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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今天死了。也许是昨天，我还真不知道。我收到养老院发来的电报：“母去世。明日葬礼。敬告。”这等于什么也没有说。也许就是昨天。
养老院坐落在马伦戈，距阿尔及尔八十公里的路程。我乘坐两点钟的长途汽车，这个下午就能抵达，也就赶得上夜间守灵，明天傍晚可以返回了。我跟老板请了两天假，有这种缘由，他无法拒绝。看样子他不大高兴，我甚至对他说了一句：“这又不怪我。”他没有搭理。想来我不该对他这样讲话。不管怎样，我没有什么可道歉的，倒是他应该向我表示哀悼。不过，到了后天，他见我戴了孝，就一定会对我有所表示。眼下，权当妈妈还没有死。下葬之后就不一样了，那才算定案归档，整个事情就会披上更为正式的色彩。
我上了两点钟的长途汽车。天气很热。我一如往常，在塞莱斯特饭馆吃了午饭。所有人都非常为我难过，而塞莱斯特还对我说：“人只有一个母亲。”我走时，他们都送我到门口。我有点儿丢三落四，因为我还得上楼，去埃马努埃尔家借黑领带和黑纱。几个月前他伯父去世了。
怕误了班车，我是跑着去的。这样匆忙，跑得太急，再加上旅途颠簸和汽油味，以及道路和天空反光，恐怕是这些缘故，我才昏昏沉沉，差不多睡了一路。我醒来时，发觉靠到一名军人身上，而他朝我笑了笑，问我是否来自远方。我“嗯”了一声，免得说话了。
从村子到养老院，还有两公里路，我徒步前往。我想立即见妈妈一面。可是门房对我说，先得见见院长。而院长碰巧正有事儿，我只好等了一会儿。在等待这工夫，门房一直说着话，随后我见到了院长：他在办公室接待了我。院长是个矮小的老者，身上佩戴着荣誉团勋章。他用他那双明亮的眼睛打量我，然后握住我的手，久久不放，弄得我不知该如何抽回来。他查了一份档案材料，对我说道：“默尔索太太三年前住进本院。您是她唯一的赡养者。”听他的话有责备我的意思，我就开始解释。不过，他打断了我的话：“您用不着解释什么，亲爱的孩子。我看了您母亲的档案。您负担不了她的生活费用。她需要一个人看护。而您的薪水不高。总的说来，她在这里生活，更加称心如意些。”我附和道：“是的，院长先生。”他又补充说：“您也知道，她在这里有朋友，是同她的年岁相仿的人。她跟他们能有些共同兴趣，喜欢谈谈从前的时代。您还年轻，跟您在一起，她会感到烦闷的。”
这话不假。妈妈在家那时候，从早到晚默不作声，目光不离我的左右。她住进养老院的头些日子，还经常流泪。但那是不习惯。住了几个月之后，再把她接出养老院，她还会哭天抹泪，同样是不习惯了。这一年来，我没怎么去养老院探望，也多少是这个原因。当然也是因为，去探望就得占用我的星期天——还不算赶长途汽车，买车票，以及步行两个小时。
院长还对我说了些话，但是我几乎充耳不闻了。最后他又对我说：“想必您要见见母亲吧。”我什么也没有讲，就站起身来，他引领我出了门，在楼梯上，他又向我解释：“我们把她抬到我们这儿的小小停尸间了，以免吓着其他人。养老院里每当有人去世，其他人两三天都惶惶不安。这就给服务工作带来很大不便。”我们穿过一座院落，只见许多老人三五成群地在聊天。在我们经过时，他们就住了口，等我们走过去，他们又接着交谈。低沉的话语声，就好像鹦鹉在聒噪。到了一幢小房门前，院长就同我分了手：“失陪了，默尔索先生。有什么事儿到办公室去找我。原则上，葬礼定在明天上午十点钟。我们考虑到，这样您就能为亡母守灵了。最后再说一句：您母亲似乎常向伙伴们表示，希望按照宗教仪式安葬。我已经全安排好了，不过，还是想跟您说一声。”我向他表示感谢。妈妈这个人，虽说不是无神论者，可是生前从未顾及过宗教。
我走进去。堂屋非常明亮，墙壁刷了白灰，顶上覆盖着玻璃天棚。厅里摆放几把椅子和几个呈X形的支架。正中央两个支架上放着一口棺木，只见在漆成褐色的盖子上，几根插进去尚未拧紧的螺丝钉亮晶晶的，十分显眼。一个阿拉伯女护士守在棺木旁边，她身穿白大褂，头戴色彩艳丽的方巾。
这时，门房进来了，走到我身后。估计他是跑来的，说话还有点儿结巴：“棺木已经盖上了，但我得拧出螺丝，好让你看看她。”他走近棺木，却被我拉住了。他问我：“您不想见见？”我回答说：“不想。”他也就打住了，而我倒颇不自在了，觉得自己不该这么说。过了片刻，他瞧了瞧我，问道：“为什么呢？”但是并无责备之意，看来是想问一问。我说道：“我也不清楚。”于是，他捻着白胡子，眼睛也不看我，郑重说道：“我理解。”他那双浅蓝色眼睛很漂亮，脸色微微红润。他搬给我一把椅子，自己也稍微靠后一点儿坐下。女护士站起身，朝门口走起。这时，门房对我说：“她患了硬性下疳
。”我听不明白，便望了望女护士，看到她头部眼睛下方缠了一圈绷带，齐鼻子的部位是平的。看她的脸，只能见到白绷带。
等护士出去之后，门房说道：“失陪了。”不知我做了什么手势，他就留下来，站在我身后。身后有人让我不自在。满室灿烂的夕照。两只大胡蜂嗡嗡作响，撞击着玻璃天棚。我感到上来了睡意。我没有回身，对门房说：“你到这儿做事很久了吧？”他接口答道：“五年了。”就好像他一直等我问这句话。
接着，他又絮叨了半天。当初若是有人对他说他最后的归宿就是在马伦戈养老院当门房，他准会万分惊诧。现在他六十四岁了，还是巴黎人呢。这时，我打断了他的话：“哦，您不是本地人？”随即我就想起来，他引我到院长办公室之前，就对我说起过我妈妈。他曾对我说，务必尽快下葬，因为平原地区天气很热，这个地区气温尤其高。那时他就告诉了我，从前他在巴黎生活，难以忘怀。在巴黎，守在死者身边，有时能守上三四天。这里却刻不容缓，想想怎么也不习惯，还没有回过神儿来，就得去追灵车了。当时他妻子还说他：“闭嘴，这种事情不该对先生讲。”老头子红了脸，连声道歉。我赶紧给解围，说道：“没什么，没什么。”我倒觉得他说得有道理，也很有趣。
在小陈尸间里，他告诉我，由于贫困，他才进了养老院。他自觉身板硬朗，就主动请求当了门房。我向他指出，其实他也是养老院收容的人。他矢口否认。他说话的方式已经让我感到惊讶了：他提起住在养老院的人，总是称为“他们”“其他人”，偶尔也称“那些老人”，而其中一些人年龄并不比他大。自不待言，这不是一码事儿。他是门房，在一定程度上，他有权管理他们。
这时，女护士进来了。天蓦地黑下来。在玻璃顶棚上面，夜色很快就浓了。门房打开灯，灯光突然明亮，晃得我睁不开眼睛。他请我去食堂吃晚饭。可是我不饿。于是他主动提出，可以给我端来一杯牛奶咖啡。我很喜欢喝牛奶咖啡，也就接受了。不大工夫，他就端来了托盘。我喝了咖啡，又想抽烟，但是不免犹豫，不知道在妈妈遗体旁边是否合适。我想了想，觉得这不算什么。我递给门房一支香烟，我们便抽起烟来。
过了片刻，他对我说：“要知道，您母亲的那些朋友，也要前来守灵。这是院里的常规。我还得去搬几把椅子来，煮些清咖啡。”我问他能否关掉一盏灯。强烈的灯光映在白墙上，容易让我困倦。他回答我说不可能。电灯就是这样安装的，要么全开，要么全关。于是，我就不怎么注意他了。他出出进进，摆好几把椅子，还在一把椅子上放好咖啡壶，周围套放着一圈杯子。继而，他隔着妈妈，坐到了我的对面。女护士则坐在里端，背对着我。看不见她在做什么，但是从她的手臂动作来判断，估计她在打毛线。厅堂里很温馨，我喝了咖啡，觉得身子暖暖的，从敞开的房门，飘进夜晚和花卉的清香。想必我打了一个盹儿。
我是被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弄醒的。合上眼睛，我倒觉得房间白森森的，更加明亮了。面前没有一点阴影，每个物体、每个凸角、所有曲线，轮廓都那么分明，清晰得刺眼。恰好这时候，妈妈的朋友们进来了。共有十一二个人，他们在这种晃眼的灯光中，静静地移动，落座的时候，没有一把椅子发出咯吱的声响。我看任何人也没有像看他们这样，他们的面孔，或者他们的衣着，无一细节漏掉，全看得一清二楚。然而，我听不到他们的声音，而且不怎么相信他们真实存在。几乎所有女人都系着围裙，扎着腰带，鼓鼓的肚腹更显凸出了。我还从未注意过，老妇人的肚腹能大到什么程度。老头子几乎个个精瘦，人人拄着拐杖。他们的脸上令我深感惊异的是，我看不见他们的眼睛，只在由皱纹构成的小巢里见到一点黯淡的光亮。他们坐下之后，大多数人瞧了瞧我，拘谨地点了点头，嘴唇都瘪进牙齿掉光的嘴里，让我闹不清他们是向我打招呼，还是面部肌肉抽搐一下。我情愿相信那是他们跟我打招呼。这时我才发觉，他们全坐到我对面，围了门房一圈儿，一个个摇晃着脑袋。一时间，我有一种可笑的感觉：他们坐在那里是要审判我。
过了片刻，一个老妇人开始哭泣。她坐在第二排，被前面一个女伴挡住，我看不清楚。她小声号哭，很有节奏，让我觉得她永远也不会停止。其他人都好像没有听见似的。他们都很颓丧，神情黯然，默默无语。他们的目光注视棺木或者他们的拐杖，或者随便什么东西，而且目不转睛。那老妇人一直在哭泣。我很奇怪不认识她，真希望她不要再哭了，可是又不敢跟她说。门房俯近身去，对她说了什么，但是她摇了摇头，咕哝了两句话，又接着哭泣，还是原来的节奏。于是，门房过到我这边来，坐到我旁边。过了好半天，他才向我说明情况，但是并不正面看我：“她同您的母亲关系非常密切。她说您母亲是她在这里唯一的朋友，现在她一个朋友也没有了。”
我们就这样待了许久。那女人唏嘘哭泣之声间歇拉长，但是还抽噎得厉害，终于住了声。我不再困倦了，只是很疲惫，腰酸背痛。现在，所有这些都沉默了，而这种静默让我难以忍受。只是偶尔听到一种特别的声音，都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时间一长，我终于猜测出来，有几个老人在咂巴口腔，发出这种奇怪的啧啧声响。他们本人并没有怎么觉察，全都陷入沉思了。我甚至有这种感觉，躺在他们中间的这位死者，在他们看来毫无意义。现在想来，那是一种错觉。
我们都喝了门房倒的咖啡。后来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一夜过去了。现在想起来，一时间我睁开眼睛，看见所有老人都缩成一团在睡觉，只有一个例外：他下巴颏儿托在拄着拐杖的手背上，两眼直直地看着我，就好像单等我醒来似的。继而，我又睡着了。我醒来是因为腰越来越酸痛了。晨曦悄悄爬上玻璃顶棚。稍过一会儿，一位老人醒来，咳嗽了老半天。他往方格大手帕上吐痰，每吐一口，就好像硬往外掏似的。他把其他人都闹腾醒了，门房说他们该走了。他们都站起身。这样不舒服地守了一夜，他们都面如土灰。令我大大惊奇的是，他们走时，都挨个跟我握手——这一夜我们虽然没有交谈一句话，一起度过似乎促使我们亲近了。
我很疲倦。门房带我去他的住处，我得以稍微洗漱了一下，还喝了味道很好的牛奶咖啡。我从他那儿出来，天已大亮了。在马伦戈与大海之间的山丘上方，天空一片红霞。海风越过山丘，送来一股盐味。看来是一个晴好的天气。我很久没有到乡间走走了，如果没有妈妈的丧事，我能去散散步会感到多么惬意。
可是，我却在院子里一棵梧桐树下等待。不过，我呼吸着泥土的清新气息便清除了困意。我想到办公室的同事们，此刻他们起了床，准备去上班：对我而言，这一刻总是最难受的。我还略微考虑了一下这些事儿，但是楼房里响起一阵钟声让我分了神。窗户里传出一阵忙乱的声响，随后又全肃静下来。太阳渐渐升高，开始晒热我的双脚了。门房穿过院子来对我说院长要见我。我走进院长办公室，他让我在好几份单据上签了字。我看到他穿着黑色礼服、长条纹裤子。他拿起电话，抽空询问我：“殡仪馆的人到了有一会儿了。我要请他们来合棺。合棺之前，您想不想再看您母亲最后一眼？”我说不必了。于是他压低声音，在电话里吩咐道：“费雅克，告诉那些人可以去做了。”
然后，他对我说要参加葬礼，我向他表示感谢。他坐到办公桌后面，交叉起两条短腿。他事先向我打招呼，送葬的只有我和他两个人，再加上出勤的女护士。原则上，院里的老人都不准参加葬礼，他只是让他们守灵。“这是个人的问题。”他强调说。不过这一次，他准许妈妈的一位老友——“托马·佩雷兹”去送葬。说到这里，院长微微一笑，对我说道：“您也理解，这种感情带点儿孩子气。他和您母亲还真的总相陪伴，不大离开。养老院里的人都开他们玩笑，对佩雷兹说：‘那是您的未婚妻。’他就呵呵笑起来。默尔索太太一去世，确实给他的打击很大。我认为不应该拒绝让他送一程。不过，按照保健医生的建议，昨晚我就不准他守灵了。”
我们待了许久没有说话。院长站起身，向办公室窗外张望。有一阵，他还观察到：“马伦戈的本堂神父已经到了。他提前来了。”他预先告诉我，教堂坐落在村子里，少说也要三刻钟才能走到。我们下楼去。本堂神父和唱诗班的两名儿童在楼前等待。一名儿童手上捧着香炉，而本堂神父俯下身，正给他调好银链的长度。我们一到，神父就直起身来，他管我叫“我的孩子”，跟我说了几句话。他走进灵堂，我跟在身后。
我一眼就看到棺盖上的螺丝都拧下去了，厅堂里站着四个黑衣人。我听见院长对我说，灵车停在路上等候；同时又听到神父开始祈祷了。从这一时刻起，一切都进展得非常快。那四个人扯着柩单，朝棺木走去。神父及其随从，院长和我本人，都走出了厅堂。门外站着一位素不相识的女士。院长介绍：“默尔索先生”，但是那位女士的名字，我没有听见，只明白她是派来的护士。她那长脸瘦骨嶙峋，微微点一下头，没有一丝笑容。然后，我们站成一排，让抬着灵柩的人过去。我们跟在灵柩后面，走出了养老院。灵车停在大门外，呈长方形，漆得油亮，真像个文具盒。灵车旁边跟着两个人，一个是身形矮小、衣着滑稽可笑的殡葬司仪，另一个是举止做作的老者，我明白他便是佩雷兹先生了。他头戴圆顶宽檐软毡帽（灵柩抬出门时，他摘下帽子），身穿一套西服，裤子呈螺旋形卷在皮靴上面，领口肥大的白衬衣上，扎着一个小小的黑领结。他的嘴唇不停地颤抖，而鼻子上布满黑斑点；白发细软，露出两只晃荡荡的奇特耳朵，耳轮极不规整，呈现血红的，与苍白面孔的反差，给我留下强烈的印象。殡葬司仪给我们安排各自的位置。本堂神父走在前头，随后是灵车，由四名黑衣人围护，院长和我跟在灵车后面，收尾的是委派护士和佩雷兹先生。
太阳当空，已经普照全宇，铺天盖地压下来，温度迅速升高。我实在不明白，我们为什么等待了这么长时间才出发。我穿着深色外装，觉得很热了。那个重又戴上帽子的矮个儿老者，帽子又摘下来了。我略微扭头瞧他。这时，院长向我谈起他，说我母亲和佩雷兹先生由一名女护士陪同，傍晚经常去散步，一直走到村子。我望了望四周的田野，只见成行的柏树延伸到天边的山丘上，柏树之间透露出这片红绿相间的土地、这些稀稀落落如画的房舍，于是我理解妈妈了。在这个地方，傍晚时分，该是放松心情而感伤的时刻。然而今天，太阳暴烈，晒得景物直战栗，显得毫无人性，大煞风景。
我们终于上路了。这时我才发觉，佩雷兹走路稍有点儿瘸。灵车行驶渐渐加速，老人就慢慢落单了，围护灵车的人也有一个落后，现在与我并行了。太阳在天空飞升得如此迅疾，令我甚感诧异。我这才发现，田野里虫鸣和青草的簌簌声早已响成一片。汗水在我脸颊流淌。我没戴帽子，只好拿手帕扇风。殡仪馆的那名职员忽然对我说了句什么，我没有听清。他说话的同时，用右手微微推起鸭舌帽檐，左手拿手帕擦了擦额头。我对他说：“什么？”他指了指天，重复道：“真烤人啊。”我说：“对。”过了一会儿，他问我：“那里面是您母亲吧？”我还是说：“对。”“她老了吗？”我回答：“差不多吧。”只因我不知道她的确切年龄了。随后，他就住了声。我回头望去，只见佩雷兹老头落下有五十米远了；他急着往前赶，用力扇着毡帽。我也瞧了瞧院长。他走路十分庄重，没有一点多余的动作。他的额头闪动着几滴汗珠，但他并不擦拭。
我觉得送葬的队伍行进得稍微快了些。我周围总是同样的田野，通明透亮，灌足了阳光。强烈的天光让人受不了。有一阵子，我们经过一段新翻修的公路。太阳晒得柏油路面鼓胀起来，一脚踩下去就陷进去，翻出亮晶晶的路浆。坐在灵车上面的车夫戴的那顶帽子，仿佛是用在这种泥浆里糅过的熟皮制作的。头上蓝天白云，下面色彩单调：翻出来的黏糊糊的柏油路浆呈黑色，衣服暗淡一抹黑，灵车漆成黑色，我置身这中间，不禁有点晕头转向。烈日、皮草味、马粪味、油漆味、焚香味，这一切再加上一夜未眠的疲倦，搞得我头昏眼花。我再次回过头去，觉得佩雷兹离得很远了，在熏蒸的热气中若隐若现，继而再也看不见了。我举目搜寻，看见他离开了大路，从田野斜插过来。我也看到，公路在前面拐弯了，从而明白佩雷兹熟悉当地，要抄近路赶上我们。他在拐弯处追上我们了。继而，我们又把他丢在后面，他又从田野抄近路追上来，如此反复数次。我感到太阳穴怦怦直跳。
接下来，事情确定而自然，进展得飞快，现在什么也不记得了。只记得一个情况：到了村口，那个特派的女护士跟我说话了。说话的声音很奇特，同她那张脸极不相称，一种颤巍巍的、悠扬悦耳的声音。她对我说：“若是慢慢悠悠地走，就可能中暑。可是走得太快，浑身冒汗，进了教堂又会着凉，患热伤风了。”她说得对，真叫人无所适从。那天的情景，我还保留几点印象，例如：临近村口，佩雷兹最后一次追上我们时的那副面孔。他又焦灼又沉痛，大颗大颗泪珠流到面颊上，但因密布的皱纹阻碍而流不下去，便四下散布开，再聚集相连，他那张颓丧失态的脸上形成一片水光。还记得教堂和人行道上的村民，墓地坟头上天竺葵绽放的红花，佩雷兹晕倒了（活似散架的木偶），往妈妈的棺木上抛撒的血红色泥土，以及夹杂在泥土中的白色树根，还有那些人、那种嘈杂声音、那座村庄、在一家咖啡馆门前的等待、马达不停的隆隆声，还有长途汽车驶入阿尔及尔灯火通明的市中心时我那种喜悦，心想马上就能倒在床上，纳头睡上十二个钟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