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非常荣幸，能给大家介绍唐纳德·温尼科特医生所写的这本书。他写了这篇私密而令人着迷的临床文献，并把它搁置了好几年，直到现在才决定把它呈现给所有读者，而不仅仅给克莱尔·温尼科特（Clare Winnicott，是温尼科特的第二任妻子）和他曾经治疗过的小患者的父母看。

1971年，温尼科特去世前一年半，在他特别安排的一次会面中，我得知了这本书的手稿。从1969年夏天起，我就与他讨论过这本书的纲要，并在随后的通信中为这本书的出版提供帮助。如果他有时间修改某些段落并扩展几个简短的注释，这本书的内容将更为完备，也更符合温尼科特最初为其设定的格式和风格。然而，即使存在这些缺憾，这份记录在临床工作中仍然是一个罕见的、无价的案例，充满了智慧和说服力，充分展现了作为最具创造力和最杰出的精神分析治疗大师之一的温尼科特医生在临床工作中的理论和专业功力。

对那些可能没有接触过温尼科特的读者，我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他的成长背景。温尼科特的父母是地道的英国人，他在舒适的环境中长大，20岁出头就获得了行医资格。此后他以儿科医生的身份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在伦敦帕丁顿格林儿童医院工作了大约40年，在此期间，他接诊过大约6万名母亲和儿童。

在开始儿科工作后不久，温尼科特接触了欧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后者建议他接受詹姆斯·斯特雷奇（James Strachey）的精神分析方法。关于那些岁月，温尼科特写道：“当时我刚起步，是儿科咨询医生，你可以想象，这是多么令人兴奋的一件事，通过无数的病例记录，从没有受过指导的家长那里，可以得到所有人都需要的精神分析理论的实证，这些理论通过我自己的分析开始对我有意义。那时候，还没有其他精神分析师也是儿科医生的先例，所以在二三十年的时间里，我是一枝独秀。”

在生命的最后15年里，温尼科特享誉国际，声名远播。他没有建立学校，也没有带领一群追随者传播他的教义，而是以谦逊而直接的方式，以简单而独特的风格，以著述与讲座的形式，将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方面的专业知识结合案例做翔实呈现，广泛地为父母、教师以及所有为儿童提供护理服务的社会工作者列示令人信服的论证。温尼科特以对人性科学的贡献而留名史册，因为他发现了人类成长和自我实现的重要性，在此之前，人们一直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

到目前为止，温尼科特出版的书籍和论文的参考书目有190种（见《成熟过程和促进性环境》中列出的清单）。仅仅是对这些巨著的主题加以简单介绍，也足以写满一整本书。马苏德·汗（Masud Khan）为最新出版的温尼科特论文集《从儿科学到精神分析》（伦敦，霍加斯出版社，1975年出版）写了序言，序言中我们看到他对温尼科特在儿童心理和精神分析领域所做贡献的精辟阐述。

唐纳德·温尼科特是我最尊敬的老师之一，在过去的近二十年里，他也是我的朋友和咨询师。我习惯于每次去欧洲参加国际精神分析大会都经过伦敦。1969年6月，我写信给温尼科特，想知道在我们前往罗马的活动之前，他是否有时间见我。他立即回复说，等我到达伦敦之后选个晚上见面。但就在同一天，我收到了随后的另一封信，信中说：

“我有些‘惊喜’要告诉你，7月22日下午2：30—4：15，你要在所有参会者面前督导我！

“事情是这样的，因为身体原因，我的一些学生不得不在别处接受督导，而我还没有找到一个能提供很好的案例让我督导的学生。所以，我已经请求主办方允许我用被督导的方式报案例，而我请求你来做我的督导师。

“我将用一个小时来报告一个儿童精神分析的案例，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很糟糕的分析，但这个案例应该引起讨论。我满怀热情地期待着这次经历，等我们见面的时候，如果有必要，我可以告诉你更多你想知道的事情。我特别希望你能答应。”

我到达伦敦后不久的一天晚上，克莱尔为我们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温尼科特告诉我，我们将在7月22日参加一个会前活动，这是英国精神分析学会主办的科学项目会的一部分。当我问他有没有什么资料可以让我读一下，以了解将要督导的案例背景时，他半认真半开玩笑地劝说我不需要花时间准备，我也不要用他将要陈述的内容以外的任何素材来扰乱思路，就以他的陈述内容作为我督导评论的基础，并在会议上引导公开讨论。在一阵闲谈后，他还是递给我一份完整的案例报告，又说，他还没有决定要把其中的哪一部分拿出来督导。

说实话，我很担心自己在会上让参会者失望，因为他们没有如之前期待的那样看到温尼科特做督导，而是看到他被督导，还是由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同行来督导。于是，回到旅馆后我就匆忙地翻阅手稿，想尽量了解它的内容，思考如何引导现场的讨论。然而手中的案例让我很快消除了担忧，我仿佛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宝藏，抑制不住的兴奋和喜悦使我急切地期待着会议开始。

此刻您手上的这本书，就是那个案例的资料原文。

会议开始后，大圆形剧场的座位都坐满了，迟到的人只有站的地方，但他们也感到很满意。在登记参加会议的名单中，与会者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精神分析学家，只有少数来自英国，因为会前的科学项目主要是为海外参会者准备的。

在解释了为什么他不打算自己督导，而是由我来督导他之后，温尼科特谦逊温柔地介绍了这个个案，并介绍了他在第一次治疗期间所做的工作。随后，有一个问题被集中讨论，即温尼科特所称的“按需应变的心理分析”的治疗方式是否属于精神分析或心理治疗。

温尼科特回答说，请大家把注意力聚焦到他对移情和无意识的处理上，而不是集中在对分析情境的安排和治疗的频率上。这时，一位不耐烦的听众低声说：“如果质疑这种工作方式不是精神分析的话，为什么‘小汉斯’的案例仍然被认为是精神分析文献中的经典之一？”

温尼科特在这本书中也介绍、讨论了“按需应变”这种治疗方式的优点。

事实上，温尼科特在1958年就已经表明了他对精神分析定义的看法，当时他说：

“我一直被邀请定义什么是精神分析治疗，为了平衡这一点，一位同事被邀请去定义个人心理治疗。我想我们都以同样的问题开始：如何区分两者？就我个人而言，我无法作出区分。对我来说，问题是：治疗师是否接受过分析训练？”

“与其将我们的两个学科进行对比，不如将这两个学科与儿童精神病学的学科进行对比。在我的临床中，我已经用儿童精神分析治疗了数千名这个年龄段的儿童（潜伏期）。我（作为一名训练有素的分析师）给数百人进行了个人心理治疗。我也给一定数量的这个年龄段（12～20岁）的孩子做精神分析治疗。边界是如此模糊，我无法准确说出两者的差异。”

几年后（1962年），他再次谈到这个话题时说：“我喜欢做分析，我总是期待每次分析的结束，为分析而分析对我来说毫无意义。我做分析是因为这是病人需要做的，如果病人不需要分析，我就做别的事情。在分析中，有人会问：一个人可以被允许做多少次治疗？相比之下，在我的诊所里，座右铭是：需要做的分析少之又少。”

他在同一篇论文的结尾写道：“在我看来，如果我们解释的心理机制属于精神病类型的精神障碍和个体情绪阶段的原始阶段，我们在标准技术实践中的目标就不会改变。如果我们的目标是继续用移情的方式来描述原始的意识，那么我们就是在练习分析；如果不是，那也是在练习一些我们认为适合的东西。难道不是吗？”

伊沙克·拉姆齐（Ishak Ramzy，M.A.，Ph.D.）
1974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