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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察中古僧传文献材料的时候，我们注意到“译经图纪”这样一类书写形式的存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唐代释靖迈所编撰的《古今译经图纪》和释智升所编撰的《续古今译经图纪》。
《古今译经图纪》（四卷）的作者释靖迈（约627—649），是玄奘法师慈恩寺译场缀文大德九人之一。此书是配合慈恩寺翻经院堂壁所绘历代译经法师画像而作的绘像题记汇编。这些题记在内容上，先叙述译人传记，后罗列该译人所翻经典及其卷数。从文体上看，它介于“僧传”和“经录”两种形式之间。其中，译人传记部分，基本上依照的是费长房的《历代三宝记》（除隋达摩笈多、唐波罗颇迦罗蜜多罗和玄奘三人外），《历代三宝记》所未记载隋至唐初这一时期译经法师的传记，则由靖迈自撰。
半个多世纪以后，鉴于靖迈《古今译经图纪》所收唐代译经法师只有波罗颇迦罗蜜多罗和玄奘两人，不及其他，智升遂续撰了智通、伽梵达摩（尊法）、阿地瞿多（无极高）以至戍婆揭罗僧诃（善无畏）、跋曰罗菩提（金刚智）等二十一位译匠的传记。
智升在《续古今译经图纪》序言中，如此交待了自己的撰作缘起：
译经图纪者，本起于大慈恩寺翻经院之堂也。此堂
图画古今传译缁素
，首自迦叶摩腾，终于大唐三藏。迈公
因撰题之于壁
。自兹厥后，传译相仍，
诸有藻绘
，
无斯纪述
。升虽不敏，
敢辄赞扬
，虽线麻之有殊，冀相续而无绝，幸诸览者无贻诮焉。
而在此书的跋尾处，智升又补充道：
前纪所载，依旧录编，中间乖殊，未曾删补。
若欲题壁
，
请依《开元释教录》
。除此方撰集外，余为实录矣。
通过这两段引文，可以察知这样两条信息：
其一，从序言中可以看出，智升自述撰作的直接动因，乃在于靖迈编撰《古今译经图纪》之后仍然有译经法师绘像产生，然而却没有相应的题记（“诸有藻绘，无斯纪述”）。于是，智升自荷此任，编撰了这些译经法师的传记，并用赞语的形式予他们的成就以表彰（“赞扬”）。
其二，从跋尾的表述可以看出，智升显然对绘像题记（亦即译经法师的传记）特别重视——他既指出了“前纪”（靖迈《古今译经图纪》）存在“乖殊”之处，又希望能够控制今后绘像题记的文本（主要是译经法师的传记），加以规范化，即以《开元释教录》作为依凭的标准（“若欲题壁，请依《开元释教录》”
）。
如果将序言和跋尾两部分传递的信息合而观之，可以看出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均涉及了僧人绘像与传记之间关系的问题——无论靖迈，还是智升，他们的“译经图纪”皆是为了配合先此存在的译经人绘像，才编撰了相对应的译经人传记。而这似乎在提醒我们思考中古僧人传记的编撰、赞语的造作，是否与僧人的绘像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就像靖迈在慈恩寺翻经堂所开展的行为那样，抑或如智升“规范化”题写内容背后所指示的、此后其他寺院所将要开展的行为那样——译经法师的绘像促使了传记和赞词的产生。
我们希望以此为线索，往前追溯，揭示僧人绘像（写真）、传与赞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高僧传》书写文体风貌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