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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想把这本书题献给谁，也不想请求谁的保护
。书若好，自然有人读，书若不好，我也不会在意是否有人读。
我把第一批信件拿出来，是为了试探公众的口味，皮包里还有许多信件，随后可以奉献给公众。
不过，条件是读者不知道我是谁，读者一旦知道我的名字，我就将缄默不语。我认识一位女子，她走路中规中矩，但是，只要有人打量她，她当即就瘸了
。这本书的毛病已经够议论一阵子了，无需再把我本身的毛病搭上。有人若是知道我是谁，或许会说：“他的书与他的秉性格格不入，他应该把功夫花在合适的事情上，一个正经人犯不着做这种事。”这类感想对于评论家来说是家常便饭，不需要动多少脑筋。
写信的这些波斯人曾是我的街坊，朝夕相处。他们视我为另一个世界的人，所以对我什么都不避讳。确实，从万里之遥来到这里的人，没有什么私密可言。他们把大多数信件让我看，我一一抄录下来。我无意中看到了几封他们本不应该让我看的信，因为信中的内容对他们的自负和妒忌构成极大的伤害。
所以，我只当了一回翻译，把精力用在不让这些信件冒犯我们的习俗上面。我竭尽全力不让读者受困于亚洲语言，不被无数崇高卓越的言辞弄得晕头转向，不知所云。
我为读者所做的还不止这些，我删除了大段冗长的客套话，东方人和我们西方人一样，在这方面毫不吝惜；我还隐去了大量见不得阳光，只能消亡在密友之间的那些细节。
大多数书信集的作者倘若也这样做，他们的著作肯定已经泯灭了。
一件事时常让我惊诧不已，这些波斯人竟然像我一样熟悉国人的习俗和规矩，就连最细微之处也不陌生，我敢说，不少到过法国的德国人未曾注意到的事物，这些波斯人却都发现了。我觉得，原因在于他们居留的时间相当长，何况亚洲人熟悉欧洲人的习俗，要比欧洲人熟悉亚洲人的习俗容易得多，亚洲人用一年时间就能透彻了解对方，欧洲人哪怕花四年时间也做不到，因为欧洲人易于沟通，恰如亚洲人不善交流。
按照惯例，任何译者乃至最粗俗的注释家，都可以写一篇阿谀奉承的文章，放在书首，大谈这部著作的功用、优点和卓越之处。我没有这么做，诸多原因不难猜到。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这不啻是把一件令人讨嫌东西，放在一个已经十分令人讨嫌的地方，我想说的是序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