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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礼记·乐记篇》中记载：
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
音乐往往能反映一个时代的政治形势和人心的动向，而陶瓷也是如此。因此，裘曰修在朱琰《陶说》“序”中说“因器以知政”像这样，不仅可以通过陶瓷来了解一个时代的政治形势和人心动向，而且它也成为了解那个时代精神的有力线索；通过它来了解该民族的民族性及其精神文化特色，也不是不可能的。因此，例如，也可以通过日、中的陶瓷来比较两国的民族性和精神文化。试着将代表中国陶瓷的宋代青瓷、白瓷、青白瓷和明代的万历赤绘，以及代表日本陶瓷的备前、唐津、志野、乐等陶瓷器进行比较，两国的民族性和精神文化的差异一看就明白了。一直以来，中日两民族都是同文同种的，但看了他们的陶瓷，就会发现两者无论在民族性还是精神文化方面，都有着各自显著不同的性质。
时代精神，不仅反映在那个时代的陶瓷上，当然也反映在那个时代的思想文艺和其他工艺等各个部门上。当然，虽说是时代精神，但其内容并不单纯，而是复杂多样。即使从本质上被认为是相同的东西，根据部门的不同，反映的方式也会有所不同。即使是同一部门，也有质的不同的情况，相应地反映的方式也不同。以思想文艺和工艺为例。在前者的情况下，知识阶级是其主体，且由每个人掌握，所以往往会加入个人的主观；而在后者的情况下，往往是无名工匠参与其制作，大量生产，顺应时代的潮流而创造，往往能真实地反映时代精神。前者反映的内容丰富且复杂，后者则更简洁。只是，反映越简洁，这种精神的本质就越容易直观地理解。这样想来，要想最清楚地把握时代精神的本质，陶瓷器等是最合适的。
宋代精神是理智的、知思的，其中荡漾着静深严肃的气象。这是因为宋代人提出了高远的理想，对事物的纯粹性和客观性有着严格的追求。因此，在绘画上，比起情趣更重视哲理，试图表现宇宙大生命和气韵等静深严肃的形而上精神。宋学有代表性的儒学学者朱子，他在宇宙论上，既以事物成立的根本实在为理，又将这个作为与事物的质料的气不可分的存在；但是在价值上讲理先于气，阐述了具有二元思维结构的唯理思想。这大概就是以这样的时代精神为背景的。经过元代，到了明代，这种宋代精神变得稀薄，转向抒情、流动、充满生命的东西，比起理智更注重理情一致，所以形成了重感兴、贵主观的倾向。这是因为，明代人认为宋代人高远的理想主义是压迫人生命的东西，使人的生命枯萎，而理想必须立足于人本来的性情去追求。因此，在绘画方面，比起技巧更注重将个人的感兴情趣直率地表现出来的文人画很流行。明学的代表性儒者王阳明，之所以提出致良知说，阐述具有一元思维结构的唯心思想，正是基于这样的时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