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访谈
亚当·斯密

“经济学之父，讲述市场经济”

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曾阐述“看不见的手”这一原理，今天将由我为大家详细说明。在演讲开始之前，让我们通过采访亚当·斯密，来进一步了解这位学者。

记者： 大家好，通过这样的方式得以与大家见面，真是荣幸之至。首先，我想了解亚当·斯密老师孩童时期的经历，听说亚当·斯密老师出生于苏格兰。

亚当·斯密： 是的，1723年，我出生于一个叫作柯科迪的小港口村庄。我的父亲是一名海关检察员，但不幸的是，在我出生的几个月前，我的父亲离世了。因此，我从小在妈妈身边长大。

记者： 是这样啊，孩童时期似乎过得有些辛苦，那么您的学生时代是怎样度过的呢？

亚当·斯密： 我虽然其貌不扬，但是学习还不错。一直是班上的优等生。14岁被格拉斯哥大学录取，并在当时研究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方面享有盛名的哈奇森（Hutcheson）教授门下学习了3年的哲学。之后成为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的奖学金获得者。起初，我和当时多数学生一样，在学习神学之后，打算成为一名神职人员。但是，当我读了大卫·休谟的《人性论》后，我放弃了成为神职人员的梦想。我被休谟的怀疑论深深地吸引住了。有一次，仅是因为读了休谟的《人性论》，我就受到了学校的惩戒，书也被没收了。这是因为，休谟信仰无神论，所以休谟的书在当时被列为禁书。

记者： 休谟先生可谓是改变了您的人生，那么，大学毕业后您从事了什么职业呢？

亚当·斯密： 大学毕业后我没能立即工作，直到1751年，被格拉斯哥大学聘为教授，一年后，我成了伦理学的教授。当时道德科学包括了自然科学、伦理学、法律学、政治经济学，因此是很受欢迎的科目。

记者： 但是，为什么您后来辞职了呢？

亚当·斯密： 30岁的时候，我为了辅导汤森（Townshend）的养子巴克卢（Bualeuch），所以辞掉了教授的职务。辞去教授职务并不是很容易的决定，但是，这为我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周游欧洲的机会。也正因如此，我摆脱了大学对我的束缚，得以与巴克卢公爵一起周游欧洲，结识了许多人。在瑞士、法国，我遇到了当时启蒙主义（Enlightenment）、重农主义（Physiocracy）的先知们——伏尔泰（Voltaire）、弗朗索瓦·魁奈（François Quesnay）、杜尔哥（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等学者。

记者： 哇！辞职去旅行，真是很帅气的做法！那么，老师，您是如何处理自己的社交活动的呢？

亚当·斯密： 我与银行家、商人、政治家等各行各业的人都展开了交往。我通过类似于政治经济俱乐部的团体，了解到了许多商人们的故事。比如说，我对因七年战争而激增的英国负债现象进行过研究，也做过苏格兰年薪六百英镑的海关关长。我年老以后，被推举为格拉斯哥大学的名誉校长。

记者： 您的经历真是丰富多彩啊，老师您有没有听过“领带斯密”这一说法呢？

亚当·斯密： 是的。在美国第40任总统里根（Reagan）的庆祝派对上，共和党员都系着印有我侧脸的领带出席。还好印的是侧脸，而不是我的正脸。

记者： 这是为了表达对您的尊重，为什么说还好只印了侧脸呢？

亚当·斯密： 这是因为我长得不似寻常人，鼻子比起脸过大，眼睛像青蛙一样凸出来，下嘴唇过于向外凸起，因此很不雅观。此外，因为神经衰弱，我还有点口吃的症状。总之，我是一个外貌没什么看头的人。

记者： 老师您被称为经济学之父，那么，老师是您创立了经济学吗？

亚当·斯密： 并不是。事实上，经济学源于何时，目前还没有定论。人类被称为经济性动物，不是吗？无论有人传授经验与否，人类都能知道该生产什么、该如何交换物品、生活所必需的物资是什么。这样的经济活动在人类历史上甚至没有一天中断过。国家为了保障这样的经济活动能够顺利地进行，制定了各种各样的制度与政策，为了证明这些政策的正确性，国家还需要具有逻辑的证据。因此，经济学便应运而生了。对此，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早已提出过关于事物的价值以及获得利润的行为是否妥当的建议。但是，这样的主张比起经济学，却更具有统治层面及道德层面的倾向。

记者： 既然如此，那么您认为现代经济学起源于何时呢？

亚当·斯密： 这似乎很难定义。如上所述，在人类历史中，经济通常占据着主要地位。但可以确定的是，在此之前，经济学便存在了。比如说，重商主义者——约翰·洛克（John Locke），重农主义者-弗朗斯瓦·魁奈等。

记者： 但是，人们为什么称老师您为经济学之父呢？

亚当·斯密： 能被如此称呼真是我的荣幸。我个人认为，这是因为我首先对市场这一概念做出了系统性的解释，并且发现了市场经济形成的一种具备规律和秩序的“体系”。换句话说，我发现了将市场结构和规律性理论化的“科学经济学”。后来，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 Baptiste Say）在给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的信中这样评价了我的功绩。

“尽管亚当·斯密并没有能充分地把握财富的生产以及消费的整体现象，但是我们仍旧不能否定他的贡献，我们应该感谢他。得益于亚当·斯密，才得以让原本模糊不清的经济学成为所有学科中存在无法解释的部分最少的学科。”

正如萨伊信中所写到的一般，我所扮演的角色是系统地分析了近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原理，使得经济学得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记者： 原来如此，那么斯密老师又是师从哪位高师呢？

亚当·斯密： 其实，我平生都没能正式地学习过或是讲授过经济学。听起来很不可思议吧？但其实原因很简单。这是因为，在我所生活的18世纪，经济学还没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当然在我讲授法律学的时候也会提到有关经济原理的知识。直到1903年，剑桥大学才把经济学从伦理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记者： 真是很不可思议啊。在没有老师传授知识的情况下，竟然取得了这么了不起的成就。并且斯密老师您也为后世留下了很多书籍，对了，老师您的代表作是哪部书呢？

亚当·斯密： 那就不得不提大家都很熟悉的《国富论》（ The Wealth of Nations ）了。不过，我的处女作其实是《道德情操论》（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这本书出版于1759年，比起《国富论》足足早了17年。在撰写这本书期间，对于人类的私心与道德决定之间存在的矛盾，我思考了许多。

自私的人类偶尔会做出牺牲自己成全他人，或者做出充满道德感的决定。对此，我充满了好奇。最终我在日复一日的研究中找到了答案。那就是——正义的观察者。这些人的心中仿佛生活着一位正义的观察者，人们无时无刻不接受着这位观察者的审视。如此一来，人们便不会变得自私，也就充满了道德感。

《国富论》于1776年3月9日出版，原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这本书主要讨论了如何使国民变得富有以及为了维持市民社会的稳定，国家应该如何确保财政。

记者： 在当时《国富论》的人气怎么样呢？

亚当·斯密： 当时基本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读过这本书。在18世纪后半期，各个国家开始搞工业革命，并确立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国富论》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总之，这本书影响了很多人。

有一次，以二十多岁的年纪成为英国首相的小威廉·皮特（William Pitt）邀请我参加由他主办的聚会。但是我迟到了，本来我准备趁人不注意悄悄地进入会场，但是参加聚会的人却不约而同地都站了起来，这让我感到很丢脸。因为我认为我的地位不足以受到如此好的待遇。所以我急忙劝说站起来的宾客坐下。小威廉·皮特却说：“老师不坐的话，我们也不坐，我们都是老师的弟子”。实际上，小威廉·皮特参考《国富论》的内容制定了财政和商业的改革案。由此可知，《国富论》对学术界和现实生活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记者： 老师的影响力可真大呀。遗憾的是，采访时间已经差不多快结束了，我再提最后一个问题吧。老师的理论常常被评价为保守主义，对此你怎么看呢？

亚当·斯密： 对于进步和保守的区别，我是这样认为的：保守是指认可当时社会的秩序和思想，然后谋求渐进式变化的态度；进步是指否定当时社会的统治秩序和思想，谋求创新式变化的态度。从这个层面来讲，在现代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秩序下，人们常常会把我的理论评价为保守主义，因为我认为资本主义的体制绝对不会倒塌。

但是，在我所生活的18世纪却完全不同，当时的社会主流反而是批判重商主义。比如说鼓励出口、排斥进口，殖民地政策、成立垄断贸易公司等重商主义政策使当时部分商人和制造业者获得利益，但是这对于社会整体的利益是有害的，因而受到了社会的批判。当人为垄断以及市场排他不存在，市场得以自由地进行经济活动的时候，个人的利益以及社会整体的利益就都可以实现增长。这种主张对于当时的统治阶级是具有冲击性的，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的理论也可以称为创新式的进步。

记者： 原来如此，斯密先生，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亚当·斯密： 记者辛苦了。

记者：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通过今天的采访，我们更加了解亚当·斯密先生了，到此，今天的采访就结束了。 YEWDeTcv9b0fckKFto0VKCUQx7L9mcnLoYrn1nm8FOTRb3s/EtKJxuEw8iKjh3t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