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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补充兵员到了。补上了空缺，营房里的草褥很快就都用上了。他们中有一部分是老兵，但也有二十五个从野战新兵营来的年轻人。这些新兵差不多比我们还小一岁。克洛普推了推我说：“你看见那帮孩子了没？”
我点点头。我们有些扬扬自得，在院子里刮起了胡子，手插着裤兜，看着眼前的新兵，感觉自己已经是老兵油子了。
卡钦斯基也过来了。我们信步走过马厩，来到新兵面前，他们刚领到防毒面具和咖啡。卡特问其中年龄最小的那个：“你们有很久没吃过像样的东西了吧，是吗？”
那个新兵扮出一脸苦相，“早上大头菜面包——中午大头菜烩菜，晚上大头菜肋排和大头菜沙拉。”
卡钦斯基吹起了口哨，一副很懂行的样子，“大头菜面包？那你们可算是运气好，他们还拿锯末做过面包。不过，你们觉得白豆怎么样，要来一勺吗？”
这个年轻人脸红了，“你不用这么耍我。”
卡钦斯基只回了一句：“拿上你的饭盒。”
我们好奇地跟上他。他把我们带到他的草褥旁，那儿立着一个桶。里面的的确确装着半桶的白豆烩牛肉。卡钦斯基像个将军似的站在桶前，说道：“眼要尖，手要长！这是普鲁士人的口号。”
我们都惊呆了。我问道：“我的乖乖，卡特，你是怎么办到的？”
“我把这玩意儿拿来的时候，那西红柿脑袋还挺高兴。我用三块降落伞绸布跟他换的。你瞧瞧，凉白豆的味道绝了。”
他“慷慨”地给这个年轻人盛了一份，说道：“你下次再带着饭盒来的时候，左手上得有根雪茄或者有块嚼烟。懂了吗？”
接着，他转向我们说：“你们当然也一样。”
我们缺不了卡钦斯基，因为他有第六感。这样的人到处都有，只不过没人能一眼就看出来。每个连队里都能有这么一两个。卡钦斯基是我认识的人里面最精明狡猾的那个。从职业来说，我认为，他是个鞋匠，但是这并不重要，只要是手艺活，没有他不懂的。能跟他交上朋友真不错。克洛普和我，我们算是他的朋友，海伊·维斯特胡斯也能算他半个朋友。只不过，维斯特胡斯更像是他的执行者，一旦事情到了要动拳头的地步，维斯特胡斯就会唯卡特马首是瞻。维斯特胡斯很擅长这个。
举个例子：有天晚上，我们到了一处荒凉的小村镇，那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一眼望去，整个镇子除了墙，已经被劫掠一空。我们驻扎在一家乌漆嘛黑的小工厂里，这里刚刚被布置成了营地。营地里有床，更确切地说，是床架子：拿几块木板，再用铁丝网一绷。
铁丝网很硬。我们没有褥子铺床，自己带的那一套还得拿来盖身上。帐篷布实在太薄了。
卡特看了看，对海伊·维斯特胡斯说：“跟我来。”他俩出发了，走入了这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半个小时后，他们扛着厚厚的稻草回来了。卡特找到了一个马厩，搞来了这些稻草。要不是我们饥饿难耐，这下倒是可以暖暖和和地睡个觉。
克洛普问一个已经在这里待了一阵子的炮兵：“这儿有食堂吗？”
炮兵笑着答道：“异想天开！这地方什么都没有。连块面包皮你都别想找到。”
“这儿连一个居民都没有了？”
他吐了口痰，“有倒是还有几个。但他们也都在到处找吃的，到处要饭。”
这有点糟。这样我们就得勒紧裤腰带等着，给养明天才能到。
不过我看见卡特戴上了帽子，我问他：“卡特，你要去哪儿？”
“去踅摸踅摸。”他说着就溜达了出去。
炮兵讥讽地冷笑起来，“去踅摸吧！可别踅摸到太多东西，再把自己腰弄伤了。”
我们失望地摊倒在床上，思考着是不是该吃点应急干粮。但是这么干对我们来说风险太大。于是我们试着小睡一会儿。
克洛普折断一支烟，给了我半支。恰登在那儿讲起了他的家乡菜：大蚕豆炖肥肉。他对于配料里没放香薄荷这件事表示很不满。他还说，不管怎么样，得把所有材料放一起炖，土豆、蚕豆和肥肉不应该分开做。有人急了，说恰登要是不马上闭嘴，他就把恰登弄成香薄荷。说完，空旷的屋子里安静了下来。只有几点烛光在瓶颈处闪动，炮兵时不时地吐口痰。
我们正打着盹，门开了，是卡特。我以为是在做梦：他胳膊下夹着两条面包，手上拎着一个血赤糊拉的沙袋，里面装着的是马肉。
炮兵的烟斗从嘴里掉了下来。他摸了摸面包，“千真万确，是真的面包，还是热的。”
对此，卡特什么也没多说。他搞到了面包，其他都无所谓了。我确信，就算有人把他扔到沙漠里，他也能在一个小时之内弄出一顿有椰枣、烤肉和红酒的晚饭。
他简短地对海伊说：“砍点儿柴火。”
接着，他从外套里掏出一个平底煎锅，又从口袋里抓出一把盐来，甚至还有一块猪油；——他什么都考虑到了。海伊在地上生起了火。火堆在空荡的厂房里噼啪作响。我们从床上爬起来。
那个炮兵有些犹豫。他想着是否该奉承几句，也许这样还能沾点光。然而卡钦斯基连看都没看他一眼，完全把他当成是空气。炮兵只好骂骂咧咧地退了回去。
卡特知道马肉怎么煎才嫩。马肉不能直接下锅煎，这样的话肉会变得很硬。煎之前，得先用水把肉焯一下。我们拿着刀围坐成一圈，结结实实地饱餐了一顿。
这就是卡特。如果有一个地方，一年中只有一个小时能弄到吃的，卡特就能在那个小时，如有神启一般，戴上帽子出门，就像有指南针一样，径直找到食物。
他什么都能找到；——天冷了，有小炉子和柴火，有草料和稻草，有桌子，有椅子——最重要的是有吃的。这就是个谜，我们只能相信这些都是他凭空变戏法变出来的。他最厉害的一次是找到了四个龙虾罐头。当然，要还能配上炼好的猪油就更好了。
我们在营房的阳面躺着。空气中是沥青、夏日和汗脚的味道。
卡特在我旁边坐着，因为他很爱聊天。今天中午，因为恰登在向一位少校敬礼的时候表现得过于漫不经心，我们被罚练习敬礼一个小时。卡特对此耿耿于怀。他说：“听好了，这场战争我们要输，因为我们敬礼敬得太好了。”
克洛普光着脚，挽着裤腿，僵硬地走了过来。他把洗好的袜子放在草地上晾着。卡特望着天空，放出一个响屁，出神地说道：“一颗豆子一个音。”
他俩开始争论起来，同时还拿一瓶啤酒当赌注，赌我们头顶正在进行的那场空战到底谁会赢。
卡特坚持己见，作为一个前线老兵，他用打油诗来表明自己的观点：“挣得一样多，吃得一样饱，战争早就脑后抛。”——
相反，克洛普是个思想家。他建议说，宣战应当成为一个民间节日，跟看斗牛一样，有门票和音乐。斗兽场内，两国的部长和将军们得穿着泳裤，手拿棍棒，互相搏斗。谁活到最后，谁的国家就算赢。这可比现在这样让一群本不该上战场的人互相攻击要简单得多，也好得多。
这个建议大家都觉得不错。接着，话题就转到兵营操练上去了。
我脑中突然闪过了这样一个画面。正午的训练场上，酷日炎炎。地上热浪蒸腾。兵营里死一般沉寂。一切都已沉睡。只能听见有鼓手在练习，他们在某处列队，笨拙地、单调地、乏味地练习。炎热、兵营和练鼓：好一个三和弦！
营房的窗户空洞而黑暗。有几个窗口挂着晾晒的帆布裤子。渴望的眼神被吸引过去。屋子里很凉快。——
哎，这些阴暗的、散发着霉味的寝室，里面有铁制的床架、方格纹的被褥、窄柜，还有柜子前的板凳！这些竟然都成了愿望的目标；在前线这里，这些充斥着变质饭菜、睡眠、香烟和衣服味道的房间，甚至都成为家乡传奇的一抹余晖！
卡钦斯基声情并茂、手舞足蹈地描述着这一切。只要能够回到营房，要我们做什么都行！因为比这更多的东西，我们完全不敢去想了——
那些清早的指导课——“98式步枪能分解成几个部分？”——那些下午的体能课——“钢琴手出列。右转弯。去厨房报到，削土豆”——
我们沉浸在回忆里。克洛普忽然笑了起来，说道：“在洛纳换乘。”
这是我们那位西摩尔史托斯下士最爱的游戏。洛纳是一座换乘车站。为了让我们当中休假的人不至于在车站迷路，西摩尔史托斯带着我们在营房里练习换乘。在洛纳车站，需要穿过一条地下道，才能到达换乘的下一趟列车，我们得学会这个。于是，床就成了那条地下道，所有人都在床的左侧立正站好。紧接着就是命令：“在洛纳换乘！”于是每个人都闪电般地穿过床底，爬到另一侧。这玩意儿我们一练就是几个小时——
正说着，那架德国飞机被击中了。它拽着一道烟，掉了下来，看着像颗彗星。克洛普因此输了一瓶啤酒，在那儿闷闷不乐地点着钱。
等克洛普的失望情绪稍稍平息了一些，我说：“西摩尔史托斯还在当邮差的时候，应该是个温和谦逊的人。怎么当上了下士之后就变成这么一个虐待狂，究竟怎么回事？”
这问题又让克洛普滔滔不绝起来：“不仅仅只有西摩尔史托斯一个，这样的人太多了。一挂上绶带或者佩上军刀，他们就立马换了一副面孔，就跟吞了水泥似的。”
“是因为制服吧。”我猜测。
“差不多是这样子，”卡特说道，他换个舒服的坐姿，开始了他的高谈阔论，“但是根本原因并不在此。你看，如果你训练一条狗去吃土豆，之后你再给扔一块肉给它，即便它已经被训练过，它还是会扑向那块肉的，因为它天性如此。如果你给某人一丁点权力，他一定也是如此；他会扑向权力。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因为对人来说，他首先是个畜生，然后才可能有一些体面的东西可言，就像面包片上抹着那么点黄油。这支队伍现在就是建立在这种一级压着一级的权力之上。糟糕之处在于，每个人的权力过于大了；下士可以折腾大头兵，少尉可以折腾下士，上尉可以折腾少尉，每一级都是如此，直到大家都被折腾疯了。而且大家都对此心知肚明，渐渐地就习惯成自然了。只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刚从练兵场回来，已经精疲力竭。这时命令来了：‘唱歌！’好吧，这歌肯定唱得有气无力，毕竟大家都累得要庆幸还有余力能拖得动手里的步枪。然后整个连队又折返回去，罚练一小时。从练兵场回来的路上，命令又来了：‘唱歌！’这回算是真正唱起来了。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连长把他的意愿付诸实施，因为他有权力这么做。没有人会非难他，相反，他这么做还会被视作严格要求。这样的事情不过是一点小意思，要折磨人，他们有的是办法。我现在问你们：如果不是在部队里，不管他是干什么的，有哪个行当能让他做出这种事，有谁能干出这种事还不被打花脸的？他只能在军队里才能这么做！你们瞧，这种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当兵前越是人微言轻的，他们脑子里的这种观念越是根深蒂固。”
“就是说要让人守纪律呗——”克洛普漫不经心地插了一句。
“借口，”卡特不满地说，“他们总是有借口。纪律当然是要有的。但是不能用来刁难人。你要让一个锁匠、一个雇农或者一个工人明白这个道理，要向一个士兵解释清楚守纪律是怎么回事，这里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人；他们只知道自己受尽了折磨，上了战场，他们清清楚楚地知道什么是必须的，什么不是。我告诉你们，前线上的普通士兵都是这样忍过来的，这太无耻了！这就是无耻！”
大家都认可这个说法，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只有进了战壕，操练才会停止，然而，一撤下前线，哪怕几公里，一切就又重新开始：纯粹的瞎折腾、敬礼和分列式行进。因为这是一条铁律：士兵不能一刻得闲。
这时候，恰登来了，脸上泛着红光。他激动得有些结巴。他神采奕奕，一字一顿地说道：“西摩尔史托斯已经在来这儿的路上了。他来前线了。”
恰登对西摩尔史托斯怀有深仇大恨，因为他曾在临时营地里被西摩尔史托斯用“西氏方法”教育过。恰登有遗尿症，晚上睡觉的时候会尿床。西摩尔史托斯强硬又固执地认定，恰登尿床只不过是因为懒而已，他想到了一个特别“西氏”的办法来给恰登治疗。他费了好大劲儿，在隔壁营房找到了一位名叫金德瓦特的遗尿症患者，安排他跟恰登住一起。营房里的床是上下铺，床板是铁丝网做的。西摩尔史托斯让他俩睡一块，一个睡上铺，另一个睡下铺。这么一来，睡下铺那个自然就很难受。为此，第二天晚上俩人还得换过来，睡下铺的那个睡到上面去，方便进行报复。这就是“西氏”自我教育法。
这种想法很卑鄙，但构思倒也不错。只可惜它没用，因为搞错了前提条件：他们俩尿床并不是因为懒。每个看到过他们苍白肤色的人都能察觉这一点。他们俩总有一个睡在地上，这事便以此而告终。睡地上那个人是很容易着凉感冒的。
正说着，海伊也来到我们边上坐下。他冲我眨了眨眼，专心致志地摩拳擦掌。我们一起度过了行伍生涯里最美好的一天。那是我们开拔上前线之前的晚上。我们被分配到了一个番号很大的团，但是在这之前，我们先被送回部队驻地领取被服装备，回的不是新兵营而是另一个营地。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要出发。晚上，我们要跟西摩尔史托斯好好算算账。几个星期前，我们就已经发誓要这么干上一票。克洛普甚至谋划得更长远，打算等战争结束后去邮局工作，这样等西摩尔史托斯做回邮差之后，克洛普就能变成他的上司。克洛普想象着日后折磨西摩尔史托斯的画面，沉醉不已。因为这正是西摩尔史托斯不能让我们屈服的原因；我们一直在期待着有朝一日他能落到我们手里，最晚最晚也要在战争结束的时候。
这会儿我们只想狠狠地揍他一顿。反正只要他没认出我们来，也不能把我们怎么着，再者说，我们明天一早就出发了。
我们知道他每天都要去的那家酒馆。他从酒馆回军营必定会经过一条幽暗荒僻的路。我们就躲在那条路上的石堆后面打他的埋伏。我带了一床被罩。我们等着看他是不是落了单，这种期待让我们有些颤抖。终于，我们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我们简直太熟悉了，每天早晨，房门一开，传来一句“起床！”的咆哮声，在这之前就是这个脚步声，我们听够了。
“一个人？”克洛普小声说道。
“一个人！”——我跟恰登悄悄地绕过石头堆。
他的皮带扣反射着亮光。西摩尔史托斯看上去有些醉了；他唱着歌。他毫无察觉地从我们边上走过。
我们抓起被罩，轻轻一跳，从后面把被罩往他头上一套，再往下一拽，他就像站在一个白袋子里一样，胳膊也没法举起来。歌声戛然而止。
紧接着，轮到海伊·维斯特胡斯了。他伸开双臂，把我们拉到身后，他要第一个动手。他饶有兴趣地摆好姿势，抬起的胳膊像是一根信号杆，煤铲般的大手抡圆了打在绵软的袋子上，这一下仿佛能打死一头公牛。
西摩尔史托斯飞出去足有五米远，一头栽倒在地，开始喊叫起来。我们对此也早有准备，带着一个枕头。海伊蹲下身去，把枕头放在膝盖上，抓起西摩尔史托斯的脑袋，把它按在枕头上。他的声音很快就弱了下去。海伊时不时地让他喘上口气，于是，从沉闷的声响里会传出一声尖厉的叫喊，这喊声马上又会变得柔闷。
现在，恰登解开了西摩尔史托斯的背带，把他的裤子扒了下来。恰登的嘴里紧咬着一根鞭子。接着，他站起身来，开始挥舞起鞭子。
这画面可真美好：西摩尔史托斯倒在地上，海伊俯着身子把他的脑袋闷在膝盖上，海伊龇牙咧嘴，脸上浮现着魔鬼般狰狞的笑容，接着是一条抽搐着的条纹内裤和一双X形腿，裤子已经褪到了脚踝，每挨一下鞭子，这双腿就做出一些奇怪的动作，而在上方的是那个像伐木工人一样不知疲倦的恰登。我们不得不去把他拉开，才能有我们的份儿。
最终，海伊让西摩尔史托斯又重新站了起来，给了他开了一顿私人小灶作为结束。海伊举起右手，像是要摘星星一样，给了他一耳光。西摩尔史托斯应声倒地。海伊又把他弄起来，摆好姿势，用左手赏给他第二记耳光。西摩尔史托斯哀号着，手脚并用、连滚带爬地逃走了。他那像是盖了戳一样的邮差屁股，在月光里闪闪发亮。
我们飞也似的消失了。
海伊又望了望四周，带着怒意、满足和些许神秘地说道：“血债就得血肠。
”——
西摩尔史托斯其实应该感到高兴；因为他说过，人必须得互相教育，这话已经在他身上开花结果了。我们已成了他的得意门生。
他从未搞清楚，挨打这事应该“感谢”谁。不管怎么说，他至少还赚了一床被罩；因为事后几个小时，等我们再回去找的时候，那被罩已经不见了。
这个夜晚成了我们第二天能够还算镇定地出发的原因。一位大胡子还因此万分激动地把我们称作“英雄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