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三所中学：“是将来能为文者”

茅盾在1910年春天到湖州府中学堂插班二年级读书。

湖州是浙江省北部的一个重镇，位于太湖南岸，与苏州、宜兴、嘉兴接壤，旧时与杭州、嘉兴并称杭嘉湖，是府治所在地。历来经济发达，文化繁荣，人才辈出，是一个富饶的鱼米之乡。而湖州府中学堂，是20世纪初教育发展的产物。

湖州府中学堂是清政府“废科举，设学堂，培育人材，蔚为国用”的背景下，当地有识之士合力创办的。当时以爱山书院为校址，爱山书院房屋为校舍，湖州地方每年以湖州丝捐项下拨款万余元作为办学经费。茅盾回忆说：“湖州中学的校舍是爱山书院的旧址加建洋式教室。校后有高数丈的土阜，上有敞厅三间，名为爱山堂，据说与苏东坡有关。至于宿舍，是老式楼房，每房有铺位十来个。” 据谭建丞回忆：“那时学堂规模、外貌像衙门，大门竖匾（蓝底金字）一块，两边木栅栏，上马石，石鼓凳，前面大照壁，左右两环洞门，门上砖刻四横字，曰‘为国植贤’。……我记得课堂（那时称教舍）一年级（人多）两室，分甲班乙班，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人最少），另有手工课堂、音乐课堂、化学课堂，又每级各有自修室一间，……三餐伙食是方桌定位，每桌七人，四菜，分全餐半餐。……府中最重国文外，对体育亦特重，因沈校长好武。” 从谭建丞先生回忆看，当时湖州府中学堂的条件还是不错的。1910年湖州府中学堂的监督（校长）为沈谱琴， 在沈谱琴之前，有姚学仁、朱廷燮、王树荣、俞宗濂为湖州府中学堂监督（校长）。茅盾进湖州府中学堂时沈谱琴年纪不大，只有37岁。沈谱琴年轻时崇尚武术，家里养了两匹骏马，请了拳师，常常在家练习跑马、练拳术，所以有一个在湖州府中学堂教体育的日本老师大西胜人，想和沈谱琴较量一下，结果大出洋相。据茅盾的同学谭建丞回忆：“一日，在爱山台上乘凉，台上有条石凳，沈（谱琴）二脚踞石凳上，大西胜人乘沈不备，突然从后一推，沈竟不动，回顾大西笑曰‘君欲与我比武耶？’大西面红耳赤曰‘不敢’。台上埋有石鼓凳二，凳下面埋入土中约尺，大西伸脚蹴之，则稍动，自以为能，可以涤方才推沈不动的耻矣，请同纳凉的人举足蹴之，多不能动石鼓的分毫，大西哈哈大笑，……沈徐起，举足蹴之，此石鼓凳竟连根翻起，滚下爱山台数尺，于是，诸人皆拍手欢呼，学生们本恶此日师之骄，一齐哄堂。暑假后，大西胜人辞职而去。” 据说沈谱琴的文章也写得很好，没有当时的迂腐气，能篆刻，曾经得到吴昌硕的首肯。茅盾记得沈谱琴“是同盟会秘密会员，大地主，在湖州颇有名望，他家有家庭女教师汤国藜，是个有学问的老处女，是乌镇人，但我从未听人说起她，想来她从小就在外地的。（辛亥革命后，章太炎的续弦夫人即是这位汤女士）沈谱琴从不到校，他所聘请的教员大都是有学问的人。” 当时湖州府中学堂的老师，大多是富有教学经验的人。茅盾回忆说：“我记忆中最难忘的是一个教本国地理的（可惜记不起他的名字了）和一个教国文的，仿佛还记得他姓杨名笏斋。”茅盾从乌镇到湖州府中学，听这些老师的讲课，十分新鲜。地理老师将这门地理课讲得形象生动引人入胜，茅盾说：“地理是一门枯燥无味的功课，但这位老师却能够形象地讲解重要的山山水水及其古迹——历史上有名的人物及古战场等等。同学们对此都很感兴趣。”据谭建丞回忆，当时湖州府中学堂中教师“约二十人，著名而为学生敬仰者如钱念劬、沈尹默、俞宗濂，其时国文最重” 。茅盾记忆中，当时学校的国文老师讲课确实很有水平。他记得：杨老师“他教我们古诗十九首，《日出东南隅》，左太冲咏史和白居易的《慈乌夜啼》《道州民》《有木》八章。……杨先生还从《庄子》内选若干篇教我们。他不把庄子作为先秦诸子的思想流派之一来看待。他还没这样的认识。他以《庄子》作为最好的古文来教我们的。他说庄子的文章如龙在云中，有时见首，有时忽现全身，夭矫变化，不可猜度。《墨子》简直不知所云，大部分看不懂。《荀子》《韩非子》倒容易懂但就文而论，都不及《庄子》。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先秦时代有那么多的‘子’。在植材时，我只知道《孟子》。” 当时湖州的名人钱念劬（1853—1927）回湖州小住，湖州府中学堂监督沈谱琴恭请钱先生到湖州府中学堂“代理”监督（校长），以示尊重。钱先生代理监督以后，亲自到学校听课，而且亲自上讲台给茅盾他们这些学生讲课。钱念劬是一位有学问而且很开明的外交家。所以他有一次给茅盾他们上课，让茅盾他们根据自己思想写一篇作文，茅盾写了一篇《志在鸿鹄》的作文，借鸿鹄自诉抱负。结果钱念劬在茅盾的作文中写下“是将来能为文者”的评语。让茅盾感到一种深刻的激励。

当时钱先生到湖州府中学堂代理监督时，他的弟弟钱夏（1887—1939）（即钱玄同）也一同在湖州府中学堂为学生上课，钱夏比他哥哥小三十多岁，富有反清思想，1905年钱夏十八岁时，就剪去象征清朝的辫子。所以钱夏在湖州府中学堂讲课时，特地选择了史可法的《答清摄政王书》《太平天国檄文》《台湾行》《横渡太平洋长歌》等等富有革命色彩的文章作为教材，讲解革命意义，灌输革命思想。对此，茅盾他们这些中学生都感到非常新鲜。后来钱夏代课结束以后，受钱夏老师影响的茅盾曾经向继续教他们的杨笏斋老师建议，“讲些和时事有关的文章”。杨先生采纳了茅盾的建议，开始在课堂上给茅盾他们讲《正气歌》，讲《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意在古为今用。杨老师还教茅盾他们作骈体文，还用“书不读秦汉以下，文章以骈体为正宗”的思想教育学生。为此，茅盾在湖州中学堂时用骈体文写过一篇《记梦》的作文，大意是他自己暑假回家，外祖父家的阿秀到轮船码头接他到外祖父家，看到外祖母端坐的堂上，正在吩咐厨娘，晚上做什么菜，吩咐毕，茅盾上前行礼，外祖母看见茅盾来，很高兴，说：我算着你该来，果然来了。快去洗把脸吧。这时宝姨过来，拉着茅盾去了她的书房，用她的毛巾洗了脸。宝姨让茅盾看，这是什么？茅盾抬头一看，原来是沈南频的花鸟小中堂旁边又多了一副对联：上联是：万事福兮祸所伏，下联是：百年力与命相持。宝姨说要考考茅盾，这上下联的出处。茅盾说，上联出自《道德经》，下联出自列子《力命篇》。宝姨点点头，又说：这命字好解释，这力字作何解？茅盾一时答不上来，说去问妈妈。宝姨笑着说，你妈妈在楼上给你弟弟讲左太冲咏史诗、阮嗣宗咏怀诗、白居易的《有木》诗呢。茅盾正待上楼，忽听得外祖母在堂上叫：来吃西瓜。宝姨拉着茅盾便走，这时茅盾在门槛上绊一下，茅盾醒了。茅盾记得这篇作文的最后的几句：“檐头鹊噪，远寺晨钟，同室学友，鼾声方浓。”杨笏斋老师给茅盾这篇作文的评语是构思新颖，文字不俗。对茅盾的骈体文写作非常欣赏。

当时和钱念劬先生一起到湖州府中学堂代课英文的，是钱念劬先生的儿子钱稻孙，茅盾记得：“他先教发音，从26个字母开始，在黑板上画了人体口腔的横剖面，发某音时，舌头在口腔内的位置。这真使大家感到十分新鲜。这位小钱先生又看了过去我们所作的造句练习，他认为英文教师只是发音不准确，造句练习该改的，他都改得不错，而且英文读本《泰西三十佚事》也是公认的一本好书。” 茅盾认为钱稻孙的态度还是公正的。所以钱稻孙也是茅盾曾经的老师而且印象深刻。钱念劬先生在湖州小住时，专门请湖州府中学堂的学生去他们暂住的“潜园”游玩。茅盾也随其他同学一起去了，在钱先生家里，钱念劬给大家看他从欧洲各国带回来的风景图片，彩色的十分精致，给茅盾留下深刻印象。

茅盾在湖州府中学堂的读书生活里，数学和体育始终是茅盾的弱项，尤其是体育。茅盾在湖州府中学堂里，常常缺课，走天桥，是爬过去的，翻铁杠，老师抱着茅盾上去，老师一松，茅盾又落下来。一把枪，茅盾上肩后，刚开步，枪就从肩上滑下来。所以，最后只好免了茅盾的体育课。茅盾的国文成绩，一直是名列前茅的，据谭建丞先生回忆：“国文课，有一个同学名陈辅屏（四年级）最佳，全校第一。茅盾可为第二，他大约在二年级。可是茅盾的算学（后改称算术、数学）是差的。我也差的。曾加班补习而知之，实非同班（我低一班）。” 但是茅盾在湖州中学堂短短的一年半时间里，在茅盾的记忆中留下印象的还有如学会刻印章，去南京参观“南洋劝业会”等等，成为茅盾在湖州府中学堂里生活的亮点。据茅盾自己回忆，当时有个同学会篆刻，他就教茅盾如何刻印章，甚至假期回到乌镇，在自己家里也认真地练习篆刻，还刻了几方闲章，如“草草而已”“醒狮山民”等，茅盾晚年会见家乡去拜访他的同志时，回忆自己在湖州读书时说到，当时一些纨绔子弟针对风起云涌的革命形势，组织一次秘密会议，并印了门票，不让其他倾向革命的年轻人进去，为此，有同学拿来门票，让茅盾模仿门票，刻了一方图章，印了不少门票，于是倾向革命的年轻人进了会场，和那些纨绔子弟进行斗争。1910年，南京举办“南洋劝业会”，实际上是一个全国性的大型商品展览会。规模之大，是清朝政府所没有的。各个省都有展览馆展出自己省的特色农产品和工艺品，还有一些专门的展览馆，如东三省动物馆、劝工场、美术馆、水族馆、兰锜馆、武备馆、农业馆、通运馆、机械馆、嬉笑奇馆、工艺馆以及纪念塔等等，琳琅满目。湖州府中学堂组织学生专门去南京参观，让茅盾大开眼界。

茅盾在学校时，谭建丞回忆：“茅盾在学校时，星期日常常一个人在操场里，手执一卷，踱来踱去。或者宕宕旧书店，买一二本书。一次遇到他在宕府庙，手里拎一包吃的东西（茶食），施施然地。一个同学对我说：‘他是家里有钱的，家中常常有钱带来。他爱吃闲食呀。’” 谭建丞先生还回忆茅盾在湖州府中学堂时的几件事：

他爱好清洁卫生，这是一点。事情是这样的，当时我们上课在教室，退班之后则都到自修室看书温课。（那时的中学校舍就是湖州城内的爱山书院所改，里面的房屋破旧得很。）那个自修室的旁边就是厕所，而沈德鸿在自修室里的座位正好在厕所旁边，因为他从乌镇到湖州来交通不便，城里的同学早已把位置占好了，等他来剩下这最蹩脚的位置给他。那扇门开出去就是一排坐坑，当然经常要闻到秽气。德鸿就在门口贴了一张纸，写上“少住为佳”四个大字，意思是叫人家少到大便间。但是很多人却借大小便之名，常常溜进去，为啥要溜进去呢？不外二种：一是偷吸香烟头，一是厕上看闲书。那时候，校规香烟是不准吸的，自修室里学监常要跑进来视察。因此，他们只有到大便间里去吸。看闲书也违禁的。他们跑进跑出，那股臭气，对沈德鸿首当其冲尝饱了。沈德鸿所以要贴这张“少住为佳”，是叫大家多读读书，少出出恭。不料，过了几天，那个“少”字变成了“多”字，同学们哈哈大笑，因此，德鸿生气了。因为像沈德鸿这样认真读书的人少。过了一天，他又在自己这只位子上面的窗上，贴了一张纸，写着“卫生莫善于养气”。这是他自己抑制发怒的意思。因此全校就称他为“卫生家”“沈德鸿是卫生家”，很快传开了。现在大家都晓得，他是文学家、艺术家、书法家，全摆得上，但是卫生家到现在还没有人称他。实在他是讲卫生的，衣服穿得干干净净笔挺笔括，地上不可吐痰。现在说的清洁卫生，那时学堂里不提倡，他倒一个人先提倡。这是一点。

第二点是他的国文基础特别好。他数学却特别差。作文的日子，他做的文章交上去，老师每每吧嗒吧嗒圈圈子，通篇全是圈子。那个时候老师批文章圈圆圈越多，就说明文章写得越好。同学都又说：“沈德鸿是文学家了。”那时候既是讥讽，又是说笑话，但也是敬佩他。老师在批阅他的文章的时候，圈的圈子是一圈连着一圈同学把这称为“辫子”。每次作文，大家都会说：“今天辫子一定沈德鸿最多。”同学们都称他是“文学博士”、“文学家”。这是第二点。

同学们在谈吐之间说起辫子，就又扯到剪辫子上去了。关于剪辫子，沈德鸿他自己也写过一篇文章。

那是辛亥革命这一年的暑假，革命风潮遍及全国。在我们同学中也引起对革命的关注。当时，我们的学校的同学很滑稽，小的十三四岁，大的三四十岁以上，那是一些科举废除后没有出路的老秀才。大的大，小的小，我和沈德鸿这一辈都被称为“小鬼”。“啊，小辫子，讲辫子就请沈德鸿来！”大家说着笑话。而沈德鸿呢，真有点毅然决然，他说，辫子，是值得一讲。大家说革命党到了要剪辫子，那么我们的辫子怎么办？是剪还是不剪？是早剪还是迟剪？大家窃窃私语，那些大的，三四十岁的人当然不赞成。而我们这些年纪最小的也不知道革命是啥事情，但听广东人剪，那么时髦总是时髦的。我们大家来试试看。有几个人说：我们先要去问过爷娘。而那些老同学要“之乎者也”了，什么“身体肤发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老师来问，你们在说啥？谈革命么？没有啥，没有啥，我们讨论孔夫子元脑壳，大家哈哈大笑。

讲到辫子，这位德鸿兄做了一副对联，这副对联倒有点革命思想。上联是“田田乌尾巴，不足惜也”，这“田田乌”，文言即“蝌蚪子”。沈德鸿把“蝌蚪”的尾巴比作“辫子”，十分形象。大家听了。就东一句西一句地说开了：“这个是大辫子，那个是小辫子……”当时我和德鸿都是小辫子，这小辫子巴不得剪掉，免得别人呼“小辫子，小辫子”地叫。德鸿兄是赞成早剪，只是那时候还不敢剪。他不久又续了下联：“施施然头颅，何以处之。”这下联是讽刺老先生的，原来当时的老师，有的是前清举人，走起路来踱方步，现在想起来，沈德鸿当时的革命思想确实有点的。

谭建丞先生的回忆是经过他亲自修改的，应该可信。茅盾在湖州府中学堂读书时，是一个身体瘦小、学习专心、思想进步的一个学生，从茅盾自己回忆，在湖州府中学堂读书时，他除了学校的功课之外，读过《世说新语》二遍，读过《昭明文选》等，他的阅读面与在乌镇植材小学相比，正在逐步扩展。但是此时茅盾碰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原来，同学中有一个嗓子像女人，个子又高大，同学之间关系很紧张。但是这个大个子同学，却喜欢和茅盾等年纪小的同学在一起玩，因而招来不少同学的奚落和说些不堪入耳的话语，让茅盾心烦意乱，不能专心致志读书。此时，正在嘉兴读中学的、比茅盾大一岁的沈永钰（即茅盾回忆录里称“凯叔”）碰到茅盾，两个中学生交流各自的学校，凯叔向茅盾介绍了嘉兴府中学堂的情况，让茅盾羡慕不已。

所以在1911年暑假，茅盾和母亲商量以后，决定转学到嘉兴府中学堂读书。

嘉兴位于乌镇的东边，与乌镇相距百里，沿运河去嘉兴，大半天时间也到了。嘉兴最著名的风景，有南湖，又名鸳鸯湖，与绍兴的东湖、杭州的西湖媲美，宋代苏东坡来过嘉兴，留下“鸳鸯湖边月如水，孤舟夜傍鸳鸯起”的诗句，诗人吴伟业也有“柳叶乱飘千尺雨，桃花斜带一溪烟”的诗句赞美南湖。南湖湖中心有建于五代的“烟雨楼”，乾隆六下江南，每次都住在烟雨楼，留下一块“六龙曾驻”的匾额和刻着乾隆诗的御碑，所以南湖的名声远播。茅盾到嘉兴府中学堂读书时，嘉兴在1909年刚刚和上海、杭州通火车，所以此时的嘉兴是沪杭铁路之间的一个重镇。上海、杭州的信息，很快就在嘉兴传播。嘉兴府中学堂坐落在嘉兴城里小西门内，占地规模有百亩之大，分南、北两院，南院为旧鸳湖书院故址，北院为旧秀水县署故址。当时学堂宿舍在一河对岸，中间有一座石桥，名“齐云桥”。在进嘉兴府中学堂读书之前，凯叔沈永钰已经告诉茅盾，说嘉兴府中学堂里，革命党人很多，监督（校长）方青箱也是革命党。在辛亥革命之前，秘密革命的个人标志，是光头。方青箱，名於笥，字叠裳，号青箱（1877—1945），他是光复会成员，在1910年到嘉兴府中学堂担任监督（校长）的。据方青箱的儿子方怀时回忆：从1910年7月到1911年11月方青箱主持嘉兴府中学堂时，他“不仅提倡剪发辫，组织学生军及实行军事训练，且与其他革命先进敖梦姜及朱瑞先生等成立嘉兴光复会” 。茅盾到嘉兴府中学堂，首先看到校内有不少光头教师，在学校内走来走去，而且学校的民主气氛十分浓厚，这让茅盾感到十分兴奋。他回忆说：“我到嘉兴中学以后，果然看到很多光头。校长方青箱装上一条假辫，据说因为他常要去见官府，不得不装假辫。至于师生之间‘平等民主’（老同学这样说），也是嘉兴中学的‘校风’。教员常到我们的自修室，谈天说笑，或帮助我们备课。嘉兴中学的数学程度特别高，比湖州中学高了一年多，因此我更感困难。但是，几何教师计仰先鼓励我说，数学并不难学，只怕中间脱了一段。他知道我是脱了一段的，我在湖州中学没有学几何，而嘉兴中学却已教了一年多（三年级就有几何，而我是四年级的学生），计先生特地嘱咐同班中的‘数学大家’帮我补课。” 茅盾的回忆说明，他当时转学到嘉兴府中学堂时，心情是愉快的，学校的氛围是融洽的。和茅盾同时插班的同学有陈永发、徐宝成、郑毅、沈善庆、曹友仁等等。

嘉兴府中学堂内的融洽氛围得益于学校内有一批革命党知识分子，从校长到教师，不少是校长的“同志”。茅盾记得四个国文老师中，有三个是革命党人，或者倾向革命同情革命的知识分子。教体育的，教几何的、代数的，教物理的、化学的，几乎都是校长“同志”。如教国文的朱希祖、马裕藻、朱蓬仙、朱仲璋，除了朱仲璋不是革命党，其他三位都是。朱仲璋是桐乡濮院人，是1902年曾和茅盾父亲以及茅盾表叔卢鉴泉一起到杭州，参加乡试，并中了举人。所以茅盾说：“这位朱老师是举人，是卢鉴泉表叔的同年，我确知他不是革命党，其他三位都是革命党。” 但是，有意思的是，这些革命党老师，讲的课，却是别具一格，朱希祖讲《周官考工记》和《阮元车制考》，连茅盾都觉得“专门到冷僻的程度”。但他确实是一个革命党。朱希祖（1879—1944）是嘉兴海盐县长木桥人，在嘉兴府教茅盾他们时，只有30多岁。他出身在名门望族，族祖父朱昌颐是清道光年间的状元，所以朱家督学甚严。但是，朱希祖17岁中秀才以后，正值清末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的兴起，朱希祖深受感染和影响，后留学日本，1908年在日本和鲁迅等一起听章太炎讲课，是听课记笔记最勤的人。朱希祖回国以后，先在杭州两级师范学堂任教，参加“木瓜之役”斗争。之后，应方青箱邀请，到嘉兴府中学堂担任国文教员。辛亥革命以后，朱一度回到海盐县担任民事长（县长），1913年离家北上，任北京清史馆编修，开始他的历史研究道路。1921年他在北京和茅盾等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是12位发起者之一。这是后话。茅盾的另一位老师计仰先（1883—1932）是嘉兴新丰镇人，早年在嘉兴县城读书时，“因反对考官不公，带头闹事而被除名” 。后来去日本留学，毕业于东京物理学校。计先生精通物理、数学，而且在日本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从事秘密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前夕，回到嘉兴在嘉兴府中学堂担任数理教员。辛亥革命爆发时，计先生加入光复沪杭敢死队，参加攻打上海制造局和进攻杭州抚台衙门。辛亥革命以后，他不愿意做官，依然回到嘉兴府中学堂（此时已经改名为省立二中）当校长。其他的革命党教员也是非常民主和开放，包括教体育的老师，更是和茅盾他们这些学生打成一片，所以当时茅盾在嘉兴府中学堂读书，有点其乐融融。1911年的中秋节，他们和老师一起欢度赏月。他回忆说：“中秋晚上，四年级和别级的同学买了月饼、水果、酱鸭、熏鱼，还有酒，请三位老师来共同赏月。教几何的老师病了，教代数的老师适值新婚后过第一个中秋，自然要在家陪师母赏月，只有这位有反骨的体操老师来了。那晚大家都很痛快，谈的痛快，吃喝的痛快。体操老师范甫英似乎多喝了酒，公然当着许多同学，拍拍自己的反骨，哈哈大笑道：‘快了！快了！’” 不久，辛亥革命爆发，消息通过火车从上海传到嘉兴，所以辛亥革命爆发以后的几天，同学中去嘉兴火车站买上海报纸，成为嘉兴府中学堂里最热闹的一件事，而正当这些学生充满激情地关心辛亥革命的同时，学校的一些革命党老师，都悄悄地到上海、杭州参加革命战斗了。数学老师计仰先到上海、杭州攻打府台衙门。在一片混乱的革命高潮中，嘉兴府中学堂放假了，让高年级的学生留校参加光复嘉兴、低年级的学生回家等待复课通知。嘉兴是1911年11月7日（农历9月17日）光复的，此时，茅盾应该已经回到乌镇。茅盾回到乌镇，进家门的第一句话，就是：“杭州光复了！”杭州是11月3日光复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不久，嘉兴府中学堂来通知，开学复课了。于是，茅盾兴冲冲地回到学校，一看，原来教他们的这些老师，不少已经不在学校，而去地方上担任要职了。而且学校的气氛也大不如前，民主的气氛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学校当局要整顿校风，用校纪来约束这些本来宽松自由的中学生。新来的学监陈凤章亲自巡视自修室，不准学生在自修室聊天说话，不许自修室之间串门。学校的这些措施引起学生们的反感，茅盾曾说：“我觉得‘革命虽已成功’，而我们却失去了以前曾经有过的自由。” 于是，茅盾和一些同学就和学监捣乱，学监就给这些捣乱的学生记过处分。茅盾也在这些被处分的学生之中。等到学期大考结束，茅盾和沈志坚、沈永钰等同学到南湖游玩，并且在南湖的烟雨楼喝酒，乘酒兴，回到学校质问学监陈凤章，为什么给我们记过？这些学生还把公布记过的告示牌打碎了。茅盾没有动手却跟着起哄，并且在大考时，把一只死老鼠装在信封里，写了几句庄子的话，送给学监，以示反抗。茅盾后来有多篇回忆辛亥革命的散文，如《我的中学时代及其后》《回忆辛亥》《我所见的辛亥革命》《我曾经穿怎样紧的鞋子》《回忆是辛酸的，然而只有激起我们的奋发之心》，可见辛亥革命给茅盾的印象深刻。

学期结束，茅盾回到乌镇半个月以后，收到嘉兴府中学堂的通知，除寄来学期大考成绩外，还寄来被学校除名的通知。茅盾母亲看到儿子被学校除名，十分生气，让人去叫茅盾同学沈永钰来，沈永钰拿出一张同样被除名的通知。茅盾母亲问明白怎么一回事以后，就和茅盾商量下一步去哪里读书。因为嘉兴已经除名，湖州是自己离开的，现在只有去杭州读中学了。但是茅盾母亲也不知道杭州学校的情况，于是茅盾母亲让自己家的“泰兴昌”纸店伙计陪同茅盾去杭州。到了杭州，茅盾才知道杭州有几个中学，但是招插班生的，只有杭州私立安定中学。并且在时间上，到杭州的第二天就要考试。通过考试，茅盾很快就被安定中学录取。

1912年春，茅盾进杭州安定中学读书。

杭州私立安定中学创办于1902年，是杭州工商业家胡藻青出资六万八千元创办的。胡家祖籍是甘肃安定郡，先人胡瑗是北宋著名教育家，人称“安定先生”。所以胡藻青将学校定名为“安定学堂”，辛亥革命以后改为“杭州私立安定中学校”。据《安定中学三十年纪念特刊》介绍：“其时由邵伯纲先生章，陈叔通先生敬第，建议创办学堂，作育人才，树救国之根本……定名曰安定学堂，缮具章程，请于朝廷，并请以城东葵巷敷文讲学庐之屋舍基地，悉数拨用，奏上清廷谕可，聘请项兰先生藻馨为学堂监督，……翌年初夏，于七月二十四日。举行正式开学典礼，安定学堂，于是成立。” 茅盾进安定中学时，与茅盾同学同级的，大概有三十人，据孙中田、张立国研究，和茅盾同届的同学有三十人，他们是：刘渭兴、王显漠、周纬星、朱贤绍、李焕彬、孙奇璞、陈步瀛、孙昭德、胡哲谋、胡家骏、宋镜寰、沈德鸿、周行、严不醒、方兆鼎、刘璋水、陆鉴松、沈吉培、杨济昌、姜岳、林技蔚、蒋子云、施春茹、孔广辉、何之翰、方家衍、姚士辛、姚祖信、唐毅、卢彬。 这些同学，是私立安定中学第八届毕业生，于1913年和茅盾一起毕业的，还有不少都考入北京大学，如茅盾的同班同学王显漠考入北京大学法科经济系，胡哲谋考入北京大学预科文科，同时毕业的安定中学同学方豪考入北京大学法学院，等等。当时校长是王晋民，他是1909年至1913年担任安定中学校长。为了和杭州其他的学校竞争，王校长千方百计引进教师人才，如张献之，人称“钱塘才子”，当时兼任了三个学校的课，他是当时比较受欢迎的教师之一。茅盾在杭州安定中学读书时，兴趣爱好发生一些变化，特别是对诗词产生浓厚兴趣，这主要是得益于老师张相的诗词课。张相，字献之，是杭州人，1877年生，小时候家境贫困，父亲早逝，全靠母亲替人家缝缝补补的收入来抚养张相成长。张相天赋很高，少年中秀才，后来钟情诗词，拜词人谭复堂为师，潜学诗词，卓有成就，所以被世人称为“钱塘才子”。张相虽然年轻时研究旧学，却又受维新思想的影响，钻研日本语，翻译过《十九世纪外交史》。1902年以后，张相一直在杭州私立安定中学、杭州府中学堂、宗文学堂担任文史讲席。1914年离开杭州到上海中华书局担任编审，有《诗词曲语辞汇释》《古今文综》等著作。1945年病逝于上海，享年69岁。当时张相教茅盾他们时，还是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但对诗词已经有很深的造诣了。茅盾记得：“张献之老师教我们作诗、填词，但学作对子是作诗、词的基本功夫，所以他先教我们作对子。他常常写了上联，叫同学作下联，作后，他当场就改。” 安定中学没有作文课，而是学习练习作诗、词代替作文的。所以后来茅盾的诗词创作的基础，就是在安定中学时打下的。因为对张相老师的诗词课兴趣浓厚，茅盾到晚年依然记得当年张相老师上课时的情景，他说：“张先生曾就西湖的楼台亭阁所挂的对联表示他的意见。他认为‘翠翠红红处处莺莺燕燕，风风雨雨年年暮暮朝朝’这对联虽见作者巧思，但挂在西湖可以，挂在别处也可以；只要风景好的南方庭院，都可以挂，这是此联的弱点。” 茅盾还记得，张相老师对西湖边的苏小小墓柱子上的对联“湖山此地曾埋玉，风月其人可铸金”特别赞许和推崇。张先生告诉学生：“湖山对风月，妙在湖山是实，风月为虚，元曲中以风月指妓女者甚多，风月即暗指墓中曾为妓。地对人，亦妙，天地人谓之三才。铸金，杂书谓越王勾践灭吴后，文种被杀，范蠡泛五湖去，勾践乃铸金为范像，置于座右。铜，古亦称金，不是今天所说的金。说苏小小可铸金，推崇已极。” 张先生渊博的诗词知识，让茅盾沉浸其中，留下深刻印象。

茅盾在安定中学读书时，在教国文的杨老师的讲授下，对中国文学史有了系统的学习，而且训练出强记的习惯。茅盾回忆说：“另一个国文教员姓杨，他的教法也使我始而惊异，终于很感兴趣。他讲中国文学发展变迁的历史。他从诗经、楚辞、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杂剧、明前后七子的复古运动、明传奇（昆曲），直到桐城派以及江西诗派之盛行。他讲时在黑板上只写了人名、书名，他每日讲一段，叫同学们做笔记，然后他看同学们的笔记，错了给改正，记得不全的给补充。这就是杨老师的作文课。我最初是在他讲时同时做笔记，后来觉得我的笔无论如何赶不上杨先生的嘴，尽管他说得很慢。于是我改变方法，只记下黑板上的人名、书名，而杨先生口说的，则靠一时强记，下课后再默写出来。果然我能够把杨先生讲的记下十之八九。” 茅盾在安定中学训练出来的强化记忆，为茅盾后来的学习和创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关于杭州安定中学的学生生活，茅盾记得，他住的学生宿舍，是六个人的宿舍，但是只住了五个人，而且是不同年级的学生住在一起，所以学生宿舍的管理，相对宽松一些，尤其是杭州安定中学毕业考试的日子里，茅盾说：“所以我们白天在宿舍里预备功课，当真是非常清静的。” 茅盾还记得：“我记得我那寝室的南窗口摆着一盆兰花。好像是同房的一位四年生买来的；很便宜，可是旺开着十几朵花。暖风轻轻的吹来，我躺在床上也嗅着那花香；我便醉迷迷地只想睡觉。俄而隔壁房里的同学把教科书拍一下，忽然轻声儿唱起我们那时候风行的一支歌来。这歌词，记不真了，大概是‘描写’金丝边眼镜的女学生怎样在星期日逛西湖罢了；我们向来都会唱的。那时有人开头一唱，大家都把教科书拍一下，哈哈大笑起来。” 可见当时茅盾在杭州安定中学的一年半的学生生活，还是相对宽松和自由的。特别是茅盾对功课的喜欢，让茅盾对安定中学快乐的日子，时隔二十年，依然充满留恋和怀念。

1913年暑假，茅盾在杭州私立安定中学校毕业。此时，茅盾18岁。 UJttwPRCVoN4FIjhWn+nFQjRVxFjPFmzPLN0wUKVlUrkeznRW4dW8ZPndsl1ys8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