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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毕业以后的茅盾，去哪里读大学，让回到乌镇的茅盾和他母亲颇费思量。因为茅盾母亲在经济上早有准备，茅盾父亲去世时留下来的一千两，存在乌镇的钱庄，现在连本息已经有七千元了。于是茅盾母亲陈爱珠将钱分成两份，一份给茅盾，一份给茅盾弟弟沈泽民。给茅盾的一份就是供茅盾读大学的费用。但是，去哪里读大学呢？
当时，茅盾母亲看到上海《申报》上有北京大学在上海招收三年制的预科生的广告，于是决定让儿子茅盾去报考北京大学预科。至于为什么考北京大学？有一种说法，是因为茅盾的父亲生前曾经有考北京大学前身的京师大学堂的夙愿，后来因为情况发生变化，茅盾父亲的愿望未能实现，所以这在茅盾母亲心里始终是个“结”。因此让儿子去考北京大学，也是替丈夫了却一个夙愿。还有一个因素，当时茅盾的表叔卢鉴泉在北京财政部工作，茅盾去北京读书，寒暑假，他可以关照。
当时茅盾也仔细研究了北京大学的招生广告，发现报名时间是7月21日至31日；而且预科也分一类、二类，各招80名，学制3年。考试科目中，第一类与第二类有些区别，总共开设科目有历史、地理、国文、英文、数学、理化、博物、图书。而考第一类的，“理化、博物、图书”三门中免试两门；考试时间是8月11日开始，考试地点在虹口唐山路澄衷学校。后来茅盾到上海以后，茅盾还知道，预科第一类将来是升文、法、商本科的；而第二类将来是升理工科本科的。茅盾选择了预科第一类，茅盾后来自己说，因为数学不行，“就选择了第一类”。关于茅盾这次去上海考北京大学，晚年有一段回忆，他说：“考试分两天，都在上午。第一个上午考国文，不是作一篇论文而是回答几个问题。这些问题是中国文学、学术的源流和发展。第二天上半天考英文，考题是造句、填空（即一句英语，中空数字，看你填的字是否合格，合格了也还有用字更恰当更优美之别），改错（即一句中故意有错字，看你是否能改正，或改得更好）、中译英、英译中。最后还有简单的口试。”
其实当时茅盾参加的考试，不仅仅考国文和英文，还有历史、地理、数学等等。因为数学不好而放弃的估计是理化、博物两门。真正的数学是必须考试的。大概一个月以后，茅盾在上海的《申报》上看到北京大学录取新生的名单，但是没有看到“沈德鸿”的名字，却看到“沈德鸣”。于是家里面猜测大概是报纸印错了。果然，没有多久，茅盾就收到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茅盾是1913年9月，开始到北京大学求学的。
从乌镇到北京，茅盾从乌镇坐船到上海，从上海坐海船到天津，再从天津坐火车到北京崇文门火车站。茅盾回忆说，当时茅盾的四叔祖沈恩增在上海做家庭教师，认识一位姓谢的商人，他有一个儿子叫谢砚谷，也是考取北京大学预科。于是由四叔祖沈恩增联系，决定茅盾先到上海，与谢砚谷结伴去北京。
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招生200多人，分四个班上课，学生宿舍分两个地方，一部分住在沙滩新造的宿舍，两个人一间，取暖靠煤球炉，自己生火。一部分住在译学馆。茅盾住在译学馆，即过去同文馆的地方，其地址位于北河沿，大体上在今天的景山前街、北池子大街北口和五四大街三岔路口一带，当年的建筑早已荡然无存。大概是刚到北京印象深刻的缘故，茅盾对译学馆的宿舍，到晚年仍然记忆深刻：“至于宿舍（译学馆），楼上楼下各两大间，每间约有床位十来个。学生都用蚊帐和书架把自己所居围成一个小房间。楼的四角，是形成小房间的最好地位，我到时已被人抢先占去了。”
然而正当茅盾对北京大学的宿舍格局感到十分新鲜时，北京大学的领导正为开学这件事与教育部进行坚决的斗争。
原来，北京大学这一年在北京、上海、汉口等地大规模地招生，并定于9月25日开学，不料，在9月23日北京大学突然接到教育部通知，命令北京大学暂缓开学并约北京大学校长何燮侯到教育部谈话。何校长到教育部才知道，原来北洋政府要停办北京大学！这是何等荒唐的决定！何校长带领北京大学的师生与北洋政府进行坚决斗争，于是教育部不得不暂停裁撤北京大学的决定。所以茅盾他们这些新生到北京大学报到以后，一直到10月中旬才开学。而何燮侯校长被迫在开学以后辞职。由湖州人胡仁源担任工科学长，代理北京大学校长。沈步洲为预科学长。
与茅盾同为预科同学的，茅盾在回忆录里面只提到江山人毛子水和宁波人胡哲谋，杭州富阳人徐佐。其实与茅盾北京大学预科同学的还有杭州私立安定中学同时毕业的同学方豪、王显谟等
，还有如傅斯年、顾颉刚等后来著名人物。茅盾回忆录里面提到的毛子水，虽然是同学但是比茅盾大3岁，生于1893年，出生在一个浙江省江山县的诗礼世家，古文基础非常扎实，从小就跟父亲读四书，1913年考取北京大学预科，1917年升入理科数学系。后来创办《新潮》杂志，1920年数学系毕业以后，又去预科任国文教师。后又去德国攻读科学史。1930年回国又任北京大学史学系任教。抗战后任西南联大史学教授，1949年应台湾大学傅斯年邀请赴台湾，任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同年发起创办《自由中国》杂志，1988年在台湾去世。有《毛子水全集》问世。至于另一个同学胡哲谋，后来与茅盾在商务印书馆成为同事。
茅盾1913年到北京大学报到时，正为北京大学的去留抗争的何燮侯校长的经历很有意思，茅盾他们这些北京大学新生安顿好以后，何校长辞职。所以茅盾在回忆北京大学生活时，没有提起他。何燮侯也是浙江人，1878年出生在浙江诸暨县，1898年作为中国第一批官费留学生去日本留学。1905年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冶金系，当时的日本天皇亲自授文凭，成为第一个在日本帝国大学毕业的中国留学生。1905年春回国，先在浙江省矿务局工作，同年冬去北京出任学部专门司主事。民国以后出任工商部矿政司司长。1912年任北京大学校长，这一年，何燮侯才34岁，因与教育部长汪大燮意见不合，何燮侯辞去北京大学校长之职，回到南方。在五四运动前后，何燮侯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逐渐信仰马克思主义。抗战开始以后，在浙江乡间从事抗日民主活动，周恩来1939年到浙江视察工作时，专门与何燮侯先生见面，肯定他的抗日民主活动，何燮侯还与浙东中共党政领导来往十分密切。一度因为追随共产党而被捕，后经邵力子等人保释。1949年9月应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参加开国大典。历任全国政协一、二、三届委员，中央人民政府监察委员，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民革浙江省委主任委员等。1961年4月21日因病在杭州去世。
当然，这是后话。而茅盾记得的那个代理北京大学校长胡仁源，是浙江省湖州人，代理北京大学校长时还只有30岁。但是这位胡仁源是1902年的举人，后来又留学日本、英国等，是个有文化底蕴的海归知识分子。茅盾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正是这位胡校长主持北京大学的校务。胡仁源1942年去世。
刚到北京大学的茅盾，虽然经历一场小小的风波，但对年轻的茅盾来说，早已烟消云散，连记忆都没有了。但是，北京大学的几位老师先生，却深深地印在茅盾脑海里，直到晚年依然非常清晰，他说：“教授以洋人为多。中国教授陈汉章教本国历史，一个扬州人教本国地理，沈尹默教国文，沈坚士（尹默之弟）教文字学，课本是许慎《说文》。”
在北京大学的课堂上，茅盾面对陈汉章先生的历史课，年轻的茅盾提出自己的看法，结果陈先生专门让茅盾到他家里，和这个年轻的学生做了一番推心置腹的谈话。让茅盾感动的同时，也对这位老师产生了深深的敬意。所以在茅盾回忆录中专门有一段回忆：“陈汉章是晚清经学大师俞曲园的弟子，是章太炎的同学。陈汉章早就有名，京师大学（北大前身）时代聘请他为教授，但他因为当时京师大学的章程有毕业后钦赐翰林一条，他宁愿做学生，期望得个翰林。但他这愿望被辛亥革命打破了，改为北大后仍请他当教授。他教本国历史，自编讲义，从先秦诸子讲起，把外国的声、光、化、电之学，考证为我先秦诸子书中早已有之，而先秦诸子中引用‘墨子’较多。我觉得这是牵强附会，曾于某次下课时说了‘发思古之幽情，扬大汉之天声。’陈汉章听到了，晚上他派人到译学馆宿舍找我到他家中谈话。他当时的一席话大意如下：他这样做，意在打破现今普遍全国的崇拜西洋妄自菲薄的秃风。”
一席话，让年轻的茅盾肃然起敬！
其实，这位陈汉章先生，是一位博古通今的大师级的人物。陈汉章1864年出生在浙江省象山县东陈乡东陈村，幼年就读于丹山书院等，方志上说他“肄习时文，好学强记，作文每列前茅，屡获奖励”
。后来到杭州攻读，入诂经精舍，师从俞樾，1888年考取乡试第十名，次年会试不第。当时考中举人的陈汉章有过多次出去做官的机会，但是他都放弃了。1909年，陈先生应聘京师大学堂任教，到北京后，他一心向学，改做学生，据说当时老师课堂上点名，点到陈汉章时，老师立刻起立，向陈先生致敬。
1913年5月，陈汉章先生以甲等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当时他已经是五十岁了。
北京大学仍然按照原来的聘约，聘陈汉章为北京大学教授，担任国文、哲学、史学三门课的教学。茅盾当时就是听他的史学课，有此深刻印象的。陈汉章在民国时期，曾被列为院士，推为全国学术界第一流人才，外国的汉学界称其为“两脚书库”。陈先生晚年回到故里，专心治学，1938年在故乡逝世。70年以后，有21卷《陈汉章全集》问世。
当时，北京大学预科那些先生，讲课时，大都是自己编写教材，称为“讲义”，这是教授自己的看家秘籍。所以学生们都十分看重“讲义”。据说，当时有一位接替马叙伦先生的老师因为没有编写讲义，被当时北京大学的学生轰了出去。所以茅盾在回忆北大生活时，常常讲到“讲义”。茅盾记得，教地理的扬州籍老师“他也自编讲义”。而且“他按照大清一统志，有时还参考各省、府、县的地方志，乃至《水经注》，可谓用力甚劬，然而不切实用”
。据说这位老师就是桂蔚丞先生，同事沈尹默曾经回忆桂蔚丞说：“这位先生上课时，有一听差挟一地图，捧一壶茶和一只水烟袋跟随上课堂，置之于讲台上，然后退出，下课时照送如仪。有一次，在教员休息室里，学生来向我借书，借之而去。桂蔚丞大为诧异，对我说：‘你这么可以把书借给学生呢，那你怎么教书呢？’我回答说：‘这无从秘密的呀。书是公开的学生可以买，也可以到图书馆去借。’原来，这些老先生教了几十年的讲义和参考书都是保密的。这个风气一直到蔡元培先生到北大后，才稍稍改变。”
而这位教茅盾国文的沈尹默老师恰恰不编讲义，他自己告诉学生，他只教学生读书研究的方法，“指示研究学术的门径”。而如何博览，全靠学生自己。所以他不编写讲义。也许这位沈老师是湖州人的缘故，茅盾对沈老师的课还是非常适应，而且和沈老师说话也比较随和，茅盾说，沈老师“他教我们读庄子的《天下》篇，荀子的《非十二子》篇，韩非子的《显学》篇。他说先秦诸子各家学说的概况及其互相攻讦之大要，读了这三篇就够了”
。同学见沈尹默老师随熟，又问他，听说太炎先生研究过佛家思想，是不是真的？沈尹默老师说，真的。沈先生还告诉茅盾他们：“你们想懂一点佛家思想，不妨看看《弘明集》和《广弘明集》，然后看《大乘起信论》。”茅盾当时读书正是如饥似渴的时候，所以听了沈老师的话，他也去找了这些佛教著作来看。晚年茅盾他回忆说：“我那时好奇心很强，曾读过这三本书，结果是似懂非懂，现在呢，早已拋到九霄云外，仅记其书名而已。”
在北京大学预科读书期间，茅盾最大的乐趣是外籍老师教他们读外国文学作品，如司各特的《艾凡赫》，狄福的《鲁滨孙漂流记》以及莎士比亚的作品，这让“书不读秦汉以下”的茅盾大开眼界！
在北京读书的三年，茅盾一心读书，心无旁骛，寒暑假在表叔家里读二十四史，甚至连北京的一些名胜古迹也没有去游玩。直到1916年毕业前夕，茅盾和凯叔沈永钰等几个年轻人一起游览了正在开放的颐和园，好像这是茅盾在北京三年求学生涯中唯一的一次游览名胜古迹。在北京三年，茅盾经历了袁世凯称帝以及取消帝制的全过程，看到了北京取消帝制而放的焰火，他记得：“本来预备在正式登上皇帝宝座时用以庆祝的广东烟火，在社稷坛放掉。我和许多同学在这夜都翻过宿舍的矮围墙去看放焰火，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这样在半空中以火花组成文字的广东焰火。那夜看到的火花组成的文字是‘天下太平’。”
在北京的最后半年里，茅盾见到了长一辈的乡前辈沈钧儒，也听卢表叔的儿子卢桂芳告诉他，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北京分馆经理孙伯恒在巴结茅盾的表叔卢鉴泉，茅盾后来说，自己当时“漫然听之”，没有往心里去，做梦也没有想到，会与自己毕业以后进商务印书馆大有关系。
三年的北京读书生涯，让年轻的茅盾感受到了古都北京的风气。1916年暑假，茅盾在北京大学预科以班级第19名的成绩毕业，
告别了卢表叔一家，告别了北京大学的老师同学，回到浙江乌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