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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人类学家康拉德·阿伦斯伯格（Conrad Arensberg，1910—1997）的代表作《爱尔兰乡下人——一项人类学研究》（1937），是一本不可多得的优秀的社会人类学入门读物。它在描述爱尔兰乡村小郡的生活习俗的同时，对那里人们的相互关系和社区结构做了精辟的人类学阐释。1920—1930年代，人类学开始拓展学科的研究对象，从聚焦原始初民社会延伸至关注现代社会。本书作为人类学学者在欧洲做田野的先例，其意义非同凡响（弗思1991：185；Frankenberg 1966：25-44；Thomas 1997），并为促进广大读者了解和欣赏人类学起到重要作用。人类学的主流化总是伴随一个国家的民众与外面世界愈加广泛频繁的交往而应运而生，人们从对他人异同的感知好奇，到询问追究，到理性升华。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和走出去的时代，像本书这样关乎域外一个国别、族群、社区的既有详实描写又有深刻分析的民族志，多多为善。
现有的民族志数量庞大，但精简的却不多见，《爱尔兰乡下人》是后一类里的杰出之作。一般说来，民族志洋洋洒洒几百页，不足为奇。因为它的主要任务是对人类学学者所研究的社会进行描述，理论的探讨居于其次（Mair 1985：9）。1980年代末我在美国读人类学研究生，作业布置阅读大师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的《西太平洋上的航海者》并写书评。五百多页的小字啊！我捧着一本英汉词典，连续两三天看得昏天黑地，至清晨五点。书中处处新奇，我却不得要领，无从下笔。被困于特罗布里恩群岛和当地土著人之中的马氏给后人积累民族志素材树立了标杆：他细细拾起所有看到、听到、想到、感受到的点滴，有闻必录。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埃文思-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d）说得明白：人类学学者收集第一手资料是在创造资料。在社会变迁的时代，有些东西不及时地记录将永远地消失；观察和记录的材料是否有价值，不仅是当事人的决定，还要由他人和后人评判（Evans-Pritchard 2006：88）。
事实上，基于此次爱尔兰农村田野的完整民族志《爱尔兰的家庭与社区》（Arensberg and Kimball 1940），最终于1940年由作者和当年同他一起调研的人类学家索伦·金博尔（1909—1982）合著完成（1968年再版，440页）。作为正式版本的前奏曲，《爱尔兰乡下人》是阿伦斯伯格1936年在波士顿就此调研所做的六场公开课的文字稿，内容做了必要的浓缩，篇幅只为民族志终稿的四成。面对普通市民，他的叙述风格平易近人，轻松诙谐，举例频频，深入浅出。全书没有晦涩的术语和句型，甚至只字未提“结构功能主义”，却流畅地传达了这一理论视角下人们的局部关系和活动与社会整体结构和运作之间的有机一统。难怪该书出版30年后再版发行；60年后缅怀作者的悼文以它仍为师生们所用感到骄傲（Trimel 1997）；80多年后的今天，它还在高校人类学读物在印书目的订单上。
介绍《爱尔兰乡下人》是向经典致敬。埃文思-普里查德曾于1950年应邀在英国广播公司（BBC）为学科的普及做过一次系列讲座，分六个题目。其中在介绍“社会人类学的现代研究”时，他为了解释两种不同类型的“抽象”分析，用了几本民族志作品举例说明。一本是米德的《萨摩亚人的成年》（1928）。她在一个南太平洋群岛上对少女的青春期进行研究，所采用的分析方法是“通过涉及社会生活的某一部分，对特定和有限的问题进行调查，而对社会生活的其余部分，只有当其与所调查的问题有关系时才给予考虑”（Evans-Pritchard 2006：96-98）。这本书的中文版于1988年首次在我国发行。
相应的另一研究方法是“把从社会生活中抽象出来的东西加以整合，进行结构性的分析”（同上书：96）。埃文思-普里查德本人在非洲的两项研究，《阿赞德人的巫术、神谕和魔法》和《努尔人》，采取的就是这种方法。为了说明社会人类学不再仅限于关注原始初民社会，他还举了一个采用同样方法研究现代社会的例子（同上书：105—107），并称该书是结构分析的优秀榜样，这便是阿伦斯伯格的《爱尔兰乡下人》。埃文思-普里查德特别赞扬作者抓住婚姻这个乡村生活的支点，诠释了它在农庄的家庭换代、财产重整，以及乡镇关系上的结构性核心位置。他还肯定了作者视乡下人和镇上店主之间的债务关系是他们的社会关系的一部分的深刻见解。在爱尔兰乡间，农庄家庭经常赊欠店铺家庭，并拖拖拉拉不急于还清债务，这在双方关系基本对等的情况下，体现了他们之间相互依赖彼此信任的社会纽带和责任感；如果一夜之间彻底还清欠款反而是绝交的信号。债务和彩礼一样是社会地位的标志，是一个人有能力和意愿维系社会责任体系的标志，而不能用简单的经济和法律尺度来判断。
米德和阿伦斯伯格都是在27岁上发表了各自的第一部民族志，两人也都因此一举成名。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阿伦斯伯格没有按当时人类学的惯例到一个习俗迥异、语言不通的地方去发现形成人们不同行为的特有社会语境，而是在一个与自身文化和语言相近甚至相同的社区里，通过结构功能的分析方法了解整个社会框架与构成部分之间的影响和互动，找到爱尔兰乡土社会的特点。
事实是，并非所有在田野里待上一两年的人，都能弄明白所生活的社区或群组具有怎样的结构特点，写出相应的民族志的。这方面，阿伦斯伯格和他的同伴金博尔显然是幸运的。他们是训练有素的职业人类学学者，熟知学科的理论思路，具有田野工作的完备技能，清楚哪些材料含有获得答案的线索。埃文思-普里查德认为，正是这样的专业人员和研究方法成为区别于19世纪早期人类学的现代社会人类学标志（同上书：55）。
看过讲述法国女雕塑家《卡米尔·克洛黛》那部电影的人，或许记得片中一个镜头：一个小男孩在对她创作的精美人体石雕注视了一会儿后，仰头问道：“你怎么知道这石头里面有人？”读完阿伦斯伯格的这本书，就会有这种感觉，让你不由地想好好地再读一遍。经典就有这样的魅力。
阅读《爱尔兰乡下人》仿佛参加了人类学家举办的一场怎么着手做民族志的工作坊。人类学入门作品通常是中规中矩、横平竖直地梳理学科的发展由来和分支延展，其间点缀了里程碑式的人物和各地田野采集的事实来丰富要点。也有以初出茅庐不谙世事的人类学学子为主打的异域游记，通过作者本人遭遇的一连串嬉笑怒骂、歪打正着的窘事，让读者在捧腹大笑中感受跨文化的领悟，喜欢上这一门。而在本书，阿伦斯伯格则鼓励大家跟他一起热身，认真地做一次人类学的认识实践。他提醒读者要——像人类学学者那样——搁置偏见（“这种讨价还价获得媳妇的相亲，不把爱情放在首位，实在有失浪漫”），不要轻信传言（“乡下人蜂拥来到镇上，镇上的人都被挤没影了”），三番五次地邀我们“走入小农庄主的日常生活去探个究竟”，或“到镇上去看看”，尝试和人类学学者一起“全身心地沉浸到乡下人的生活方式中去”。这种站在对方的立场看问题、了解对方生活语境的做法，是人类学认知的出发点。这让人想起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Geertz）的一段话： 如果你想理解一门学科是什么，你首先应该观察的，不是这门学科的理论或发现，当然更不是它的辩护士们说了些什么；你应该观察这门学科的实践者们在做些什么。在人类学或至少在社会人类学领域内，实践者们所做的是民族志。正是通过理解什么是民族志——或者更准确地说，理解什么是从事民族志——才可能迈出第一步，开始理解人类学分析作为知识的一种形式到底是什么。 （Geertz 1973：5-6）
那么，读者在观察田野里的人类学学者时，人类学学者又在田野里观察什么呢？法国文艺理论家泰纳曾说， 当你用你的眼睛去观察一个看得见的人的时候，你在寻找什么呢？你是在寻找那个看不见的人。 他认为文学家是在透过各式各样的表面现象，在寻找对方隐蔽的内心世界，一个人的“灵魂”（泰纳1979：235）。相比而言，社会人类学学者也是在透过可以看得见的人在寻找看不见的东西，即人们的相互关系和社会的结构。虽然格尔茨说观察一个学科的理论不是入门的第一步，但阿伦斯伯格在迈入爱尔兰乡间（抑或任何人类学学者迈入田野）时，显然掌握了不止一种影响甚至决定他如何观察事物、如何做民族志的理论，因此，简单了解本书作者手里的工具——结构功能主义——可以更好地懂得社会人类学学者的工作。
人们注意到社会具有结构性，由来久远。1920—1940年代，英国社会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Brown）把结构功能学说带入这一学科关注的中心。简单地说， 结构 指的是人们之间（除了伊甸园里的亚当和夏娃）多元复杂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构成的网络，它把社会结成一个有序的整体。 功能 是在把社会的局部活动（例如婚丧习俗、惩罚犯罪）看成社会整体活动的组成部分的前提下，前者在维持社会运作和延续上起到的作用。例如呼吸、消化、骨骼肌肉等系统，它们既构成了人体，对生命的正常活动和延续也起着关键作用。社会人类学学者的主要任务，就是通过观察看得见的、人们反复表现出来的行为活动、语言活动、物质活动来揭示看不见的关系网络和社会结构及其特点（Radcliffe-Brown 1965：179-181，190-192）。
结构功能的方法为社会人类学学者在此之前主要依赖的前因后果的历史观方法添加了新的视角和思路，好比揭开一个社会的结构横断面。推举这一新方法的人类学学者们常用的一个类比就是语言。学习一门语言时，人们可以直接通过学习其词汇拼写、发音、语法结构等去掌握它，不必非要熟知这门语言是怎么发展而来的历史。在《爱尔兰乡下人》第一讲，阿伦斯伯格用一夫一妻制的研究举例说明。过去，人类学学者主要追溯这一制度的历史来源或传播途径，提出的问题是：这个部族从哪儿获得一夫一妻制的习惯？这一制度之前又经历过哪些阶段？碰到有发展过程或传播途径因缺少某个环节与典型模式不般配时，就用假设和猜测补上。而在改用结构功能的视角后，他们则会问：男性在追求伴侣时都做些什么？想些什么？有什么样的动机？他的行为对生活其他方面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从而转为考察这些现象对当下的男女关系和社会秩序起到怎样的作用。作者又以洛克村的西屋为例。村里每家西屋的布置都呈现出一种崇敬和神秘的气氛，而且似乎都与民间传说中的仙子有关。按照过去的思路，人类学学者会想到“西”是传统意义上死亡的方位，又代表着古代凯尔特神话里的天堂。遗憾的是，顺着这一追根溯源的思路没走多远就进了死胡同；老乡们不是否认或不知，便是即兴发挥或搪塞。然而改用结构功能的观察视角，作者便有机会发现西屋在父亲把农庄大权转交继承家业的儿子时，扮演了微妙且不可小觑的角色，是整个家庭结构大换班平稳过渡的一个重要条件。阿伦斯伯格在这本书中如此一招一式地现场演示给读者看人类学学者在田野里观察什么，怎样改换不同理论工具探寻那些无形却有意义的人类社会关系，实在难得。
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出，其实在阿伦斯伯格做田野的村庄里，有律师有神父，有规范人们之间权利义务的法律条款和明确道德行为的宗教教义。而结构功能的视角还关注村民们平常生活中那些他们日复一日、真实做着的、非语言的民俗行为，从中寻找具有规律性、潜移默化的人与人的关系特点。例如（第四讲），每当老年人在场，所有更好的东西——更热乎的那杯茶，稍厚的那片面包，两枚而非一枚鸡蛋，填得冒尖的烟斗——都会呈给他们，显示了渗入日常行为的敬老准则。老者们也不负众望地承担起“位高则任重”的角色，代表社区与外界团体打交道谋福利。这些互动体现的老少关系，是维持生活和谐运作的一种社会秩序。又例如（第二讲），作者对爱尔兰小农家庭怎么做活路的观察：女人从早到晚在院内忙活，男人一年到头在地里劳作。这种内外分工合作的小农经济特点，既是他们的生产方式也是村民达成共识的妻子和丈夫的社会角色，并受到仙子传说的管控，使乡下的社区生活井井有条。
虽然作者（第六讲）谈到情感与象征意义交汇所产生的社会作用，一般来说，结构功能的观察方式并不聚焦个人的生活经历（不少文化人类学学者对此深感遗憾甚至恼怒），不去揣摩和猜想看不见的个人内心活动（那是心理学家和小说家的事），而是像实证科学工作者那样注重可观察到的行为，包括体现人们相互关系的语言活动。例如，擅长语言的阿伦斯伯格就注意到，爱尔兰小农生活里充满了搭伙合作，当他们说“我们有权去帮助某个朋友”时，权利与义务融为一体，朋友关系无限接近亲属关系。又比如，乡下四五十岁的男性仍有可能被称作“男孩”（这让都柏林的名报编辑们大跌眼镜！）。但作者在这一用词方式里看到，生理年龄上的人与社会年龄上的人并不总是同步，长大需要社会地位关系上的一次飞跃，这在爱尔兰乡下就是父亲主动转交产权。犹如翻版的《睡美人》，只是唤醒男孩们活过来成长为男人的是父亲离位的吻别（Frankenberg 1966：32）。
那些一言不发静静地待在人们生活中的物件，也是人类学学者关注之处。例如，通过观察农庄屋舍内外的布局，对比镇上店铺楼下楼上的布置，阿伦斯伯格发现两者都既是家庭生活单元也是经济生产单元，父子关系也是主管与劳力的关系（绝非大农庄主与短工的雇佣关系）。由于供求之需，加之小镇语境中理想的媳妇和女婿人选，于是爱尔兰的乡村与集镇便通过家庭贸易和联姻而紧紧地连在一起。所谓“乡下人蜂拥来到镇上，镇上的人都被挤没影了”的传言，也不攻自破。
当然人类学学者在田野里更拭目以待的，是那些富于戏剧性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事件，例如第三讲里的相亲。这是人们生活在有组织的社会里上演的一场戏；一个主角结婚，表演却动用了全班人马。直到新家庭从解体的旧家庭中萌生而出，人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按部就班、自始至终、彻底地完成了转变，结局才变得明朗，问题才得到化解。当然，生活里的这一幕也就此结束。对于阿伦斯伯格，他还透过观察这场热闹喜剧，归纳出看不见的、汇集血缘纽带、土地财产、名誉声望于一体的乡下人秉持的家庭至上观念，以及它对农村生活——土地改革，晚婚和独身在人口中的超高比例，移民特点，手工艺匠人阶层的衰落，地方政治的构成——方方面面的巨大影响（Du Bois 1941：460）。
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弗思对结构功能的观察方法有一段精辟的见解： 人们通常说社会人类学学者研究一个社会，一片社区，一种文化。但这不是他们所观察的。他们所观察的是人类的活动。他们甚至不是在观察社会关系；而是从人体的行为举止推断社会关系 （Firth 1963：22）。与他齐名的另一位英国社会人类学家福蒂斯在对人类学者观察的视角和行动者的视角进行区别的同时，指出： “社会现实”独立地存在于观察者的意识之外，但是可以通过感觉、认知、情感对其加以理解的 （Fortes 1978：10）。他认为这种基于经验的研究方法是现代社会人类学的精髓。说到底，阿伦斯伯格在田野里所做的与其他社会人类学学者做的一样，是在探究他们的开山导师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Durkheim）终其一生想要弄清的问题——社会团结，人们是如何以不同方式连结在一起的？
《爱尔兰乡下人》的一个附带背景在这里值得一提。拉德克利夫-布朗曾早于埃文思-普里查德十年在1940年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长演讲”中提到本书涉及的田野调研。在那次演讲中，他将社会结构的研究认作社会人类学最主要的任务，并建议分三步来完成：1）建立容纳各种社会结构的类别体系；2）了解各种社会结构如何运作，如何维持和延续其社会关系网络；3）揭示结构如何变迁，新结构如何出现的过程（Radcliffe-Brown 1965：194-204）。他提议先对一系列单个社会进行深入的结构分析，再将不同社会结构进行比较，从而“洞悉这个我们乃系其中一部分的世界的本质”。这个宏伟设想无疑需要众多人类学学者的齐心合力方能实现。回顾他三十年来致力于此，拉德克利夫-布朗感叹“目前对此真正感兴趣的学者屈指可数”。但他又兴奋地补充，好在对单一社会结构的研究不再限于原始初民社会，已经扩展到现代社会。为此他举例约翰·恩布里（Embree）据其1935—1936年在日本的田野工作写成的《须惠村》（1939）；霍勒斯·迈纳（Miner）据其1936—1937年在加拿大魁北克省一个法裔乡村教区调研著述的《圣丹尼斯》（1939）；还有对“西西里、爱尔兰、美国”的社区研究。他在这里提到的“爱尔兰”调研，就是阿伦斯伯格（与金博尔合作）在克莱尔郡田野工作基础上完成的爱尔兰研究。
阿伦斯伯格在本书的开场（第二讲），论证了“了解爱尔兰小农的生活，正是与这片土地上唯一数量最多的一组人打交道”的点面关系。在接近尾声时（第五讲）前后呼应道，“乡下人的生活方式又为我们提供了至少一条理解一个民族和一个人民的线索”。虽然他在首版序言（1936）的第一句就承认，试图诠释一个民族的百姓的做法可谓冒失，但显而易见，社会人类学学者相信在一个地方的深入浸泡能够对一大片区域得出某些精辟见解。这也符合这一田野调查所属的“哈佛-爱尔兰考察”综合项目的初衷（尽管另外两个子项目的选点取材方式与此完全不同）。
然而，对照上面拉德克利夫-布朗列出（多以农村为田野的）单一现代社会结构分析的名单，“乡村的便是爱尔兰的”的推理，显然受到历史特殊性的局限。设想一个容纳各种社会结构形式的门纲目科类别体系，其成分各自附带民族-历史的脚注，它的整体实证科学性也会受到质疑。在这点上，埃文思-普里查德在援引了历史学家告诫弟子要研究“问题”而不是“时期”、考古学家叮嘱学子要研究“问题”而不是“遗址”之后，说出他对人类学学子的建议：要研究“问题”而不是“民族”（Evans-Pritchard 2006：87）。这并不是说时期、遗址、民族不重要，而是提醒我们不要因特殊而忽视了普遍。社会人类学学者发现和分析的问题往往具有全人类的普遍性，而不仅限于在某个特殊民族背景和地理环境中起重要作用。西太平洋上特罗布里恩岛民努力追求名誉而非利润，非洲中部阿赞德人的信仰体系怪诞却具有哲学和道德的意义，爱尔兰南方的债务拖欠体现和维系了乡下人与镇上人的依赖关系，等等，都是很好的例子（同上书：107）。埃文思-普里查德的这一提醒同样适用人类学著作的读者。读者翻开一本民族志，或因对此民族和地区感兴趣，或因它是专业课的必修，但能够超越特殊的描述而领会到书中分析的人类社会的普遍性，不失为一种悦读。
我们前面说了阿伦斯伯格与米德在抽象分析方法上的不同；而他们之间更大的不同是前者的名字对于我国读者要陌生得多。然而喜欢翻阅著作序言的细心人，却会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我国社会学人类学家林耀华先生1937年至1940年在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期间，用英文撰写了《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学研究》（1944）。他在首版前言的致谢段落，提到在写作过程中深深得益于阿伦斯伯格给予的宝贵评论和建议。再者，美国社会学家威廉·富特·怀特（Whyte）的《街角社会：一个意大利贫民区的社会结构》（1943）是公认的学科经典之作，为国内不少读者所熟悉。他在书中序言部分诚挚地“感激社会人类学学者康拉德·阿伦斯伯格，……在研究过程中，每前进一步也都得益于他的忠告和评论”。借《爱尔兰乡下人》中译本出版在即，让我们认识一下这位隐匿在感激之词后面的人类学家。同他一起被请到前台的，还有他在这项爱尔兰田野里的社会人类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研究伙伴索伦·金博尔，以及他俩共同的导师威廉·劳埃德·沃纳（Willaim Lloyd Warner，1989—1970）。
阿伦斯伯格1910年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父亲是当地有名的律师。他是长子，下面有三个弟弟。幼年的阿伦斯伯格长相平平，话很少，喜欢看书。他先是在街区里的一所公立小学就读，在校园里见识了不同意见怎样全凭拳头一决高下；后来转入一所效仿英式教育的私立学校，体会了堂而皇之的等级体制。这次转学的经历直到成年他仍记忆犹新。
阿伦斯伯格在中学迷上了历史，同时他的语言天赋也崭露头角：他不仅英语、法语、拉丁语的成绩优秀，而且在学校从未授课、家里没人说德语的情形下，掌握了德语。后来他一生中能流利地运用十多种语言。初到爱尔兰做田野时，他还抽空去了周边的法国提高口语，去摩洛哥学习阿拉伯语。有意思的是，他自幼讲英语带有口吃，然而说起任何一门外语他却从不结巴。
1927年，阿伦斯伯格被哈佛大学录取。在处处激发灵感的校园里，他久旱逢甘霖般地汲取各种门类的知识。但在大学三年级选择专业时，他的主意却乱成一团。在写给母亲的信中，阿伦斯伯格诉说了站在喜欢的历史、人类学和文学写作这个志向三岔路口前他的不知所措。经过与考古人类学托泽教授（Tozzer）的商谈，加上之前连续参加夏季欧洲游学的经历，他最终选定了人类学。在过来人眼里，这不愧是个一石三鸟的妙招：历史和写作不仅都要在人类学中用到，甚至必不可少。1931年，阿伦斯伯格以“最佳优异成绩”获得学士学位。据说当年的文理学院院长批准他最后一年的各门科目免考，因为“对于康拉德，完全没有必要”（Comitas 1999）。
还在大四的时候，阿伦斯伯格参与了当时在系里做助教的沃纳主持的新英格兰社区调研。留在哈佛读研究生的第一年，他继续为该项目工作。他的人类学生涯从此受到沃纳更多的影响和启发，两人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爱尔兰乡下人》首发时，阿伦斯伯格将本书敬献于他。所以有关沃纳，在这里要多说几句。
沃纳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书时，受洛伊（Lowie）的鼓励进入人类学专业，后又师从克罗伯（Kroeber），迷上了结构功能主义的理论和方法。1926年毕业后他前往澳大利亚，在当时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正在悉尼大学任教的拉德克利夫-布朗指导下，在北方做了为时三年的田野工作，深入了解土著墨金人（Murngin）以亲属关系为中心的地方组织和社会结构特点，形成后来题为《黑人文明：关于一个澳大利亚部族的社会研究》（1937）一书。1929年沃纳来到哈佛大学，成为人类学系和商业管理学院的两栖博士生，并授课和主持研究项目，积极引进和应用结构功能学说的方法。1935年他受聘为社会学系教授前往芝加哥大学就任。至于英国人类学家亚当·库珀（Kuper）称沃纳是拉德克利夫-布朗在芝加哥最为才华横溢的学生之一（1996：71），可能只说对了后半句。
在哈佛大学期间，沃纳一改人类学向来把原始初民社会作为研究对象的做法，成为紧随社会学家林德夫妇（Lynd）的“中镇”研究之后，把社会人类学的方法应用于研究美国城镇社区的先驱之一。他主持的“洋基城”调研系列（1930—1935），前后有包括阿伦斯伯格和金博尔在内的30名研究人员在麻省的纽伯里波特镇（Newburryport）进行参与观察、跟踪访问和问卷调查；项目调研时间总长近十年。沃纳自己搬到小镇上去住，还跟在当地结识的一位姑娘结婚成家。这项田野对新英格兰城镇社区的种族关系、阶层结构、象征行为以及存在问题等诸多方面进行了综合探讨。1941—1959年间，调研团队陆续出版了五卷项目报告构成的系列丛书，引起了不小的社会反响。沃纳还提出了沿用至今的将美国社会划分为上、中、下三个阶层，每个阶层内部又分上下的区别方法。
转至芝加哥大学工作后（1935—1959），沃纳继续在芝加哥黑人社区、美国南方农区和中西部城镇，对美国社区的种族、宗教和阶层问题进行研究和发表著述。可惜的是，他的论点在当时美国学术界和社会上遭到冷遇和指责。但在本书中，阿伦斯伯格力挺他的导师，反问为什么在美国可以谈印度的种姓制度，却不能提美国的阶级现象（第三讲）。1959年起沃纳开始在密歇根州立大学从事专职研究，课题转向商业巨头和公司组织对美国社会的影响。最近十几年，随着沃纳研究的社区问题和后期资本主义制度现象得到关注，人们开始重温他的论述（Baba 2009；Easton 2001），这自然已成后话。
人类学学者选择在哪个地方做田野，一般会出于多种主观和客观原因。而阿伦斯伯格前往爱尔兰，却有点像服从组织上的安排。1931—1936年期间，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对爱尔兰全国进行一次有关“种族和文化起源和发展”的综合考察，后人称“哈佛-爱尔兰考察”。选择爱尔兰是因其处于从农业社会开始向工业化过渡的阶段，面积和人口规模适合项目实施，加之它是当时几乎五分之一美国人口的祖辈移居新大陆前的老家，并且哈佛大学坐落的波士顿和“洋基城”项目所在的小镇以及整个新英格兰地区，都居住着为数众多的爱尔兰后裔。因此这一考察也得到来自爱尔兰政府、哈佛大学和许多美国个人的资金捐助。
此项考察的内容反映出当时典型的人类学四大分支构成：考古学，体质人类学，社会人类学（兼顾社会语言学）。胡顿教授（Hooton）统筹并带队进行前两项的研究，后一项由沃纳负责。考古方面涉及考察各个历史时期的文物；体质人类学的测量数据采集于境内的不同地理位置；社会人类学的田野地点选择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乡郡。胡顿的观点是，农村地区比城镇受外来文化的影响要小（Byrne，et al.2015：15-21）。沃纳1931年来到爱尔兰打前站，用了一个夏天在当地有关部门协调和专家帮助下跑遍全国26个郡，最后确定西海岸的克莱尔郡为田野地点，因为这里既保留了古老传统也有现代文化的影响，当地人既讲英语也说盖尔语（Warner1939：viii）。截至1936年，三个子项目团队陆续完成了报告并发表，均成为爱尔兰相应分支学科的重要基线调查。由于整个考察期间正值西方经济大萧条以及接踵而至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人员和资金方面受到了局限，最终整个团队没能汇总完成原设的了解“种族起源和发展”的目标。但是可以确定的是，社会人类学一组人考察得出的观察和结论，在之后的半个多世纪乃至今日一直被有关爱尔兰（和英国）社区研究的学者们所引用，并在其基础上或深入或转向，讨论不断。
就这样，1932年初夏，阿伦斯伯格和沃纳一起出发抵达都柏林，然后前往克莱尔，开始了对这里农村“旧时习俗”的社会人类学研究。他们用了个把月拜访有关部门和院校，建立起必要的人脉关系后，沃纳返回美国，阿伦斯伯格独自开始了田野工作，这便有了本书开篇时那个“揣个笔记本四处转悠和当地人聊天”并让他们迷惑不解的场景。他还查阅了大量有关爱尔兰的历史、人口、政治、经济、文学和民俗的文字资料，形成后来在书中（第一讲）称为“四个爱尔兰”的文化背景框架。
第二年沃纳给他送来一个在洋基城项目上就认识的哈佛研究生一起做田野，这便是金博尔。他俩都有在那儿与爱尔兰裔居民打交道的经验，都兼备语言特长。早在波士顿一项对意大利裔居民的访谈中，沃纳就发现金博尔具有很快改用对方熟悉的方言与他们交流的才能（Burns 1983：148）。相比原本考虑的一个“大嗓门，唯我中心”的候选者，沃纳觉得金博尔更能入乡随俗。果然一次在郡府恩尼斯，金博尔兴高采烈地和当地人聊天、唱歌、喝酒、讲故事热闹了一晚后，雨中摸黑回到他住宿的客栈。恍惚中他看到一个影子在店前闪动，然后穿门而入。大吃一惊的他赶紧跟了进去，冲到吧台边喘着气问大伙儿是不是也看到了那个影子。在座的人面面相觑，鸦雀无声。到了第二天，金博尔一下子得到所有当地人的接纳，成了他们中间的“自己人”，因为他居然能够看到民间流传的“褐衫保安幽灵 习德 ”（Arensberg 1983：9）！
接下来的一年里，这两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一起做田野。阿伦斯伯格侧重乡下，金博尔侧重镇上，但他们经常一起去赶集，参加礼拜，旁听诉讼；一起在不同的村子里出席当地老年人的“串门会”，听他们谈农务季节和地方政治，和各乡小伙子们聚会娱乐，看他们怎么找女朋友，怎么相亲，怎么成家立业；一起观察农庄和店铺家庭如何做活路谋生，举办生老病死和婚嫁仪式。阿伦斯伯格后来回忆，早在纽伯里波特镇调研时，沃纳给他俩各自派完活儿回头又补充了一句，“还有，你们两个，发现了什么一定要互相通气”。他们还真的照办了，并将如此照办延续到了克莱尔乡间。80年后的2013年，阿伦斯伯格的孙女把一捆载有当年196个访谈记录的五本厚厚的笔记本赠予爱尔兰国立大学追访“哈佛-爱尔兰考察”的安妮·伯恩女士，其中就包括金博尔写的115页的田野观察日志（Byrne & O’Mahony 2013：9）。大概由于他们两人在信息交流上的开诚布公，才能透彻了解各自偏重的农庄家庭和店铺家庭之间，如何借助联姻的亲属关系和借助农产品贸易的经济关系而紧密相连，并弄清不是乡下人冲走镇上人而是成为镇上人的真相。
阿伦斯伯格在这样的合作田野一年后先回到哈佛，完成了他的论文。金博尔则在又一年后才完成了他的田野。为了体验爱尔兰移民跨越大西洋奔赴新大陆的感受，他从西岸的戈尔韦港登船，漂洋过海回到波士顿。阿伦斯伯格对他的伙伴全程“浸泡式”参与体会当地人生活的做法很是佩服，赶往码头去迎接：“但差点没认出我的同事和朋友。我面前的已经不是那个堪萨斯小伙儿，而是一个全新的爱尔兰男人！留着密实的小胡子，穿一件久经风雨的粗呢大衣，说一口跟盖尔语同样浓重的土话”（Arensberg 1983：8）。
阿伦斯伯格1934年获得博士学位后继续在哈佛做研究；金博尔1936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开始在政府部门工作。他们相互访问，并在接下来的30年里，就共同完成爱尔兰家庭与社区的民族志和合作进行欧美社区的人类学研究及撰文出书，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成为相互敬佩和信任的终生挚友，令他们的同事们学生们很是羡慕。的确，绝大部分在异国他乡为博士论文做田野的人类学学子，或因学位规定要求，或因保护学术见解原创的隐私，不光要独自生活，还要硬撑着一个人冥思苦想，甚至有意回避与同行交流，付出了长期孤寂的代价（那时没有比《长跑者的孤独》更恰当的比喻；好在我有其他专业的同跑者不时提醒“隧道尽头有亮光”）。而今看到早在1930年代已有人类学学子在遥远的田野里成功愉快地合作观察日常生活，相互交流所见所闻，一起探讨，不必孤独，令人由衷钦佩这些走在我们前头的社会人类学的大师。
在哈佛大学做青年研究员的四年间，阿伦斯伯格遇见了林耀华和怀特，也应邀在波士顿的洛厄尔学院以公开系列讲座的形式介绍了他和金博尔对爱尔兰乡村社会的人类学研究。这是一所以慈善基金开办的学院，为波士顿普通市民（不分性别、种族和经济条件）免费提供夜校课程，有时还请来哈佛教师把白天校园里上过的课在这儿重讲一遍。阿伦斯伯格的讲座文稿于翌年出版，即《爱尔兰乡下人》。它一经问世便很畅销，深受学界和普通读者的欢迎。因捕捉美国经济大萧条中流动农工艰辛生活的镜头而闻名遐迩的女摄影家兰格（Lange），在本书出版近二十年后读到它仍激动不已，请求《生活》杂志主编派她去爱尔兰专访。次年三月，《生活》刊登了她和儿子丹尼尔从克莱尔郡带回的黑白照片和纪录散文（1955），生动再现了书中的场景和角色。
阿伦斯伯格之后的工作履历简单明了。1938年起他执教于麻省理工学院社会科学与经济系；1941年前往纽约的布鲁克林学院任社会学人类学系主任；不久后的“二战”期间（和大部分美国人类学学者一样）在军队服役；战后1946年回到纽约任教于巴纳德学院兼任社会学系主任；1953—1980年担任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并任三年系主任；荣休后受聘于哥大师范学院，担任“应用人类学联合课程”教授。1980年阿伦斯伯格当选美国人类学学会主席。1991年，工作人类学学会设立“康拉德·阿伦斯伯格奖”并将首奖颁发于他。1997年阿伦斯伯格在新泽西州蒙墨斯郡因病去世，享年86岁。
如果有人类学学者把从田野里学来的东西知行合一地贯彻于个人生活和工作，阿伦斯伯格和金博尔他们两个可谓做到了。爱尔兰乡间小农们相互“搭伙”合力抢收牧草的习俗，似乎在他俩的学术风格上留下了鲜明的烙印。1940年和1968年，他们前后合作完成了《爱尔兰的家庭与社区》第一版和增添了六章的第二版。1965年他们合著《文化与社区》，把两人之前十几年间发表的欧美现代社会的社区研究发现及方法汇集成册，进行理论上的总结。此外，他们还频繁地与其他同事合著出书。
阿伦斯伯格研究兴趣广泛，不拘一格，爱好打破专业藩篱与他人合作。在哈佛大学时他与查普尔（Chapple）一起研究“互动理论”和非言语行为，发表了《丈量人文关系》（1940）；在哥伦比亚大学时与政治经济史学家波兰尼（Polanyi）一起分析古代帝国经济，合编了《早期帝国的贸易市场》（1957）；在应用人类学方面与尼霍夫（Niehoff）合著《社会变迁入门：美国海外工作人员手册》（1964），讲解向异文化欠发达社区引进新技术时需要关注的当地习俗，等等。他对来自学生的需要（论文选题、参考文献、学位答辩）始终有求必应，以至朋友们抱怨“康尼”在推出他个人方面不够卖劲（Halpern 1997）。
金博尔在应用人类学的方法为美国农业部等政府部门工作十年后，回到大学校园。他的精力过人和富于感染力的乐观态度，在课堂上获得学生们的喜爱。他从自己在异乡田野中变化巨大的亲身经历，体会到这种震撼性的过渡对于人的学习认知所释放出的重大影响。1953—1966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转向从事教育人类学期间，组织翻译了《过渡礼仪》（1960），把范热内普第一次介绍给英语读者并为其写了引言（Burns 1983：149）。他还与沃森（Watson）合编《跨越文化边界》（1972），反思人类学学者在田野里经历的自身转变过程。金博尔像是与阿伦斯伯格约好了似的，经常与共享学术兴趣的同事们一起研究和发表成果。他有九本主要的学术论著都是与他人合写而成；这在美国人类学界几乎绝无仅有（Moore 1984：389）。
结构功能学因强调现状的稳定性与和谐性（例如爱尔兰农庄的家庭换代，即使有变化也是按部就班的、有序的、需要［长期］耐心等待的），而被指责为保守。而金博尔则不仅将此特点用于学术观察分析，也实践于他在佛罗里达大学人类学系（1966—1980）的风气树立，提倡建设一支成员之间“包容、协作、和睦”的“生产团队”（同上书）。另一边，阿伦斯伯格在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工作的27年间，身处多名性格鲜明的同事之中（例如米德、哈里斯、弗里德、墨菲等），并面对1960—1970年代美国风起云涌的社会风潮，他始终谈吐温和，注重沟通、协调和保护却又不失原则（Comitas 1999：812）。当年在他做田野的洛克村（第四讲）有位大伙昵称为“圣人”的老爹，一个典型的爱尔兰人，“他对别人没有丝毫的坏心眼，总是乐呵呵的”，“他和朋友罗奇是两个有主见的庄稼汉，什么样的麻烦都遇到过。如果你在农活儿上碰到没有把握的事，只管去找他们讨教，他们会给出顶好的建议”。这么说来，我们面前的这两位社会人类学家是在做“圣人”吗？
阿伦斯伯格和金博尔皆认为人类学的方法和理论应当也能够为解决社会问题出一臂之力。1940年他们和其他几位人类学家组织成立了应用人类学学会，各自都曾当选会长。阿伦斯伯格于1991年获得该学会的马林诺夫斯基荣誉奖。金博尔却因于1982年10月过早病逝错失了学会已经准备在1983年授予他的此项殊荣。
20世纪30年代初，沃纳把拉德克利夫-布朗发展和倡导的社会人类学结构功能主义学说引入哈佛大学，深刻影响了阿伦斯伯格、金博尔和同期的一代学子。这与当时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家博厄斯（Boaz）对种族和文化的强调，以及之后本尼迪克特（Benedict）和米德对文化心理和个人的关注，形成鲜明的对照（Halpern 1997：25）。在今天看来，这些学术论点像巨石阵一般，历经岁月依然对面挺立，给后者以启迪。虽然结构功能的提法远不及当年那么抢眼，但只要人们认同语境的意义和必要，仍然继续把社会生活的某一部分看作是与其他部分构成某一整体而对其加以理解和诠释，那么结构功能观点的火花就还在闪烁。
《爱尔兰乡下人》已经问世80多年了，书中的爱尔兰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爱尔兰生活过的人或与爱尔兰朋友有深交的人就会发现，书中那些人类共通的东西依然存在。有乡土情怀的读者就会在书中感受到一种文化上的似曾相识。那些爽快的句子，“两代人之间不可能有平等”，“鲜活的传统习俗也会让人开心愉悦，甚至能比放纵不羁的叛逆行为带来更多的快感”，等等，想想还真有道理。当然，还有第一讲里令人回味的这一句： 每一个人民创造他们各自的适应方式。今天，正是这些不同的适应方式吸引我们去做比较，而不是比较不同的历史进程。
翻译本书的决定几乎瞬间完成；因曾受益，悦然分享。但翻译的过程缓慢，甚至几度完全放下了。幸亏那些零星听到本书内容即刻表示兴趣的朋友们，他/她们的好奇和信任鼓励我坚持了下来。特别真心感谢Liz Donnelly女士，她是1987年我在波士顿读研究生时就结识的美国好朋友，几年前和丈夫Joe Sheehan移居到了爱尔兰南方。我把遇到的难点列单发给她，她根据原著对号一一作答回复，并请了当地社会学者朋友Muiris Sheehy做进一步详解。2019年初夏我前往爱尔兰寻访作者故迹，他们夫妇长途驱车带我去了克莱尔郡府恩尼斯的图书馆和博物馆查阅资料，体验保留下来的传统农庄，并热情介绍当地居民与我交流，核实地点和实物的准确翻译。路上我们拜访了（第四讲）阿伦斯伯格去了解“老头屋”经过的基利纳波伊古老居民点邮站和教堂墓地，在金博尔幻遇幽灵的旅店住宿过夜，收获满满。另外，爱尔兰国立大学社会学系的高级讲师安妮·伯恩（Anne Byrne）女士和在梅努斯大学研究古爱尔兰语的邱方哲老师，都在我无从确认的问题上给予了简捷透彻的指点。当然，如果没有北京大学高丙中教授对我的信赖和本书编辑李霞老师的肯定，就不会有此书的出版。最后，感激我的父母；母亲引导我享受阅读中的自学，父亲嘱咐我能上口的译文才算通顺。他们几十年从事文字工作的严谨态度感染了本书翻译的全过程。
乐梅
2019年7月初稿，2021年11月定稿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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