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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本书引言中讲过克莱尔·哈瑟的故事，她拒绝惠普尔手术时明确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回到家，为自己的死亡做准备。
对于克莱尔来说，这意味着她要直面死亡的恐惧，意味着接受生命即将结束，意味着多与家人和朋友相聚，加深彼此的感情，让他们的支持环绕自己。克莱尔不想把自己最后的时间浪费在讨厌或怨恨任何人上，所以她放下心中的怨恨，宽恕了一些伤害过自己的人。她也不想浪费时间承受压力和焦虑，所以学着调整了压力应对方法。我们无法改变世界，也无法完全摆脱压力和忧虑，但可以改变与压力和忧虑相处的方式。这就是克莱尔的目标。
克莱尔不知道自己还剩下多少时间。她与闺蜜们在俄勒冈州的海边租了一幢海滨别墅。朋友们为她制作了小卡片，在上面写下对她的印象评语，然后站成一个圈依次把卡片呈递给她。这是克莱尔生命中最动情的时刻之一。
“但不是总这么沉重啦！我们玩得很开心。我们在小蛋糕上裱花，连着三天都在嘲笑自己有多傻。”克莱尔对我说。
在俄勒冈度过了一个周末之后，克莱尔回到波特兰。那几天里朋友们给她的爱与支持就像小船一样载着她继续前行。
“我都描述不出它对我的重要性。”克莱尔说。这次行程让克莱尔觉得自己必须在等待死亡时好好活着，给了她做出生活中其他改变的力量，也让她避免被憎恨与抱怨绑架、钻进“为什么是我”的牛角尖，还教会她专注于美好的事物。吸气四秒钟，憋气四秒钟，呼气四秒钟——克莱尔每天都会用深呼吸练习来消除恐惧，使自己保持平静与专注。
克莱尔逐渐改变了饮食习惯，开始吃那些能让人感觉更好的食物，而不是加重肠道负担的食物。她注意到自己的饮食变得越来越天然，素食的比重增加了。她开始戒糖，但是保留了比萨饼和咖啡——这些是她热爱的东西，能让她开心。
“我就是想过好每一天，不是想通过这些方法活命。”克莱尔说。
起初的几个月，克莱尔感觉自己的状况持续恶化。她更容易疲惫了，身体更虚弱，疼痛不断加剧。随后，一切似乎停滞了。突然有一天，克莱尔意识到自己最近感觉好多了。她以为这是一个短暂的喘息之机，就像平静的台风眼一样，但是这种感觉一直持续着。她发现力量重新回到体内，自己正在逐渐好转，并不是恢复了生病之前的状态，而是穿过了一场叫作疾病的大火，被融化然后重塑，脱胎换骨。我是谁？我来这个世界要做什么？克莱尔对这些问题有了全新的认识。
克莱尔没有回头找医生去弄明白发生了什么。她想，何必呢？干吗要回到那个自己曾发誓再也不踏入一步的、连窗户都没有的候诊室呢？去弄明白自己为什么还没死吗？
不管因为什么，克莱尔白捡了些时间，并且是身体感觉良好的时间。她越来越健康，开始继续享受生活。五年之后，当因为其他问题进行的扫描检查显示她的胰腺干干净净没有一点肿瘤痕迹时，克莱尔和医生一样震惊。
当我第一次采访克莱尔时，关于身体土壤重要性的古老争执又沸沸扬扬起来。克莱尔不知道自己的惊人经历应该被归因何处。她只知道，从离开医生办公室到几年后因为不相干的问题重回医院，这之间的某个时刻，癌症消失了。克莱尔并不是因为追求痊愈才彻底颠覆了自己的生活。她满心以为胰腺癌是致命的，所做的一切改变只是为了让自己剩下的时光更加充实和纯粹，为了去完成那些她曾经很想去做、却又因为恐惧和各种阻碍而逃避的事情。但是，也许这些改变组合在一起——饮食、生活方式以及更深层的情感和精神上的改变，就像给稀薄贫瘠的土地施以营养丰富的肥料一样，改造了克莱尔身体的内部环境。
在自发缓解的案例中，总有某些变化重新激活了免疫系统。在巴西的几个康复中心里，我确实见证了高于平均水平的自发缓解发生率。那些地方存在着让免疫系统发生深层次、根本性改变的东西，使治愈成为可能。也许这些案例代表了一系列发生在世界各地、被统计和平均值吞没而不见踪影的类似现象。举例来说，在阿巴迪亚尼亚，人们会摄入营养丰富的食物，锻炼身体，并且冥想。他们把日常生活中的压力抛之脑后，转而面对内心深处真实的恐惧和被遗忘的梦想，开始重新认识自己和世界。经历过自发缓解的人们往往是因为彻底重铸了生活的基石而再次创造了自己。
康复中心的造访者在身体、情绪和精神上的转变里也许暗藏我希望找到的答案，全国各地的绝症幸存者通过邮件向我讲述的神奇康复故事里也可能暗含自发缓解的秘密，只有把准确的线索组合在一起才能打开通往治愈的大门。我怀疑答案无法被归结为一个单一的触发因素，而是所有正确因素偶然结合，连点成线，才形成了这种罕见的突然痊愈。
所有摄入人体的东西都会影响我们的内部环境。吃的食物、渗入的毒素、服用的药物、扎根在体内的细菌，甚至想法、感受、世界观和人生观也会影响我们免疫系统的土壤。天然杀伤细胞和其他抗疾病细胞的力量不仅与饮食、运动习惯和其他生活方式的选择有关，还与压力、人际关系、曾经遭受的创伤、信仰以及如何看待和理解自身息息相关。
根据巴斯德女婿撰写的巴斯德传记，“细菌学说之父”在晚年的时候也变得没有那么固执了。中风之后，巴斯德知道自己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他回首一生，重新审视了自己在事业上的立场。
他说：“伯纳德是对的，病原体没什么好担心的，人体内部环境决定一切。”他指的是克劳德·伯纳德，贝尚的同事，那个喝下了一杯霍乱弧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