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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平定殷商遗民叛乱后，公元前1000年前后，掌握西周朝政大权的周公旦，决定在东方营建洛邑，以加强对殷商故地的控制。
进行占卜后，周公旦命人将传国重宝九鼎迁到洛邑。对于为何选址洛邑，周公说：“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意思是说，位处今天洛阳境内的洛邑，处于迅速扩张的周国的中央，便于四方来朝。
当时，西周在今天的西安一带营建了国都镐京，称为宗周；而东方的洛邑则称为成周，成周在当时有点类似于陪都。
公元前770年，来自西方的犬戎攻破镐京，杀死周幽王。随后继位的周平王为了躲避犬戎的侵扰，决定将国都东迁到洛邑。
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两座都城之一，位处今天西安地区的镐京和位处今天洛阳地区的洛邑，也反映了中国古代王权选择国都的重要理念，即寻求在国家范围内的地理中心建立国都，以制衡四方。对此，《吕氏春秋》有言：“ 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 ”
尽管周朝迁都洛邑有出于防范侵扰、避免战争的考量，但考诸中国历史上的国都建设，应该说，选择地理中心立都，是中国先秦时期建都的重要考量因素。
中国历史上，西安和洛阳是最为闻名的古都，南京、北京、开封、杭州、安阳、郑州、大同、成都等城市也曾经做过中央王朝或地方政权的都城
。
据统计，中国历史上由统一王朝和地方政权兴建的都城先后有200多个。其中，有的昙花一现，有的先繁盛然后陨落，有的则兴盛千年。古代王朝选择建都于这些城市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这些都城的魅力又在哪里？
我们试着选择西安、洛阳、南京、北京、开封、杭州、安阳、郑州、大同、成都等十座古都，来阐释此中的奥妙。
洛邑作为天下之中，既相对远离西方的部落族群，又便于周朝控制东方，这种“择天下之中而立国”的衡量，实际上在夏、商时期就已经开始出现了。
尽管今人对于郑州是否称得上“中国十大古都之一”仍有争议，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表明，位处今天郑州登封境内的王城岗古城，正是传说中的夏朝早期国都“禹都阳城”。传说大禹之后，夏朝的国都曾多次迁移，例如今天的洛阳偃师二里头，也曾经作为夏朝中晚期的国都。
大概公元前16世纪，商人攻灭夏朝，此后商朝国都也和夏朝一样，曾经多次迁移，一直到公元前14世纪，商王盘庚主持迁都到殷，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安阳后，商朝国都才算稳定下来。
从夏朝国都“禹都阳城”（今郑州），到商朝国都殷（今安阳），再到东周国都洛邑（今洛阳），其共同点是：夏商周时期的国都变迁，核心始终是在这三个王朝的中央地带——黄河中游。
对处于不断拓展中的华夏先民来说，“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是王朝开拓者均衡四方、开疆拓土的早期需要。
考察中国历朝历代国都的变迁，可以发现一个很有趣的“十字”现象，即都城的迁移走向呈现一个从西向东、从北向南的十字交叉趋势。
从西向东，西安、洛阳、开封，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沿着黄河流域摆动的走势。
从北向南，北魏的大同、辽金元明清的北京、东晋南北朝的南京、南宋的杭州，也有一个很明显的南北走向。
这种“十字”式的分布走向，意味着在经过夏商周时期“择天下之中而立国”的早期思想后，中国历史开始进入一个剧烈变化的时期。
随着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历史开始进入春秋战国时期。面对诸国日益激烈的攻战，为了稳固根本、谋略东方，公元前5世纪，秦国先是将都城从雍城（今陕西凤翔境内）迁到泾阳（今陕西泾阳境内），随后又于公元前383年将都城迁到位处今天西安境内的栎阳，此后，公元前350年，秦国又迁都到咸阳（今属西安）。
在战国七雄之中，与当时的东方六国相比，位处西方的秦国选择迁都位处关中平原的咸阳，本质是着眼于战争和军事地理需要。
作为西周、秦、西汉、隋、唐等王朝的国都，西安坐落于号称“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平原之上。它北边是黄土高原，南边是秦岭，西有陇山，东有黄河，可谓山河环绕、易守难攻；而从关中平原向东越过崤山，就可以指向关东、挥兵中原。这种在冷兵器时代无可比拟的地理条件，使秦国从战国时代开始，就拥有了其他诸国难以超越的天然军事地理优势。
另外，西安所处的关中平原由渭河冲积而成，沃野千里，加上渭河、泾河等河流灌溉，秦国更是占据了农业生产的天然优势。
秦人依据关中平原“形胜之区、四塞之国”的地理优势和农业优势，最终逐渐攻灭东方六国，在公元前221年一统天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秦朝。
但西安的政治早熟，也造成了它的生态早衰。在经济地理学中有一个名词叫作“消聚性衰退”，说的是一个地区发展到一定程度，会由于环境的破坏和资源的消耗开始衰落，而西安正是这种消聚性衰退的典型案例。
在秦汉以前，西安所处的关中平原本是沃野千里、森林密布的生态环境优美之地。但从秦汉开始，由于从城市营建到居民日常生活都离不开木材，再加上大规模的农业开垦，关中平原周边的原始森林遭到了毁灭性破坏。
在失去了森林的涵养之后，曾经“八水绕长安”的西安城内外，渭、泾、沣、涝、潏、滈、浐、灞等八条河流的水流量越来越小。到唐代末年，泾水、渭水、灞水等河流的水流量日益减少，龙首渠、清明渠等人工渠道也相继干涸；北宋时，“八水”中的潏水水流量更是小到了可以蹚水过河的地步。
据统计，从唐宋开始，关中地区有关水清、枯竭、断流的记载共22次。其中，清代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至雍正六年（1728年）的45年间，作为滋润长安最重要的河流——渭河及其支流，有记载的断流达6次之多。
随着森林的砍伐，关中地区的水土流失问题也越发严重，这使得关中地区的自然灾害发生频率增大：有雨则洪水泛滥，无雨则干旱成灾。
陕西省气象局根据史料记载进行统计，发现从公元前2世纪的秦朝开始，关中地区的水灾和旱灾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
自唐朝武德七年（624年）至开元二十九年（741年）的100多年里，长安周边的京畿地区，共发生了20起大型自然灾害，其中有10次旱灾、7次水灾及3次蝗灾。
唐朝中期的公元8世纪，关中地区共发生了37次旱灾，平均每2.7年就发生一次。
一方面，森林和水资源日趋锐减；另一方面，隋唐时期的长安城人口越来越多。历史数据显示，西汉时，长安城的人口只有25万人左右；而到了盛唐时期，长安城的人口最多可达百万之众。
与人口日益膨胀相对应的是，关中地区的可耕土地越来越少。当时，由于森林砍伐、水土流失严重，土地盐碱化、肥力减退等原因，关中地区的灌溉农田从西汉时期的4.45万顷，锐减到唐代宗大历年间（766年—779年）的0.62万顷。也就是说，相比西汉，人口增长率高达400%的唐代长安城，周边的土地灌溉面积却同比减少了3.83万顷，衰减率高达86.1%。
由于生态环境日趋恶化、地少人多，隋唐时期的长安城经常出现缺粮的窘境。到了中唐时期，长安城每年的粮食缺口，最高可达400万石（按唐代一石粟米重约42公斤计算，约合1.68亿公斤），后来虽然有所回落，但唐朝时长安城每年的粮食缺口仍高达100万石（约合4200万公斤）。
可以说，即使是在“五谷丰登”的丰收年份，唐代长安城也仍然粮食紧缺，“口多食寡”，一旦发生“水旱蝗”等自然灾害，人们就不得不东迁到洛阳就食。
以唐高宗李治为例，他在位共34年（649年—683年），其中有11年零5个月是住在洛阳，其中史书有三次明确提到是因为长安缺粮才迁到洛阳“就食”。在丈夫唐高宗去世后，随后掌权的武则天在公元683年到公元705年的22年间，更是有19年住在洛阳，主要也是因为洛阳更靠近江淮地区等粮食主产地，没有漕运之苦。
从秦朝到五代十国时期，国都长期在长安、洛阳之间交替。例如西汉定都长安，东汉定都洛阳；随后西晋和北魏也定都洛阳，而完成大一统的隋朝和唐朝则将国都迁回了长安。
作为古代中国都城的两大双子星，长安与洛阳互为兄弟，但历史在这种摇摆之中，已经出现了从西向东迁移的趋势。
前面说过，西安所处的关中平原作为中华民族较早开垦的农耕区域，到唐朝时已经出现了很明显的生态恶化趋势。在此情况下，西安逐渐失去了立都的环境优势。
安史之乱（755年—763年）以后，长安先后被吐蕃、乱兵、黄巢农民军轮番攻占，破坏严重。唐昭宗天祐元年（904年），军阀朱温强迫唐昭宗迁都洛阳，并拆毁长安城内的宫殿和民舍，取其木材营建洛阳，“长安自此遂丘墟矣”。
长安陨落后，洛阳也迎来了回光返照式的最后辉煌——唐朝的最后三年及五代十国时期的后梁、后唐、后晋，都曾经建都洛阳。
与距离黄河相对较远，且有黄河三门峡天险阻隔，物资运输艰难的西安相比，洛阳相对靠近黄河，并且在隋炀帝兴建大运河后，易于接受来自南方的粮食和税赋，因此，洛阳在唐后期及五代十国初期，一直是帝国的重要国都。
对于一个王朝而言，选择定都何处，军事安全与经济补给是需要着重考虑的两个核心因素。
从唐代开始，长安由于生态环境恶化，在经济补给上日益艰难，因此最终被放弃，进而逐渐陨落；而得益于大运河和黄河的运输便利，洛阳在当时仍保有建都的优势。但这种优势也很快随着另一座城市——开封的崛起而转变。
唐朝安史之乱以后，中国的经济重心逐渐南迁，转向长江、淮河一带。当时，来自江淮地区的财赋，普遍需要依赖从隋朝开始凿通的大运河进行运输，因此，位处大运河与黄河交接处，连接江淮要地的汴州（今开封）开始迅猛发展。
到了晚唐时期，开封已经成为“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运漕”的中心城市。
为了获取经济补给，五代十国的后晋、后汉、后周都先后以开封为国都，促使开封更加飞速地发展。
但是，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难以彼此重叠，在拥有经济补给便利的同时，开封却有着一个致命缺陷，那就是明显缺乏军事屏障，无法满足作为政治中心所应有的军事安全因素。
公元960年，赵匡胤在陈桥兵变，夺取了北周政权建立北宋，作为军将出身的他，一直对开封的军事地理缺陷忧心忡忡。
开封尽管拥有经济和交通便利，但除了北临黄河外，其他三面地处平原，根本无险可守，这导致北宋需要长期在开封周边布置数十万兵力，严重消耗了国力。
由于开封地理缺陷明显，公元947年，契丹军队甚至曾经攻破开封，灭了后晋。有鉴于此，赵匡胤从建立北宋伊始就希望能迁都洛阳，利用洛阳周边有山河环绕的地理优势，来减轻军事隐患。
北宋开宝九年（976年），宋太祖赵匡胤再次巡幸洛阳，并提出计划将国都从开封迁到洛阳，但群臣已经在开封经营多年，考虑到各自的利益盘算，以赵匡胤的弟弟晋王赵光义为首的文武百官普遍反对迁都，这使得赵匡胤不由得仰天长叹：“患不在今日，自此去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
赵匡胤发出这一感慨的当年，公元976年，他就在斧声烛影之中离奇暴毙，赵光义登基为帝。此后，北宋的迁都计划彻底搁浅，一直到151年后（1127年），女真人南下轻松攻破开封，灭了北宋。
中国历史上的国都迁移，在北宋灭亡以前，尽管也有南北对峙的时刻，但大势仍是沿着西安—洛阳—开封这样从西向东摆动的走势。而以北宋的灭亡和开封的沦陷为标志，中国国都的长期迁移走势，转向了从北向南的摆动。
在先秦时期，夏商周的都城营建主要着眼于华夏族在黄河流域的拓展，所以才会选择郑州、安阳、洛阳这些位处当时天下之中的城市作为国都。即使在两汉和隋唐时期，都城的选择在长安和洛阳之间长期摇摆，也仍然着眼于黄河流域的开发经营。
但这并未脱离农业民族的经营视野，在从西向东的都城选址摆荡之中，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即将开始剧烈地冲击南方农业民族的建都视野。
公元398年，北魏开国皇帝拓跋珪从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境内）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此后，北魏以平城为基地，先后吞并了后燕、夏、北燕、北凉，逐步统一了北方。
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从平城迁都洛阳，以便进一步控制中原，争夺南方。
大同与北京仅有三百多公里之遥，如果摊开中国地图，会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北魏时期的平城，以及后来的辽、金、元时期的游牧民族所选择的北京，都刚好在中国400毫米年降雨量等值线的边缘，这恰好也是一个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游牧区与农业区的分界线。
也就是说， 在中国十大古都的选择过程中，平城与北京的崛起，是游牧民族出于南下争夺中原的视野和定位的考量。
作为游牧民族，在鲜卑人看来，平城是他们进入农业区后所深入营建的大城市，这也是鲜卑人在选择迁都位处中原腹地的洛阳之前，用来经略南方的前沿阵地。
而对于后来的契丹人（辽国）、女真人（金国）和蒙古人（元朝）来说，他们选择在大同附近的北京营建王城和国都，核心原因之一也是这里刚好处于游牧区与农业区的交界，北京是他们南下中原所夺取的第一座大城市，并且是华北平原重镇，有利于他们以此为跳板南下进攻华北平原，进而逐鹿中原，攻占全国。
另外，北京还有个好处，就是相对于长安、洛阳、开封等中原腹地城市更加凉爽宜人，即使在最热的月份，北京平均温度也要比前几个城市低2℃—5℃。例如公元496年，当时北魏已经从平城南下迁都洛阳三年，结果皇太子拓跋恂竟因厌恶南方的炎热天气和生活习俗，试图逃回平城，发动叛乱，这惹得孝文帝大怒，最终将太子拓跋恂赐死。
到了公元946年，契丹军队攻破开封，灭了后晋，但几个月后就匆匆撤回北方，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契丹人不习惯开封夏季湿热的天气。
从心理原因分析，无论是鲜卑、契丹、女真、蒙古还是满族，当时这些民族的人口往往只有百万甚至数十万人，当这些人口稀少的游牧民族、渔猎民族试图南下君临南方的农业帝国时，面对南方数千万、明清时期甚至上亿的汉族人口时，这些少数民族难免存在一种潜在的心理恐惧，因此他们立都平城和北京，也有一个考虑：一旦在南方失败，起码平城和北京距离他们的老巢还比较近，可以随时撤退。
公元1368年，明朝大将徐达率军进攻元大都（今北京），仓皇之下，元顺帝决定撤离北京，逃回北方草原，逃亡前他悻悻地说：“我岂能再学宋徽宗、宋钦宗（被俘虏）！”
可见，北方游牧民族选择平城和北京立都，在心理层面是将其作为毗邻故乡的后路打算的。
随着游牧民族的不断冲击南下，在南方，南京开始在乱世之中崛起。
三国时期，公元229年，孙权正式称帝，并于当年迁都建业（今南京）。此后，建都洛阳的西晋于公元280年攻灭孙吴，建都51年的建业一度衰落。但随着西晋的迅速灭亡，公元317年，司马睿在建康（今南京）称帝，建立东晋。此后，南京又先后作为刘宋、萧齐、萧梁和陈朝的国都，一直到公元589年陈国被隋攻灭。
至此，算上三国孙吴时期，加上东晋、南朝，南京在这一分裂时期，一度有300多年作为都城。
但这仅仅是在南京立都的开始。
从经济角度看，南京作为都城的兴起，也代表着长江流域经济的崛起。
在汉末以前，中国的经济重心在黄河流域，这也是为什么南京在汉末以前一直默默无闻。
三国以后政治动荡，北方人口一波又一波南迁。从西晋永嘉之乱到唐朝安史之乱，再到北宋靖康之变，这三次重大历史事件，导致了中国人口的三次大规模南迁。而西晋永嘉之乱以后的第一次大规模人口南迁，其结果就是加速了淮河和长江流域的经济开发，使南京作为南朝的国都得以坚持了近300年。
不得不说，南京的崛起与建都，是以江淮流域的人口迁入和经济发展为基础的。
唐朝安史之乱以后，随着江淮流域的加速开发，中国的经济重心不断南移。当时，黄河中游地区的长安之所以能在安史之乱以后仍然维持唐朝的国都地位，其根本原因在于利用了隋炀帝打通的大运河，抽调江淮流域的粮食和税赋，这才得以又延续了100多年。
因此，从江淮流域发展这一视角来看，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公元1127年靖康之变以后，南宋会选择在杭州建都。
虽然南京和杭州作为江淮流域的重要城市，具有建都的经济基础，但从军事角度而言，无论是南京还是杭州，都地处东南边缘，不利于北上争夺作为中国政治核心的华北平原。这就导致了南京和杭州始终只是作为南北分裂时期或是地方割据政权（例如五代十国的南唐）的国都，而无法升格成为统一王朝的长久国都。虽然有明朝建都南京并北伐成功的案例，但很快就由于朱棣兵变，明朝改而迁都北京，这也说明了南京和杭州虽然是经济要地，却难以建立持久的军事优势和政治优势。
对此有评论说，南京绝大部分时期都只是分裂时期的国都，一旦统一，南京就容易出现“金陵王气黯然收”的政治局面。
从这个意义而言，曾经作为三国蜀汉国都的成都，尽管也曾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建立偏安一隅的成汉政权，五代十国时期建立过前蜀和后蜀政权，但本质上，它也和南京、杭州一样，只是作为国家分裂时期的地方政权所在地而已。由于地处边缘，受人口、经济、军事等各个因素的限制，成都难以成为历朝历代的核心国都。
尽管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以南京立都起家，但明朝建立仅仅31年后，随着老父亲朱元璋的去世，镇守北平（今北京）的燕王朱棣就发动叛变，历经四年，于公元1402年攻占应天（今南京），篡夺帝位。
朱棣夺位后，出于回归自己起家的“龙兴之地”的考虑，开始谋划迁都北京。登基19年后，公元1421年，朱棣宣布正式迁都北京。
从当时的大背景来看，朱棣选择迁都北京，也有出于维护政权的考虑。元朝虽然在公元1368年退出北京，但残余的北元势力仍然雄厚。公元1402年，北元鬼力赤篡夺政权建立鞑靼，北元灭亡。但残存的各个蒙古部落在北方仍保存着强大的军事实力，并不时南下威胁明朝。
朱元璋在世时，就曾经多次派兵北伐，追击北元残余。朱棣夺位后，也曾经多次从北京出兵北伐蒙古，其本人更是在公元1424年病逝于北伐蒙古的回师途中。
从经济地理角度而言，元明清时期的北京之所以能维系国都地位，主要有赖于京杭大运河等交通运输要道。通过大运河，来自南方的财粮税赋得以源源不断地供应北方，从而支撑了资源相对匮乏的北京的发展。
从军事地理角度而言，北京位处游牧民族与农业民族交界地带，朱棣迁都北京，使明朝的国都一直处于军事战争的前线，等于“天子守国门，国都作边塞”。
不过，北京东边与南边都是华北平原，一马平川，无险可守，这就使得明朝时蒙古人和后来的满族人屡屡突破长城，兵临北京城下。公元1449年，在土木堡之变中，胡乱北伐的明英宗更是被蒙古人俘虏，成为后世笑柄。公元1644年，清兵在突破山海关后，也几乎没花什么大力气，就轻易攻占了北京，成为满族人此后入主中原的开始。
很多史学家认为，真正的全球化大历史，其实是从蒙古帝国开始的。当初，从成吉思汗开始，蒙古人东征西讨，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超级帝国，这个帝国本质上是一个跨越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视野，真正将欧亚大陆的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整合在一起的世界级帝国。
这对青年和中年时代都在北京居住的朱棣来说，无疑有着深刻的影响。
因此，作为就藩元大都北平的燕王，蒙古人的世界性视野深刻影响了朱棣。他之所以选择从南京迁都北京，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视野和规划是超越以黄河、长江为中心的传统“中国”地区，而放眼于整个欧亚大陆的。
在朱棣的心底，他梦想的是做一个像唐太宗那样的“天可汗”以及“忽必烈式”的超级帝王，建立一个真正统治欧亚大陆、超越“华夷”的共同体，一个“四方来朝”的强盛帝国。
可以说，正是因为朱棣迁都北京，才使后来的清朝有机会征服了蒙古和新疆以及今天的中亚地区，从而建立起一个跨越民族和文化的超级帝国共同体。
公元1644年，清军入关后，清朝正是依据北京身处游牧与农业交界地带的便利，建立了一个横跨游牧和农业地区的辽阔帝国。而北京，本质上就是清朝这个集农业地区和游牧地区为一体的帝国的核心点：向南，北京是农业帝国的国都；向北与向西，它又是大汗之地的国都。
以北京为中心的明朝和清朝，其疆域国土虽然曾经被掠夺削弱，但其建立的王朝的主体部分却遗留至今。
所以，朱棣迁都北京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按照英国广播公司在其2017年制作的纪录片《紫禁城的秘密》中的说法，朱棣定都北京，奠定了现在的中国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观照中国历史上的十大古都，探讨它们赖以立都的政治、地理、军事考量，以及生态环境、经济基础、交通物流、人口流动、历史变迁等因素，本质上，也是在追寻中国历史的内生源泉，是一种由实到虚、由内到外的发散与思索。
国都既是具象的，又深含奥义，本质上， 一部国都史就是一部浓缩的中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