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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中，茅盾是第一位中共党员；也是商务印书馆的第一位中共党员。也是最早的中共党员之一。在中共最早的创建中，茅盾的贡献巨大，茅盾的理想信念确定以后，茅盾不忘初心，始终如一，在他长长的一生中，留下光辉的一笔！
1920年是茅盾一生中重要的一个年份。
1920年年初，陈独秀经天津到达上海，《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之迁到上海。于是在陈独秀周围，又集聚起一批信仰马克思主义或者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8月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新青年》编辑部里，成立中共早期组织。而陈独秀以《新青年》编辑部的名义，邀请一些知识分子谈话，一方面听取大家对《新青年》编辑工作的意见，另一方面是了解上海知识分子的思想动态和对社会的看法等等，而茅盾近几年在《时事新报》《学生杂志》《东方杂志》《妇女杂志》等报纸杂志上发表的大量文章和翻译的国外的文学作品，从中体现出来的革命意识和进步思想，已经在提倡文学革命的陈独秀的视野之内。所以陈独秀到上海以后，自然被列入陈独秀谈话的对象名单。茅盾回忆说：
大概是一九二〇年年初，陈独秀到了上海，住在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二号。为了筹备在上海出版《新青年》，他约陈望道、李汉俊、李达、我，在渔阳里二号谈话。这是我第一次见陈独秀。他，中等身材，四十来岁，头顶微秃，举动随便，说话和气，没有一点“大人物”的派头。
陈独秀和茅盾的谈话，十分轻松，给茅盾留下很好的印象。所以茅盾积极配合陈独秀的想法，落实陈独秀提出的要求。1920年10月的《新青年》杂志第2期上以及11月的第3期上，都有茅盾配合陈独秀的文章发表，茅盾回忆说：
移沪后出版之《新青年》第一期（即八卷一号，于一九二〇年五月出版），就刊登了《谈政治》的社论。这一期的封面上有一小小图案，是一东一西，两只大手，在地球上紧紧相握。这暗示中国革命人民与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罗斯必须紧紧团结，也暗示全世界无产阶级起来的意思。社论《谈政治》简明扼要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笔锋凌厉，一望而知出自陈独秀之手。……《新青年》从八卷一期开始，虽着重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但也介绍了其他方面的学说。如著名之英国唯心主义哲学家B.罗素博士（偕其秘书勃拉克女士）来华访问时，《新青年》就译登了罗素的好几篇文章，而对罗素之思想体系却未有批评。
这里茅盾回忆的翻译罗素的“好几篇文章”，就有茅盾当时是在百忙之中应陈独秀之请，专门翻译罗素的《游俄之感想》，发表在《新青年》八卷第2期；同时，茅盾又翻译并发表了美国哈德曼的《罗素论苏维埃俄罗斯》，发表在《新青年》八卷第3期。
茅盾回忆，1920年7月上海共产党小组成立，“发起人是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玄庐、俞秀松。本来还有张东荪和戴季陶，可是刚开了一次会，张东荪和戴季陶就不干了。据说张东荪所持的理由是：他原以为这个组织是学术研究性质，现在说这就是共产党，那他不能参加，因为他是研究系，他还不打算脱离研究系。戴季陶不干的理由是怕违背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茅盾的这个回忆，但时间上稍有出入，其实，陈独秀在上海成立共产党小组是1920年8月。
但据张国焘回忆，有一次，陈独秀和张国焘谈话商量工作时，陈独秀曾经肯定地对张国焘说：沈雁冰也会很快参加共产党组织的。
果然，隔了没有多少时间，即1920年10月，茅盾在老渔阳里二号由李达、李汉俊介绍，加入上海共产党组织，同时和茅盾一起加入共产党组织的还有邵力子。
1920年5月，李达抱着“寻找同志干社会革命”的目的，
从日本回国，先到上海拜访陈独秀，结果两人一拍即合，陈独秀邀请李达一起筹建中国共产党，并邀请李达住在《新青年》出面租的老渔阳里二号，一起编辑《新青年》杂志。当时，茅盾的亲戚王会悟也住在这里，王会悟是茅盾表姑母。据张国焘回忆，当时张国焘到上海见陈独秀，陈独秀同样热情地邀请张国焘住在他家里，他记得楼上有三间屋子，“他和他的家人用了两间，另一间住着一位激进的女青年王会悟。楼下三间，一间是客厅，一间由青年作家李达住，还有一间空房正好给我住”
。
茅盾加入共产党组织以后，李达立刻要求茅盾为刚刚创刊的《共产党》杂志提供稿子，《共产党》月刊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份机关刊物，1920年11月7日创刊，12月出版第2期，后因经费问题，中断了三个月，次年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前，又出版了第3、4、5期，编辑部开始设在老渔阳里二号，后来李达与王会悟结婚之后，随李达迁到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共产党》编辑部设在李达家里。茅盾当时的积极性非常高，在十分忙碌中为李达主编的《共产党》翻译了一系列有关建党的基本理论，茅盾回忆说：“我在该刊第二号（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七日出版）翻译了《共产主义是什么意思》（副题为《美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美国共产党党纲》《共产党国际联盟对美国IWW（世界工业劳动者同盟的简称）的恳请》《美国共产党宣言》，共四篇译文。”
这些文稿，是当时共产党创建过程中十分迫切的理论文献，也是筹建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回答的现实问题。
比如在《美国共产党党纲》一文中，许多理论和经验为后来党的建设所采用，如《美国共产党党纲》中确定“党徽是一个锤，一把镰刀，和一束小麦，……”；每个要求加入共产党的人，需要两个已入党三个月以上的党员“推举”介绍；而且新加入的党员要有两个月的“试用”，试用期内“有发言权但没有投票权”；每个入党的党员同志，必须缴纳党费；还有，每年要开一次全国性大会，常年大会代表的数目可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按照当时情形确定；党员代表数，“可按该区党员数比例计算”，等等，这些建党实务的引进，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提供鲜活有用的参考。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其确定的第一个党的纲领中，同样有“候补党员必须接受其所在地的委员会的考察，考察期限至少为两个月。考察期限满后，经多数党员同意，始得为正式党员。如该地区有执行委员会，应经执行委员批准”。
还有，茅盾翻译的《美国共产党党纲》中，作为革命党，有不准为官方服务的规定：“本党党员没有一个应受公共官吏之职，挂名的或是支薪的。也不应为政府服务，除非是法律强迫着。党员不先经过本党的核准，也不应做公共官吏的候补人。”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第十四条也是“党员除非迫于法律，不经党的特许，不得担任政府官员或国会议员。”这里写的，是否受了茅盾翻译的《美国共产党党纲》的影响？现在似乎提出并研究的人不多，但从文字上看，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据说这一条，在中共二大上曾引起“激烈争论”。
茅盾在第二期《共产党》杂志上发表4篇建党文献之后，在第三期上又发表《共产党的出发点》《自治运动与社会革命》。在《共产党》杂志第四期上，茅盾翻译并发表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第一章，这是中国共产党较早翻译的列宁的经典著作，同一期上，又发表茅盾的译文《劳农俄国的教育》。从《共产党》杂志上发表的这些译文著作看，茅盾加入共产党组织之后，就全身心地投入革命的政治活动。
通过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茅盾对共产党、对马列主义理论有了新的系统的认识，他自己曾说：“通过这些翻译活动，我算是初步懂得了共产主义是什么，共产党的党纲和内部组织是怎样的；尤其《美国共产党宣言》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应用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简要的论文，它记述了资本主义的破裂、帝国主义、战争与革命、阶级斗争、选举竞争、群众工作、无产阶级专政、共产主义社会的改造等等。”
茅盾还根据自己掌握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在《自治运动与社会革命》一文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批判当时的各省自治运动者鼓吹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旗帜鲜明地指出这实际上是为军阀、帝国主义服务的，中国的前途只有无产阶级革命。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1921年春天，茅盾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水平，确实让人刮目相看！因此，茅盾在我们党初期做出的一些历史性贡献，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他译介的马克思主义文献中就充分体现了。
秘密从事共产党事业的同时，茅盾公事、私事接踵而来，因为茅盾在协助王莼农编辑《小说月报》栏目“小说新潮”，在商务印书馆高层酝酿杂志改革过程中，茅盾被选为《小说月报》的主编。因此茅盾在秘密从事革命工作的同时，还要忙碌于杂志的革新，连春节都回不了家了。于是茅盾告诉母亲，春节不回乌镇了。没有想到的是，过去每年都回家过春节的茅盾，今年却不回家过春节的计划，引起母亲的怀疑，茅盾在上海是否有另外的女朋友？这是茅盾母亲不允许的，是茅盾母亲的底线。于是茅盾母亲从乌镇发出快信，表示将和儿媳孔德沚一起，到上海来一起生活了，让茅盾赶快找房子。于是茅盾赶紧请商务印书馆宿舍的“福生”帮忙寻找。结果从春节前找到春节以后，才在鸿兴坊找到一所“一楼一底带过街楼”的房子。大概在1921年春，茅盾母亲和夫人孔德沚搬到上海，一家人团聚。这时，茅盾的弟弟沈泽民和张闻天从日本回来了。虽然沈泽民没有和茅盾他们住在一起，但是，在1921年4月的一天，在茅盾家里召开的支部会议上，也加入了共产党组织。据考证，“从1920年8月到1921年7月这段时间内，上海小组成员有十五人，即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杨明斋、李达、袁振英、邵力子、李季、林伯渠、沈雁冰、李启汉、李中、沈泽民”
。沈泽民是上海小组年纪最小的，当时只有19岁。所以，在中共“一大”前，茅盾家里就有两位中共党员！而茅盾母亲和夫人孔德沚，都是共产党革命的积极支持者。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在中国政治历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大事！当时全国只有五十多个党员，但从此开启中国革命新纪元。
茅盾虽然不是中共一大代表，但他自从加入共产党组织之后，就开始以党员要求严格要求自己，为党工作不遗余力、全力以赴。而且茅盾利用自己在商务印书馆编辑的有利条件，为筹备共产党的活动经费，做出了积极贡献。
当时，上海共产党组织建立后，因为没有及时得到第三国际的经济援助，他们的秘密活动经费来源，一部分就是共产党小组成员发表翻译作品所得稿酬。据陈望道回忆：“当时，李汉俊、沈雁冰、李达和我都搞翻译，一夜之间可译万把字。稿子译出后交商务印书馆，沈雁冰那时在商务工作。一千字四五元，大家动手，可以搞到不少钱。”
陈望道这个记忆，在李达自传中也得到了证实，李达说：“这时候，经费颇感困难，每月虽只二三百元，却无法筹措。陈独秀办的新青年社，不能协助党内经费，并且李汉俊主编《新青年》的编辑费（每月一百元）也不能按时支付。于是我们就和沈雁冰（当时任商务《小说月报》编辑，也加入了）商酌，大家写稿子，卖给商务印书馆，把稿费充作党的经费。”
茅盾当时除了自己的商务印书馆编辑的身份，高价收购党内同志的翻译稿件，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提供活动经费之外，还自掏腰包为党的事业买单。徐梅坤是当时中共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第一届的书记，茅盾、俞秀松等是徐梅坤的同事，徐梅坤回忆，当时“兼区”的“区委最初只有十几名党员，都集中在上海。我现在能记得的有：陈独秀、李达、沈雁冰、张国焘、施存统、张太雷、蔡和森、向警予、李启汉、杨明斋、李震瀛、邵力子、杨贤江（商务印书馆编辑，于1922年5、6月间入党，可能由我介绍入党的）等人，其中一些人时来时往，流动性很大，有些人不参加会议，所以开会时人员从未到齐过。”
徐梅坤还披露当年茅盾自掏腰包为中共“区委”租办公室的事。他说：“区委最早的办公机关设在成都路中段的一个弄堂里，租了一间小亭子间。每月由沈雁冰拿出五元钱租赁费。沈雁冰当时的收入多，每月薪水一百元，他用自己的薪水来资助党的活动。”
中共“三大”以后，对工人运动中反映出来的“工贼”以及党内的叛徒、奸细等情况，党决定组织特别支部，专门对付工贼走狗，党内叛徒、奸细等。由徐梅坤担任支部书记。徐梅坤接受任务以后，专门物色可靠的工人，组织“特工组”，徐梅坤回忆说：“在各处大小工潮中，打击工贼的问题便提到日程上来了。为此，党决定组织特别支部，由我任特支书记，专门对付工贼走狗和共产党内的叛徒、奸细。在接受任务后，我到许多工厂去物色可靠的工人，组织了特工组，我担任组长，组员有李剑如、张阿四、肖阿四等四五人，这是我党用武器对付敌人的开始。当时，我们有五把锋利的英制小斧头，以后我从意大利军火船上买了四支意国造手枪。用手枪行动有危险，容易暴露目标，就将四支枪暂时存放在沈雁冰家里。这个秘密的反奸组织——特工队，就是以后的‘打狗队’。”
这是我们党早期活动中一个片段，但这是需要冒极大的风险的。所幸茅盾一家都是革命者，或者是革命的支持者。这些秘密革命行为，没有发生意外。茅盾曾经回忆：
我去出席渔阳里二号的支部会议，从晚上八时起到十一时。法租界离闸北远，我会后到家，早则深夜十二点钟，迟则凌晨一时。如果我不把真实事情对母亲和德沚说明，而假托是在友人家里商谈编辑事务，一定会引起她们的疑心。因此，我对母亲说明我已加入共产党，而每周一次的支部会议是非去不可的。母亲听了就说：何不到我们家来开呢？我说：如果这样，支部里别的同志也要像我那样很远跑来，夜深回去，这也不好。所以，暂时仍旧是我每星期一次去渔阳里二号开会，夜深回来时都是母亲在等门，德沚渴睡，而且第二天要去读书，母亲体谅她，叫她早睡。
当时党内的秘密活动，出于安全需要，常常变换地方，所以有时也到茅盾家里开党支部会议。沈泽民的入党，就是在茅盾家里召开的支部会议上通过的。有时，也到商务印书馆的其他同事家里开会。
茅盾晚年回忆录中还说到建党初期，帮助党中央解决陈独秀工作问题的往事，当时作为党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的工作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党的工作问题，因为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茅盾说：
一九二一年秋，第三国际代表马林极力主张陈独秀必须回上海负起总书记责任。同年九月陈独秀回上海。
陈独秀回上海后，商务当局要请他担任馆外名誉编辑，派我向陈独秀探询。陈表示月薪不必多（当时商务招致名流为馆外名誉编辑，月薪有高至五六百元），编辑事务也不愿太繁重，因为他主要工作是办党，愿任商务的名誉编辑不过为维持生活。结果说定：月薪三百元，编辑事务不像其他名誉编辑那样要给商务审阅稿件，而只要每年写一本小册子，题目由陈自己决定，这以后，陈定居在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二号，我们的支部会议地点就在陈独秀家里。支部会议每星期一次，是在晚上八时后开始，直到十一时以后。我还依稀记得当时参加渔阳里二号支部的党员有杨明斋、邵力子、陈望道、张国焘、sy（社会主义青年团）书记俞秀松等人，又有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魏庭康（原名威金斯基）。讨论事项，大抵是发展党员，发展工人运动，加强党员的马克思主义学习。除了各人自己阅读外，每星期有一次学习会，时间是下午，从二时到五时乃至六时。学习会采取一人讲解，大家讨论的形式。担任讲解者，李达和杨明斋。杨明斋山东人，刚从苏联回来。他们临时编的讲义有三种：马克思主义浅说、阶级斗争、帝国主义。这都是随编随讲，大家笔记。直到三四年后。杨明斋把它当时的草稿改定付印，书名现在记不起来了。
建党初期的精英们的政治组织纪律十分严密，对自身的政治理论修养十分重视。当时茅盾虽然人在商务印书馆，但心向往职业革命家，他在60年代曾对采访他的人说：“我在年轻时也曾经想当个革命家，革命家没做成，才做了作家。”
其实当时茅盾已经跻身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阶层，亲自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和建设，参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并且过着严格的党内组织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