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青年》的影响

1915年《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早期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在上海的文化界思想界引起很大反响。1917年改为《新青年》，“十月革命”以后，《新青年》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介绍苏联的革命经验。《新青年》在上海的崛起，它传播的新思想新思潮，很快成为知识分子的青年人接受新思想的主要刊物，成为时代的一个标杆性的思想阵地。

1917年，茅盾以“雁冰”的署名，在商务印书馆的《学生杂志》第4卷第1、2、4号上发表翻译科幻作品《三百年后孵化之卵》。这是茅盾第一次在杂志上发表译作。茅盾回忆，这是《学生杂志》主编朱元善主动向茅盾约的稿。当时以宣传“民主”“科学”为号召的《新青年》刚刚迁到北京，不久，《新青年》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不用典，不用陈套语，不讲对仗（文当废骈，诗当废律），不避俗字俗语，须讲究文法之结构，不模仿古人，须言之有物为主要内容的文学改良，在全国文学界引起轰动。紧接着，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革命论》，正式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明确提出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这些革命文学主张，在文学界引起巨大的反响。随后《新青年》发表不少文学革命评论文章，这些文学革命的文章对商务印书馆的那些编辑的思想影响，十分明显。茅盾回忆到，当时《学生杂志》主编朱元善受到《新青年》的影响，决定在自己主编的刊物小试改革。“朱元善既订有《新青年》，自然看到这两篇文章。朱可以说是商务几个主编杂志的人中对外界舆论最敏感的一个。他虽不学无术，但善观风色，而且勇于趋时。他打算以《学生杂志》小试改革，先从社论开始。” 于是，朱元善看中茅盾，请茅盾为《学生杂志》写一篇社论，这就是后来发表在1917年12月号上的《学生与社会》，这是茅盾发表的第一篇论文。论文中，茅盾对学生的“地位”、作用（职务）以及应取的心理和态度，纵横挥洒，对两千年来封建主义的治学思想进行批判，并对青年学生提出要求：“学生时代，精神当活泼，而处事不可不慎；处世宜乐观，而于一己之品行学问，不可自满；有担当宇宙之志，而不可先事骄矜，蔑视他人。尤须有自主心，以造成高尚之人格，切用之学问，有奋斗力以战退恶运，以建设新业。” 茅盾的这篇文章，受到读者的欢迎，主编朱元善也十分高兴，认为可以让《学生杂志》面目一新。于是朱元善又让茅盾写一篇社论，这就是《一九一八年之学生》，发表在1918年第一期《学生杂志》。这一篇文章更加尖锐，直接在杂志上议论时政了。大谈国际形势，呼吁学生“翻然觉悟，革心洗肠，投袂以起”，起来革新思想创造文明，从而奋斗主义。而革新思想，就是要“力排有生以来所熏染于脑海中之旧习惯、旧思想，而一一革新之，以为吸收新知新学之备” 。明确提出：“今所谓新思想，如个性之解放也，人格之独立也，……” 同时认为，思想不新，“致新文学失其效力，是乃深忧” 。可以想见茅盾当时的思想，已经明显受到《新青年》的影响。茅盾回忆说：“那时候我主张的新思想只是‘个性之解放’、‘人格之独立’等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东西，还不是马克思主义，因为那时‘十月革命’的炮声刚刚响过，马克思主义还没有传播到中国。……进化论，当然我研究过，对我有影响，不过那时对我思想影响最大，促使我写出这两篇文章的，还是《新青年》。”

在《学生杂志》上的文章受到好评以后，朱元善和茅盾商量，准备在1918年开始刊登科学小说，请茅盾找材料来翻译。后来茅盾找到美国人洛赛尔·彭特的《两月中之建筑谭》，由茅盾和他弟弟一起翻译。茅盾回忆说：

一九一八年的《学生杂志》，认真要登科学小说了。这也是我和朱元善商量好的，由我负责收集材料。我找到了一篇叫《两月中之建筑谭》（美国洛赛尔·彭特Russell Bond著）的科学小说。我认为译文虽然不必（像后来翻译文学作品那样）百分之百的忠实，至少要有百分之八十的忠实。朱却认为技术部分要忠实于原文，此外则可以不拘。他的“理论”是，给中学生读的科学小说，一方面要介绍科学技术，一方面也要文字优美，朱认为这一定要用骈体，《两月中之建筑谭》开头那段文字就由我来写。这篇小说是我与泽民合译的。泽民主要把技术部分译出，那时他在河海工程专门学校学了半年，技术方面完全可以译好。许多技术名词他知道，我就不知道。如混凝土，是cement加沙拌成的建筑材料，那时他们学校把它译成混凝土；又如钢筋水泥制成的部件，译成钢筋混凝土，也是他们学校里老师译出来的。

据茅盾说，《两月中之建筑谭》翻译过程中，《学生杂志》主编朱元善是骈体爱好者，希望茅盾用骈体来写。而茅盾在中学时有过训练，用骈体作文也十分娴熟。所以，每一节开头，译文都是用骈体。如《纽约城中第一夜》一节中，写这个美国中学生回家度假，就用“疏林斜阳，数声蝉唱，绿水青草，两部蛙歌”开头；在《百仞楼头之纽约》里，茅盾用“蝶梦方酣，微闻钟声”开头；在《纽约之黄泉》里，用“林际斜阳，反照窗帘，余与毕尔，闲倚雕栏，指点眺览，状甚闲适”作开头；《悬桥之火警》一节则写道：“客窗明净，市嚣不闻，茶铛炉烟，颇自怡悦。”当时茅盾用骈体翻译，有点调侃味道。据说，朱元善看到后，大加赞赏！并且在译稿发排时，朱元善又将“砚”“笔洗”“香炉”等中国人的学习用具，添加到美国中学生的书桌上。茅盾看到后，“觉得啼笑皆非”。然而，杂志已经发行，译者茅盾也无可奈何。这部3万余字的科普小说，连载于1918年的《中学杂志》第5卷的1、2、3、4、6、8、9、12号上。

在《新青年》的影响下，茅盾在商务印书馆时期的译介活动，始终与社会一起发展，与时代一起进步，与茅盾的思想进步同步。五四运动之前，茅盾翻译的作品，基本上是用文言文翻译，如《三百年后孵化之卵》《两月中之建筑谭》等。而到1919年下半年，茅盾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立刻用白话文来翻译，最早用白话文翻译的小说是俄国契诃夫的小说《在家里》，译出后在《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连载三天，时间是1919年8月20日至22日。而最早用白话的译诗《夜》，发表在五四以后的1919年9月30日的《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此后，茅盾彻底放下文言文译作，用全新的表情达意清楚的白话文来翻译作品，并取得丰硕成果。

在《新青年》的影响下，茅盾开始关注俄国文学，他曾回忆说：“从一九一九年起，我开始注意俄国文学，搜求这方面的书。这也是读了《新青年》给我的启示。” 可见茅盾在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过程中，也渐渐影响到他对西方文学的选择和关注，影响到他的翻译价值取向。综观茅盾在商务印书馆期间译介的西方短篇小说，大体可分三个方面：一是选择一些世界知名作家的小说，如契诃夫的《在家里》《卖诽谤者》《方卡》等，茅盾曾回忆说：“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在家里》就是我那时翻译的第一篇小说，也是我第一次用白话翻译小说，而且尽可能忠实于原作——应该说是对英文译本的尽可能忠实。” 还有法国的进步作家巴比塞的《为母的》《名誉十字架》《复仇》《错》等，这是非常难得的，因为当时巴比塞在文学上是与罗曼·罗兰齐名。后来加入法国共产党，并与罗曼·罗兰一起召开第一次反法西斯大会。还有印度的泰戈尔的作品《骷髅》，泰戈尔这篇小说也是他1913年得过诺贝尔文学奖后，较早介绍给中国读者的一篇小说。在茅盾早期翻译作品中，还有俄国的著名作家高尔基的《情人》， 当时茅盾认为，高尔基“他的文名和托尔斯泰并称，最善于描写下流社会人的生活”。还说：“高尔该（今译高尔基）以短篇小说及剧曲为最擅长。他看准了社会腐败的根，不容情的攻击；因为他的文学是多半写下流社会苦况的，所以人家说他是常在平民一边，他自己本来也是个平民，做过商店的学徒，和托尔斯泰，屠尔格涅夫出身不同。” 高尔基的这篇小说介绍到中国，以及茅盾在1919年10月15日写的对高尔基的评论文字，恐怕是中国对高尔基这位文豪较早的介绍和评价吧。在同一时期，茅盾还有意选择翻译莫泊桑和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将两位大师的相同风格不同特点介绍给读者。

二是依然关注欧洲的波兰、匈牙利等国家和民族地区作家的作品。茅盾在翻译这些国家和民族地区的作家作品，是茅盾在翻译、编辑实践中养成的一种同情弱小的情怀。如在短篇小说译介中，他选择了瑞典的斯特林堡、拉格洛夫、瑟德尔贝等三位作家的小说，也介绍过匈牙利的作家拉兹古、米克沙特、裴多菲等人的作品，其他还有波兰的热罗姆斯基、佩雷茨；捷克的尼鲁达；克罗地亚的雅尔斯基；以色列的平斯基；亚美尼亚的阿哈洛垠；保加利亚的伐佑夫；尼加拉瓜的达里奥；阿根廷的梅尔顿思等。所以，一般读者不大注意的弱小国家和民族地区作家和作品，能进入青年茅盾的翻译视野，这不能不说是青年茅盾的眼界宽阔和他的进步情怀所致。

三是茅盾选择翻译这些作家的小说，是和他在五四运动前后所接受所倡导的新思想有关。如1919年9月18日翻译发表的瑞典作家斯特林堡的小说《他的仆》，有启发妇女解放的意思，他在译后附识中提道：“丈夫供给妻子，妻子办丈夫的杂务，到底算不算主仆关系？我们不要拿西洋的社会情形讲，我们就我们的情形讲，应该怎样回答这句话呢？”显然，茅盾从译介的虚构小说中直接切换到中国现实社会，让人思考妇女解放的现实问题。还有波兰作家热罗姆斯基的《暮》，茅盾也是为中国的妇女解放而译，他认为“同在生活压迫底下的男女，女人较男人更苦，女人背上有两重石头：——生活困苦和两性的不平等。”同样，茅盾在文艺上倡导自然主义时，在译介上就有意选择一些自然主义作家的小说，如瑞典作家斯特林堡的一些小说、瑟德尔贝的小说等，如茅盾对瑟德尔贝是这样介绍的：“苏特尔褒格（今译瑟德尔贝）的妙处在他的眼光是确实无伪的，他有从微事中发挥出大道理的本事，他的描写手法是纯全的自然主义。日常生活内遇见的种种小事，一到他的笔下就没有一件是太平淡了或太肤浅了，他都可以借这一件事来深深地表出他所见的人生的毫无意义。他的悲观，他的否定一切，诚然是从他的孤僻而自私的见解出发的，——他的脾气是悲观不喜活动又不能慷慨的。但是他的悲观主义很能为热衷的人下一个当头棒喝，这是他对于现代思想界的贡献。” 当时有些译作，茅盾是站在民族高度来介绍的。他在翻译波兰作家佩雷茨的《禁食节》的“译后记”中写道：“犹太和波兰是被侮辱的民族，受人践踏的民族，他们放出来的艺术之花艳丽是艳丽了，但却是看了叫人哭的。他们在‘水深火热’底下，不颓丧自弃，不失望，反使他们磨练得意志愈坚，魄力愈猛；对于新理想的信仰，不断地反映在文学中，这不是可以惊佩的么？看了犹太和波兰的文学，我国人也自觉得伤感否？” 总之，茅盾当时翻译的作品，无论是原作者的选择还是作品的选择，都有茅盾自己的立场自己的思想思考在内，是在《新青年》的影响下，五四前后茅盾逐步接受先进思想影响下的一种选择。

此时，茅盾的翻译与时代潮流日益紧密，如《履人传》《缝工传》，都是赞美大丈夫贵自立精神的。“这与《1918年之学生》论文所提倡的革新思想、奋斗自立的精神是呼应的。” 茅盾在关注国外的文学作品的翻译时，商务印书馆当局提出编辑出版《四部丛刊》计划，而编辑这项目的任务，商务当局就布置给孙毓修。因为孙毓修正是版本目录学这方面的专家。1919年1月2日，商务印书馆当局正式研究决定，请孙毓修去南京图书馆查阅旧书，张元济在日记中载：“商定请星如赴南京图书馆查阅旧书。”在次日的日记中，也记载着：“商定，请星如先赴南京图书馆，选定可印之书，作《四部举要》之用。” 茅盾记得：

这样决定以后，孙毓修可就大忙了。当时的版本目录家一致认为已知的宋、元、明刊的善本，其属于湖州陆氏皕宋楼的早已为日本人收买了去，属于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的，则尚待托人和瞿氏情商借印。（当时估计此事不能急，因为收藏家如果把善本借给商务影印，则他所藏的原本的身价会相应缩小。这些收藏家都是有钱的，若要借印，必得有人情，不能光用钱；瞿氏谅也如此。）只有杭州丁丙（松生）的十万卷楼藏书现归江南图书馆所有，商务当局和当时雄踞南京的军阀素有往来，至于江南图书馆馆长，送他一些干股，他一定欣然愿意于效劳。这条路马上就可以走。商务当局办事一向不许浪费时间，方针既定，一面叫南京分馆经理先向南京军阀的亲信幕僚打招呼，也和江南图书馆馆长联络；一面派孙毓修专程到南京，查核一下南京图书馆所藏丁氏十万卷楼善本究竟有多少是够条件的“善”本？因为宋、元、明刊本中也常有不够条件的。孙毓修要带个人同去，指名要我。于是我的“打杂”工作又多一个方面。

孙毓修当时去南京江南图书馆为选书和摄影等事宜，先后去了四次。其中有两次是带着茅盾一起前往的。茅盾在回忆录中说：

我和孙毓修于本年七八月之间到了南京。南京分馆经理事先已安排我们住在龙蟠里江南图书馆的客房内，还派了个厨子专管我二人的伙食，肴馔十分精美丰富。孙毓修每餐必邀请馆长和馆内高级职员，这样，一下子就彼此感情融洽。诸事顺手。

我们住了半个月光景，孙毓修每天很忙，他把整个江南图书馆的藏书浏览一番。我的工作倒清闲，只把孙毓修选定拟用的书，抄个清单，注册版本，有多少卷页，多少藏书家或鉴赏家的图章（这是版本目录学家最注意的，图章愈多，书的身价愈高）。因为事情清闲，我把带去的英文书看完，又翻译了其中若干篇。

其实，茅盾两次陪孙毓修去南京江南图书馆，并不是茅盾回忆录中所讲的“七八月间”，第一次是1919年1月14日至18日，第二次是4月14日至26日。估计茅盾把两次南京之行，当作一次了。并且把时间弄错了。据说，当时孙毓修领了商务这个任务之后，指定茅盾和他一起去，并且让茅盾负责两人的川旅费保管和使用。十天之后就带了茅盾一起赴南京。同时带了《善本书室书目》《江南图书馆书目》《四部举要》和计算的算盘等，直奔南京。据孙毓修1月14日记载：“早车启行至南京。同行者沈雁冰。编译所交川资五十元，交沈君收管。午后二点至下关。天雨甚，雇车进城，暂住都督街华洋旅馆。康侯来谈，询知图书馆借阅事，渠已向省署核准，明日即可至馆。” 孙毓修十分敬业，第二天立刻去图书馆，但虽已经省署核准同意，仍遇到图书馆汪振之馆长阻挠，认为快放年假，不肯发书让他们观看。后来，经过孙毓修的再三交涉恳求，才允许看阅四天，照单发书。孙毓修与茅盾没有办法，只能在这有限的时间里选书。孙毓修在《江南阅书记》中说：“汪君以年假在即，坚不肯发书。再三恳之，仅许留四日；照单发书，不能多阅一部。诸事谈妥，已午后矣！” 而且，当时孙毓修在书库看书，茅盾作记录时，这个年老病喘的汪振之馆长敬业至极，竟然在他们对面“危坐作陪”，监督孙毓修和茅盾看书选书，让茅盾他们十分不自然。据说，从1月15日下午到18日上午，实足三天，孙毓修共阅书180部。其中，十六日这一天阅书70多部，可见孙毓修十分敬业，效率之高，让人惊叹。

第二次去南京江南图书馆，是1919年4月17日至26日，孙毓修还是带了沈雁冰一起去。不过，茅盾比孙毓修早两天回上海。这次去的任务除了选书外，还要通过省长关系办理借书摄影的事，所以孙毓修一到南京，就跑省长公署，当时江苏省长齐耀琳一方面同意商务印书馆“借照”江南图书馆书籍，另一方面要求签订合同。因此，孙毓修跑上跑下，与省政府、图书馆、上海商务印书馆几方面之间沟通协调，忙得焦头烂额。这样，第二次去江南图书馆，孙毓修阅书的时间相对少了，从4月20日至26日，孙毓修只阅书60余部。而1月来南京时，一天阅书可以达到70余部。因孙毓修要协调上下左右，十分忙碌，而茅盾则相对清闲，所以有时间与胞弟沈泽民见面。他说：

我也同泽民见了两次，他那时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很关心政治，见面就议论政治问题，但学校的功课，他也是冒尖的，并且还喜欢文学，一年来他已翻译了不少外国文学作品。我提醒他，母亲的愿望是要他学好水利工程，因为父亲的遗愿我已经不能完成，只有靠他了，因此不要让爱好政治和文学的兴趣超过了学校的课程。他也表示同意。

沈泽民比茅盾小四岁，生于1900年，他天资聪颖，在读中学时就写过小说，并且发表在上海的杂志上。中学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入在南京的河海水利工程专科学校，1920年又辍学与同学张闻天一起东渡日本，学习马克思主义。回国后参加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早期党员之一。后来，沈泽民被中共派往芜湖、南京等地工作。1925年以李立三翻译的身份去苏联。不久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1930年回国后，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嗣后，受中共中央派遣进入鄂豫皖苏区工作，担任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鄂豫皖省委书记等中共要职，1933年11月20日病逝于苏区，年仅34岁。这是后话。

正当孙毓修在南京忙于协调时，商务印书馆高梦旦给孙毓修来信，又给孙毓修布置新的任务，提出新的要求，希望将南京的书借到上海去拍照，但孙感觉难度太大，因为南京方面的许多沟通不是很通畅。于是，孙毓修便让茅盾在24日“先行返沪”，向编译所领导汇报南京借照情况。

后来孙毓修又去南京两次，但没有带沈雁冰，而是带了另外一位年轻的助手姜殿扬。因为这两次主要是沟通拍照事宜。第四次去南京时主要是带姜殿扬和照相的技术人员。而这次去拍照的事，又与茅盾有关联了。这就是茅盾在回忆录里讲到的，自己被孙毓修派为在上海审查从南京带来的照片底片，成为《四部丛刊》的“总校对”。他说：

我记不清孙毓修选定而经商务采用的善本有多少，但一定很多；书不能借到上海，摄影等等工作，只能在南京做。于是商务派了影印技术人员的裱装工匠等到南京去，就借江南图书馆近旁空房安顿这些人，又装了专用的小发电机，指定专人每天把摄影后印在特制纸上的底片带到上海。我又被派审查这些底片是否合格，是否要修饰，因为书页上的折痕或斑点，照相后印到那特制的纸上便成了黑点或黑纹；必须选用白粉细心涂去，这就叫修饰。当时调用了二、三个人做这项工作，但他们文化不高，有时会把一个字的点、捺、横，也当作折痕或斑点涂去，造成某些字的缺笔，会与真正避皇帝讳的缺笔混淆不清，所以又必须有人把修饰过的底片复校一次。这个工作又由我来担任。当时每天从南京专人送来的底片（三十二开的）大约有二、三百张，必须当天修完校过，因此，我每天忙得很，不过这是属于技术工作，脑子倒可以休息。当时我想，我大概要和这个《四部丛刊》的影印工作周旋到底了，不料事有不然。

其实，当时孙毓修带了助手姜殿扬第四次到南京江南图书馆拍照，很不顺利，常常节外生枝横生波折，甚至发生图书馆工作人员与商务印书馆派往南京拍照的技术人员吵架等情况，后经孙毓修来往上海、南京进行调解，情况有所好转，给已选定的古籍拍照的工作才又走上轨道。大约在1919年7、8月，孙毓修在上海坐镇主持《四部丛刊》的具体事务，派姜殿扬去南京照料、协调拍照事宜。

姜殿扬，苏州人，1918年4、5月间进商务印书馆，比茅盾迟一年多进馆，开始工作时与茅盾一样，也在函授部做事，不过姜殿扬是在国文函授部。后来跟孙毓修学习古书辑印，由于这位苏州出来的年轻人姜殿扬勤奋好学，而且写得一手好字，因此同样深得孙毓修器重。所以，在孙毓修看来，编《四部丛刊》是件功德无量的大事，他先后分别带茅盾和姜殿扬两位助手去江南图书馆，也有培养之意。

当时姜殿扬在南京将拍好印在特别纸上的底片每天派专人送回上海后，孙毓修选中茅盾来担当这些底片的审查任务。这个审查任务就是茅盾回忆录中所讲的“总校对”，即审查这些底片是否合格，是否要修饰。而且要审查两遍，即初审和修饰后的终审。据茅盾说，每天要审查二三百页印好的底片，工作量非常大。但当时茅盾才二十三岁，年轻，所以，他认为这个审查是属于技术工作，“脑子倒可以休息”。茅盾在上海看南京送来的底片工作，时间大约有一个月光景。

当时“借印江南图书馆的书很多，后来正式编入《四部丛刊》的有四十二种、子部九种、集部三十种。十几种集部书都是数十或是百卷的大书” 。当时年轻的茅盾虽然给孙毓修先生当助手，但其中做出的贡献，仍不应忘记。笔者查阅了茅盾主编的两年24期《小说月报》，发现茅盾在1921年5月号的《小说月报》上，还为孙毓修当馆长的涵芬楼购买古旧书发布广告，也是茅盾主编《小说月报》时发布的唯一广告。可见茅盾和孙毓修的关系之深。当然，《四部丛刊》劳苦功高者，当首推孙毓修先生，他为此付出了健康的代价。

茅盾在替《四部丛刊》所选江南图书馆古籍底片审查把关告一段落后，已是1919年10月，此时，茅盾在孙毓修身边已经有整整三年时间了。历史的风云际会，茅盾在上海这个东方大都市的舞台上，天时地利，逐步走上历史的前台，站在时代的前列，为民族解放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在《新青年》和五四运动的影响和冲击下，中国的文化界、思想界受到强烈震动，人们的思想发生巨大变化，历史的潮流，浩浩荡荡，荡涤着老中国的几千年文化，身在中国文化机构的茅盾，在时代的洪流里，成为名副其实的时代先锋。就在茅盾审查姜殿扬从南京送回来的照片底片前后，茅盾和桐乡的一些年轻人老乡，发起成立“桐乡青年社”，以提倡新文化、新思想，反对旧文化、旧道德，抨击地方恶势力为宗旨，参加的都是桐乡的青年知识分子，有茅盾、沈泽民、王会先、萧觉先、曹辛汉、朱文叔、程志和、杨朗垣、李泳章、卢树森、徐仲英等参加，徐仲英是桐乡青年社的“干事主任”，负责具体的杂志出版事务。“桐乡青年社”不定期出版《新乡人》杂志。 后来“桐乡青年社”的规模有所扩大，最多时人数达四五十人。范围也突破乌镇桐乡，附近的年轻人也参加。如严家淦等，卢树森是茅盾表叔卢鉴泉的儿子，1919年参加“桐乡青年社”以后不久，就去美国留学。还有金仲华，后来也参加过桐乡青年社。“桐乡青年社”是以茅盾昆仲为首的一个五四运动时期浙江最早的新文学社团之一。茅盾在《新乡人》的杂志上，发表不少文章。如第一期上发表《诚实》等。第二期，茅盾发表了《我们为什么读书》《骄傲》两篇文章。第三期上，茅盾发表《神奴儿》《本镇开办电灯厂问题》《人到底是什么》。而茅盾的弟弟沈泽民在《新乡人》第二期上发表小说《呆子》《阿文和他姊姊》，翻译《曼那特约翰》，科学介绍《发动机》（连载）。这些文章，洋溢着《新青年》的影响。“桐乡青年社”在此后的几年里，曾经在桐乡举办演讲会，宣传新文化新道德，抨击旧文化旧道德。茅盾、沈泽民等在桐乡县城，屠甸、乌镇等地的小学里，作讲演。后来因为茅盾的革命事业繁忙，加上其他一些同乡分散在各地，思想各异，“桐乡青年社”无疾而终。茅盾曾经回答桐乡青年社为什么结束时说：“主要原因：1.我在上海不能兼顾此事；2.此事乃陪功夫陪钱的，热心者不多，我那时靠薪水养家，卖文买书，也无力出钱找专人来办这件[事]，其余诸人都不肯摊派费用（第1期的《新乡人》的印刷费是我掏腰包的）；3.杨朗垣、李焕彬都是桐乡城里人，在桐乡时多，但他们唯恐染上了‘过激’的色彩（当时在地方军阀看来，《新青年》是过激派，像《新青年》似的鼓吹民主主义，也是过激），不能在当地混下去。这样就没有人来做事了，也就‘无疾而终’。” 曹辛汉在回答访问者提问时说：“‘桐乡青年社’的分化大约在1923—1924年，因为杨朗垣本是北洋大学法科毕业生，虽不反对共产党，但对茅盾和沈泽民兄弟等人以共产党的组织方法来搞这个团体有点害怕，以工作忙为借口，并劝告我和李泳章不要积极活动，于是这个团体便无形解散。” 所以，由此看来，当时桐乡青年社里，茅盾兄弟是这个进步团体的主要骨干，是这个桐乡青年社的核心人物。而这个团体又是在《新青年》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诞生的，虽然存在时间并不长，但是，在茅盾的生平和思想的发展过程中，是值得关注的。

正当茅盾在审查完南京送来的古籍底片以后，主编《小说月报》《妇女杂志》的王莼农找到茅盾，请茅盾主持《小说月报》的“小说新潮”栏目的编务。茅盾不想去编这个栏目，就推托说，手里的事情太多，顾不过来。王莼农表示和孙毓修商量过，请你分心照顾一下《小说月报》。后来茅盾问过孙毓修、朱元善，才知道王莼农提出的事，确实是和他们有过商量。于是茅盾接手《小说月报》“小说新潮”栏目的革新任务，给上海文坛吹进一股清新之风。

茅盾用两个星期时间，写了两篇文章，一篇《小说新潮栏宣言》，提出急需翻译的外国文学共二十位作家的作品43部。另一篇是《新旧文学平议之评议》，提出文学应当“表现人生并指导人生”，“重思想内容，不重形式”等观点。第一次打开《小说月报》被鸳鸯蝴蝶派长期占领的阵地的一个缺口，为此茅盾自然成为旧文学作家们攻击的对象。历史将茅盾推上风急浪高的时代前沿，开弓没有回头箭，茅盾从古籍的整理、选编童话、寓言，在古籍世界里跌打滚爬三年以后，茅盾在《新青年》和五四运动的感召下，扛起弘扬新文学的大纛！从此，茅盾与中国的新文学建设与发展结下不解之缘。茅盾回忆说：

《小说月报》的半革新从1920年1月出版那期开始，亦即《小说月报》第11卷开始。这说明：十年之久的一个顽固派堡垒终于打开缺口而决定了它的最终结局，即为第十二卷起的全部革新。

我偶然地被选为打开缺口的人，又偶然地被选为进行全部革新的人，然而因此同顽固派结成不解的深仇。这顽固派就是当时以小型刊物《礼拜六》为代表的所谓鸳鸯蝴蝶派文人；鸳鸯蝴蝶派是封建思想和买办意识的混血儿，在当时的小市民阶层中有相当影响。

茅盾在协助王莼农编《小说月报》“小说新潮”栏目，茅盾在《学生杂志》《小说月报》《东方杂志》《妇女杂志》《时事新报·学灯》等报纸杂志上发表大量的翻译介绍的西方文学作品，撰写了大量的妇女解放的文章。所以这时的茅盾眼界更加开阔，与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接触也渐渐多起来了，一个既有旧学根底的进步的新文学青年形象，在上海慢慢形成，为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20年春节，即2月13日，沈泽民在南京河海水利工程学校的同学好友张闻天，和茅盾兄弟俩一起从上海到乌镇茅盾家里过年。后来，沈泽民和张闻天放弃即将到手的大学文凭，毅然决然追求革命和进步，并在7月东渡日本，学习日语，从而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此时，茅盾春节以后回到上海，又日渐忙碌起来，母亲从乌镇来信，告诉茅盾：孔德沚从石门湾振华女校退学以后，在王会悟的劝说下，又想随王会悟到湖州的湖郡女校读书。茅盾知道这是湖州的一个教会办的学校，以英文为主上课，孔德沚不适合去那个学校读书。于是给母亲去信，让母亲阻止孔德沚去湖州。不料，孔德沚去湖州读书的意志十分坚决，茅盾母亲劝说无效。可是后来孔德沚去了几个月，就逃回乌镇，大呼“上当”。 hJBHHpntTmkz8kDtxshY8jm766hBZy1q7v7zNMuYfOFSsrPVc+4M+11+LskZwZR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