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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不会说，在圣托马斯医院度过的那些年让我对人性有了完全深刻的了解。我想并非所有人都想得到一套对人性的完整认知。四十年来，我一直在有意无意地研究它，但仍然发现人性是无法解释的。我所熟悉的人可以通过一些我从未认为他们可以做到的行为让我感到惊讶，或者从他们身上发现一些特质，显示出他们身上还有我自己从未怀疑过的那一面。有可能医学训练使我的观点扭曲了，因为在圣托马斯医院，我接触到的人大部分都是病人、穷人、没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我曾试着防止这种情况发生。我也试着防范自己的先入之见。我天生不会信任别人。我更倾向于期望他们作恶，而不是行善。这就是拥有幽默感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幽默感使你在人性的矛盾中发现乐趣。它使你不信任那些伟大的宣言，寻找其背后隐藏的那些为人所不齿的动机。外表和实质之间的差异让你觉得很好玩，当你发现不了这种差异时，你就会习惯于去人为地把它创造出来。你对真理、美丽和善良闭上双眼，因为它们不会给荒谬提供空间。幽默者对骗子有敏锐的眼光，却并不总能认出圣人。但如果片面地认为一个人为幽默感付出了沉重代价，那么给他的补偿也是有价值的。当你被别人嘲笑时，你不会生气。幽默教人宽容，而幽默的人，带着微笑，也许是叹息，更有可能只是耸耸肩，而不是谴责。他不说教，更愿意去理解。的确，理解就是要怜悯和宽恕。
但是，我必须承认，因为这些我记忆中一直努力不去忘记的东西，随后多年的经历只不过是证实了我对人性的观察并非刻意而为的，因为我那时太年轻，这些观察只是在圣托马斯医院病房和门诊部的从业经历中无意而获的。自从我看到那些人，就看清了他们，随后便把他们描绘了下来。画像可能并非真实的，我知道很多人认为这令人不快。而且它无疑也是片面的，因为很自然，我是基于自己的特质去观察人。一个快乐、开朗、健康和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会对同一个人有着不同的看法。我只能说，我对他们的看法是前后一致的。在我看来，许多作家根本就不去观察生活，而是根据自己想象中的各种形象来塑造其笔下的人物。他们就像凭借对古老物件的记忆来绘图的制图员，从来没想过从真人模特身上汲取灵感。他们充其量只能给自己幻想中的形象画出一种似是而非的形状。如果他们的思想高尚，就会描绘出高尚的人物形象，如果他们的日常生活没有那么纷扰复杂，这也并不重要。
我一直是根据生活中的真实素材进行创作的。我记得有一次在解剖室里，我和示教老师（Demonstrator）复习讨论人体器官时，他问我有条神经是什么神经，我答不上来。他告诉了我，我对此表示异议，因为那条神经的位置不对。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认为，这就是我一直寻找却没有找到的神经。我抱怨这种反常的情形，他却微笑着说，在解剖学上，不同寻常是一种正常现象。我当时只是很生气，但这句话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从那时起，我就不由自主地感觉到，这句话不仅适用于解剖学，同样也适用于人。正常是你很少发现的情形。正常即理想，正常是综合了所有人的一般特征而形成的一幅画，很难在一个人身上发现所有的特征。我所提到的作家就是以这种不真实的图景为创作模型，因为他们所描述的事物太与众不同了，以至于很少能达到那种活生生的真实效果。自私、慈爱、理想主义、耽于声色、虚荣、害羞、无私、勇敢、懒惰、紧张、固执和羞怯，它们都可以在一个人身上存在，形成一种貌似合理的和谐。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说服读者相信这一点。
我认为，过去几个世纪里的人与我们现在所认识的人没有什么不同，但在其同代人眼里，他们肯定比我们现在看起来更为一致，否则作家们就不会这样描写他们了。按照每个人独有的脾性去描述他们似乎很合理。守财奴就是吝啬小气，花花公子就是纨绔浮华，贪食者就是好吃贪婪。没有人会想到，守财奴也有可能有纨绔浮华，也有可能贪吃，然而我们经常见到这样的人。更不会有人想到，他还可能是一个诚实、正直的人，对公共服务有着无私的热情，对艺术有真正的热爱。小说家开始揭露他们在自己身上或在别人身上发现的多样性时，便被指控是在诋毁人类。据我所知，第一个如此审慎而为的小说家是写《红与黑》（Le Rouge et le Noir）的司汤达（Stendhal）。同时代的批评家们义愤填膺，拍案而起。甚至是圣伯夫（Sainte-Beuve）——他只需审视自己的内心，就能发现相反的品质可以在某种和谐中并存——也对他进行斥责。于连·索雷尔（Julien Sorel）是小说家创造过的最有趣的人物之一。我不认为司汤达已经成功地把他塑造得完全合乎情理，但是我相信那是由于某种原因，我将在本书的另一部分提到这一点。在小说的前四分之三，于连的性格是完全一致的。有时他让你感到恐惧，有时让你完全与之共鸣，但他有一种内在的连贯性，所以尽管你经常不寒而栗，你也还是会接受。
但是，司汤达的例子却是过了很久才开花结果。巴尔扎克（Balzac）凭借他所有的天赋，在旧有模式的基础上，塑造了他自己小说中的角色。他赋予小说中人物巨大的生命力，让你接受他们的真实性。但事实上，就像老式喜剧中的人物一样，他们也有自己确定的脾性。他笔下的人物让人难以忘怀，但从支配人物情感的角度来看，这些情感影响了与他们接触的人。我认为人类自然而然地会将人视为是同质的。显然，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决定对一个人的看法，不再疑虑说“他是最好的之一”，还是“他是个卑鄙小人”，会减少很多麻烦。发现救国英雄可能很吝啬，或者那个为我们的意识开辟了新视野的诗人可能是个势利小人，这会令人不安。天生的利己主义使我们在对别人做出判断时，总是基于他们与自己的关系。我们希望他们在我们看来是确定的，对我们来说，他们的本来面目就是这样，而他们所具有的其他品性对我们也没有什么益处，所以我们选择将其忽略。
这些原因，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不愿去尝试刻画一个具有矛盾与多重性格的人物，以及为什么在坦率的传记作家揭露名人的真相时，人们会沮丧地转身离去。想到《名歌手》（Meistersinger）中五重奏的作曲家在金钱问题上弄虚作假，对那些有益于他的人背信弃义，这实在是令人痛心。但是，如果他没有极大的缺点，就不可能有伟大的品质。我认为那些说名人的缺点应该被忽视的人是不对的，我觉得，我们最好还是全面地了解他们。然后，虽然我们意识到自己有和他们一样明显的缺点，但我们可以相信，这并不妨碍我们去获得和他们一样的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