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序

国人编写的各种欧洲文学史和法国文学史，无不为《波斯人信札》辟出专章专节，介绍虽繁简不等，但评价却相当一致，异口同声地褒扬有加。《波斯人信札》既然被写入文学史，自然是被视为文学作品无疑。但是，在这部由161封书信组成的著作中，作者往往借由虚构的写信人大发议论，全书既无贯穿全书的人物，也无前后相连的情节，与通常的小说类文学著作大异其趣，因而当年便有人发问：《波斯人信札》是小说吗？不少人认为，这是一部以讥讽的口吻表述政治、经济、哲学见解的论著，而不是小说。这个问题其实直到现在也没有彻底解决，日前有论者在《中国社会科学报》撰文 ，郑重地指出：“除非正确理解《信札》作为小说的意义，否则对文本的解释便会从一开始就陷入歧途。”看来问题还仍挺严重。然而，不同的意见也还是有的，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李大钊谈到过《波斯人信札》，但不是在谈论文学作品时，而是在《孟德斯鸠的历史思想》中提及的。他写道：“此书露出只为装点与娱乐的装饰品的样子，但实际上乃为一精巧的武器，足予其仇以致命伤，非此不能痛击之，或仅击之而无力也。此书以无上的艺术讽刺东方，并讽刺法兰西，讽刺他们的精神与政府，他们的权威与传说，他们的愚行与弊害。这书在精神上是沉挚而真实的，在目的上是伦理的而建设的，表现出一种描写分析社会生活、习惯、动机的稀有的才能，有许多在《法律的精神》中所推扩的观察，已能觅之于此书中矣。” 李大钊似乎并未把《波斯人信札》解读为小说。

究竟是不是小说？话还得从远处说起。《波斯人信札》问世之时是18世纪初叶的1721年，在那时的法国，小说是一种不成熟的文学形式，无法与诗歌和戏剧比肩。且不说希腊罗马的史诗和悲喜剧，早已成为人们心目中文学的象征和难以逾越的高峰，退一步说，最蹩脚的诗也要讲究音节和韵脚，撰写剧本至少要遵守三一律。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小说就是讲故事，再好的小说也只是比较长的故事而已。在整个18世纪中真正称得上小说的，只有伏尔泰和卢梭的几部作品，但这几位大家的名声并非凭借小说而获得。小说真正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学形式是在19世纪，雨果、仲马父子、巴尔扎克等一批引领风尚的作家，把小说这种文学形式推向成熟，他们的作品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和喜爱。

不过，孟德斯鸠当初撰写《波斯人信札》时，倒并不在意自己的处女作是一种什么文体。他想写一本书，既可以在书中随心所欲地纵横驰骋，不受书写形式的任何羁绊，又能让人读了开心，从中得到乐趣。于是他选择了虚拟的书信集，因为这种体裁非常灵活，既可以讲故事，又可以发议论。他当年提笔撰写时，或许确实并未认真考虑过，自己的这部作品属于什么门类，只要能够把所思所想写出来即可。直到此书初版三十年之后，当他认定《波斯人信札》是小说时，就此写道：“人们意外地在《波斯人信札》中发现了一种小说，这正是此书的主要成就。小说的开篇、发展、结局，书中一应俱全。”（《随想录》，第2033条）类似的话在《关于〈波斯人信札〉的几点感想》中也可以读到：“没想到，《波斯人信札》居然被意外地发现是一种小说，真让人喜出望外。既然《波斯人信札》被认为是一部小说，属于“意外”“喜出望外”，可见孟德斯鸠当初并不认为自己在撰写小说。

然而，《波斯人信札》并非常见的普通小说，而是一部书信体小说。当孟德斯鸠终于认同这部著作为小说时，曾颇为得意地自我夸耀：“我的《波斯人信札》教人如何撰写书信体小说。”（《随想录》，第1621条）

书信体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并非始于孟德斯鸠，在《波斯人信札》之前，法国至少出版过6部书信体小说，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土耳其谍影》（ Espion turc ）。此书出版于1684年，深得读者嘉许，也为孟德斯鸠提供了借鉴和启示。《波斯人信札》汲取了前人书信体小说的优点，在此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土耳其谍影》中的写信人只有一位，《波斯人信札》中的写信人多达十八位；信件的内容和形式都多种多样：有两个可以单独成篇的完整故事，以及几个比较单薄的小故事，有对话、独白，颂辞、议论乃至药方，此外还有信中信，即写信人转交和转述的第三者的信件。

书信体小说具有其他体裁所没有的许多优越性，孟德斯鸠对此深有体会，他就此写道：“在书信体小说中，人物并未经过精心挑选，涉及的话题不受任何意图和计划的约束，作者因此而获益，他可以把哲学、政治和伦理道德写进小说，悄悄地用一根不易察觉的、在某种意义上不为人所知的链条，把这一切连接起来。”（《关于〈波斯人信札〉的几点感想》）他把书信体小说的特点几乎发挥到了极致，读者在《波斯人信札》中所读到的，除了有关波斯人的后房和穴居人等虚构故事之外，还有游记、道德评论、人口理论，以及沙皇访问法国、瑞典女王禅位等不久之前的新闻事件。或许正因为如此，当年的不少读者并未把《波斯人信札》当作一部虚构的作品来读，而是把它视为一部评述政治、宗教、道德、风尚的著作，进而产生了前面提到的此书是小说还是政论的争议。

《波斯人信札》全书结构松散、主题驳杂。许多信件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唯一能把全书连成一体的，只有每封信末所署的写信日期，即从第一封信的1711年到最末一封信的1720年。人物虽然众多，但仅后房故事中的波斯人有名有姓，所有法国人则几乎都是某一人群，而非某一个人。究其原因，书中的波斯人都在故事中扮演某个角色，而法国人则几乎都是讥讽调侃的对象，诸如教会人士、政府官员、金融大鳄、时髦女郎等等，他们仅仅是被描述的对象，而不是出现在舞台上表演的演员。

大而言之，《波斯人信札》的内容可以分为三部分，其一主要是波斯人的后房故事，另外还有几则长短不一的小故事，这部分与现代意义上的小说比较接近。其二是对法国的观察，这部分内容庞杂，更像是政论、游记和随笔。其三是对某些理论或现实问题的探讨。后房故事的场景相对固定，情节有一定的连贯性，有几个人物出场次数较多，性格鲜明。不妨认为，孟德斯鸠是想通过后房故事，无情揭露并严厉谴责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对人性的摧残。故事中的后房主人便是旅居巴黎的那位波斯青年。他身在异乡，心系后房，通过一封封信件不断地向替他管束后房的阉奴发出指令，牢牢地控制着他的数十个妻妾，严防她们有任何不轨之举。所有妻妾都是他的私产，他的意志就是准则，他的命令就是法律。阉奴是他实行专政的工具，这些因身体残缺而极度自卑的后房管家，忠实地执行主人的每一个指示，把虐待和迫害女人视为获得自尊心的唯一途径，用女人们的痛苦来满足他们变态的内心需求，因而，阉奴的凶残甚至超过了主人的要求。他们向主人报告女人们的一举一动，为主人出谋划策，毫不留情地把一切反抗镇压于萌芽状态。从某种意义上说，此时是阉奴在指挥主人，而不是主人在指挥阉奴。这种主仆角色互换的场景，不免让我们中国读者想到，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因皇帝昏庸而宦官擅权的情形。但是，有压迫就有反抗，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这个道理，后房终于失控，出轨事件屡屡发生，一位视自由高于生命的后房女子，撕下了自己邀宠于主人的假面具，带着对主人的无比仇恨，在尊严和平静中服毒自尽，后房故事就在这个壮烈的行动中戛然而止。另外两个故事篇幅较小，其共同特点是寓说教于故事。在穴居人故事中，孟德斯鸠力图告诉人们，善良和美德是维持社会和谐与人民幸福的必要条件，而通过阿菲里东和阿斯塔黛的故事，他想表明的则是对不同宗教的宽容和不同民族习俗的尊重。

对法国的观察在书中占比重很大，粗略统计表明，这部分内容的信件超过100封，相当于全书的三分之二左右。以往在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国人首先指出的是对法国国王的嘲弄，称之为体现了作者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立场。孟德斯鸠确实极端厌恶专制主义，但是否反封建应该另当别论。书中对罗马天主教教宗的揶揄，也一直为许多读者所津津乐道。对劳氏金融体制的揭露和批判，是作者着墨较多的内容之一，他以辛辣的笔触揭露和批判了约翰·劳其人其事，明确地指出，这个所谓的改革实则是一个祸国殃民的骗局，不仅给法国经济造成了严重恶果，而且产生了极坏的社会效果，导致民众的道德水准急遽下降。孟德斯鸠还借助旅居巴黎的波斯人的新奇感和不适应性，惟妙惟肖地描绘了形形色色的巴黎人和他们各具特色的行为，虚荣心极强的上层妇女、迂腐的书呆子、热衷于小道消息的无事生非者、道貌岸然的神职人员等等，一个个栩栩如生，活灵活现，读者透过这些人群，看到了路易十四在位末期和摄政时期生动的法国社会风貌，特别是各色人等的负面形象。书中的这部分内容尖锐深刻，却不失诙谐风趣，孟德斯鸠曾说：“这部著作出版时，有人把它视为不严肃的作品，确实不是严肃的作品，大家原谅了其中两三个大胆之处……读者所能回忆起来的只有愉悦。”（《随想录》，第2249条）所谓不严肃，其实应该理解为寓庄于谐的幽默笔法，这种笔法不但能吸引读者，给人以愉悦，而且还有嬉戏掩盖认真的效果，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议论甚至攻击。

孟德斯鸠在《波斯人信札》中探讨了许多问题，占用篇幅最多的是世界人口何以日益减少的问题，共计11封信。值得注意的是，他不但从经济等物质原因观察人口现象，还从许多非物质原因的角度进行深入的探讨，在他看来，人们的宗教信仰、伦理观念、民情风俗等，都对人口的增减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让人钦佩的是，他强烈谴责奴隶制和黑人贩卖对人口的负面影响，而且认为多妻制的后果不是促使人口增加，而是恰恰相反。这部分论述中最精彩的是他对宗教的审视。在他看来，宗教所涉及的不只是信仰，而且是文化、观念、习俗，乃至治国方略等重大问题。作为一个有神论者，他不认为神是完美无缺的，他指出神的预见性与公正性互不相容，而且神也会犯错误。作为一个天主教徒，他对伊斯兰教等异教展现了极大的宽容和善意。这些难能可贵的观点加上直言不讳的勇气，为他赢得了赞扬，但同时也不见容于某些势力，遭到了某些教会人士的攻击。

其实，此书因言论的大胆和文笔的犀利而遭受攻击，早在孟德斯鸠的预料之中，否则他不会刻意避开法国的出版检查机构，以匿名方式在荷兰出版此书。只是在广受读者热烈欢迎，作者的身份无法隐瞒之后，《波斯人信札》才返回法国出版，而此时生米已经煮成熟饭，当局无意忤逆民意，断然禁止此书出版和销售，而是睁一眼闭一眼，听任此书一版再版。

上述第三部分内容的存在，恐怕是造成《波斯人信札》不被看作小说的主要障碍。不应否认，单就这部分内容而言，这部书确实不是小说。但是，作者把这些论述巧妙地安插在众多虚构性的信件，特别是前后有所照应的后房故事之间，读者更多地看到的是此书的多样性，以及出人意料的阅读效果，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这些政论性文字的分量，心甘情愿地认同，《波斯人信札》是一部以虚构为主体的书信体小说。

在虚构的小说中，人物当然也是虚构的，虚构的人物所说的话能当真吗？换句话说，在书中对路易十四、罗马教皇、约翰·劳的调侃，是虚构的写信人的想法还是作者的真实看法呢？能把书中写信人对许多重要问题所表达的见解，理解为孟德斯鸠本人的见解吗？是否可以“把《信札》当成另一本《论法的精神》，并按照相同的方法去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2月5日）？笔者的意见是不完全可以，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不完全可以，是因为就理论的系统性和深刻性而言，《波斯人信札》无法与《论法的精神》相提并论，许多问题尚在思索和探索过程中，许多论述尚处于萌芽状态，何况《波斯人信札》毕竟是一部小说，不是学术著作。说一定程度上可以，理由是作者在此书中对一些问题的表述，后来确实在《论法的精神》中再现，前后有其连贯之处。

反过来，倒过去，《波斯人信札》究竟是一部什么书？我认为，综合形式和内容，应该把它视为一部书信体哲理小说。因为，此书虽然具有小说的外壳，但作者的一些理念和对人对事的看法，主要不是通过故事演绎，而是直接借用写信人的笔来表达，此时的写信人与其说是小说中的某个人物，莫如说是换了姓名的孟德斯鸠本人。但它不是另一部《论法的精神》，而是一部小说，因为，书中不但有许多故事，而且即使在阐发作者的理念时，往往也借用了小说的手法。

许明龙
2014年4月4日 qkp2/lPlII9iTfoywXJWXskmx/w+6rZwr+NxBwg8knTV0LlN/8wohTHUlhgrALB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