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序

莫泊桑的生命历程是极为短促的，他生于一八五〇年，一八九三年便长离人世。他从一八八〇年起才正式发表作品，到了一八九〇年因病魔缠身，几乎已等于搁笔。但在短短十年的创作生活中，他却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文学遗产，其中包括六部长篇小说、近三百篇短篇小说、三本旅行特写和大量的文艺性与政论性的杂文，此外还有创作初期所写的诗歌和戏剧。

莫泊桑是最早被介绍到我国来的法国作家之一。他的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一向为我国广大的读者所喜爱。但是也必须指出：作为十九世纪后期的一个有才华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莫泊桑尽管在创作特征的基本方面，表达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秩序鲜明的否定态度和对这个社会中被侮辱者、被损害者的深厚同情，然而如果和十九世纪前期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如司汤达、巴尔扎克相比，则不论在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方面或在揭露的力量方面，都显然有所逊色。在他的作品中不时出现对人生的悒郁、怀疑、孤独和悲观的情调。

莫泊桑进行创作的年代，正是法国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第三共和国时代，也即包括法国在内的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走向帝国主义发展阶段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资本主义社会不论在政治上、文化上和道德上都更腐化堕落。莫泊桑作为一个诚实的作家，反映在自己的创作中的是一种极其矛盾的心情。一方面他对资本主义社会卑鄙龌龊的现实表示了深切的愤恨，另一方面他也渴望着人所应有的幸福生活，但由于看不到这种渴望得以实现的途径，他便产生了对人生的悲观主义的结论。莫泊桑精神上的悲剧和他创作中的矛盾正是莫泊桑矛盾的世界观的反映，而莫泊桑世界观的矛盾则又是为作家自身的阶级地位和他所处的时代特征所决定的。事实是，在十九世纪的八十年代，科学的共产主义学说早已获得了广泛的传播，然而在法国，像在其他西欧国家一样，艺术和文学却远远落在先进的社会思想和政治革命斗争的后面。而且，由于资本主义开始走向它的最后阶段——帝国主义阶段，文化领域内还呈现出一片混乱景象。莫泊桑在创作上虽然继承、并在主要方面始终保持了批判现实主义传统，但未能完全避免当时文学上自然主义理论和各种颓废倾向的影响。莫泊桑创作中的客观主义态度和他倾向于用普遍的、不变的、“永恒的”、“宿命的”生命规律来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畸形现象，就是明显的例证。

莫泊桑出身于法国北部诺曼第一个家道中落的贵族家庭。童年时代在乡间的生活，使他有较多的机会接触到渔民和农民，并养成了对大自然的爱好和对贫苦者的同情（但在莫泊桑有些短篇中，农民的形象具有极大的片面性）。当他在卢昂念完中学时，正好碰上了普法战争。莫泊桑应征服兵役。爆发于一八七〇年的普法战争，就其性质来说，在战争开始时，拿破仑第三的第二帝国是处于侵略者的地位的。由于拿破仑第三反动的对内政策和侵略性的对外政策愈来愈引起当时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革命危机日益迫近，所以他急于发动对普鲁士的战争，借以缓和国内的革命。但从色当惨败，第二帝国崩溃之后，战争的性质改变了。法国人民面对入侵的敌人围困巴黎以及焚烧城市和乡村的暴行，便发动了真正人民的战争——游击战。莫泊桑后来在许多短篇中所描写的人民抗敌的故事，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无疑的，这也是莫泊桑作品中的精华部分。普法战争结束之后，莫泊桑家庭的经济情况更见困难，他只好打消了进大学的念头而自谋生活。此后将近十年之久，起初在海军部，后来在教育部，他一直当着一名小职员。这一阶层的生活和精神面貌，莫泊桑特别熟悉，后来成为他短篇小说中经常接触到的主题之一。

莫泊桑于一八八〇年在当时佐拉所编的《梅塘夜谈》这部小说集中发表了第一个短篇小说《羊脂球》，一跃而奠定了他在法国文坛的地位。人们常常惊异于莫泊桑的艺术天才（因为在以普法战争为背景的《羊脂球》这个短篇中，确实已表现出了莫泊桑独创的艺术风格和纯熟的写作技巧），但是艺术上的成就决不能光靠天才。应该说，除了天才，莫泊桑在学习写作上比别人获得了更有利的条件。莫泊桑的母亲是福楼拜少年时代的朋友，莫泊桑自幼受到他母亲文学素养的熏陶，在中学时就爱写诗，深得他老师巴那斯派诗人路易·布耶的赏识。布耶也是福楼拜的朋友，便把自己的学生带到这位当时已享盛名的作家家里，介绍给他，从此福楼拜就成了莫泊桑在文学上的导师。福楼拜一向是以写作态度谨严闻名的，他对这位弟子也提出了极其严格的要求。他传授给莫泊桑写作技巧上的基本知识，亲自为他批改习作，并经常勉励他勤学苦练而不必急于发表未成熟的作品。莫泊桑在福楼拜教导下刻苦钻研，锲而不舍，长达十年之久，这才使他第一次问世的作品就达到了《羊脂球》那样的水平。

后来也是通过福楼拜的关系，莫泊桑结识了当时文坛上的许多作家如佐拉、都德、龚果尔兄弟等，同时也认识了当时侨居法国的俄国作家屠格涅夫。屠格涅夫对莫泊桑在创作上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莫泊桑从一八八〇年发表《羊脂球》以后，才脱离他那小职员的生活而成为专业作家。他的全部作品几乎都是在一八八〇到一八九〇的十年中写成的。

《一生》发表于一八八三年，是莫泊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最杰出的作品之一。在这部小说中，他通过一个旧贵族家庭的衰落和解体，描写了生活在这个环境中的女主人公约娜一生的故事。约娜是莫泊桑笔下最吸引人的女性形象之一。这个少女禀性纯朴善良，对人满怀热情。特别在小说的最初几章中，约娜对生活的憧憬，对生活的喜悦、信任和热爱，无可抗拒地吸引着读者。莫泊桑以细腻的、诗意的笔法揭示出这个女主人公的精神世界。但是约娜的一生，毕竟只是一种无目的的生活所形成的悲剧、梦想与幻灭相交织的悲剧。

莫泊桑在这部小说中所写的并不是他当时生活中的现实。莫泊桑生于一八五〇年，而这部小说的背景安置在从复辟时代开始（约娜从修道院出来的那一天是一八一九年五月二日）直到四十年代（小说结尾时萝莎丽把约娜的小孙女从巴黎接回来是一八四六年春天）这一个历史时期。小说中除了偶然涉及社会的变革（如第十三章中约娜第一次乘火车：“巴黎和哈佛之间火车已经通了六年了……”）以外，一般说，并没有接触到当时任何巨大的历史事件和政治事件。只有熟悉这一段历史背景的读者，才能体会出小说中人物的性格与情节的发展和社会历史之间的有机联系。

从故事的情节来看，我们可以说，构成这部小说的主题的，正是女主人公的幻想与客观现实之间的冲突，和幻想的不断破灭。约娜带着充沛的生命力和对幸福的渴望踏进生活，但她的一生却是伤心绝望的一生。作为少女，她幻想忠贞的爱情；作为妻子，她幻想幸福的家庭，但她一次又一次地受到了她丈夫的欺骗；作为女儿，她敬爱她的父母，幻想他们是最敦厚而有德性的长者，但是最终她发现他们也都各有自己荒唐的经历；作为慈母，她把自己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孩子身上，幻想自己的儿子能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物，但是结果保尔却弄得她倾家荡产。这个当年充满了天真和欢乐的少女，最后竟变成了一个意志薄弱、对一切都已麻木了的老妇人，全仗她旧日的使女萝莎丽的照顾，才能苟延残喘地度她的晚年。

作者写这样一个故事的意图究竟是什么呢？从这一个故事中能得出什么结论呢？作者是不是要说明人生终究是空虚的、无意义的，人的命运不可能不是孤独的、不幸的和悲惨的？应该说，作者可能有这种看法。但是当你思索一下，约娜一生中幻想和现实的冲突，主观上究竟是什么样的幻想，客观上又是什么样的现实时，那末对故事的理解就不致于落入这种抽象的解释上去了。

约娜出身于一个衰落中的贵族家庭。她的父亲德沃男爵是十八世纪所遗留的贵族文化的维护者，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启蒙时期的哲学影响。他崇拜卢梭，具有泛神论者的观点，尊重主宰宇宙间一切生命的质朴的自然规律，他希望把自己的女儿培养成一个天真无邪的女性。从某一种意义上说，这种教育在女儿身上是起了一定作用的。约娜禀性的善良和心灵的纯洁，不能不说是来自父亲的影响。约娜又从母亲身上继承了浪漫主义式的伤感和幻想。这一切，加上少女时代修道院的教育和日后贵族地主所过的悠闲的庄园生活，都不能不在约娜性格的形成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然而时代改变了，约娜那种耽于幻想和后来变得愈来愈加消极而软弱的性格是无法适应她周围的现实的。而且她所幻想的生活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呢？约娜的生活本身是无目的的，这种生活本身注定她不可能有更好的命运。

能不能说，如果约娜嫁给一个更有品德的丈夫，她的一生就会幸福一些呢？应该说，形成约娜生活的悲剧的并不是个人私生活中的偶然因素，而是从复辟时代以至七月革命后正在急剧变化中的历史条件。让我们回顾一下约娜的丈夫于连·德·拉马尔子爵。就他的出身来说，当然也是一个贵族，但是这个贵族已和旧日的贵族有所不同了。在他身上我们已能看出这样一部分贵族出身的青年，他们随着时代的变迁，正在开始走上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道路；而正是于连性格中的这种资产阶级派生的市侩性和非人道性，形成了他和充满幻想、精神纯洁的约娜之间的尖锐矛盾。于连的粗暴、吝啬、贪财以及种种利己主义的表现是使约娜最初感到绝望的主因。到小说的最后几章，体现在于连身上的资产阶级特征在他的儿子保尔身上就更为明显了。保尔经营商业上的投机，开设轮船公司，这和三十年代与四十年代路易·腓立普治下的银行家政权时代的特征是恰相符合的。保尔和他父亲一样，成了一个冷酷无情的市侩和资产者。当他在商业投机中和糜烂的私生活中耗尽了他母亲的财产之后，便弃她于不顾。因此，尽管作者在小说中并没有直接反映历史事件，但从人物性格的对比和故事情节的发展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隐隐地贯穿在全书中的主要矛盾却是正在巩固和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关系和贵族地主庄园生活之间的矛盾。通过约娜所生活的这个古老的贵族家庭的解体，可以看出资产阶级的实利主义和掠夺成性的资产阶级道德已如何侵入到每一个角落，促使贵族文化传统的灭亡。

从小说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作者是有区别地对待存在于这个封建贵族社会内部的各种代表人物的。莫泊桑喜剧性地刻划了百无聊赖的贵族生活的寄生性（如第六章中拜访勃利瑟维勒子爵夫妇），讽嘲地描述了贵族的倨傲和等级偏见，以及保守的贵族集团和教会之间的联盟（如古特列侯爵夫人对约娜说：“神甫是教会的旗手，夫人。谁不跟着这面旗帜走，便是反对教会，也便是反对我们。”），生动地揭示了以托耳彪克为代表的封建的、天主教的世界观和以约娜的父亲德沃男爵为代表的启蒙时期所遗留的宽广的人道主义精神之间的斗争。从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对旧贵族思想体系鲜明的否定态度，但另一方面，他也美化了以德沃男爵为化身的启蒙时代的人道主义传统。

莫泊桑在小说中所采用的那种客观的、只求准确描写的叙述手法，常常会给读者带来迷惑。因此，读者更需要用自己的思考去对人物和事件作出应有的结论。比如说，我们从小说中容易看到作者对女主人公约娜表示喜爱和同情的一面，但我们同时也应注意到他讽刺和批判约娜的一面，像在小说后半部中描述约娜对保尔幼年时代溺爱的那些章节，以及后来到巴黎去寻找他的那些章节等。特别显著的是在小说的结尾部分，作者以约娜旧日的使女萝莎丽的形象和仍然沉溺在幻想中、徒事叹息与追怀往事的约娜的形象作对比，就分外衬托出女主人公生活道路的空虚。萝莎丽受过约娜丈夫的欺凌，后来被从贵族庄园中撵走，但到头来她并不沮丧，没有向困苦生活低头，劳动培养了她坚强的性格。当约娜在那里自怨“一生中没有过一点运气”时，萝莎丽激愤地对她嚷道：“如果您必须为面包而工作，如果您不能不每天清早六点就起来去干活，真要那样，您又怎么说呢？”而在小说结尾时，萝莎丽自语说：“您瞧，人生从来不像意想中那么好，也不像意想中那么坏。”作者通过这一切，引导读者去对女主人公作出应有的结论。

《一生》虽然是莫泊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但就其艺术技巧来说，已经达到了极其圆熟的境界。莫泊桑善于用轻快、灵活的线条来刻划出鲜明而生动的人物形象。对大自然景物的描写也是这部作品中的特色。作者写景从来不是孤立的，而是结合着人物内心的感受，这就特别赋予这部作品以浓烈的抒情气氛。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难看出，在小说中作者对当时已日趋巩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却还并未作出明确的判断和结论。莫泊桑更多地倾向于从他所认为的人世本身的残酷和缺陷来发掘人们苦难的原因。在这一点上，和巴尔扎克从社会的角度来处理绝望和幻灭的主题相比，他的批判现实主义的揭露力量，就显得削弱了。

在莫泊桑整整十年的创作生活中，总的来说，前六年（1880—1886）的作品显得更富于生气，揭露性较强；后四年（1887—1890）的作品，灰色的情调增强了，社会主题的成分缩小了。这一情况在他的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中是一致的。比如说，在他的六部长篇中，《漂亮朋友》（1885）就其揭露性来说，是莫泊桑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中的顶峰，从这里，读者可以看到帝国主义最初阶段现实生活中的某些特征。《温泉》（1886）继续采取揭露的手法，叙述大型资本主义企业的成长及其积累财富的各种手段，也不失为一部有分量的作品；但从《比埃尔和让》（1887）开始，情形就不同了。作者逐步抛开了巨大的社会主题，而把观察力集中到人类心理的领域中去。在最后的两部长篇小说《如死一般强》（1889）和《人心》（1890）中，“纯心理”的描写就占了上风。莫泊桑这时已不再作为社会现象锐敏的观察者而出现于读者的面前，他的兴趣已被吸引到奇特的病态心理现象上去了。在短篇小说方面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莫泊桑曾把文艺上短篇小说这一类型的写作技巧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一出色的贡献是人所熟知的。在他所写的大量的短篇中，就题材而论，涉及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处理手法上，运用了多种多样的方式；在语言表达上，具有高度的准确性和简洁性。但在后期的作品中，具体地说，也即在一八八七到一八九〇年的作品中，却更多地出现了神秘的、虚幻的、怪异的主题。灿烂的富于生命乐趣的光焰逐渐暗淡下去，愈来愈为忧郁、绝望和苦闷的情调所替代。从这里，一方面可以看出当时法国文艺上的颓废倾向怎样在莫泊桑身上起着腐蚀作用，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一事实：一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不论其才华和成就如何出众，总不能不为他自身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所左右。莫泊桑在他短促的一生的最后阶段，病魔缠身，精神失常，在一个精神病院去世时，年仅四十三岁。

译者
1962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