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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我们探讨了与各种政体的性质相关的法律，接下来我们探讨与政体的原则相关的法律。
性质决定政体，原则推动政体，这就是政体的性质和原则的区别
。前者是政体的特殊结构，后者是推动政体的人的情感。
法律固然需要与每种政体的性质相关，它与每种政体的原则亦应如此。所以，应该探究一下原则究竟是什么，这就是本章将要论述的内容。
前已述及，共和政体的性质是全体人民或若干家族执掌最高权力；君主政体的性质是君主执掌最高权力，但依据确定的法律行使权力；专制政体的性质是单独一人随心所欲，朝令夕改地治理国家。三种原则自然而然地衍生出各自的政体，因而无需我多费力气，便已充分彰显。我以共和政体作为开篇，首先谈谈民主政体。
君主政体或专制政体无须很多道义便可维持或支撑。君主政体中的法律，专制政体中君主高扬的手臂，就能够解决和控制一切。平民政体则还需要另一种动力，那就是 美德 。
我的这些说法已由全部历史印证，而且非常符合事物的性质。因为很明显，在君主政体中，下令执行法律的那个人，自认为高踞法律之上，因而不像平民政体那样需要美德。在平民政体中，下令执法的那个人，意识到自己不但也受法律约束，而且还要对此承担后果。
同样明显的是，君主若因听信谗言或一时疏忽而造成法律中止执行的后果，弥补过失比较容易，他只需要更换枢密院或者将一时的疏忽纠正过来即可。但是，在平民政体下，法律停止执行只可能起因于共和政体的腐败，所以这种情况一旦出现，国家已经不成其为国家了。
上世纪英国人上演了一出壮丽的活剧，他们竭尽全力想要建立民主政体，却徒劳无功。参与国事的那些人毫无品德，那位最有魄力的人
的成功激起了他们的野心，一方的宗派思想并未全部铲除，只是代之以另一方的宗派思想，于是乎，政府不断更迭，惊诧不已的人民寻求民主，却无处可寻，最终不得不止步于曾被废止的那个政体之中。
当苏拉要把自由还给罗马时，罗马已经无法接受了，美德在罗马已经所剩无几，而且还在一天天减少。在恺撒、提比略、卡里古拉、克劳狄、尼禄、图密善
之后，罗马人不但没有觉醒，反而日益沦为奴隶。所有的打击都冲着暴君而去，暴君制度却没有受到任何打击。
生活在平民政体中的希腊政治家们很明白，支持这一政体的唯一力量是美德。而今天的希腊人与我们谈论的，则只是制造业、商业、财政、财富和奢华。
美德不复存在时，野心便侵入能够接受它的那些人的心中，贪婪则渗入所有人的心中。欲望改变了目标，过去喜欢的现在不再喜欢了，过去因为守法而获得了自由，如今则以自由来抗击法律。每个公民都好像是从主人家里逃出来的奴隶。过去的准则如今被视为戒律，过去的规矩如今被称作束缚，过去的审慎如今被视为胆怯。节俭被看作贪婪，而占有欲却不再被视为贪婪。个人的私产过去汇聚成公共金库，如今的公共金库却变成了某些人的私产。共和政体成为巧取豪夺的对象，它的力量从此仅仅只是若干公民的权势和大众的许可。
雅典无论是在显赫地称霸于四邻或是在屈辱地遭受奴役的时候，都拥有同样的兵力。在它保卫希腊抗击波斯时，在它与斯巴达争夺帝国时，在它进攻西西里时，都只有两万公民
。当德米特里乌斯
如同在市场上检点奴隶的数量一样核查雅典的人口时
，雅典有两万公民。当腓力
决心制服希腊而兵临城下时
，雅典此时失去的依然仅仅是时间。在德摩斯梯尼的著作中可以读到，让雅典人清醒有多么困难；雅典人惧怕腓力，并非因为他是自由的敌人，而是因为他是逸乐的敌人
。这座经历了多次失败而从残垣断壁中再生的城市，最终惨败于喀罗尼亚
一役，而且从此一蹶不振。腓力把所有战俘遣返，但这有何用，遣返的都不是铁血汉子。战胜雅典的军事力量有多容易，战胜雅典人的品德就有多困难。
迦太基怎能支持得住呢？当上了行省总督的汉尼拔
试图制止官吏们掠夺共和国之时，这些官吏不是把他状告到罗马人面前了吗？这些可怜虫想当公民，却无处立足，而且竟然还想从他们的毁灭者手中获取财产！不久之后，罗马索要他们的三百名主要公民做人质，还让他们交出武器和船只，接着便向他们宣战。从迦太基被解除武装后所作的绝望抵抗中不难看出
，当迦太基人的兵力尚存时，倘若能辅以美德，何至于落到这步田地。
平民政体需要美德，贵族政体也需要美德。只不过，贵族政体并非绝对需要美德。
平民之于贵族，犹如臣民之于君主，他们受制于法律，因而对美德的需求逊于民主政体下的平民。但是如何约束贵族呢？想要通过执法约束同僚的那些人很快就会感到，这样做其实是约束他们自己。所以，依据基本政制的性质，贵族集团需要美德。
贵族政体本身就具有民主政体所不具备的某种力量。贵族在那里形成为一个集团，以其特权和特殊利益抑制平民。在这方面，只要有法律便可得到执行。
但是，贵族集团抑制他人有多容易，抑制自己就有多困难
。似乎要把所有的人都置于法律的权威之下，可是又像是要把所有的人都从法律的权威下解脱出来，这就是这个基本政制的性质。
这样一个集团只有通过两种途径可以自我抑制。其一，借助高尚的品德，使贵族与平民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平等地位，这样就能组成一个巨大的共和政体；其二，借助高尚程度略低的品德，以某种程度的节制使贵族内部相互平等，这样他们就能保存自己。
由此可见，节制是此类政体的灵魂。我在这里说的是以品德为根基的节制。而不是源自怯懦或怠惰的节制。
在君主政体中，人们以政治处置重大事务时尽可能不借助美德，犹如在一台优良的机器中，巧妙地尽量减少动作，少用发条和齿轮。
国家的存续并不依赖对祖国的爱、对荣耀的追求、对自我的舍弃、对本身最宝贵利益的牺牲，以及我们仅仅有所耳闻的古人的一切美德。
在君主政体中，法律取代了一切美德，人们完全不需要美德，国家免除了对人们具有美德的要求。一件悄无声息去做的事，在那里是不会引发什么后果的。
就性质而言，一切罪行都是公罪。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将真正的公罪与私罪区分开来，之所以称作私罪，是因为私罪对个人的侵犯甚于对整个社会的侵犯。
在共和政体中，私罪具有较多的公罪性质，也就是说，私罪对基本政制的侵害甚于对个人的侵害。在君主政体中，公罪具有较多的私罪性质，也就是说，公罪对个人福祉的侵害甚于对国家基本政制本身的侵害。
我请求大家不要对我的这番话感到不舒服，我有全部历史作后盾。我知道，拥有美德的君主为数不少，但是，我想说的是，在君主政体中，平民很难具有美德
。
不妨读一读各个时代的史学家们的宫廷记述，不妨想一想各国人士关于佞臣们卑劣性格的谈话，这些绝不是推论和揣测，而是惨痛的经历。
无所事事却又野心勃勃，目空一切却又猥琐卑劣，期盼致富却又不愿劳动，憎恶真理，吹牛拍马，背信弃义，卑鄙无耻，罔顾一切承诺，蔑视公民义务，担心君主有德，希望国君孱弱，尤为甚者的是永远对美德的嘲笑。我认为，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各个地方和各个时代绝大多数廷臣的性格。在一个国家里，倘若大人物全是坏蛋和骗子，他们的下属却都是甘心情愿受骗的好人，这种事情实在是难而又难。
假如平民当中有一个可怜的老实人
，他该怎么办呢？枢机主教黎塞留在他的《政治遗嘱》中委婉地劝告君主，不要使用这种人
。美德不是君主政体的动力，这是至理名言！诚然，美德并未被排除在君主政体之外，但它却不是这类政体的动力。
我要加快速度大步往前走了。否则就会让人以为我在讥讽君主政体。不，要说君主政体缺少动力，它倒是另有一个，那就是 荣宠 ，这是每个人和每个阶层的固有的想法。荣宠取代了我所说的政治美德，并且处处代表着美德。它能激发最高贵的行动，若辅以法律的力量，它就能像美德那样实现政体的目标。
因此，在治理良好的君主国里，几乎每个人都是好公民，但是，好人却极为罕见，因为，要做好人
，首先得想做好人
，而且是为了国家而不是为了自己才爱国。
我们已经说过，君主政体意味着地位优越、门庭显赫，乃至高贵的出身。荣宠的性质是索求优遇和赏赐，所以它能在君主政体中占有一席之地。
野心在共和政体中是有害的，在君主政体下却能产生良好的效果，并赋予它以生命。野心在君主政体中有一大优越性，那就是它不具有危险性，因为它会不断地受到抑制。
你也许会说，这就如同宇宙体系一样，既有不停地让各种物体远离中心的离心力，又有将各种物体拉回中心的重力。荣宠使政治集团的各部分动起来，通过自己的作用把它们连接起来。这样一来，各部分自以为在追求各自的特殊利益，实际上却都向着公共利益会聚。
就哲理而言，引导国家各个部分的是一种虚假的荣宠，可是，这种虚假的荣宠却有益于公众，恰如真实的荣宠有益于能得到它的那些人一样。
逼迫人们去做各种费力而又艰难的事，除了让这些事闻达于大众之外，不给予任何报偿，这岂不是让人勉为其难。
专制政体国家的原则绝对不是荣宠，那里人人都一样，谁也不可能自诩强于他人。在那里，人人都是奴隶，谁也不可能在任何方面优于他人。
此外，荣宠有它自己的法则和规律，而且刚而不屈，仅因自己而定，从不取决于他人的脸色。所以，唯有在基本政制固定和法律可靠的国家里，荣宠才有自己的地位。
专制君主怎么能够容忍荣宠呢？荣宠以蔑视生命为炫耀，而专制君主之所以拥有强权，恰恰因为它能置人于死地。荣宠怎么能够容忍暴君呢？它既有一定之规，又有持续的欲念，而专制君主没有任何规矩，他一时性起就可以毁灭别人的一切欲念。
专制政体国家不但不知荣宠为何物，甚至往往找不到恰当的词来表述这一概念
。荣宠存在于君主政体中，在那里，荣宠给予所有政治集团和法律以及美德以生命。
共和政体需要美德，君主政体需要荣宠，专制政体则需要畏惧。在专制政体中，美德根本不需要，荣宠则是危险的。
专制政体下君主的无限权力全部转交给受他委托的那些人。自认为不同凡响的人有可能在那里造反，因此，必须以畏惧窒息一切勇气，扑灭野心于萌芽状态。
一个宽和的政体，只要它愿意，就可以松一松它的弹簧，而不至于发生危险。它赖以维持自己的是法律和力量。可是，在专制政体中，君主只要一放下高扬的手臂，只要他不能迅即制服身居要职的权贵
，一切便都完了。因为，作为政体动力的畏惧既已不复存在，人民便不再有人保护了。
土耳其的一些法官认为，苏丹的承诺或誓言如果约束了他的权威
，他就丝毫没有守信或践约的义务。这些法官之所以持这种观点，显然出于本书上节阐明的意思。
平民应受法律审判，权贵应受君主心血来潮的制裁，最下层的臣民不应被砍头，帕夏
则应随时有丢掉脑袋之虞。谈及这些可怖的政体时，人人都不寒而栗。新近被米利维伊斯
废黜的波斯国王的政府之所以在被征服之前就已经垮台，就因为国王不曾流过足够的血
。
史书告诉我们，图密善骇人的恐怖行径令省督们心惊肉跳，平民于是在他在位期间稍稍获得了一点休养生息的机遇
，恰如洪流摧毁了河岸的一侧，而另一侧则幸免于灾，极目远眺，还能望见若干草场。
在专制政体国家中，政体的性质要求绝对服从，君主的旨意一旦下达，就应立竿见影地发生效应，犹如掷球游戏中一个球击中另一个球那样。
根本没有调和、修正、妥协、交情、对等、商榷、谏议，根本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作为相等或更佳的谏议提出，人只是服从于那个发号施令的生物脚下的另一个生物罢了。
人们既不能对未来的命运表示担心，也不能将晦气归咎于命运无常。人在那里如同牲畜一样，他们所拥有的仅仅是本能、服从和惩罚。
人的自然感情，孝敬父亲，钟爱妻子儿女，荣誉的法则，健康状况等，谈论这一切全然徒劳无益，遵命行事就足够了。
波斯国王对某人判刑之后，谁也不能再向国王提及此人，更不能为他求情，即使当时国王处在酒醉或神志不清状态，王命也必须执行
。否则，他就是前后不一，而法律是不能前后不一的。这种想法在那里由来已久，亚哈随鲁
曾下令灭绝犹太人，由于不能收回成命，所以只得准许犹太人进行自卫。
不过，有一件东西有时候可以用来对抗君主的旨意
，那就是宗教。人们可以丢弃乃至杀死自己的父亲，如果国王下达这样的命令；但是，如果国王要求并命令某人喝酒，此人是不会喝的。宗教法规是超级戒律，既管臣民，也管君主。不过，就自然权利而言，情况就不同了，君主并不被视为普通人。
在实行君主政体的宽和国家中，权力受政体动力即荣宠的限制，荣宠如同国王一样主宰百姓，也主宰国王。人们绝对不会向国王援引宗教法规，朝臣知道自己若是这样做就很可笑。人们向国王不断援引的是荣宠的法规。结果是服从发生了某些必然的修正；荣宠天然地受制于怪诞，服从也就亦步亦趋，紧随不舍。
服从的方式在这两种政体下虽然不同，但权力却是一样的。君王朝向哪一边，天平就倾向哪一边，他永远得到服从。在君主政体下，君主比较明智，大臣们的机敏和练达远远胜过专制政体下的大臣，这便是这两种政体的全部区别。
三种政体的原则如上所述。但这并不意味着共和政体中人人都有美德，而是说他们应该具有美德。这也并不证明，在君主政体中人人都有荣宠，在专制政体中人人都心存畏惧，而是说他们应该如此，否则，这个政体就不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