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近百年中古僧传研究之回顾

我们可以首先简要地梳理一下近代以来中国佛教史研究的大致脉络，为中古僧传研究（尤其是《高僧传》研究）提供一个较为清晰的学术史背景。

圣严在讨论近现代佛教学术研究发生时称：“近代的佛教学，乃是一种诞生于欧洲的学问。” 这句话提示了近现代佛教研究学术史梳理的入手处。事实上，回顾世界范围内汉传佛教研究（包括僧传研究）的历史，正可以发现欧洲以及后来的北美佛教研究范式（从更广意义上说，史学研究范式）的每一次转型所带来的种种变化 。

在近现代佛教研究学术史上，一次发生于胡适与铃木大拙之间的争论，大致可以被视为近现代佛教史研究早期学术旨趣的集中反映。1953年4月夏威夷大学主办的杂志《东西方哲学》（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第3卷第1期同时刊出两篇针锋相对的文章，分别是胡适“禅宗在中国——其历史与方法”（Ch’an Buddhism in China—It’s History and Method）一文和铃木大拙“禅：答胡适博士”（Zen: A Reply to Dr. Hu Shih）一文 ^[1] 。胡氏在文中强调佛教史研究（特别是禅宗研究）要“放在历史的确当地位中，才能确当了解”，要用文献考据的科学方法来处理佛教材料，而非从宗教信仰的角度。铃木氏在回应的文章中则批评胡适只知道禅的历史环境，却不能体悟到禅本身独立于历史环境的内在生命。两人的这番争论，在日本的佛教研究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同时及稍后，忽滑谷快天、西田几多郎、宇井伯寿等一批学者也相继加入讨论。 20世纪50年代，铃木大拙与胡适争论之后，铃木氏原先所主导的研究范式式微，代之而起的是60年代柳田圣山史学批判的佛教史研究姿态，这在某种程度上讲，似乎也间接宣告了胡适的佛教史研究理念得到了更大范围研究者的认同。

无论如何，上述中日学者之间的争论，如果暂时排除掉日本佛教史研究者自身的宗派主义研究“偏见”，我们便可以发现他们背后响应着的正是由欧洲研究者所确立的以语言文献学为基础的佛教史研究范式。无独有偶，正是在此种研究范式的影响下，中国近现代第一批佛教学术研究者，如杨文会、梁启超、蒋维乔、陈垣、陈寅恪 、黄忏华、胡适、汤用彤、吕澂、周叔迦、周一良等人，他们也立足于坚实的佛教史料（包括各种僧传材料），撰写出了最早一批具有典范意义的佛教史著作。其中，以汤用彤、周一良二人的研究最为突出：汤氏《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稿》两部著作，虽属通史性质，但均是基于第一手资料（主要是僧传材料），对相应时期的各个佛教史具体问题加以分析概述，同时又兼顾本土社会环境和思想背景的复杂性，视野广阔，体察深刻，这使得它们的学术价值至今仍为学者们所重视；周一良《唐代密宗》一书，以唐代密宗为研究对象，利用赞宁《宋高僧传》中《善无畏》《金刚智》《不空》三篇传记，参合各种资料和研究成果，广涉博考，纵横捭阖，对唐代密宗的发展状况做出了极富穿透性的说明。同样受此范式影响的还有一批日本学者，如白鸟库吉的早期佛教文本研究、常盘大定的经录研究等。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柳田圣山的禅宗研究。柳田氏在其《初期禅宗史书的研究》 一书中，通过精细的文献考证，突破层层迷障，厘清并建构起了早期禅宗的发展历史，扎实周密，胜义迭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美的政治、学术环境发生巨大改变，史学研究的理念和范式也发生前所未有的转移，语言学的转向，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等哲学思潮滚滚袭来 ，这一切都使得汉传佛教史研究慢慢突破既往的史料考校路数，开始将关注面扩展，尤其注意充分利用相关文献，透视社会、经济、文化等诸多层面的内涵。 ^[2] 作为这种研究路径转变的初期代表，许理和（Erik Zürcher）、芮沃寿（Arthur Wright）二人的研究可谓开风气之先。许理和在其名著《佛教征服中国：佛教在中国中古早期的传播与适应》（ 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 The Spread and Adaptation of Buddhism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中，立足于对汉传佛教早期传记材料以及护教类文献的细致解读，多方面揭示了印度和中国两种文化交流过程中所牵涉的各种特定历史问题。 他坦言自己的研究：“除了常规的语言文献学的问题，每一种材料都应当以如下方法审视：它是在哪一个层面产生？作者是谁？附和者是谁？面对的群体又是谁？” ^[3] 芮沃寿《中国历史中的佛教》（ Buddhism in Chinese History ）一书 ^[4] ，虽属通论性质，但也是在广泛利用传记等材料的基础上，着力探讨文献背后所蕴含的两个文明之间的互动模式，描述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过程。芮沃寿还有一篇专门研究慧皎《高僧传》的论文，探讨了《高僧传》书写传统的来源问题 ^[5] 。日本学界受此风气影响，也涌现出一大批重要研究者和研究著作——日本学者在继续保持他们精于文本细读特色的基础上，开始从社会史、文化史等角度来研究佛教史，其中较为杰出的代表有高雄义坚《中国佛教史论》、野上俊静《辽金的佛教》、道端良秀《唐代佛教史研究》、牧田谛亮《中国近世佛教史研究》、竺沙雅章《中国佛教社会史研究》以及塚本善隆的相关著作。其中牧田氏又有“高僧传的成立”一文，从史源上讨论了《高僧传》的形成。

回顾近百年国际学术界佛教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可以概括出这样两条同步发展的变化线索，其一是从材料到文本，其二是从文献到背景。具体地说，“从材料到文本”是指佛教史研究对于材料的态度，从过去力求廓清材料周围模糊不清的干扰因素、还原材料最初的生产实态，到平等地对待材料及其周边，强调文献的生成并非一朝一夕，所涉亦非一人一事，乃是历史综合作用的结果，且以文本的方式凝定；“从文献到背景”是指佛教史研究对象的变换，即从过去侧重于对典籍文献特征的解析、考索乃至还原，转换为通过各种不同来源、不同样态的文献材料，透视它们背后所蕴藏着的思想、政治和文化内涵。然而，我们同时亦可发现，这种学术研究范式的嬗变，并不是决裂式和扬弃式的。事实上，前者的积淀正是后者新变的坚实基础——没有对于基本材料的廓清和还原，就不可能探求文本的建构过程；没有对于文献形态的有意识解析，就不可能借此察知思想、政治、文化变迁的过程。

就中古僧传研究而言，亦能体现上述变化发展线索。 如前所揭，历来佛教史研究，在处理中古僧传材料时，一般均将其视作中古佛教史料的汇编，即便也曾有专门性质的考究，也都是索引、翻译之类。 ^[6] “二战”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受新历史主义、新文化史等思潮的影响，国际佛教学术界产生了一批极富新意的研究成果，它们皆将僧（尼）传本身作为研究对象。比如，篠原亨一（Koichi Shinohara）“《高僧传》的比较研究：中古中国佛教圣僧的功能” 针对芮沃寿的精英文化立场提出批评，主张细致分析僧传材料中关于神异故事和神通的叙述，进而揭示这种书写的功能。蔡安妮（Kathryn Ann Tsai）《比丘尼的生活：4—6世纪中国比丘尼传记研究》 ^[7] 重点考察并揭示比丘尼作为女性在佛教生活中扮演的特殊角色。柯嘉豪（John Kieschnick）《高僧：中古中国圣传里的佛教理想》 ^[8] 也将研究对象聚焦于《高僧传》，他在详细区分中国佛教僧传书写不同类型的基础上，分析了圣人的理想是如何介入具体的僧传编纂过程。阿达梅克（Wendi Adamek）“禅师形象的想象” ^[9] 通过对《历代法宝记》中“无住禅师”部分的解析，揭示出无相的禅学观念如何通过人物传记叙述来加以表现，进而探究僧传的书写如何参与传统师资谱系的塑造。龚隽“唐宋佛教史传中的禅师想象——比较僧传与灯录有关禅师传的书写” 参考“圣徒传”（hagiography）的分析方法，比较“高僧传”传统里的禅师书写与“灯录”传统里的禅师书写，发现历史与宗教修辞的交错。陆扬“解读《鸠摩罗什传》：兼谈中国中古早期的佛教文化与史学” ^[10] 尝试通过一种新的阅读策略去对《鸠摩罗什传》的叙事结构进行语境化解读，借此考察中古僧传的书写者是如何通过特定的构思与想象，利用传主的基本史料，以达到对传主一生事业和内心发展进行复杂而连贯诠释的目的；此外，更重要的是，作者在一种新的视野下，揭示了僧传书写者对传主的书写与其自身的历史观念之间有着何种互动关系。丁敏“从汉译佛典僧人‘神通’到《高僧传》僧人‘神异’：佛教中土化过程的考察面向” 梳理了汉译佛典中僧人的“神通”和《高僧传》中僧人的“神异”这两种书写形态，以此揭示中土高僧形象建构的过程以及背后所蕴含着的印度佛教中国化过程中佛教文化形态“范式转移”的现象。陈金华“‘胡僧’面具下的中土僧人：智慧轮（？—876）与晚唐密教” ^[11] 通过对比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关于智慧轮的记载，勾勒晚唐密教大师智慧轮的本来面相，并以此实例讨论了如何突破考校和叙述诠释的弊端，在从“圣传性”与“传记性”的叙述中析出历史的可征信因素外，也不忽视那些看上去荒诞不经的内容，相反，恰恰要揭示这些内容造作背后所潜藏着的隐秘动机，进而还原和构建中古宗教生活的实相。

除了上述以单篇论文形式刊载的研究成果，还有将中古僧传作为专书或博士论文专题研究对象的成果，比较重要的，大致可以举出如下几部（仅举其中较具代表性的）：郑郁卿《高僧传研究》 ，作为汉语学界第一部专门研究《高僧传》的著作，作者着意在对《高僧传》自身资料梳理的基础上做统合观察和研究，其中，以“译经”“禅法”“律学”为线索揭示佛教对传统经学的影响，以及从“语体”的角度来分析《高僧传》的做法，都是十分有意义的。黄先炳《〈高僧传〉研究》 ，是国内学界第一部专从文献学角度研究《高僧传》的博士学位论文，作者立足于坚实的史源学考察，廓清了《高僧传》材料来源上的很多问题，比如通过《高僧传》与《出三藏记集》的比对，推测慧皎受僧祐《出三藏记集》对译经师关注的影响，从而促成了《高僧传》这样一部专门以记人为特色的僧传著作的产生，这是颇富洞见的。徐燕玲《慧皎〈高僧传〉及其分科之研究》 ，以慧皎所欲创立的高僧形象为主轴，一方面厘清其所创立的十种形象真实样貌为何，另一方面就此反推其心中真实的想法与所欲传达的意念；作者注意到慧皎试图以“十科”分类法来积极塑造自己心中的高僧形象，因此其《高僧传》的撰作实为一种理想式的书写，此发见富于兴味。纪赟《慧皎〈高僧传〉研究》 ，是迄今为止学界关于《高僧传》研究在内容与体制上最全面的著作，其章节设置涵盖了《高僧传》内容和形式的诸多方面，作者倡导《高僧传》研究不能用纯粹的史学视角来考察，而更应该从文化和宗教的角度来加以探究 ，这体现了作者在重视具体史料考证之外，有意突破前人窠臼，寻求一种现代交叉学科研究范式的深刻立意。

通过对既往研究的简单评述，一方面，我们可以发现中古僧传研究是紧随国际佛教史学术研究范式变迁而变化的，总体上也呈现出一种“从材料到文本”“从文献到背景”的发展趋势——新近的研究，均在不同程度上借鉴了人类学、文化史、社会史等其他领域的研究理念，对以《高僧传》为代表的中古僧传予以全新且富有睿见的解读。但另一方面，我们却不能不意识到，现在中国学界对于慧皎《高僧传》的研究，其实还存在很多问题有待改进，大致体现在：

其一，佛教史研究在经历过一段时间的沉寂后，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渐渐得以恢复，突出的表现是各种佛教文献的整理点校和出版，这为中国学界佛教史研究的开展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坚实基础。 然而也须看到，由于这种基于文献的研究工作被中断得太久，我们的佛教史研究水平与国际学界尤其是与东邻日本比较起来，还存在一定差距。仅以中古僧传文献的整理为例，《高僧传》虽有汤用彤功力扎实的校注本，但其中也存在一些由于各种原因所导致的错讹，很多学者已开始呼吁重新订补此书 ；《续高僧传》近年已有郭绍林点校本面世，给学术界使用此书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同时也还是存在一些值得纠正的问题。 这种基础文献精细整理工作的相对滞后，给佛教史研究带来了不容忽视的限制，很多佛教史研究仅仅停留在史实描述的层面，较少触及其背后的深层社会文化内核，因而在研究深度上有待突破。

其二，受西方学术研究范式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学界借助西方社会学、人类学、神话学、叙事学等手段研究汉传佛教发展历史，突破文献考据的“迷障”，勇于做历史横截面的剖析，发现了很多新问题，产生了很多富于新意的研究成果，给佛教史研究吹来了“新风”。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这种立足于西方文化本位的学术研究路径，由于理论“移植”存在局限性，如果处理不好，则易产生就文本而论文本、割裂文本与社会背景关联的弊端，隔靴搔痒，使结论流于皮相。

正如龚隽在梳理欧美现代禅学写作历史以及当前中国学界禅学研究现状时所指出的那样，“在我们的写作中，不是经常轻率地把禅思想中最有解释价值和紧张感的问题打发掉，就是用一套似是而非的解释语言去接近禅的历史经验”，“似乎一直在用禅的母语进行写作和思考的‘我们’，好像离母语的传统也越来越远”，因此，“我们必须建立自己写作的主体性，但是这种主体性的建立应该接受外来的刺激和补充，才不至于毫无警惕地在代代相传的陈词滥调中，变成另类的禅民族主义” 。中古僧传研究所应秉持的态度，一方面是要努力借鉴多种理论资源，来处理中古佛教史的具体问题，同时也须关注理论的解释限度，避免走上概念演绎的极端；另一方面则要避免陷于材料的冗烦桎梏，要寻求方法论层面上的自觉，同时在写作中也要警惕民族主义自我封闭的不良倾向。

[1] P hilosophy East and West , Vol Ⅲ, No. Ⅰ, Honolulu: Hawaii University Press, 1953.

[2] 佛雷（Bernard Faure）曾批评过以柳田圣山为代表的以资料考源为主、过于倚重敦煌等稀见材料的研究路数，认为他们这种“档案馆中的发掘”（grubbing in the archives）方式，是让“文本起源”取代了背后的历史情境。（参见Bernard Faure, Chan Insights and Oversights: an Epistemological Critique of the Chan Tradition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22。）其实，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欧洲“拉比学派”（Franco-Belgian School）的列维（Sylvain Lévi）、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拉摩（Etinne Lamotte）等人已经开始慢慢有意识突破对“纯粹佛教”的追求，转而运用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等手段，恢复佛教历史发展的丰富性、复杂性特征。

[3] Erik Zürcher, “Perspective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Buddhism”,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 Vol. 2, 1982, p.174.

[4] Arthur Wright, Buddhism in Chinese History , Stanford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5] Arthur Wright,“Biography and Hagiography: Hui-chaio’s Lifes of Eminent Monks”， Silver Jubilee Volume of the Zinbun-Kagaku-Kenkyusyo, Kyoto University, 1954, pp. 383—432.

[6] 1923年，德国学者做过一份《高僧传人名索引》，参见H. Hackmann, “Alphab-etisches Verzeichnes zum Kao-seng-chuan”, Acta Orientalia , Vol. 2，1923。后来，日本学者塚本善隆、岩井谛亮、龙池清又为该书做了一个更详细的人名索引，分别刊载在《支那佛教史学》1937年第1期和1939年第3期。1968年《高僧传》法文版出版，见Robert Shih, Biographies des Moines éminents （Kao Seng Tchouan） de Houei-Kiao ，Louvain: Institute Orientalist 1968。

[7] Kathryn Ann Tsai, Lives of the Nuns: Biographies of Chinese Nuns from the Fourth to Sixth Centuries ，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4.

[8] John Kieschnick, The Eminent Monk: Buddhist Ideals in Medieval Chinese Hagiography ，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7.

[9] Wendi Adamek,“Imagining the Portrait of a Chan Master”，Bernard Faure, ed., Chan Buddhism in Ritual Context, London: Routledge Curzon, 2003.

[10] Yang Lu, “Narrative and Historicity of Buddhist Biographies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The Case of Kumārajīva”， Asia Major , 2006, Vol. 17, No. 2, pp.1—44. 中文版载《中国学术》第23辑，2006年。

[11] Jinhua Chen,“A Chinese Monk under a ‘Barbarian’ Mask：Zhihuilun （？—876） and Late Tang Esoteric Buddhism”， T’oung Pao , Vol. 99 （1—3）, 2013, pp.1—52.中文版载《汉语佛学评论》第4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81—223页。 5gRnX0NeJ2L1kAxHkHg11n4N07WPLNTm913WnBELprLORNZiMGwSeULF5Nd3t35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