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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既往关于中国“僧传”的研究，一般都认为“僧传”的书写形式受到了中国传统的史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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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体上看，这一判断固然不谬，但似乎仍显得太过于浮泛——很多研究者均将“僧传”视作中古“类传”的一个品类而加以笼统叙述，鲜有人从文体学的角度，分析和揭示中古“僧传”这一文体的具体成立过程以及内在促成因素，因而就导致了目前学术界对于“僧传”这一文体的书写风格和特征缺乏较为深切的了解。大家倾向于借助中古“僧传”去了解一些历史信息，并进而考证这些信息是否真实，是否有助于补全历史图像缺失的拼块
，却没有多少人去关注这些信息背后的书写模式、书写动机以及预设的阅读对象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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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古“僧传”书写的内容与文体形式之间有何关系？这种文体形式源自何方？如何演变发展过来？背后的促成因素有哪些？这些问题均付之阙如。总之，中古“僧传”仿佛成了一个透明的“容器”，里面装着各式各样与佛教有关的“什物”，不同的人都可以根据需求从其中提取出一些内容，稍加拾掇，便织就一个美丽的景象，而这个盛放内容的“容器”，其本身是否确是透明无瑕？其大小形状、摆放位置等方面的情况是否真的不需要认真加以对待？这些问题都为人所忽视。本章即以此作为思考的起点，正面讨论中古“僧传”之文体起源和演变过程。
[1] 比如芮沃寿认为《高僧传》的书写植根于“中国历史书写的传统内部”（Arthur Wright,“Biography and Hagiography: Hui-chaio’s Lifes of Eminent Monks”, Silver Jubilee Volume of the Zinbun-Kagaku-Kenkyusyo , Kyoto: Kyoto University, 1954, p.385）。曹仕邦认为：“僧人传记的成立，要溯源于‘传记体’史书如何自‘纪传体’史书中原属‘列传’的部分独立出来。”（曹仕邦：《中国佛教史学史——东晋到五代》，第21页。）纪赟认为：“与印度佛教传记有所不同，《梁传》在很多方面还受到了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故而比起印度佛教僧人的传记来，更加具有中国传统史学的意味。”（纪赟：《慧皎〈高僧传〉研究》，第59页。）
[2] 许理和在他的名著《佛教征服中国——佛教在中国中古早期的传播与适应》（ 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 The Spread and Adaptation of Buddhism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绪论部分即对此似有所警醒，他说：“作为一部史学著作也作为一部文学作品。《高僧传》因其高质量、高品位成为所有后来僧传的典范。然而，它必须被批判地使用。作者大量引用了早期传说和故事集，历史事实经常被嵌入大量充满神异的材料中，所以只要有可能，就必须用来自非佛教材料中的客观事实加以核实。”（〔荷〕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佛教在中国中古早期的传播与适应》，李四龙、裴勇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2页。）许理和注意到了僧传中充斥着大量神异的“传说”和“故事”，这些都为僧传涂抹上了文学的色彩，但他指出这点的目的，显然是要提醒研究者注意规避这些“神异的材料”并进而析解出所谓的“历史事实”。可是，他所建议的析解方法却只是简单地拿非佛教的材料来加以“核实”。许理和的这种见解，在学理上的问题在于，拿非佛教文献来核实佛教文献做法的初衷，固然是为了去除佛教文献上可能带有的宗派立场和情绪（在他看来，这种宗派立场和情绪会使“历史事实”变得晦暗不明），但是拿非佛教的文献来衡量、校准教内的文献，是否就是一种寻求“历史事实”的好办法？这显然是值得怀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