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很久以前，人们坐飞机时还常常会跟邻座旅客搭讪。有时会有人问我是做什么工作的，我可能回答说：“我是一名精神科医生和心理治疗师，主要跟有暴力倾向的罪犯打交道。”于是，微微的好奇很快变成了惊讶：“你是说，你真的会跟那些人谈话吗？”随后，可能会引出一通即兴的感叹，比如，为这种“魔鬼”而“费心”是一件“多么不值得的事”。还有更过分的，比如会不解地反问：“可是这种人已经无可救药了，他们难道不是生来就那样的吗？”这时，这位只是碰巧与我同行的英国旅客可能还会凑到我的耳边，压低声音补上一句：“坦白说，我认为议会应该恢复绞刑。”

如今，上飞机后坐下来系安全带时，要是邻座再问我这样的问题，我会说我是一位花店老板。但是我想，对人性残酷的一面，许多人既憎恶又好奇，因此，如果他们问应该如何面对暴力罪行，以及如何面对那些犯罪者，理应得到更妥当也更诚实的回答。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目的。

书名来自一句拉丁谚语。这句谚语的大意是，比起我们知道的那些魔鬼，我们不知道的那些要更可怕。如果把我在飞机上遇到的邻座旅客们当作一个心理治疗团体，我可能会让他们想想这句谚语的含义，然后说说看它意味着什么，以测试他们的象征思维能力。暂且假设，这个假想中的“飞机邻座旅客”治疗团体是健谈且友善的一伙人，我们可以从宗教或幻想故事中那些大家熟悉的魔鬼形象聊起。我可能会这样提问：“那些我们不知道的魔鬼呢，对你来说会是什么？”“显然是跟我们很不一样的东西，”有人可能会这么回答，“好比你在工作中打过交道的那些可怕的家伙。”到了合适的时机，我可能会试着让团体的朋友们意识到，这句谚语中所谓的我们不知道的魔鬼，也可能指的是我们内心那个残忍而傲慢的自我，它就在我们每一个人体内。接受这一点，对一些人来说并不容易，就像李尔王的女儿考狄利娅所说的那样：“我们对自己实在所知甚少。” ^[1]

在接下来的这些故事中，我会讲述我和同行们与“那些人”一起所做的工作是怎么样的，倾听与共情如何及为何能够带来改变。我不会去评判那些不同意我观点的人，正如我也从不评判我的病人，我完全理解人们对我的工作为什么有那种激烈的观点。几乎每个人都会对我们所谓的“恶”感到好奇，这是一种人类做出残忍暴力行为的能力——各种新闻媒体像镜子一样已经提供了足够多的证据，让我们明确它的存在。 ^[2] 全球统计数据表明，在现代，各种形式的暴力行为的发生率都在稳步下降，不过我们想要了解它的愿望却越来越强烈。我想我自己也是如此，毕竟选择了这样一份职业。

早在2000多年前的古典时代，人们就已经广泛地认识到，健康的心理对健康的身体来说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在医学院上学时，精神病学仍是一门常常被忽视或低估的专业。（我的一个同行就喜欢说：“只有一个身体部位是用来投票用的，精神科医生就是管这个部位的医生。” ）学生时代，我一度考虑过骨外科专业，大概因为我喜欢把一样东西修好，同时被这个专业的务实特点所吸引。但当时我也着迷于精神病学，因为它涉及人的特质和相互关系，我想，它不论是在智识还是情感上，可能都会特别有意思。我想，人的内心世界拥有无穷的复杂性和力量，而无论是在个人还是政治层面，内心的改变都非常重要。

多个世纪以来，人类常常用当下科技中的某些事物来类比人的内心。我们听得最多的，大概是把内心比作电脑，即一台事先设定好先天属性的机器：有关思想和情感的数据被“处理”和“存档”，而我们通过“切换模式”来实现不同的功能。基于这样的类比模型产生过一些相关研究，然而这些研究极少触及人类经验的复杂性，尤其是人类关系空间中的复杂性。而我们全部的人生都处在这个空间当中。包括卡洛·罗韦利（Carlo Rovelli）在内的一些物理学家告诉我们，宇宙是相互联系的，因此内心世界也一定如此。如果确实如此，我们就需要给内心找到更贴切的类比对象，以能够揭示心理经验有机统一、不断演进的本质。

我更倾向于把我们的内心世界比作珊瑚礁：古老，层叠，神秘莫测，暗藏阴影和危险，又拥有丰富的多样性。内心世界也许看起来混乱无序，但其实像一个具有精密结构的复杂生态系统，具有无穷的吸引力，对人类生命来说具有无法估量的必要性。迫于环境的压力，许多珊瑚礁会褪色、凋零，然而科学研究也表明，珊瑚礁具有对外来干预的反应能力，其生命力会由此变得更加强大。学生时的我很快就意识到，研究精神病学需要从表面“深潜”下去，进入一片黑暗的领域，在这里，我将可能看到极美妙又极凶险的事物。我需要让自己慢慢适应这个旅程，而首先要学会的，就是松弛地呼吸。

自那时起，我便踏上了漫长的职业旅程。敬畏与惊叹在我心中时时生起，让我联想到海洋底下看不见的深邃——我非常喜欢美国诗人e. e. 卡明斯（e. e. cummings）的一句诗所传达出来的想法：“我们在大海中找到的，总是我们自己。” ^[3] 这趟旅程带给我的收获无法估量，而且常常不期而至。从中我懂得，善与恶、对与错，乃至受害者与施害者的身份都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往往能够并存。一开始，我以为我的工作是要让病人感觉好一些；后来我慢慢意识到，我是要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内心”，这就完全成了另一回事。对我的病人来说，这个过程并不轻松愉快；对我来说也一样，常常需要面对暴风骤雨。我慢慢发现，我无法避免地会体验到一些痛苦的感受，甚至由此，不仅仅会恐惧和厌恶，还会深深地感到悲伤和挫败。我必须辨识出内心发生的这些反应，然后带着一种超脱的慈悲心接受它们的存在——佛教徒可能会把这种状态叫作“中阴” 。

随着在精神病学领域的学习持续深入，我逐渐了解了法医精神病学（forensic psychiatry）的工作。法医精神病学研究的是人类比较黑暗的那些心理模式，这些模式有时会带来危险。英语中“forensic”一词源于拉丁词语“forum”，意思是“听取法律辩论的地方”。不同于其他科室的医生，法医精神科医生（forensic psychiatrist）不只是给病人做诊断和评估，以及协同照护病人，我们真正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的社会应该如何处理那些触犯了刑法的人。这份工作会遇到一些有趣的伦理和法律问题，因为在面对精神状况有问题的病人时，我们会采取一些措施，而我们可能会因此在职业责任和能动性方面受到指责。很多法医精神科医生是在有安全防护的精神病院（secure hospital）工作，和其他专业人员一起组成团队，协同为病人提供照护。他们就好比一个潜水小队，会在下水之前讨论、制订出一个方案，之后相互扶持，为彼此的安全负责。而我天性上是一个喜欢与他人协作的工作者——这在我之前作为团体心理治疗师的工作中得到了证明（事实上，合著这本书也证明了这一点），所以对我来说，法医似乎是一个理想的职业选项。

而在获得了法医精神病学的学位之后，我很快意识到，我也想成为一名心理治疗师。在精神病学这一职业的早期，精神科医生也大都是心理治疗师，但到了20世纪末，这两种身份已经被视为对应两门独立的学科领域，精神科医生为病人提供心理治疗被认为是不平常的。像其他门类的医学专家一样，典型的精神科医生基本上被认为像病例管理员那样工作，他们将对评估和治疗有一个总体的了解。但对我来说，精神病学的精髓是在对话当中，在病人的人生故事当中：我想要与病人一起进行深度的工作，为他们创造出自省的时间和空间。在受训成为一名治疗师的过程中，我的研究工作涉及了某些具体的领域，比如母亲暴力、心理创伤、团体工作，还有医学伦理和面向医生群体的心理治疗等。这些研究贯穿那个阶段的生活当中，而其中有一条重要的主线贯穿始终，即我对于童年期依恋关系及其与后天暴力倾向之间关系的研究。正如我将在后面的故事中所呈现的那样，这对我理解人类行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每一起暴力犯罪都是一桩悲剧，不论是对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庭，或是对犯罪者自己，都是如此。这里我并不是说暴力行为该被原谅，也不是说我们的监狱和有安全防护的精神病院里的病人都应该被放出来。我非常坚定地认可在一个人性化的法律框架内做出的法律制裁，而且，基于我所看到和听说的一些可怕事件，我也毫不怀疑需要将一部分暴力犯罪者关押起来，以保障社会安全。我也能够理解人们有想要声讨犯罪者的需要。复仇是种基本的人类冲动，是一种野蛮的正义，它让我们深陷恐惧与愤怒之中，从而在心中生出同样的残暴，而这残暴正是曾经的我们深恶痛绝的东西。这会带来痛苦。有一个颇有智慧的流行说法：恨一个人，就好比自己服下毒药后等着那个人死。而就像甘地及其他许多人所理解的那样，一个正义的社会，应当对于其中最糟糕的人类也怀有慈悲之心。

多年过去，我意识到我的病人们就像一场灾难的幸存者，而灾难正是他们自身，我和我的同行们则是最早的急救者。我在他们人生的转折点上遇到他们，帮助他们慢慢接受一个可能从此再也难以抹去的新身份。我的一个病人曾说过这么一句让人难忘的话：“你可以是一名‘前公交司机’，但你不可能是一名‘前杀人犯’。”我们的工作要求他们为自己的那些人生故事负起责任，而这个过程困难重重，而且漫长。而且，我们的工作是在不断变化的政策语境下完成的，政策会直接影响到心理健康资源的多寡和效果的好坏。我清楚地记得，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刚开始法医职业生涯的时候，英国时任首相约翰·梅杰（John Major）说过一句有名的话：“社会需要多一点谴责，少一点理解。”句子像命令一般短促有力，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的监禁潮，伴随着心理健康医疗服务的急剧削减，这些动作在英国本土乃至全球都造成了深远而且恶劣的社会影响。关于这次事件，已经有很多人谈论过、写过，都比我讲得更清楚，这里我只想说，我们监禁了太多的人，这其实导致了社会大众对于刑罚的过度推崇，而实际上，只有一小部分的罪犯是真正残忍且危险的，其余大部分都可能在社会环境下逐渐恢复正常。

职业生涯中，我有超过30年的时间供职于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ational Health Service，NHS）。在其中大多数的时间里，我都是在伯克郡（Burkshire）的布罗德莫尔医院（Broadmoor Hospital）上班。布罗德莫尔医院大约在伦敦以西80公里，始建于1863年，当时是作为维多利亚政府的收容所之一，是收容“疯子犯人”的地方，有时候是终身收容。布罗德莫尔历史上曾关押过一些英国最为臭名昭著的罪犯，而且有着仿哥特式的造型，这让它长期以来在英国人的想象中都是一个令人恐惧的存在。我在学生时代第一次去了那里。由于年轻时的无知和武断，我当时跟很多人一样，都以为它是一个老旧甚至野蛮的地方。实际去那里上班后，我很快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在英国，有安全防护的精神病院起着重要且人性化的功能，而且我很愿意告诉大家，大多数发达国家也有类似的精神病机构，用来接收监狱精神病患，或者为其他有相关医疗需要的人提供一个恰当的选择。

如今，像布罗德莫尔这样的地方不再被看作是恐怖地牢，仿佛关押在里面的犯人永远得不到帮助，也永远出不去。相反，这类医院致力病患的康复，病人的平均住院时间约为5年。在布罗德莫尔，现在有大约200张病床，这个数量还不到我刚来这里时的一半。更多的病人被送到了中低安全级别的精神病院，我也曾在这类医院工作多年。这些机构中大多数的病人，要么是法庭上得到法官判决的罪犯，要么是因为精神状况恶化而从监狱转来，还有一类是从社区精神科门诊转来的（这一类非常罕见），因为他们对周围的人来说存在安全风险。

正如我在接下来的几章中会讲到的，我也会以NHS工作人员的身份在监狱中与犯人直接打交道。作为英国心理健康服务人员，我们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受命帮助监狱中有精神问题的犯人。内配团队尽他们所能，支持和应对数量空前且日益增长的囚犯，而我在一线目睹的是，心理健康医疗资源在监狱里远远供不应求，以及监禁会让犯人的心理疾病更加恶化。这是一个可见的危机，迫切需要得到注意。据估计，今天英国的监狱中，有大约7成的犯人有至少两种心理健康问题，如抑郁、药物滥用、成瘾和精神错乱。监狱囚犯人数迅速增长，近年来所宣扬的法治政策功不可没。现在相比我刚学医时，英国的囚犯人数已经翻倍，而这个数字在美国则超过了3倍。尽管犯罪率在这个时期是总体下降的，但囚犯人数随着时间的推移迅速增长（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这个增长率比西欧的任何国家都要高），意味着被监禁的囚犯中患有心理疾病的比例也增加了。 ^[4]

这些数字所反映的，并非心理疾病与犯罪之间存在因果联系，而是我们的世界在社会和种族方面存在着严重不公，且对罪犯采取刑罚策略的倾向越来越强。事实上，绝大多数有心理疾病的人根本不会犯法，甚至都不会停车违章，而且令人难过的是，他们倒是比普通人更容易成为受害者。那一小部分本来就有心理疾病，因为犯下暴力罪行而入狱的囚犯，在狱中往往不能得到好的康复，而狱中的条件很糟糕，哪怕一个身心健全的人，要面对这样的条件也是相当困难的。资源的缺乏，意味着只有10%~20%的囚犯能够得到所需的帮助和治疗，而且往往是在病情被诊断为足够严重之后。即便如此，他们可能还要为此等待很久，因为心理问题不像断肢或者枪伤，分诊没那么直接明了。

我和我的同行们都很清楚这个社会系统有多么不完善，而我们必须带着这种不完善所伴生的道德上的模糊性和复杂性共同前进。我们都是民主的一部分，我们票选出政府，我们的法律代表的是大多数人的意志。这意味着，对待和处置罪犯的方式是从保护我们的立场出发的。每次我治疗一个陷入困境的病人时都意识到，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人，我永远无法接触到。知道这一点，并不意味着我可以就此干脆甩手不干以表抗议，所有像我这样的医生都会咬牙坚持下来，做出力所能及的一些改变。此外，还有许多病人会拒绝接受我们的帮助，而心理治疗是不能够强迫任何人去接受的。

关于法医精神病学的通俗化写作少得可怜，因此大众对这个领域所知甚少。关于精神疾病和处置暴力的方式，大众通常会曲解和加以编造，不论是在虚构的故事作品当中，还是在真实的罪行描述当中，经常都能够看到这样的情形，而其问题在于，我们往往会忽略人类都有着共通的人性。最近，我开始感觉到迫切地想要站出来，因为似乎当下是一个尤其需要在诸多方面达成共识的时代。如今，得益于科技发展，交流手段变得更加快捷，在我们身边时常会爆发各种激烈争论，争论一些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在我看来，这些争论都透着恐惧的情绪。还有什么比一个犯下暴行的“魔鬼”更可怕的呢？暴力罪犯被简单地当作捕食者，好比是从珊瑚礁旁的阴影中蹿出的一条银色鲨鱼。这个人曾经也不过是一个孩子，就跟我们每个人一样，有着共同的喜怒哀乐，如今却被置于完全的对立面，淹没在公众谴责的口水之中。

多年来，我做了很多场关于暴力和罪恶的讲座，也做了很多相关的学术和专业写作，这样的写作贯穿了我的职业生涯。最近在参与了一些面向大众的交流之后，我想要面向更多普通受众，想让他们和我一起参与到我的心理治疗工作中来——这些工作让我在了解人类心灵方面收获颇丰。不过我的工作存在不连续性，比如，有些病人很难准确地讲出他们的感受和想法，还有一些病人分不清哪些是真实。为了让我的工作内容更好理解，我找了我的好友艾琳·霍恩一起写这本书。艾琳是位编剧，一个讲故事的行家。讲故事这个职业与我的职业的相似之处在于，要让无意识的东西显现出来被人理解，同时运用想象来创造共情。我们一起进入我的职业生活，将其中的内容展现出来，跟大家分享一系列故事。我希望，这些故事能够在一些方面引起思考甚至带来改变，比如NHS、心理治疗的发展乃至过去30多年来的司法系统。我的工作经验都是英国环境下的，不过，我也会引用来自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一些相关研究、数据或职业实践素材作为参照。

本书有意在性别上做了平衡，尽管在罪犯当中，女性的占比不到5%。这么做是因为，我在女性暴力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我曾与许多有暴力倾向的女性打过交道，而让她们的声音被听到是非常重要的。另外，有约25%的章节选取的是有色人种罪犯的案例，这个比例与监狱和有安全防护的精神病院中有色人种的比例基本相仿，而且能说明更多的问题——最新的人口普查显示，有色人种在英国总人口当中的占比是13%。在我们的刑事司法体系中，糟糕的文化和种族关系是客观存在的，并且加剧了法医工作当中的错误和偏见（包括我自己在内）。忽略这一点是不诚实的。

最后，虽然我大多数的工作都是跟高安全级别精神病院中的故意杀人犯打交道，不过我在本书中还是收入了几个其他类型犯人的案例，比如纵火犯、跟踪犯和性罪犯，这些犯人也都是我曾经在监狱或在监狱之外（犯人服缓刑期间）打过交道的。甚至有两章的病人并没有被判有罪，不过他们的确存在潜在的危险性。在每一个案例中，我会讲述我如何与病人见面，我们的交流如何展开（包括我的失误是如何发生的），也会如实展现交流过程中的发现、挑战和各种偶发的危险。心理治疗过程中会出现一些常见的问题，对许多读者来说应该并不陌生，比如，难以接受和放下创伤，需要放下不再有效的旧身份或自我认知方式，还有如何以健康的方式表达愤怒和绝望的感受等。治疗有时会有进展，有时则很棘手，跟现实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差不多。过程中，我会呈现那些大家比较熟悉的心理症状，比如自恋和精神病态；也会探索一些比较新奇的行为，比如连环杀人和代理型孟乔森综合征。

每一章都涉及不同的面向，但有一个共同的主题，也是所有法医工作中的重要主题，即暴力中共同的危险因素。我的一位同行曾经很形象地把暴力行为的发生条件比作自行车密码锁，即犯罪是诸多压力因素聚集在一起的结果。其中，前两位“数字”是社会政治层面的因素，反映出行为者对男子气概、脆弱性和贫穷的态度。一个简单的事实是，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的暴力行为都来自年轻而贫穷的男性。中间两位“数字”可能是具体关系到犯罪者本身的因素，比如药物滥用或者各种各样的童年期不幸。而最后一位“数字”是最有趣的，它是车锁最终弹开的关键，即导致残酷暴力行为发生的关键因素。这个因素通常是特异性的，是受害者行为中某种只对犯罪者个人有特殊意义的东西，可能只是一个简单的姿势，一个熟悉的词，甚至一个微笑。而我工作的核心，往往就是从犯罪者身上找到这层意义，并理清楚这层意义与他的生活史或自我叙述之间的关系。寻找它的过程好比是一场艰难的捕猎，就像在一片迷宫般的珊瑚丛中找一条来回乱窜的小鱼。这需要时间，需要一颗开放的心灵，需要寻找真相的意愿，还需要一点点灵感。

默里·考克斯（Murray Cox）医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之一，他也是布罗德莫尔医院的一位心理治疗师。病人有时会无意识讲出来一些诗句，默里总是说要留意这些言语的重要性，哪怕是出自一些看上去非常危险的病人口中。他最喜欢举的例子，是一个病人说：“我目盲了，因为我看到太多。所以我在一盏昏暗的灯旁学习。” ^[5] 这个非凡的比喻，可以用来总结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目盲，不论是因为恐惧、偏执还是否认。飞机上坐在我邻座的那个人把我的病人们视为魔鬼，可能也是因为从新闻或者社交媒体上“看到太多”。我在这里邀请读者们参与这一场冒险的旅程，深潜入表面之下，从那些黑暗的故事中获得一些领悟。我会和你们一起遇到一个个具体的人——他们不是一堆堆数字，也不是虚构出来的奇怪生物，而我会让你们看到，他们的人生对我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以及他们可能教会我们什么。

这趟旅程不会轻松。这需要带着一种近乎过分的共情力，比如，要坐下来近距离面对一个砍下过别人头颅的男人，或一个捅了朋友好几十刀的女人，又或者一个侵害过自己孩子的人。随着治疗过程的进行，你可能会问：“他们有什么权利拥有情感，比如拥有爱、悲伤或者后悔？”（这让我想起来夏洛克的台词：“你们要是用刀扎我们，我们不是也会流血吗？” ）要理解他们需要想象力，去走他们走过的路，去看他们看到的东西。伟大的海洋学家雅克·库斯托（Jacques Cousteau）说过：“观察一条鱼最好的方式，就是变成一条鱼。”书中我将向你展示的一切，你将很难视而不见。在我的经验里，要理解那些对我们来说格外陌生的经验，确实是一种相当不同的挑战，而我将陪伴着你，把这种折磨变为意义。故事将会一章接着一章展开，光也会越来越明亮。我希望作为读者的你，将能看到接纳和改变的新可能。

格温·阿谢德医生

[1] 出自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李尔王》（ King Lear ）。（若无特殊说明，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

[2] 关于“恶”，更多的思考可参见：Adshead, G. (2006)‘Capacities and Dispositions. What Psychiatry and Psychology Have to Say about Evil’, in Mason, T. (Ed.), Forensic Psychiatry: Influences of Evil (New Jersey: Humana Press), pp. 259–71.

[3] From‘Maggie and Milly and Molly and Mae’by e. e. cummings. In Firmage, G. J. (Ed.) (1972), The Complete Poems 1904–1962 . Copyright © 1956, 1984, 1991 by the Trustees for the E. E. Cummings Trust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4] See Prison Reform Trust (2018) Bromley Briefings Prison Factfile: Autumn 2018 (London: PRT). Ministry of Justice (2018) Prison Receptions 2018 (London: Ministry of Justice).

[5] Cox, M. A. (1995)‘Dark Lamp: Special Hospitals as Agents of Change: Psychotherapy at Broadmoor’, Criminal Justice Matters , 21:1, 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