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柏应理 [2] 神甫说，中国人将圣人和智者加以区分。圣人洞悉天的理性之光，而其他人对此仅有皮毛之见。任何阴霾都遮不住天的理性之光，任何激情都无法扰乱天的理性之光。圣人至善至美，无须努力，无须内心斗争，他们的意愿和好恶就是天道。他还说，圣人就是天，就是至高无上的理性；圣人死后就不再有别于智者。这种观念与我们对待耶稣以及婆罗门教徒对待神的观念大体相同。孔子与其他少数寂静主义者都属于此类。不过，柏应理神甫绝不会承认这一点，否则后果恐怕会很糟。寂静主义的圣人观念大体也是如此。
智者的天资被瑕疵和先天不足遮掩，他们一生都在竭力试图恢复其初始的至善至美状态。智者追随人道，他们必须内心激烈斗争，努力争取至少接近圣人的天然状态。
圣人不受骚扰，没有激情，没有激烈的内心斗争，处在理性之光的直接照耀之下，任何力量都不能把他们与理性分开，他们享受着理性之光，任何东西都不能扰乱他们。总之，他们很像斯多葛主义者心目中的圣人。智者内心斗争，沉思并审视，经过长时间思索后，明白了自己应该做什么。天造就了圣人，他们生而为圣人；持续的努力和正确的方法养成了智者，他们由常人变为智者。圣人本身就是完美、智慧和美德。我不知道柏应理神甫如何把这一套说法，纳入真正的形而上学或者至少是基督教的形而上学。
中国人的占卜。 柏应理神甫设法让中国人的占卜能够为人所接受，甚至试图予以谅解。
其实，孔子和另一些高人似乎想把占卜归之于圣人的预测，可是，由此能得出什么结论呢？占卜的产生大概是缘于政治需求，帝国在难以决策的困难时刻，求助于占卜似乎并非出于偶然，而是遵从天的启示。再者，此类占卜并非依据某个省份的法令而进行，而是希望知道是否与天意相符。
中国音乐。
中国人一贯重视音乐。他们认为乐和礼有助于恢复心境和谐，削弱激情，能够激发人的美德。因此，他们把音乐方面的创造归功于所有伟人。太师乐
就是一位高官。
中国人的社会等级 。……“上天制裁”出现在一首歌的某一节中，柏应理神甫认为，这里的“上天”只能理解为上帝，也就是天之王。诗人竟然比哲人在宗教上更加正统，哲人相信上帝存在一事，竟然需要由诗人来证明，这究竟是一种什么宗教？
中国人的灵魂不死说 。柏应理神甫给出了可以说明灵魂不死的若干证据。
长生不老是中国人和其他人的普遍愿望，历史告诉我们，中国人如何醉心于寻找那种所谓的长生不老丹。认为灵魂不死的道教徒最热衷于长生不老丹，道教也可叫作老君教派。就尽力延长生命而言，他们并非毫无道理，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死后就什么都不存在了。佛教徒相信死后还有另一个生命，所以他们不怎么怕死。
问题不在于了解中国人认为应该怎样行动，而是弄清楚中国的智者对此持何看法。
没有一位经典作家说过灵魂会死，也没有任何人说过，治理世界的是偶然因素。
同样没有任何人说过，肉体不复存在时灵魂还活着。
子贡问孔子：人死后对人世间事物是否仍有感情，孔子答道：“倘若如你所说，人死后依然有知觉，我担心那些孝敬父母的子女会去寻死，以便与父母相聚；若说人死后毫无知觉，只怕这种说法会损害孝道，因为有些子女可能因此而疏于对已故父母的祭祀。所以，孩子，不要对这些事情过于好奇，还有更紧要的事情需要你来关注。”柏应理神甫就此写道，孔子的回答模棱两可，但却表明人死后存活于彼岸世界，至少提出这个问题的子贡是这样想的。
中国人对于世界的创立和毁灭一无所知，他们不知道肉体毁灭后灵魂并未毁灭而只是消散而已。不过，问题是要知道，人死后，灵魂还是否有感知，也就是说，灵魂是否依旧是灵魂。孔子因考虑到两个麻烦而不愿正面回答这个问题。第二个
麻烦足以妨碍他明确表示，人死后灵魂就不再是灵魂。这种态度显然会给社会造成危害。可是，承认人死后灵魂依然能感知，又有什么可怕呢？至少可以说，孔子是为了避免正面回答而模棱两可，其实，他不相信人死后灵魂还能感知。
古代中国人谈到死时，使用“起落”二字，表示人死之后，灵魂向上升，肉体则下落到地下。
在这个理论体系中，用什么来证明灵魂不是物体，而是一股气呢？如果确实是气，那就应该四处弥散，而且会像大海中的水滴一样聚合在一起。
禹在生死关头鼓励大臣们说：“生寄也，死归也。”
这就是说，活是一个保管箱，死是重建一个保管箱。
这句话证明什么呢？无神论者会这样说，意思就是：人不可能永远活着，既然迟早会死，那就不应该有什么遗憾。前面说到，灵魂是天赐的一个保管箱，由此可以作出什么推断呢？灵魂是理的一部分，是天的一部分；人死后，个体灵魂消失，聚集到灵魂总体中去。
中国人把死亡称作“去世”，也说“辞世”，即告别世界，又说是“谢世”，即对世界表示感激。这些说法都符合中国人的古老习俗，涉及礼的古籍中曾有阐述。有人亡故时，大家登上房屋高处，举头望天，口中念念有词，呼唤死者归来。父母亡故时，子女要穿丧服，以示悲伤。
这些说法和这些丧仪缘于一种天然的感情，在我们的孩子身上也能见到。他们把死亡视为旅行，把人死了说成“走了”。对于这些丧仪能说些什么呢？其实都显得很幼稚，无法对此发表任何严肃的看法。
柏应理神甫说，孔子被问到“鬼神”时答道，那是一股气；文人们则据此认为，灵魂无非就是一股气，所以灵魂能上升和下降，如今说到人死时依然说“断气”。汉语在表示物质与肉体分离时比其他语言丰富。呼吸也就是气息。在希腊语中，灵魂来自anima, anima则来自pneuma，也就是气和精神。我们通常称之为神志，而不称之为灵魂。中国人把灵魂说成聪慧、谨慎、明理等等，柏应理神甫认为，中国人对灵魂的性质及其与肉体的区别所做的解释，不如外国人说得清楚。不过，不能由此得出任何结论，因为，有一点是不容怀疑的，那就是，中国人认为这些都是整个人体所具有的品质，而不能仅仅归之于人的某一部分，由此也不能证实灵魂存在于肉体之外。
柏应理神甫理应该把孔子的原话告诉我们，至少应该告诉我们这些话出自哪部著作，以便于我们查找，否则我们就无法对孔子的说法进行推敲，因为，孔子似乎不大相信确有鬼魂。在中国的史书中也没有出现过鬼魂。然而除了文人，中国人几乎都相信鬼魂，都相信讲述鬼魂回归的故事。
孟子不排斥物质，而且认为，把人与禽兽区别开来的东西其实不多。
柏应理神甫指出，耶稣会士们为了避免引起误解，每当谈及灵魂时避而不用“气”字。气指的是呼吸，古代经典中还用另外一些词指称“气”。与“大体”相对的是“小体”。
他们还把“气”称为天的良序和美德。
柏应理神甫讲述了发生在周朝创始人文王的弟弟周公身上的奇迹。文王病重期间，周公尽心侍奉。文王驾薨后，周公成为摄政王，受到权臣们的猛烈攻击，他为了国家的安宁而退居一隅。两年之后，天出面卫护周公，雷电轰鸣，狂风大作，灾情惨重。周公的侄子听从众人的呼吁，召回周公，国家于是重归安宁。天对中国人情有偏好，无论他们犯了多大错误，从未予以严惩，大大有别于他对犹太人的做法。
老君学派被俗称为道家。老君及其对创世的看法。他在炼丹方面的奇迹。这位哲人生活在孔子时代，比孔子年长。老君的著作至今尚存，书中颇多警句表明了他鄙视财富、逃避荣华、追求隐遁的思想。但是，当他谈到万物的由来时，显得不太正统，他认为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他认为上帝是一个有肉体的存在物，是居住在天上的君王。中国人把老君视为炼丹术的首创者，他的弟子受到谴责，因为他们玩弄巫术，引诱多位皇帝。不过，我认为，之所以有这些传说，原因在于中国人十分无知，中国文人把忽视研究大自然视为荣耀，而老君的弟子们则在炼丹过程中，获得了对大自然的某些特殊效果的知识，他们以炼丹术作为炫耀的手段。我相信，这些所谓的奇迹其实算不得什么，传说总是越传越夸大。
中国医学 。据柏应理神甫说，中国人有许多奇迹。这些大概只是传说，但得到了无知而迷信的传教士的支持，他们确信鬼神能量很大。众所周知，中国人在这方面很能干，而在我们当中，即使以敏锐的眼光仔细观察，也难以发现他们的奥秘，除非是懂行的业内人士。不过，我不相信他们需要借助这些手段，事实可能是传教士们为了彰显自己的成就，把大量所谓的奇迹归诸中国人，或者轻易地相信中国人的所谓奇迹。我们知道，和尚道士不必费多大力气，就能让人相信鬼神。我们每天都看到，那些最离谱的无稽之谈，在欧洲不但信而不疑者大有人在，而且还有许多人执着地为之辩护。把鬼神说得活灵活现，散布某个鬼神的奇迹，以此迷惑轻信者，让他们不会因终于明白事理而醒悟；通过这些手段取得的成功，能让奇迹的散布者获得成就感，虚荣心得到满足。
佛教
。柏应理神甫认为，佛教于公元65年传入中国，即第五朝代（汉朝）第十七位皇帝
明帝在位期间。但是我认为佛教传入中国更早，对柏应理神甫的说法应该有所保留，他所说的是皇帝允准的一种较为普遍的信仰，而此时仅有少数人信奉佛教。
关于佛诞生的奇迹 。关于佛的诞生有许多传说，柏应理神甫认真地加以散布，丝毫不以为耻。他说，不清楚佛究竟是人还是鬼神，他倾向于认为，鬼神利用了某位离群独处者的极度闲散，让佛孕育在母腹中。
佛母剖腹产 。柏应理神甫诬蔑和攻击佛，说佛的母亲是一条蛇，这岂不令他自己显得很可笑吗？仅凭常识就可知这种说法的虚妄，说什么蛇顺利地产下了小蛇。无论故事编得如何神奇，也无法证明实有其事。
文人、佛教 。柏应理神甫承认，包括攻击佛教最激烈者在内的中国文人，似乎并未远离佛教的核心学说，只是不参与和尚的迷信活动以及相关的各种仪式而已。他说，中国文人把佛教视为一种自然哲学，大多数经典注释家也持这种看法。
柏应理神甫说，中国人不善于思辨，他们的哲学局限于伦理与政治。他们相信上帝，但不思索上帝究竟是什么，他们所考虑的是国家的治理。
需要指出的是，柏应理神甫错误地把世界在这个体系中的运转归结为偶然性。包括有见识的哲人在内的中国文人认为，偶然性只是一种声音
，不能说明任何事理，所有事件都有必然性，前后相连的各种原因导致各种事件的发生，而且不可能不发生。就像是存在着难以计数的运动，第一个运动必然推动第二个运动，第二个运动必然推动第三个运动，直至无限。把人所不拥有的情感归之于人，这很危险。再则，柏应理神甫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与世界的自然管理体系相似，他觉得从这种相似中归纳出来的上述看法很有道理，洋洋得意地多次予以阐述。如果只是为了论证尚可原谅，但是，这种看法其实不堪一击，我将予以揭示。
柏应理神甫认为，新注释家的谬误来自他们对《易经》的误读。这部书讲的是六十四卦，即由连线和断线组成的图像，据说出自中国王朝的创始人伏羲笔下。《易经》是一部可以读通的著作，中国的两位君主和孔子都对此书做过注释。孔子对自己的注释并不满意，但他在再次为《易经》写作注释时病故。柏应理神甫说，伏羲试图借由这些图像表示各个时代的人和物。中国人认为，万物有完善和不完善两种状态，即阴和阳，阴阳来自太极。柏应理神甫认为，太极就是亚里士多德学派所说的混沌，即元物质。阴和阳是一切事物的根本，阳是完善，阴是不完善。我不知道柏应理神甫为什么把阴阳称之为物质和外形，或许这样比较符合亚里士多德学派的思想。
阳爻即连线—代表阳，阴爻即断线
代表阴，
代表最佳，
代表最坏。爻的不同组合产生各种新事物。例如天或气组合产生有生命的万物；火与水、热与冷、风与雷等等。
周文王是试图解释这些谜一样组合的第一人，其子周公对此做了更为详细的说明。不过，他们还有许多不解之处，这就需要另一个人做出进一步的解释。孔子对周文王和周公的说明进行了研究，从各个卦中获得了有关治理国家的秘诀。柏应理神甫对第五卦做了解释，但只是一些神秘兮兮的空话和非常勉强的隐喻。我强烈地认为，这部所谓的伏羲著作是一部中国古书的某些章节，包含有原著的某些章节。中国人起初使用象形字，后来使用不同颜色的绳子，用结绳取代这些粗陋的象形字，大体上如同秘鲁人那样。可是，结绳的含义很难认辨，于是改用连线和断线取代结绳，再往后，增加了竖、点、撇等笔画。
中国文人认为，由动到静、由静到动的运动从来如此，而且永远不会休止。柏应理神甫指出，这种永远变化的说法不符合中国的传统思想，中国人向来认为，世界有其起始之时，并具体标出了世界诞生之日乃至时辰。但是，是否可作如下理解：这里所说的世界起始，是由静向动过渡的一个节点，而此前已经有过多次变化，各次变化之间夹有一个完全静止的阶段；更何况，柏应理神甫承认，中国文人认为，第二次巨变持续了两万六千年。
柏应理神甫指出，中国人是真正的无神论者，他们拒不接受任何把世界与物质分离的思想，他们虽然也谈论鬼神，但只赋予鬼神以人体的特性与行动，确切地说，他们所说的鬼神具有产生某些效果的功能，所以其实是人体的活动。柏应理神甫抱怨新儒阉割和歪曲古代经典，把他们自己的看法强加在古代经典对鬼神性质的解释之中。古代经典认为，鬼神主导着人间和天上的万物，新儒则把上帝、君王和新儒的太极和理混为一谈，把太极和理视同为天神。他们把主宰世界的理比作主宰躯体的心灵，前者调动世间万物，后者调动人的躯体。
柏应理神甫据此认为，新儒把许多人推向无神论。
柏应理神甫指出，太极二字仅见于新近的著述。可是，我觉得此事无助于柏应理神甫。早于孔子的那些著述大多论述礼，或是诗，或是颂，书中所载是古代中国帝王与臣下的问答，在这些古书中找不到哲学术语并不奇怪。再则，问题不在于术语本身，而在于术语所涉及的事物，问题不是中国的初民是否知道太极和理这两个术语，而是他们的相关概念是否与新儒互不相容。
柏应理神甫告诉我们说，伊斯兰教大约在公元700年前后传入中国后，发展很快，穆斯林被称作敬天者。对伊斯兰教有好感的文人当然不会像道家和佛教徒那样攻击伊斯兰教。由此可见，中国文人所说的天是上帝的天，而不是物质的天。
我说，文人在穆斯林那里见不到任何泥塑木雕的偶像，而穆斯林在汉语中找到的用来表示真主的词，仅有天一个字，这恐怕就是谬误产生的双重原因。
中国史书对各种事件发生日期的记载相当精确，他们拥有干支纪年法，所以我们知道，从尧在位到今年1713年，一共经历了4073年。柏应理神甫似乎不予认同。此外，有人说，中国历史仅是传说而已，我对此难以苟同，尽管我对中国并不怎么看好。但是，我愿意对中国给予如同给予埃及人和迦太基人同样的重视。中国人的文献虽然留存不多，但已经足以证明他们的历史清晰而完整。
柏应理神甫的翻译并不全然可信，因为他依据偏见来解释中国的术语，并提供证据作为支持，但我在多处发觉他并不正确。仅举一例，中国古代皇帝敬天和敬上帝，其实天和上帝这两个词，都是对真正上帝的指称。
有人问道，我们若是看到亚里士多德跪地祈祷，将会作何想法，我们是否承认亚里士多德相信最高主宰的存在，尽管他的著作对此只字未提。提这种问题的人与柏应理神甫一样，只不过是玩弄文字而已，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我的回答是，这位哲学家如果把一切归诸某种盲目力量的宿命，那么，他要不是一个疯子，要不就是一个企图让人受骗的戏子。再说，一直挂在孔子和多位智者嘴上的中国人的美德也并非一成不变，两千多年的时间中肯定有添油加醋，缺陷被掩盖了。对黄金时代无论如何美化都不为过，所以，中国人对于古人的称颂，丝毫无助于证明，为中国制定了优良政治规则的初民不是无神论者。
柏应理神甫不得不承认，宋代的注释家只有政治信仰，他们倡导的是性，也就是真诚的道德。
几乎所有的中国史书都以伏羲为开端，这位君主在位期间是基督耶稣之前2952年。尽管150卷的史学巨著对伏羲之前的历史有所记载，但中国的史学家几乎一致认为，此前的历史是传说。
中国人对洪水毫无记忆。在三百年前出版的《性理大全》中似乎谈到了洪水。柏应理神甫不认为有责任告诉我们，中国人是如何排除积水的。这就让我觉得，他可能曲解了《性理大全》中的这段文字，所以我们不能把这些话视为可靠的证据。柏应理神甫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史学家们常常把传说穿插在初民的历史中。
[1] 这件资料的原文系法国学者、时任波尔多市立图书馆馆长戴格拉夫（Louis Desgraves）在该馆馆藏中发现，发布在《波尔多和吉隆德省历史杂志》（ Revue historique de Bordeaux et du Département de la Gironde ）1958年号第205—219页上，题目为《孟德斯鸠关于中国的笔记》（ Notes de Montesquieu sur la Chine ）。据戴格拉夫先生研究，孟德斯鸠开始写作这篇笔记的时间不会晚于1713年，其依据是这份笔记中清楚地写有“直到今年1713年”。文中所述中国的人与事偶有与史实不符之处，一律保持原样，不作更改。——译者
[2] 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1624—1693），比利时在华耶稣会传教士。本篇是孟德斯鸠阅读柏应理所著《中国贤哲孔子》（ 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 ）的笔记。——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