐蔽，以至于这类杀人罪行在多年里不被人察觉或检查出来。关于连环杀人犯，还有一个比较被接受的判断标准，即在杀人事件之间有冷却期或间隔，而且他们不是随机选择目标的。像那些在一天之内夺走非常多人生命的杀人狂，就一般不被纳入这一类别。另外，我一直没有完全理解的是，某些政治家或统治者为什么不需要为成千上万甚至上百万同胞的死亡负责。 ^[1]

从海量的小说和影视作品中所呈现的景象来看，我们很容易以为，杀害多人是一项常见的罪行，一直都在各种地方发生。数据给出来的情况并非如此。有证据表明，多起事件的连环杀人可能确实在世界各地都有发生，但就算考虑到漏报，考虑到不明确或有意隐瞒的数据统计，也考虑到那些逃脱了法律制裁的罪犯，这类杀人罪行仍是极其稀有的。与大多数其他类型的犯罪相比，这类犯罪的确切数据我更难给出。这个领域中存在着极强的不确定性，原因各种各样，如漏报和不同的分类标准，以及不同时间和地理条件下不同的数据采集方法等。关于连环杀人的全球数据，我在互联网上做了搜索，结果有超过600万条，都是相关文章或相关答案。从这里面的大部分内容中都能看到，连环杀人犯几乎都是男性，而且是“濒危物种”，近年来数量呈下降趋势。这个趋势与全球所有类别犯罪的统计数据是一致的——在过去1/4个世纪内，所有暴力犯罪行为的发生率整体上在缓慢下降。

美国弗吉尼亚州拉德福德大学的麦克·阿莫特（Mike Aamodt）教授于2016年主持了一项研究，聚焦过去100年间的犯罪情况。他创建了一个数据库，数据表明，2015年在美国一共有29名连环杀人犯被逮捕并确认，相比之下，在20世纪80年代这个数字最高的一年则有145名。 我见过的被引用的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数据则要高出很多（比如1982年的这一数字超过4000 ^[2] ），借此，我想再次强调数据收集是很困难的，且缺乏一个统一的参考标准。不过，所有我见过的数据资料，都表明了这个数字在降低的事实。这其中要部分归功于不断提高的侦破和监控技术，以及各种执法团体为了研究和阻止犯罪者而设立的专家组；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则可能是手机和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这让无论是受害者还是罪犯都很难不留痕迹地消失。

执法相关的数据资料并不会被系统地公之于众，更不会把不同国家连环杀人犯的名单都列出来，不过根据那项拉德福德大学的研究，美国的相关数据以相当大的幅度高居榜首——占据了全球所有连环杀人犯数量的近70%。而这个结果也在我所看到的其他数据资料中得到了证实，从维基百科到各种各样的新闻纪实资料中得到的结果都是如此。作为对照，英格兰排在第二位，占比是3.5%。紧随其后是南非和加拿大，占比都在2.5%左右。而人口数量庞大得多的中国，则只占了1%多一点。我不知道为什么美国的数据这么突出，有很多解释，如缺乏枪支管制、地方化的执法方式或美国的极端个人主义的危害等，也可能因为，美国在侦破案件和公布信息方面做得比较好——得益于相对自由的媒体环境和相对开放的政府。然而，美国每年被捕的连环杀人犯的数量，相较于全美超过3亿的人口而言仍然是相当小的，在他们“正常”杀人犯的数字面前也同样相形见绌。在美国的一座中心大城市，比如芝加哥或者纽约，一年发生400桩谋杀案被视为平平常常；作为对照，这个数字则是英格兰和威尔士全境的年度谋杀案数量的2/3。

在认识托尼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一直有连环杀人犯被收治在布罗德莫尔，包括一些有知名绰号的杀人犯，比如“开膛手”（Ripper）和“扼杀者”（Strangler） 。布罗德莫尔医院收治的杀人犯中，大多数“只”杀害了一人，然而造就了布罗德莫尔医院独特的公众印象，即让人觉得这里是某处极可怕的罪恶集中所的，却正是其中极少数的连环杀人犯。另外，让这份名声更加牢固的还有医院的建筑外观——一座建于200多年前维多利亚时代的红砖要塞。其实，早在1996年我初次来这里工作时，医院的现代化改建就已经开始了。首先震撼我的，就是多到数不清的房门、闸门和气闸室。相应的是一大堆的各种钥匙。我把这些钥匙用一根又大又沉的皮带穿起来，时刻挂在身上，每天早晨，我都要用这些钥匙逐一打开一系列的门锁。一开始我觉得麻烦，后来也慢慢习惯了。事实上，在怀上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对这根格外大的皮带产生了一种情感上的依恋，甚至现在我还保存着它。

进了这些门之后，我一开始会觉得这里像大学校园，各式建筑散落其中，之间是一条条步道。还有一些得到精心照料的花园，里面是许多开着花的树。最棒的地方是观景平台，那里视野高阔，可以一览周围四郡。我一直认为，给医院中的那些病人提供一个散步的去处，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善举，这里的视野有助于他们生出更广阔的思绪，也生出希望。在整个医院区域的周围，都是红砖砌成的高墙。在我眼中，这些高墙一直是我个人生活与职业工作之间的宝贵分界，让我在每天入夜之后和第二天回归岗位之前，能够安心放下工作。

与托尼第一次交谈的那天，我早早来到医院，跟病区的工作人员做了登记，并且确认我预约的房间没有被别人占用。与我此前工作过的每一家医院一样，布罗德莫尔也没有充足的治疗室可供使用，这导致空间需求上常常发生竞争。另外，我也想将治疗室按照我的喜好来布置，比如，我和病人的两把椅子之间要保持恰当的距离，病人的椅子靠窗，而我的则靠近门口。“一定不要让病人挡在你出口的方向”——这是我还在实习的时候就学到的一点基础知识，甚至至今我依然遵守。让两人之间保持一个礼貌的、适于冷静思考的距离也同样重要。“不要进入他人的空间范围”是一个基本的社交观念，这在心理治疗中也同样适用，甚至可能还要更重要。关于椅子的摆放角度我折腾了半天，就好像恰到好处的摆放可以帮我与这位陌生人建立起来某种联结似的。

我感到紧张，很清楚自己还没有什么头绪，全凭直觉在行事。比如，关于他的信息，除了转诊信中提及的一部分之外，我了解得不多。那个时候，医院是有档案部的，医生有权过去提请查阅自己病人的档案，不过档案记录并不完全——如今也是一样。通过查阅各种资料信息，如病人的家庭背景、受教育情况、病史、警方报告、案件审理记录和监狱档案，我们可以大致拼凑出这个人的样子，但总会有一些空缺。最终我们知道，要了解一个人，唯一的办法就是与他们交谈，然后希望他们能把内心向我们敞开。

如今，像这样的背景档案都保存在电脑上，而不是堆在落满灰尘的文件柜里，但这并不意味着那些有价值的资料就躺在某个宝箱里，就好像按下一个什么按钮或者敲出某串代码，就能直接打开一样。在信息收集方面，如果说现在和过去有什么区别的话，现在甚至要更困难。在如今的时代，信息的量更大，法律也有诸多新的对隐私的保护条款，因此跟我刚入行的时候相比，获得有用的细节信息难度更大了。我们需要穿过重重阻碍，一路上不得不仰赖各种不同职能部门的人帮忙，而这些人可能帮忙，也可能不帮。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有点像小说里那些倒霉的私家侦探，他们往往不得不设法唬住一个看起来比较友善的警察，要不就是到处忙忙叨叨地求得一点可靠的信息，以解开某些线索。也许，这就是我那么喜欢在闲暇时间看侦探小说的原因之一：坐在那里，抽身出来旁观别人一步步解决问题，简直是一种纯粹的快乐。

我甚至不清楚，我希望在见托尼的第一天实现什么目标，也不清楚接下来的工作会带来什么。我们怎么能知道他有没有变“好”？而且，如果一个人身上背了三项终身监禁，不待到年老不可能获准出狱，甚至一辈子都不可能，这意味着什么？此外，以另一个人类的内心为对象来进行学业上的“练习”，我也颇有一些疑虑。要是我所提供的对他而言毫无意义，而是只对我自己有用，那我的做法算不算与他罪行中的残忍和剥削行为有部分相似？我提醒自己，他既然提出要做心理治疗，一定是有某些需求或目的的，而我要弄清楚那到底是什么，即便可能没有那么一目了然。撒谎是精神病患者的典型特征，据我所知，也是与连环杀手相关的一种人格上的严重障碍。我意识到，托尼想要做心理治疗，有可能只是为了打发无聊，打发因为被关押而必须面对的空闲时间。“要是这样的话，”我自私地想着，“我就学不到多少东西。”或许接下这份工作并非明智之举，但事已至此，我也来不及反悔了。这时，我眼角的余光透过门上的强化玻璃嵌板，看到一个男人被一位护士护送着走过来了。是时候开始工作了。

“×先生吗？早上好，我是阿谢德医生，谢谢你能来——”他打断了我，声音沙哑低沉，态度略显粗鲁：“托尼。”听上去，他应该也有点焦虑。他被带着进了房间，并接受指引坐在靠窗的那把椅子上。他把身体调整到一个舒服的姿势，没有看我。目光回避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有用的，是一种调节关系亲近程度的方式，而在跟一个人见面时，我也不会一开始就要求对方时刻与我保持目光交流。另一方面，我知道托尼在获罪之前的工作是服务员，这份工作要求他跟陌生人打交道，并且进行目光交流。于是我闪过一个念头：他以前小费赚得多还是少？他会向他的顾客们释放魅力吗？向他的受害者们呢？我意识到，他有可能会向我释放魅力。

在交谈的开始，我先把心理治疗在安全方面的一些重要原则向他例行说明了一遍。其中首要的原则是，虽然在医生和病人之间确切存在一定程度的保密性，但如果他告诉我的某些信息带有对他或其他人的危险性，我将需要把这些信息告知负责照护他的医生团队。我与他共同完成的这项工作，将是他的医生团队对他的照护工作的一部分。我向他解释，我将会与这个团队的成员们保持定期沟通，其中包括护理人员、团队中的心理专家和负责监督照护工作的精神病专家顾问。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尽力保障他的安全，并且让治疗工作有持续性。我告诉他，我们的会面将进行50分钟，而且每次会面都要尽量保证这个时长。

法医系统的医院的环境与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舒适的心理治疗室大不相同，不过我还是想沿用这样的治疗节奏。弗洛伊德开创了以50分钟为单位的心理治疗传统，或者可称之为“心理治疗小时”（therapeutic hour）。之所以这么安排，也许是因为可以在整点跟病人见面，避免他们在等候室穿来穿去，或者可能只是因为会面完了可以休息片刻。与弗洛伊德或者大多数在私人诊所执业的心理治疗师不同，我不会连续接待病人，所以我并不需要这个缓冲的时间。每一天都是不同的，但在一天之内见两位甚至更多的病人，这样的情况对我来说很少，部分原因是，我需要在每次会面之后把细节记录下来，此外，我还需要留出时间，来与跟这位病人相关的其他医生同行沟通意见。这次工作让我学到一点，就是会面结束后的5到10分钟是宝贵的，因为要趁记忆还新鲜的时候，赶紧把会面时头脑里冒出来的那些重要的词或想法记下来。我不在病人说话的时候做笔记，主要因为这样会让交流更像是审讯而不是谈话，另外，如果病人偏执多疑，这样做显然也不是什么好主意。法医系统内的心理治疗师大多会有意训练自己以记住交谈的内容。当时接治托尼的时候，我还在努力磨炼这项技能。我会感到焦虑，会很努力地去回想病人使用的一些具体词语，以在脑海中记住那些重要的画面、比喻和他们个人独有的语言风格。于是我发现，这能帮我把会谈过程分成三块，记忆中的内容就不会乱成一团了。这个划分并不总是一目了然，而且会让我想起诗人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的名言（其实是重新诠释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他说一部小说，比如一部悲剧，有“一个开头、一团糟和一个结尾”。

当我跟托尼讲明那些原则的时候，他边听边点头，似乎既不关心也不怎么感兴趣。在我的印象里，他的长相给人的感觉像是一位演员，不是主演，而是鞍前马后地出没在大人物身边的那种。他的发际线已经后移了不少，不过露在外面的前臂和手背上覆盖着卷曲的毛发，胸前的毛发更多，从T恤的领口处露出来。他的身材矮且壮实，几乎在肥胖症的边缘——这里的病人不长胖是很难的，因为锻炼的机会有限，食物多是淀粉，某些药物也会导致体重增加。他没有表现出敌意，不过在我的开场白讲完后，他保持了沉默。他就那么安静地坐在我面前，安静了很久，可能有好几分钟，而我当时也不知道该做什么。

如今，我可能不会再像那次一样听任沉默持续这么长的时间，尤其是在与病人的第一次会面当中。另外，如果这位病人焦虑而且偏执多疑，则可能将其理解为有某种危险。不过在当时那个阶段我学到的是，一个心理治疗师不应该先说话，而是应该让病人主动开口。于是我等待着。等了一会儿后，我发现自己对沉默的状况并不介意。托尼显然也不介意，他无所事事地开始摆弄拇指上的一枚倒刺，没有看我。这时候我有一种感觉，他在用这段时间来打量我，揣摩我是否值得信任。终于，我想到了一个办法。“这种沉默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我问。他猛地抬起头，有点吃惊，然后给我一个大大的友善的笑容。我能看出来他是很懂如何招人喜欢的，我想他能够轻易说服你点一份每日特色菜品，或者再点一杯酒。“以前从来没有人问我这样的问题。”他回答说。

我告诉他，心理治疗有时候确实会问到一些奇怪的问题。我说话时努力跟他保持目光交流。他的眼睛很暗，看上去眼球几乎全是黑色，仿佛瞳孔是一颗破掉的蛋黄，全部流进了虹膜里。他的目光慢慢滑向一边，越过我的肩膀，穿过我身后房门上的玻璃嵌板，看向外面的走廊。那里有人声，穿过病区电视嗡嗡的背景音传过来——病区的电视是一直开着的，那些天都是音乐电视的频道。我听到稍远处有人在说话，传来模模糊糊的低语声。近处，有一个人在跟门外的一位工作人员抱怨。我和托尼都在听，直到他们离开。然后，他回答了我的问题：“沉默的时候，我觉得有某种平静。”我想我察觉到了他在小心翼翼地用词，像是那些英语是第二语言的人在说话。“这个病区太吵了。”他说。“是吗？”我问。我感觉他不只是在谈论那个片刻，而在表达某种言外之意。

“我隔壁房间有一个男人夜里一直叫嚷——”他让自己停顿了一会儿，就像是需要监控自己的话一样，也可能是想给我一个好印象，不希望自己看起来是一个喜欢发牢骚的人，“我想说，我不想抱怨什么，这里比牢里要好，不过我睡不好觉……所以能够安静地坐一会儿是不错的。我的责任护士杰米，他说这么做对我来说是好的。他是个好人。我相信他。”这时候我心里想“不过目前你还没有理由相信我”，然后在心里提醒自己，要尽快跟杰米聊一聊。托尼的话表明了责任护士的角色有多重要，他们可以给病人提供个人支持，而且往往对他们的心理状况有最充分的了解。我的工作必须与护士们的工作结合起来，他们跟病人相处的时间比我要多得多，而我一向仰赖他们的观察，并极其看重他们的见解。

工作的年限越久，我越能理解护士和心理治疗师之间协同工作有多么必要，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偏颇。这一点，将在这个案例以及其他众多案例中体现出来。这种协同，很像老师和家长必须携手帮助孩子成长进步。这并不是说我们的病人是幼稚的（虽然确实有些病人会困在他们的童年之中很难出来），但是，对环境安全的要求不可避免地限制了病人的自主权和自由权，而这会让他们觉得自己像孩子一样，从而更依赖专业人员的帮助以满足需求。

在跟托尼的首次交谈中，他并没有让我觉得，他把有安全防护的精神病院当作比监狱更愉快的地方，而故意让自己转到这里来。媒体似乎很想表明，犯人们削尖脑袋也要让自己转到精神病院来，因为这里比监狱更安逸。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在这种医院里的生活，对心理层面有很高的要求。在监狱里，犯人可以让自己隐藏起来，甚至某种程度上成为一个无名者，过着千篇一律的程式化的日子。而在有安全防护的精神病院，选择权和隐私权是严格受限的，总有我这样的专业人士来访，问各种关于情绪和感受之类的不好对付的问题。事实上，大多数罪犯都不想被送去精神病医疗机构，因为会感到羞耻。还有一点：不同于大多数的监禁，待在这里可能是无期限的。

我问托尼，能不能跟我多讲讲他睡不好的问题。他有抑郁问题，而失眠是焦虑和心境障碍导致的一种症状。不过让我觉得有意思的是，他这么快就跟我讲到了这个问题。“我做噩梦。”这是他的开场白。如果不是想倾诉些什么，大多数人都不会提到自己做的噩梦。关于梦的解读，大众有一些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比如，认为心理治疗师会解析病人的梦，会把病人的所思所想解释给他们听。不过，最好的心理治疗师会首先跟随病人的思绪，听他们讲，并把病人视为了解他们自己内心的专家。不过，当时的我就像一个实习驾驶员，喜欢照着书本去做所有事情，于是有那么一个相当疯狂的念头冒了出来：或许我可以深入研究托尼的梦，就像一位“像样的”精神分析师那样。这是符合他意愿的吗？当我问托尼能不能多讲讲他的噩梦时，他断然地摇了摇头。又回到了沉默中。我坐在椅子上，努力表现出自己是放松的，并运用肢体语言，表示我不介意他的拒绝和沉默。要让两个互相不了解彼此的人聊起一些可怕的事情，谈何容易。

我的思绪飘到了记忆库中，想起了过去跟其他病人的首次见面，想起了我的同行和老师们的讨论，讨论面对杀过人的人该如何倾听和表达。很快我的思绪飘到很远，直到他再次说话才回到这个房间里。他的语调带有挑衅的意味：“所以我们要怎么做？只是这么坐着吗？你不问我一些别的问题吗？”看来他对房间里的安静不再感到舒服，于是用提问打破了安静。我回答说，我们要了解和适应彼此需要一点时间，同时，沉默可能会不时出现，他在不同的时候可能会有不同的感受。我提醒他，刚才他说他是喜欢沉默的，我问他感受是不是发生了变化。“我现在觉得有点说不上来的紧张。”他回答说。对这个看似无关紧要的回答，我在心里默默地做了标记，因为这表明，托尼有能力觉察到自己的心理感受，并且能够描述它随着时间是如何变化的。而他也是不带防御姿态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作为心理治疗师，每次我见病人都想知道，他们有好奇心吗，是愿意见面和交流的吗，对自己的内心感兴趣吗？这些都是很好的信号。

我知道，病人在心理治疗的初期回答问题的意愿会相对强些，所以我又问了一个问题。我想知道，他是否意识到他的紧张和他所说到的噩梦之间存在着某些联系。他把手臂交叉抱在宽阔的胸前。我想，这是他面对我摆出的防御姿态——他在将内心关闭起来，好像感觉到了某些危险而要保护它。“我不想谈那些噩梦。我会觉得不愉快，也不觉得会有什么用处。”不出所料，情况已经足够清楚了。而我并没有就此安抚他。在心理学上有一个奇怪的悖论：那种安抚同时也可能向病人传达一个信息，即让他们误以为心理治疗师并非真的想听那些给病人带来困扰的东西。这个悖论也同样可能适用于其他环境中，无论是在职场、学校或者家庭，适用于任何人们就某些情感主题进行深入交谈的场景。我很清楚，我需要让他知道，他是可以随时向我倾诉的，什么时候准备好了就可以开口，尽管这不容易。我换了个话题。我提醒他，我之所以出现在这里是因为他提了需求，然后直截了当地问：“可不可以告诉我，为什么想见心理治疗师？”同样，会这么直接问是因为，当时的我仍在摸索工作方法，如今在有了多年的工作经验之后，我可能一般不会这么早就向病人问“为什么”的问题，因为可能会让对方觉得太有侵略性。然而，他再一次欣然回答了我的问题：“因为我觉得……我知道我必须试着理解我所做过的事情，我想这样聊一聊可能会有帮助。我跟你说过的，是杰米这么跟我讲的。”

我顺着责任护士的话题，进一步想要了解他对照护他的医护团队的整体看法，然后问了他是如何被转到这家医院来的。他告诉我，作为被判终身监禁的罪犯，他之前在一家高安全级别的监狱服刑，第10年的时候，他被几个犯人在一处楼梯平台袭击了。他们称他为“亵童犯”（nonce）——这是监狱里的黑话，是对性犯罪者的贬称。讲到这场袭击时，托尼有点结巴。三个男犯人扑向他，把他压在地上，然后用一个自制的武器捅他。后来他看出来那是一把削尖了的牙刷。在接受了紧急外科手术之后，他幸运地活了下来，但伤愈之后，他抑郁了。让他尤其难过的是，此前他一直把三位袭击者当中的一位当成朋友看待。他认真地实施了一次自杀，未遂，但由此被诊断为重度抑郁，就从监狱转来医院接受治疗了。

初次会面结束时，我问他紧张的感受还有没有。他说没有了，说下次还愿意再见到我，还补了一句：“没有我以为的那么不好。”对心理治疗师来说，这种话简直像音乐一样动听。之后，我找到杰米，介绍了自己的身份，问了他更多关于托尼睡眠障碍的问题。杰米说话轻言细语，风度优雅，笑容温暖，他告诉我，他来这里做精神科护士之前是一名园艺师。在我听来，他的观察精确严谨，我仿佛在听一个园艺学家描述他的花。他认真思考了我关于托尼所做噩梦的问题。关于这些噩梦对其他人的影响，他表达了一些见解。“对我们来说这是个麻烦，因为托尼隔壁的人抱怨说托尼总在夜里大喊大叫，总是把他从睡梦中吵醒。但我们也帮不上什么忙。”我对杰米的补充感到困惑。见完杰米，我打道回去行政大楼，穿过一道道闸和一扇扇门的重重关卡时，一个想法突然击中了我：大喊大叫的人和抱怨大喊大叫的人是不是同一个人？都是托尼自己吗？

在跟托尼的首次见面后，我不知道该如何判断托尼的情况。学界普遍认为，连环杀手都是精神病态者（psychopath），然而我不确定这是否同样适用于托尼。我的感觉告诉我不像，但可能是我还没有察觉出来。精神病态（psychopathy）是个复杂的概念，最早出现在20世纪30年代的精神病学领域，在“大萧条”之后及在“二战”时真正流传开来。当时的社会中，脱离社会的边缘人群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他们许多都是经济崩溃和战争的受害者，内心遭受了创伤，看上去似乎与社会常规格格不入，神志麻木，以至于他们把他人当作“物体”而非人类同类。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类反社会行为在《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DSM ）第3版中得到了正式的界定——这本手册由美国精神病学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出版，并做不定期更新。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手册《国际疾病分类》（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ICD ）对这类行为也有相似的描述。DSM和ICD都收录了一种名为“反社会人格障碍”（antisocial personality disorder，ASPD）的精神疾病，而学界主流认为，精神病态是这种疾病的一种严重形式。

1941年，美国精神病学家赫维·克莱克里（Hervey Cleckley）出版了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著作《正常的假象》（ The Mask of Sanity ） ^[3] ，把“精神病态者”的概念带入大众的视野。讽刺的是，几乎在克莱克里出版这本书的同一时间，纳粹德国政府正在谋划“最终解决方案”——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这项方案在1942年1月的万湖会议上得到正式许可，刚好是在《正常的假象》出版之后不久。我一直都好奇，克莱克里如果对这次会议有所了解的话，会如何看待？他会把他们所有人都描述为精神病态者吗？

克莱克里研究了这样一群人：他们看起来“正常”，甚至可能还展现出某种魅力，但对其他人的感受漠不关心。其中许多人的父母或伴侣都会谈到这种问题，说他们惯常说谎，控制欲强，感情淡薄，缺乏真诚，且相当无视社会习俗或规范。关键的一点是，这些男性或女性似乎感觉不到愧疚，对自己给他们的家人带来的痛苦毫不关心，而且，他们会承诺改掉自己的行为方式，却从来不会真的改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需要注意，克莱克里提到的这些精神病态者几乎都不存在真正的暴力倾向，有一些可能因为斗殴或盗窃服过几年刑，但也不属于严重的暴力罪犯。还有一点也引人注意：克莱克里所选案例中有3位女性，她们之所以被判定为精神病态者，表面上来看是她们不符合当时社会的女性规范，其中一个主要的迹象是，她们在婚外都维持着大量的性关系。

20世纪70年代，一位加拿大的犯罪心理学家罗伯特·黑尔（Robert Hare）教授，在克莱克里研究对象们的行为特征的基础上，开发出了一套精神病态的衡量方法，即黑尔精神病态量表（Hare Psychopathy Checklist） 。他把这份量表在大规模的暴力罪犯样本中进行了测评，发现其中小部分（约为1/3）得到了高分数，他们有一些会反复出现的关键特质，比如缺乏情感和爱撒谎。而且，他们的犯罪行为呈现出的暴力程度极强，也极多样，与那些得分低的罪犯比起来，再犯的情况更频繁。黑尔的研究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在全球范围内催生了各种相关研究。精神病态的学术领域是很广的，相关的观念也还在发展当中，而关于其成因以及我们可以做的干预，尚无定论。目前，最有可能的一种推测是，精神病态是基因遗传和后天环境之间复杂交互的结果，不过我很确定，对此还有很多真相有待发现。个人兴趣而言，相较于成因，我更关注精神病态者治疗的相关观念，其发展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已经有一些证据表明，如果精神病态者有起码的自我反思功能，那么在监狱里由团体形式和个体形式相结合的有组织的心理治疗项目中，他们有可能产生好的反馈。 ^[4] 不过，个体形式的治疗仍需谨慎，因为心理治疗师存在被欺骗和利用的风险。

在我认识托尼的时候，黑尔量表问世已经大约20年，这时关于精神病态出现了一股怀疑的新观点：一些研究者开始怀疑精神病态是否真的存在，如果存在的话，典型的精神病态者是否一定会存在犯罪的情形。基于这类观点，人们认为，我们的社会中可以说有数不清的取得世俗成功的精神病态者——那些有魅力、聪明而且冷酷无情的人，比如某些掌控银行或其他行业命脉的商界大鳄，还有某些入侵各种小国家的政客。 ^[5] 这种观点的微妙之处在于，其将精神病态等同于强悍和剥削——这样的话，在我们的现代社会文化中，精神病态自然就成了普遍存在的情形。而情况似乎并非如此，至少从已有的数据资料来看并非如此。此外我感到怀疑的一点是，如果要把这一标签贴在那些没有违反法律的成功人士身上，除了表达他们特别刻薄和肮脏（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见解）之外，还有什么合理的理由。

这些观点又怎么能够适用于托尼这样的人呢？显然，我们在监狱和有安全防护的精神病院中遇到的精神病态者，都是社会意义上的失败者而非成功者，而且明显没有足够的可以逃过精神病鉴定的超凡才智。我猜想，最精明的精神病态罪犯可能从不亲自实施暴力行为（如会让其他人替他们实施），因为这么做不利于他们的社会利益。在我的职业生涯中，遇到过的精神病态者既没有格外聪明，也没有社会意义上的超凡能力，也根本不算多有魅力。通常来说，他们都是那么缺乏同理心，以至于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会给他人带来怎样的影响，这也是他们最终会落到自我毁灭境地的原因。他们也不大可能会请求接受心理治疗，因为他们认为，寻求我们的帮助是有失尊严的，而且他们觉得自己已经什么都懂了。就这一点而言，托尼不管杀了多少人，也并不符合精神病态者的标准。

我期望与托尼保持长期会面，逐渐建立起来治疗联盟 ，或者“安全基地”（secure base）——这是英国精神病学和心理治疗先驱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提出的一个概念。 ^[6] 在我和托尼之间要有某种信任发生，从而让托尼敞开心扉，这可能需要一年的时间。我决定回到他一开始提出的那个问题上来：尽管他说并不愿意谈及噩梦，我仍然想在噩梦和那个夜里大喊大叫的人之间找到更多联系。我对自己冒出来的那个想法很感兴趣。托尼可能把自己转换成了那个“大喊大叫的人”，这里运用的是“投射”的心理机制，就是人们会把自己不愉快的感受和愿望转移到另一个人身上，就好比把一幅图像投在一张屏幕上。我意识到，我在治疗过程中应当谨慎，因为投射是一种心理防御机制，意味着现实检验（reality testing）的功能发生了扭曲。这个词后面我还会提到，它描述了区分现实与非现实的能力，以及一个人是否能够对各种情境进行合理判断并做出回应的能力。这个功能我们每个人都有，而在那些精神病患者身上则是减弱或损坏的。

“大喊大叫的人”的投射，可能意味着托尼的状况比他看起来要更糟糕。而且我感觉，他不愿意多谈他的噩梦，这一拒绝的反应是他的心理防御机制的情感状态和强度的表现。如果这堵防御墙太快或突然倒下，可能会在他心里生出让他难以招架的恐惧感，从而可能让他再次想自杀。我还和我的督导做了一些讨论，诸如那些噩梦是否代表了托尼心里的某种东西，有没有可能，“隔壁的男人”代表了他想要屏蔽的某种想法或某个人。我们讨论了应该怎样给托尼提供帮助，让他按自己的节奏前进，从而可以告诉我，他最恐惧的东西是什么。终于，在保持会面数月之后，我们有了进展：托尼告诉我，他准备好说说那些噩梦的内容了。

他说，那些梦总是一样的。梦里，他勒住一个英俊的年轻男子的脖子，年轻男子想尖叫，于是他得让男子闭嘴。他加大勒脖子的力度，看着面前这位受害者惊惧的眼睛，心里涌上来一股激昂的权力感，像嗑了药的那种快感。突然，年轻男子的脸变成了他已故父亲的脸，脸上因为愤怒而扭曲。描述接下来的画面时，托尼的声音开始颤抖：这张脸又变成了一颗像是男版美杜莎 的脑袋，脸上围绕着蛇，其间露出一张愤怒的嘴。在梦里，他一直想让这颗脑袋闭上嘴巴，但它会朝他大吼大叫。他说，吼的是什么听不清，但他知道是“一些嘲笑和辱骂的话”。这时他感到极度害怕，同时也非常沮丧，以至于他理解不了那些话是什么意思。他觉得自己得弄明白，而总在这个时候他就从梦里醒了过来，满身大汗，心跳快速，然后听到隔壁的男人在大喊大叫。

这个噩梦直接让我们聊到更多重要的内容，关于他的罪行和他的家庭情况。我知道一些基本事实，但我想听他亲口讲出来。他从家庭开始讲。他在一个天主教家庭长大。父亲是英格兰人，而母亲是西班牙人，一个美丽、弱小的女人，在丈夫对她和孩子们的暴力面前，她很无助。托尼告诉我，他记得曾经为了不被父亲的拳头毒打，他躲进衣柜待在母亲的衣服下面。他好喜欢那些衣服的甜美气味和柔软触感，对他来说，这些是在他父亲暴虐的男子气概之下的某种抚慰。独自在家的时候，他有时会试穿母亲的衣服，或者用一用她的化妆品——这是成长过程中的一种正常现象，人们小的时候会尝试理解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意味着什么。听到这里我想，托尼是否更认同他的母亲而不是父亲，不过这个猜想马上就被他的讲述给推翻了：到了青春期的时候，他开始看不起母亲，拒绝她的关爱，厌恶她的软弱。

上初中后，他受自卑困扰，觉得自己长相丑陋。这样的困扰，我还会从一些童年期遭受过虐待或缺乏关爱的人口中听到，比如本书中的另一位病人马库斯。已经有研究表明，这样的孩子在面对镜子中自己的形象时，会感到焦虑和敌意。这样的孩子也更难发展出“社会脑”，这意味着他们不能很好地与他人交流，可能会有情绪不稳定的问题，难于控制自己的脾气。托尼说他小时候在班上没有多少朋友，我一点也不意外。有种常见的说法，说这种安静的、童年不幸的孩子——原生家庭有问题的不合群的孩子——是能吃苦的。这个评价常常被用在所有孩子身上，就好像他们是某种耐寒植物。更准确的说法是，一个孩子如果缺乏基础教育，长期生活在情感匮乏的环境中，将会进入一种类似休眠的停滞状态。他们可能会为了保护自己而与所处的现实世界保持距离，就像一棵在严酷的酸雨环境中生长的植物，或者一棵被种在贫瘠土壤中的植物一样，他们的心灵停止了成长，更不用说长得茁壮。

托尼告诉我，为了解决这些上学期间的问题，他开始健身，让自己变得强壮。很快，他就开始霸凌其他男孩，并且发现这么做能让他产生性兴奋。像这种暴力行为和性兴奋之间的联系，我常常能在性犯罪者的口中听到，而且几十年来，也有大量的研究支持这一联系。神经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也告诉我们，当你感到恐惧、兴奋或性唤起时，大脑相应被“点亮”的区域是紧紧连在一起的，共用同样的神经网络。听托尼讲他因霸凌其他人而体验到性兴奋时，我察觉到，这可能是他的一种心理防御机制：他可以通过让其他孩子害怕而感到自己强大，拥有男性的气概。他可以将内心与父亲有关的恐惧感投射到他人身上，从而摆脱这种恐惧。从很多病人身上我都听到过类似的故事，他们告诉我，暴力行为让他们有安全感，还有某种莫名的满足感。尽管我们多数人对此难有相同的感受，不过我们可能都有过一种“幸灾乐祸”（schadenfreude）的感觉，也就是因为他人的不幸而感到满足。Schadenfreude这个德语单词，就是两个德语单词schaden和freude的直接组合，意思分别是“伤害”和“快乐”。这种感受也是一种心理反馈机制，是他人的不幸给你带来的如火光一闪般的抚慰。不过对托尼来说，这“火光一闪”却是熊熊燃烧的火焰。

对这些感受，年轻的托尼完全能够理解，也有社会意识。他还为自己对其他男性的性兴趣而感到困扰。他告诉我，他知道这对他那严格信奉天主教的父母亲来说属于离经叛道，他们一向认为同性恋者应该下地狱。他父亲把男同性恋戏称为“仙女”，对那些身上有任何女性化特质的男性都非常刻薄。托尼会幻想和另一个男性在一起会是怎样的，幻想自己控制对方，想象对方是一个既美丽又软弱的男性。这让我想到他母亲和父亲之间的权力关系，想到了曾经那个满怀恐惧地躲在衣柜里的小男孩，他从柜缝里目睹了父母亲之间是怎样相处的。托尼告诉我，当他在学校开始霸凌别的男生时，他父亲总会表扬他：“现在你像个真正的小伙子了。”托尼也许看上去更容易让人想到萨德侯爵，但当我听他讲到这些时，另一个似乎毫不相干的形象出现在了我的脑海中——童话故事里的木偶小男孩匹诺曹。我情不自禁地想到，匹诺曹找到了那份让他从木偶变成真人的爱，想到他与给了他生命的“父亲”杰佩托之间的联系。

托尼上完学后，想成为一名厨师。但他父亲瞧不起这个理想（觉得“女人才做饭”）。20世纪80年代末，托尼离开了乡下的故乡来到伦敦。他在一家高档餐厅找到了一份服务员的工作。在这里，他做得风生水起。我在翻庭审档案时，看到了来自当时他的一些工作伙伴的证词，在他们的描述里，他招人喜欢而且勤奋，在得知他因为连环杀人而被捕时，他们都惊呆了。托尼白天当服务员，到了晚上则成了当地同性恋酒吧里的硬汉，言行粗鲁挑衅。他很自知地告诉我，当时他非常适应在两种身份之间来回切换：彬彬有礼的服务员和冷酷的猎艳者。听他讲的时候，我脑海中浮现出画面：到了下班时间，他从餐厅离开，扎进某条小巷，摘下围裙，脱下他挺括的白衬衫，换上背心和皮夹克。这让我想到我从书里读到的一些连环杀手，他们会把暴行和日常生活小心翼翼地区分开来，就好比设置电脑分屏一样。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心理防御机制，有时被称为“双重自我”（doubling）——这是罗伯特·利夫顿（Robert Lifton）教授创造的一个词，首次出现在他1986年的一项研究中。利夫顿教授研究了纳粹集中营中的医生们，他称他们有一个“奥斯维辛自我”，不受一切道德准则的约束；还有一个集中营之外的“人类自我”，对应遵守社会原则、忠于家庭的模范男性。 ^[7]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在2008年的一次关于连环谋杀的专题研讨会上，就强调了这种分离的特征。 ^[8] 他们研究证实，与众多电视剧和小说中所描绘的情形相反，连环谋杀犯极少是孤僻的与社会格格不入的边缘人。FBI专家研究的这些罪犯大多数都有工作，也有社会生活和家庭。他们常常被认为是“和善的邻居”和“友好的同事”，这让我想起一句描述一位连环杀手的专家证词，强调“他总是依法交税”。那个好的自我作为残忍自我的替身存在，这往往让后者不易被察觉，这种想法自古就有——一个好人和他邪恶的鬼魂共存。文学上的一个经典案例就是《化身博士》（ The Strange Case of Dr. Jekyll and Mr. Hyde ）。

接受治疗的过程中，人们倾向于把更好的自我呈现出来，至少在开始时是这样。我想，托尼要展示出荣格 所称的“阴影自我”（shadow self）会需要一些时间，但其出现比我预期的要早。我尽力小心翼翼地面对他，但当一个人太用力去做某件事的时候，容易犯一些低级错误。有一天，我们又聊到他的那些噩梦。适时地，我问他是否愿意再谈一谈之前跟我提到过的他父亲的“虐待行为”——这个词是他之前用过的。然后我看到托尼的脸阴沉起来，眉头紧紧皱在一起，愤怒地瞪住我。我感到焦虑，而且困惑。我很确定，他之前是这么描述过他父亲的虐待的，所以我自然地以为这个词对他来说是可接受的。但我当时不懂，这个词由我口中说出，对他来说就意味着难以承受的真实。他对父亲有太强的认同，他用的词从我口中说出，会让他感到不安。他的双手用力抓住面前的桌沿，手指关节发白。这时我差点想要逃走，担心他会不会突然把桌子掀翻，或者跳过桌子冲过来。我的手摸向腰带上的警报器，做好随时按响的准备。担心的事情没有发生。不过他站了起来，一把推开椅子，大踏步走向门口，摔门而去。

看到他突然离开，医院的工作人员感到既担心又恼火：“发生了什么？”我想他们真正的意思是：“你对他做了什么？”病人在接受心理治疗的过程中，有时不免会有负面的反应，护士们虽然也清楚这一点，但在治疗师回去之后，烂摊子还是得他们来收拾。治疗导致的“不快”，有可能让病人对工作人员或其他病人构成更高的危险性和攻击性，或者也可能让病人做出自我伤害行为。因此我不得不花点工夫做了一番解释，让工作人员放心，没有谁有什么危险，托尼刚才只是对我有点恼火，而恼火跟凶杀风险不是一回事。

我想和托尼达成一些进展，证明我是一个好的心理治疗师，或者起码具有基本的专业素养，也就是能够做到不说话而只是倾听，而当开口说话时，我的用词需要更细腻，更谨慎。在此前的专业训练中，老师跟我讲到过这一点，告诉我这种能力需要多年的实践，过程中会经历大量的试错。这次事件后，我告诉我的督导，我对自己感到特别失望，因为对托尼我没能做到准确的“心智化” ，或者说没能准确地读懂他。督导则告诉我，就当是又上了宝贵的一课。作为心理治疗师，我们往往会注意到病人们心智化能力的缺乏，因为他们常常误读受害者的言行，或者在监狱服刑期间，他们常常因误解工作人员或其他罪犯以致卷入冲突。但这一课告诉我，每个人都很容易掉进心智化能力的盲区，哪怕是训练有素的心理治疗师。督导告诉我，不论对心理治疗师还是病人，这都是一种可以发展和提高的能力。

待托尼的怒气平息，我们就能继续这趟探索的旅程了。几周后，托尼决定恢复与我的定期会面。重新见面后，我们达成了一个共识——“不愉快”的发生对我们心灵的改变和成长是必要的。我们谈到了“不愉快”这个词的双重含义——“让某人不高兴”和“打翻了某样东西” ，这意味着揭开了某些新的或许让心里不舒服的什么东西。我意识到，我需要丢掉想对这些不愉快的发生加以控制的想法。我跟托尼分享了我的督导让我有所启发的一些看法：我们需要允许彼此的思想存在差异和发生冲突，这甚至会让交流更有成效。经过这次交谈，我如释重负，我的失误和托尼的怒火并没有终止我们的治疗，而且我们在一个新的共识的基础上恢复了每周的会面。

托尼接着讲述他的过去。这样又过了几个月，我们聊到了他开始杀人的时期。他第一次杀人，是在前面讲到的伦敦同性恋酒吧夜生活时期的几年之后。其时，艾滋病在社会中开始爆发式蔓延，他过上了“今朝有酒今朝醉”的虚无主义生活，尝试所有类型的毒品，也混迹于众多的性伴侣之间。猎艳成了他的夜生活日常，每周四，他都去酒吧寻觅男性伴侣。他告诉我，他喜欢看上去“俊俏”而且“缺乏安全感”的年轻男人。为了勾引目标，他会一开始表现得言行粗鲁，之后再让对方以为是自己让他变温柔了。我见识过他那种能让人放下戒备的微笑，觉得他身上带有硬汉气质的魅力，应该很能吸引那些喜欢男子气概、渴望被保护的人。我想，托尼之所以喜欢这样的年轻男性，是因为他们让他想起自己的脆弱和被保护的需要——或许他在杀死他们时，他是想要杀死这部分的自己。因此，当他告诉我，在第一次杀人之前的那段时间，他就已经存在抑郁情形和自杀倾向时，我并不感到意外。

托尼告诉我，在引诱到男人之后，他们会离开酒吧，去附近小巷或公园里发生性关系。在性高潮之后，他会把拳头狠狠地打在对方脸上。他从不会告诉对方自己的真名，这样他打完就可以放心地跑掉，反正也不会被报警。再之后，他也不跑了，而是拿到受害者的钱包，威胁他们说要是敢去报警，他就会找到他们家里把他们杀掉。在第一次杀人之前，这样的事情到底有过多少回，他记不清了。某个时候开始，他在酒吧里听说，那些“星期四男孩”中有一个据说是施虐狂，有点容易失控，这让他决定离开当时常出没的那片区域，去城市的另一处混迹。于是托尼遇到了他的第一个谋杀受害者。

托尼在噩梦里所看到的那张脸，就是这个男孩的脸。托尼说，他是一个可爱的男孩，“有一双最蓝的眼睛”。说到这里他哽咽了，一时间说不出话来。他坦陈，让自己去想这件事并不容易。对他接下来将要告诉我的东西，我感到紧张。虽然都是杀人事件，但在档案上看到是一回事，听到杀人者亲口讲出来完全是另一回事。托尼开始讲这段历史的时候，直接切换到了现在时。一开始我还感到有些困惑，但随后我就意识到，西班牙语是他的母语，这在西班牙语中是常见的。后来在职业生涯中，我接触到更多的创伤幸存者，对创伤记忆有了进一步的研究，我发现这是一个典型的现象：许多人（不仅限于暴力罪犯）在描述创伤事件的时候，言语会不自觉地变成现在时。这一点，让我内心的心理探索雷达生起奇妙的感觉：这样一种对时间现实的扭曲是一种无意识的方式，传达的是这些记忆对他们来说仍有多么鲜活，而并非被自然地遗落在过往记忆的某处被封存起来。而我也总是试着记下这种言语上的变化，以便结束后回想对谈的内容，到时候能够用笔写下烙在脑海中的关键词语。

“我们去他的家。一路上坐在出租车里，我都在想：‘我要动手，我要杀了他。’我知道我能够杀掉他。他这么年轻，这么相信我，还有这么可爱的一张脸，下巴上有桃毛一样的绒毛，皮肤很软。他的家是一间公寓，在一栋建筑的顶层，我们得爬两段楼梯上去。我们忙不迭往上跑，跌跌撞撞、你追我赶，好赶紧做爱。上去后我们喝了点酒，嗑了点药，然后开始接吻，这时，我的身体生起一股强烈的想要掐死他的冲动。他用他那双眼睛看着我，冲我微笑——他努力让自己看起来性感。我受不了他的眼神，受不了他那双眼睛，这时候，我用手掐住了他的喉咙。他不壮。我比他壮，壮得多，然后很快……结束了。我看着他，感到恶心。我用拳头打在他脸上，踢了他几脚，才反应过来他不会动了。他死了。于是我想我得离开那儿，但我害怕有人会发现他的尸体，那样我就完蛋了。我该怎么办？把他扔掉，或者藏起来。但怎么藏？扔到河里或者某条沟里吗？这会儿是深更半夜，我甚至都不知道这里是哪儿，在城市的哪一片。我想，要不把他的尸体沿着楼梯拖下去，但那样肯定会吵醒他的邻居。我看了看四周，决定把他塞进袋子或者箱子之类的东西里。我翻遍他的家，找到了一只旅行包，但发现尽管他个子小也装不进去。而且，要是尸体变硬了怎么办？外面马上就要天亮了，我得快点。我发现他家后面是一片树林……”

他的话停了下来。我知道接下来将讲到的内容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无论用哪种语种或者时态都很难开口。托尼让他的第一个受害者身首异处。他用一把厨刀把男孩的头锯了下来。身体和头最后在树林里被发现，彼此相距不远。关于这样的罪行，往往有许多耸人听闻的猜测，诸如有多么恐怖的心理过程，以及这么做意味着什么云云，而我在这个案例中发现的事实则相当乏味。托尼告诉我砍头的原因时，眼睛一直盯着地板。他说，他很快意识到头是尸体最重的部分，“像一颗保龄球”，所以“我必须把它切下来”。“很费力，”他说，然后压低了嗓子，“花了很长时间。”我听着，等着他缓过神来。他的呼吸很浅。

“处理完之后，”他接着说，“头能装进一个包里，身体也能装进另一个包里，然后我把它们都沿着楼梯拖下去，尽量不造成大的声响，比如不让它们撞到什么东西，或者脱手。”直到这个时候，他才抬起头，看我有什么反应。我记得当时我保持了表情的平静，只是沉思地点点头。其实这么反应并没有那么难，因为我知道，对托尼来说，这只是“处理”的具体操作流程。听病人说话时，学会控制情绪反应是任何一个医生的基本能力，这是医学生在基础教科书上就能学到的东西。弗洛伊德把心理治疗比作外科手术，我们可不想看到这样的景象：一个外科医生给一个病人开膛破肚之后，脸色变得苍白，或者甚至从手术室冲出来喊道：“肚子里面到处都是癌啊！”我们在接受训练成为一个治疗师的过程中要进行心理治疗的实践，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对自己内心可能发生的状况有所察觉。而且，在治疗结束，带着对病人的各种感受走出房间后，我们要与督导讨论这些感受，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而在治疗的过程中，我的职责就是集中在病人的情感体验上，而不是在我自己的情感上。

和托尼的这场谈话，的确让我产生了某种荒诞感。想想看，两个人在一个房间里聊到砍头，而任何此时路过并透过门上的玻璃嵌板看进来的人，都根本看不出来我们正在进行这样一场诡异的交流。我们看起来完全可能是在聊天气。此时，我感觉没有理由再请托尼进一步聊与这次砍头相关的事情——这本是在面对一个难题时候的务实做法。我也想起了连环杀手丹尼斯·尼尔森 表达过的一个观点，虽然有点简单粗暴：人们更关心他在杀人之后对尸体做了什么（具体来说，比如肢解之后扔进下水道冲走），而不是他杀了人这件事。当托尼缓过来之后，我问他在处置了那个男孩尸体之后的事。问的时候，我有意用了过去时，但他坚持用现在时，大致是这么说的：“第二天我去上班，对我来说这件事就像做了梦一样。你知道吗，我说服自己这不是真的。后来他的尸体被发现，上了新闻，我就骗自己不是我干的。”

在莎剧《裘力斯·凯撒》（ Julius Caesar ）中，勃鲁托斯描述了同样的感受：“在计划一件危险的行动和开始行动之间的一段时间里，一个人就好像置身于一场可怖的噩梦之中，遍历种种的幻象。”在心理学的意义上，莎士比亚这段总结可谓传神，并且与当代对暴力犯罪者的研究结果遥相呼应：研究表明，暴力犯罪者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可能进入一种如梦境般的或可称为“解离” 的状态。这让犯罪者在事后难以回忆起事件细节，也让他们更容易认为“这不是我干的”或者“事情没有发生过”。

托尼接着讲，披露了案件发生后的更多情形，依然是用的现在时：“我现在还是照常在周四就去酒吧，酒吧里到处都在聊这个案子。我也加入其中，甚至我还主动护送一个孩子回家以免他有什么风险。这么做让我感觉良好。不过我开始想，我还可以随时再干一票，没有人会知道是我干的。我以后还要这么干，没关系的，因为它不是真的。”我点点头，心想，这种逃避是多么熟悉的一种做法啊，人们总是想让自己维持一个体面的好人形象，这种愿望让人生起逃避事实的冲动。我曾经听离婚律师谈到他们的委托人，说许多要离婚的夫妻在跟律师的首次见面中，都会把婚姻的破裂归咎于另一半，说对方有多不好，而自己则毫无过错。律师会点点头，如实地做谈话记录，不过他们很清楚，这些控诉只是故事的开始。在心理治疗中，也会有同样的情形发生。托尼的逃避发生在内心深处，让他得以将坏的自我认知排除在意识之外：如果他的暴行是真的，事情就非同小可，将让他无法承受。一个相当值得注意的事实是，他甚至会护送他人以避免其受到可能的伤害。

接下来，托尼又告诉我另外两位受害者的事。他依然是在酒吧约到他们，杀害之后尽可能妥当地处理掉尸体。托尼并没有将他们砍头，这意味着，警方花了一些时间才弄明白第一起案件和之后的两起是同一个人犯下的。最后警方逮捕了托尼，是因为在最后一位受害者的公寓里发现了一盒他从工作地带过去的纸板火柴。被捕后，托尼一开始不认罪，后来悉数坦白了他就是这三起谋杀案的案犯。他被判处三项终身监禁，量刑标准 为20年，即最少20年不得申请假释。要是按今天的法律标准来看，这样的量刑显得太过宽容——他很可能会被判处不得假释的终身监禁。

在心理治疗中，不是每次的会面都能取得这么大的进展。多数时候都是平平常常的，对坐，交谈，倾听，不过是两个人彼此交流和探索想法。聊完案子，托尼和我的交流没有再回到谋杀上来，而是聊了聊他的噩梦。他此时仍会做这些噩梦。有次我们交谈时，托尼向我激烈地抱怨隔壁的病人去跟工作人员告状，那个人说托尼夜里大喊大叫让他很烦。托尼找到这个人，当面指责他撒谎，两人就吵了起来，直到托尼的护士杰米到场，说这位病人说的没错，夜里大喊大叫的确实是托尼。这让托尼觉得难以置信，感到极不真实，但他也不认为杰米会说假话。他告诉我，他“脑子一时间转不过来”，但他也没有再继续吵这件事情。我想，有一个事实也许意味着托尼发现心理治疗起了效果：托尼的护士说了让他不舒服的话，而他可以承受。我相信杰米也是事先察觉到了这一点，才敢当场那么说出来。我告诉托尼，我从跟杰米的交谈中获益良多。我有一种感觉：托尼喜欢听到我和杰米是相互联结的，就好像是把他放在心上的一对家长。

托尼和杰米之间的这场交锋，让我们有机会了解托尼在痛苦袭来时的知觉。我向托尼解释说，人的意识在难以承受的时候能够关闭阀门，而且我们都会把自己身上让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归咎于他人。在分享了这个想法之后，我问他能不能理解隔壁的男人夜里喊叫时说了些什么。能听到什么词吗？“他是在求救。一遍又一遍地喊。”这时我突然想到，那个大喊着求助的男人，也许意味着一个将死之人最后的绝望呼喊，仿佛盘旋在他记忆中的一块碎片。但我在这个时候说出这些会让他承受不来，所以我问他，有没有可能托尼是需要帮助的那个人，在噩梦中醒来之后。他脸色阴沉起来，没有回答。他是不是已经不再需要去责怪某个其他人在夜里喊叫，我还无法判断。不过，他也没有否认我的猜想，所以我可以认为，“隔壁的男人”所喊的内容是他自己无法说出口的，是在以他的名义乞求帮助。

他把脸埋进双手，说话的声音变低且有些模糊：“不行……我不想……我不能这么弱。”我温和地说，我理解他不想显得脆弱，不过另一方面，就像我之前提醒他的，是他主动请求见心理治疗师的。“那就是请求帮助，对吗？”他咕哝了一声，没有否认。我告诉他，我之所以提到这个，是因为认为它是一个提醒：他心里有一个部分做好了脆弱的准备，事实上也想要如此。说到这里，他抬起头来。我迎上他的眼睛，知道我们已经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托尼，我认为你够勇敢，能够面对一些的确很难的事情。”他的回答破了音，但眼神没有回避：“我不勇敢。”我注视着他的眼睛：“你不这么认为吗？好吧，我跟你相处下来，觉得你是勇敢的。回想过去的行为，认真地面对自己的内心，还有谈一些让我感到不安的事。这需要勇气。只有在噩梦中你才是害怕的。在我这里，你表现出了真正的勇气。”

这些话击中了他，或许不是立竿见影，不过在之后的好几周里，他再也没有抱怨隔壁那个大喊大叫的男人。而在接下来的许多个月里，渐渐地，随着我们更多地聊起他的脆弱和痛苦，他的噩梦不见了，夜里他也不再打扰病房的安宁。对他的进展，护士们感到高兴，我也一样。临床研究团队的其他成员报告说，托尼的抑郁症状也减轻了。我为他的症状得到改善感到高兴——而在此大约18个月之前，在我们开启这段治疗旅程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治疗的结果会是怎样。团队认为他已经可以返回监狱继续服刑，我表示同意。托尼也表示接受，于是我们准备给这段治疗旅程画上句号。

回想起来，我一度怀疑我与托尼的治疗是否毫无意义，我的一些同事也曾这么怀疑过。我当然从未想象过能够取得怎样的进展，或最后的结果会是怎样。这次职业生涯早期的经验教会我的是，无论病人有怎样的过去，只要他们能有想要了解自己内心的意愿，那我们就总有可能从混沌中找出意义。托尼也学会了处置痛苦的想法和感受，固然存在挑战性，但这将帮助他在未来更好地处理与他人的关系。当给一位病人进行治疗，并且情况确实变得更好，任何一位医生都会因此而产生满足感，我也不例外。关于如何更好地处理这种长程的治疗关系，我也有所收获，尤其是在犯下失误的时候——治疗前期，我在谈到托尼的父亲时曾笨拙地用了“虐待”一词。从负面状况中恢复过来，而非陷于“沮丧”不能自拔，这是可能的。我此后多年的职业生涯，将证明这一经验不可估量的价值。

我们的最后一次会面，是在6月的一个晴天。太阳把我的影子拉长，投向窗户，让房间有一半罩在阴影里。事先我没想到，这次谈话会有转折。托尼准时到达，甚至早了一两分钟。刚坐下时，我们先沉默了一会儿，不过现在托尼已经很自在了，能够随时做好准备并开口讲话。突然地，他说明天是父亲节。我知道他父亲几年前去世了，不过我还不清楚父亲节对他来说为什么重要。“我爸活到现在的话是72岁。这个年纪根本不算老。突然有一天他就那么死了，没什么征兆。”他摇了摇头，“毫无征兆。”托尼之前告诉过我，他父亲退休后身体状况很好，后来突然心脏病发作。这个消息让周围所有人都感到震惊，不过他没有马上得知，因为他当时基本上是跟家人失联的状态。听到消息已经是事发之后数周了。“但是有好多人在没有工作可以做的时候就会突然死掉，不是吗？”托尼语气平静地说。我倒希望他这话跟我们的会面即将结束没有什么关联。

我问他，“父亲节”这个词让他想到了什么，今年的父亲节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他摇摇头，我察觉到他有一丝沮丧，就好像他不希望自己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只是……我们没有道别。错过了葬礼，还有各种事情。”他说。说的时候，他看上去很伤心，我跟他说，这一定让人很难受。他点点头。然后我们静静地坐了一会儿，安静中有种彼此尊重的气氛，就好像在一起参加一场葬礼的感觉。我打破了安静：“他什么时候去世的？”他想了想，有些拿不准：“应该是8月初的样子。在那个黄毛小子之前。”我不知道他说的是谁。对于他的几个受害者，他都没有这么描述过。“我算算，”他眼睛看着天花板，在想准确的时间，“我想应该是在……1988年，然后是黄毛小子……”

他在算时间的时候，我想我们俩同时意识到，他提到了另一桩谋杀案，是在那个他之前认为的“第一个”受害者——迷人的蓝眼睛男孩之前。我似乎应该为此感到吃惊或者慌神，不过回想起来，我当时的感觉相当理性和平静。“托尼，有没有可能有第四个死者？在蓝眼睛男孩之前，还死了一个人，也就是这个黄毛小子？”我谨慎地选择措辞，清醒地意识到我们此刻的对话可能在法律的意义上非常重要。我不能用“谋杀”这个词，因为如果将来上法庭接受审判，这应该由评审团来决定，而且托尼的辩护律师也会认为我有影响他们委托人的嫌疑，强迫他做出虚假的供认。

此刻所发生的事让我感到惊叹：人的内心不经意间安置的墙或门，能够突然隐藏或打开那些让自己无法承受的行为和感受。我意识到，托尼如果没能把过去那些事情讲出来的话，这扇门就不可能打开。他所讲出来的事让我感到恐怖，但能在此刻成为见证者，也让我感到荣幸。托尼前后摇晃着头，他的痛苦在积聚。“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以为我告诉他们了，不过现在看来并没有。天哪……”在被捕后，他很快就坦白了那三桩谋杀，为什么这桩就没有一起坦白呢？我问他，是不是因为在事毕离开时，他不确定这个“黄毛小子”是不是死了。这是我此刻唯一能想到的可能性。“不是，他肯定死了。我只是忘了，”他说，目光与我的相遇，“我甚至都不知道今天会提起这件事，但你现在知道了。”我们聊了聊忘记的原因，有没有可能他不知何故失去了这段记忆，或者被父亲的去世和随之而来的悲伤掩盖了。

我们会面的时间快结束了。我必须告诉他，不过他基本上也已经知道了：他刚才说了一件重要的事情，我必须转告给其他人。然后我们需要想想之后要做的事。“说说看，我怎么会一直不记得这件事情呢？”他问我，似乎真的很痛苦，“我怎么跟他们解释之前没有提这个案子？”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于是我仔细斟酌该如何回答。我说，人们有时候需要做好心理准备，才有可能记起来一些事情，去面对那些他们不想面对的事情。这时，我有一个想法冒了出来。“或许这段记忆也是那个噩梦的一部分？是一些可怕的东西，让你不敢面对的东西，就跟梦里的美杜莎脑袋一样？”托尼点点头表示认同：“而且，它之所以现在跑出来，是因为我马上要回去监狱了。比如，我需要在此之前把心里清空。”我也认为这是有可能的。我们盘了盘，我要跟杰米和治疗团队说什么，还有接下来的事，比如把消息同步给警方。然后我说，他还需要找一个律师谈谈，这时他问：“这件事我不能只跟你谈吗？”

我注视着他，这是一个如此渴望交流，并且感情如此深刻的男人。我想，此刻的他与我最初想象中的冷漠无情的连环杀手的形象是多么不同，而且，对他的治疗工作让我学会了更细致地应对自己的感受，这在我的工作中是不可或缺的。在这个时刻，我由衷地同情和尊重他的坦诚，同时，也清楚地记得他的内心所铺就的毁灭之路，以及相应造成的每一桩死亡悲剧。“当然可以，”我告诉他，“我们谈吧。”

[1] Haggerty, K. and Ellerbrok, A. (2011)‘The Social Study of Serial Killers’, Criminal Justice Matters , 86:1, 6–7.

[2] Grover, C. and Soothill, K. (1999)‘British Serial Killing: Towards a Structural Explanation’, British Criminology Conferences: Selected Proceedings , Vol. 2, p. 2.

[3] Cleckley, H. (1941) The Mask of Sanity (St Louis: C. V. Mosby Company).

[4] Yochelson, S. and Samenow, S. (1994) The Criminal Personality: The Change Proces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5] Lilienfeld, S. O., Watts, A. L. and Smith, S. F. (2015)‘Successful Psychopathy: A Scientific Status Report’,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 24:4, 298–303.

[6] Bowlby, J. (1988) A Secure Base (London: Psychology Press).

[7] Lifton, R. J. (1986) The Nazi Doctors: Medical Killing and the Psychology of Genocide (New York: Basic Books).

[8] Morton, R. J. et al. (Eds) (2008) Serial Murder Symposium 2008 . National Center for the Analysis of Violent Crime, Quantico. x2nmZ/hCZ+/zTZfu1XvTNcWDMsRZBq1pwJChTjwLY8Xj16E4/LI9NO6VA5Rz7GW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