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埋头学问的年轻人

茅盾给自己崇敬但又不熟悉的张元济写信以后，茅盾得到意想不到的变化。就在谢冠生将张元济在茅盾的信上的批示，告诉茅盾以后的后一天，茅盾上班就接到通知，高梦旦找他谈话。茅盾对给张元济写信这件事的前因后果，晚年回忆说：

我在英文部工作已有一月了，我并不讨厌机械式的改卷，反倒喜欢这里的必说英国话的“怪”现象。我以为这可以提高我的英文口语的能力。在北京大学预科时，虽然洋教员有四五名之多，但我的英文的口语总不好，同学中大都如此。

我从谢冠生那里看到了当时正在发行的《辞源》，忍不住给张菊生写了一封信。当然，信是文言的，那时还没提倡白话。这封信开头赞扬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事业常开风气之先，《辞源》又是一例。次举《辞源》条目引出处有“错认娘家”的，而且引书只注书名，不注篇名，对于后学不方便。最后说，《许慎说文》才九千数百字，而《康熙字典》已有四万多字，可见文化日进，旧字不足应付。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文化突飞猛进，政治、经济、科学，三者日产新词，即如本馆，早已印行严译《天演论》等名著，故《辞源》虽已收进“物竞天择”，“进化”诸新词，但仍嫌太少。此书版权页上英译为《百科辞典》，甚盼能名实相符，将来逐年修改，成为真正的百科词典。这封信交给通宝同编译所每日应送请总经理过目或核示诸文件专差送去。我写此信，是一时冲动，事前事后，都未对人说及，但在那天晚上，在宿舍里，谢冠生悄悄地对我说：“你那封信，总经理批交辞典部同事看后送编译所所长高梦旦核办。”我真意想不到，这么一封平常的信，引起那样大的注意。说老实话，这封信我是随便写的，寥寥二百余字，如果我想炫才自荐，可以引经据典，写一、二千字呢。

茅盾这里所讲的是实话。因为对张元济崇敬和信任，因为对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的珍惜，茅盾看到想到的一些想法，诉之于信，用这种方式告诉有一面之缘的张元济，茅盾并没有想得到张元济褒奖和回信。所以他认为是“随便写的”，并没有想“炫才自荐”意思。

然而，茅盾这封“随便写的”信，却引起张元济和高梦旦的高度重视，张元济将茅盾的信批示给高梦旦，并和高梦旦商量，认为沈德鸿（茅盾）在英文部批改函授英文卷子用非所长，正好此时国文部的孙毓修需要一位助手，于是张元济决定让茅盾调国文部，随孙毓修先生编书。并且让高梦旦亲自找茅盾谈话，调整茅盾工作岗位，征求茅盾意见。这次高梦旦和茅盾谈话，还是很正式的。茅盾晚年记得：

次日上午，高梦旦在小会客室叫我过去谈话。高梦旦天天来编译所办公，似乎今天他才知道编译所有我这么一个人。这也难怪，我进英文部是张菊生直接和邝博士谈妥，而且第一天进编译所便到英文部，邝亦未引我去见高所长，因为他知道高梦旦是不拘小节的。当时高梦旦开门见山就说：“你的信很好。总经理同我商量过，你在英文部，用非其材，想请你同我们所里一位老先生，孙毓修，合作译书，你意下如何？”我并不认识孙毓修，当我童年时，孙毓修编的童话尚无出版，这些童话大部分是从英文童话意译来的，用白话，第一本名为《无猫国》，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儿童文学。我猜想这位孙老先生大概懂英文，同他合作译书，不知怎样做法，译什么书，不过我也不多问，只说：“我愿意。但先须向邝部长说明，向他告别。”高梦旦说：“我同你去，邝博士还不知道要调你呢！”

见过邝富灼，我谢他一个多月对我的照顾（这是真话，一个多月来，他对我很客气，像对二周和平海澜），然后，高梦旦引我去见孙毓修，只说句：“你们细谈吧”，就回到他那背阳的大写字台旁坐下。

这里，特别要先介绍一下高梦旦：这位茅盾的直接领导。高梦旦是茅盾父执般的长辈，生于1870年，长茅盾26岁。茅盾进商务印书馆时，高梦旦也只有46岁。胡适评价高梦旦是“新时代的圣人”，他说：“高先生的做人，最慈祥，最热心，他那古板的外貌里藏着一颗最仁爱暖热的心。在他的大家庭里，他的儿子、女儿都说：‘吾父不仅是一个好父亲，实兼一个友谊至笃的朋友。’他的侄儿侄女们都说：‘十一叔是圣人。’这个圣人不是圣庙里陪吃冷猪肉的圣人，是一个处处能体谅人，能了解人，能帮助人，能热烈的、爱人的、新时代的圣人。” 初出茅庐的茅盾的一时冲动，不仅没有受到主管的呵斥，也没有人背地里给他穿小鞋，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而遇到高梦旦、张元济这样的好人、圣人。

这里，茅盾还提到两个商务印书馆的人，一个是即将随他编书的孙毓修，一个是即将离开他领导的邝富灼先生。这两位是茅盾的前辈级的人物，在茅盾的生活、工作中有一定影响。邝富灼先生1869年出生在广东台山一个农民家庭里。1881年去美国打工谋生，后来他“眷念祖国而发愤求学” ，他曾说：“余既有恒业而欲求学者，则以余关怀祖国一念之所动也。余年事渐长，益觉国事之重要，然念苟碌碌无所长，则曷能为力于国家乎？故余亟欲饱学后方归国，否则宁终老于异域耳。” 后来邝富灼终于考取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文学硕士和教育硕士两个学位。1906年，邝富灼回国，开始在清政府的邮传部当差，不久便辞职。1908年7月进商务印书馆英文部担任部长，成为商务印书馆的主要高级业务主管之一，月薪银子300两，是编译所中薪水最高的一位。连办公桌都与他人不一样。茅盾记得他用的办公桌是“最新式的有卷帘木罩的写字台” 。这个写字台，茅盾仔细观察过，觉得很新鲜。邝富灼进商务印书馆以后，如鱼得水，为商务出版了大量的英文教科书，《英语会话教科书》《英语模范读本》等等，据说他主持英文部21年，“直接经他之手编写、校订的英语教科书、语法书及其他读物不下80多种”。尤其值得让人钦佩的是，邝富灼进商务印书馆以后，在一个岗位上，干了21年！在时代风云激荡的年代里，商务印书馆人才济济，来来往往，而邝先生不为所动，保持定力，难能可贵。1929年邝富灼退休，1938年去世。茅盾因写信而离开英文部去国文部，邝富灼的大度包容，让新出校门的茅盾心怀感激！

而茅盾即将合作的孙毓修先生，在孙毓修而言，始而陌生，进而包容，再而亲如弟子，携手茅盾走进学术殿堂。茅盾回忆与孙毓修见面时，印象深刻：

孙毓修年约五十多，是个瘦长个子，有点名士派头。他是前清末年就在商务编译所任职，是个高级编译。他似乎又有点自卑感。后来我才知道这自卑感来自他的英文程度实在不算高。他不问我对翻译感兴趣否，也不谈合译什么，却自我介绍道：“我是版本目录学家，专门为涵芬楼（编译所的图书馆）鉴别版本真伪，收购真正善本。有暇，也译点书。有一部书，我译了三、四章，懒得再译了，梦旦先生说的合译，就指这个。”我说：“是什么书？莎士比亚的戏曲？还是……”孙毓修插口道：“不是，你看。”他从书桌上杂乱的木版书中找出一本英文书，我一看是卡本脱（他译音为谦本图）的《人如何得衣》。孙又从抽屉找出一束稿纸，是他译的该书前三章。他说他的译笔与众不同，不知道我以为如何？我把他译的那几章看了一下，原来他所谓“与众不同”者是译文的骈体色彩很显著；我又对照英文原本抽阅几段，原来他是“意译”的，如果把他的译作同林琴南的比较，则林译较好者至少有百分之六十不失原文的面目，而孙译则不能这样说。孙毓修老先生以前曾以同样方法，“译”过卡本脱《欧洲游记》，颇受读者欢迎，因为借此可以知道欧洲各国的简单历史、风土、人情等等。我想，林译的原本是西欧文学名著，而孙已出版的《欧洲游记》和译了几章搁起来的《人如何得衣》不过是通俗读物，原作者根本不是文学家，不过文字还流利生动，作为通俗读物给青年们一点知识，倒是当时欧美社会所需要的，所以在欧洲也曾列于畅销书之列，再加以出版商的广告吹嘘，也曾哄动一时，但料想是不过几年就会被人遗忘了。

我想了一会就说：“老先生的文笔别具风格，我勉力续貂，能不能用，还得老先生决定。”孙毓修自负地笑道：“试译一章看罢。”我重读了孙老先生“译述”的前三章原稿，就用他的意译方法，并摹仿其风格，以三、四天时间译出了一章。当我把原稿交给孙时，他带点轻视的意味说一句：“真快。毕竟年轻人精力充沛。”可是他看完了原稿后笑道：“真亏你，骤看时仿佛出于一人手笔。”我说：“惭愧。还得请你斧削。”他又自负地点了点头。可是执笔沉吟半晌，只改了二、三处几个字，把原稿还给我，就说：“你再译几章，会更熟练些。”我问他：“不跟原书校勘一下么？也许我有译错之处。”他摇头道：“本馆所出的译本，向来不对校原作，只要中文好，就付印。”这真使我大吃一惊。后来知道，这是因为当时编译所中并没人做这项校勘译文的工作，虽然所中懂外文的人并不缺乏，但谁也不愿意做这种吃力不讨好而且难免会得罪人（如果指出译笔有错误）的事。

以后译完一章就交给孙。他也不看，忙于做他自己的版本目录之学。他的书桌是一般编译者用的两个抽屉的中国式书桌，和我用的一样，但在背后有一只长条形无抽屉的木桌，专供他堆放“参考书”之用。

一个半月以后，全书译完，孙老先生这才匆匆读了一遍，很得意地说：“我看可以。”就把全稿（包括自己译的）交给高梦旦，高也不看译稿，听了孙的低声细语以后，点头说：“你斟酌着办罢。”孙老先生回来对我说：“立即要付排。可是——版权页上用你我合译或是你译我校，何者合式呢？”我猜想他是比较喜欢用“沈德鸿译，孙毓修校”的，但我干脆对他说：“只用你一人的名字就好！”他料不到我不想在版权页上露面，又惊又喜回答道：“好，就这样办。”我表示同意，心里却想，这不是什么文学名著，译者署名，可以沾点光。

孙毓修，无锡人，字星如，生于1871年，比茅盾大25岁，与茅盾第一次见面时，其实只有45岁，估计20岁的年轻人看去，孙毓修就已经相当老了。孙毓修24岁时考取秀才，后又进了著名的江阴南菁书院学习，1896年，孙毓修26岁那年考取补廪生，同时，在维新运动的影响下，孙毓修以27岁的年纪开始学习英语。孙毓修的家庭生活也十分坎坷。1889年他19岁那年与张氏结婚，生有六子二女，最后只剩儿子孙贵定一个人，余皆夭折。其中最让孙毓修刻骨铭心一辈子的，是他的心爱的女儿孙贵度的去世。孙贵度和茅盾同年，十分聪慧和懂事，给孙先生带来极大的欣慰和快乐，但是，孙贵度姑娘在15岁那年因病去世，中年丧女，给孙毓修打击很大，女儿去世不到一年，夫人张氏因痛失爱女而体伤去世，又给孙毓修沉重打击。1913年，孙毓修回到无锡故里，顺便参观已故妻子姑母张浣芬办的荣氏女塾，同时认识了后来的夫人顾氏。

1907年，孙毓修以一篇《地理读本叙言》获得张元济的青睐，后来，孙毓修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身兼国文部和英文部两个部门的有关工作，月薪由张元济定为100元。显然，孙毓修是作为急需人才被张元济延揽进商务印书馆的。据说，孙毓修进商务印书馆后出版第一本译著《欧巴罗洲》，要赠送的第一个人，就是张元济！借以表达自己的知遇之恩。

后来，孙毓修主编《童话》丛书，先后出版两集，一百种左右。其中有《无猫国》等，1911年，孙毓修开始主编《少年杂志》，直到1914年止，因为孙毓修精通版本目录学，所以商务印书馆又将编译所的图书室涵芬楼交由孙毓修兼管，可见孙毓修深得张元济倚重。也许是孙毓修先生的学术水平正合商务当局需要的缘故，渐渐地，孙毓修在编译所内成为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商务印书馆张元济、高梦旦派茅盾过去当孙毓修的助手，有支持孙毓修之意。据说，商务印书馆当局还有意让孙毓修从译书中腾出手来，专注古籍整理。

茅盾虽然不认识孙毓修，但是，在编译所工作的一个多月，也多少知道孙毓修的情况，知道他在中国童话史上的地位，认为孙毓修编写的《无猫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儿童文学”。评价极高。还有，茅盾念小学时得到的奖品，也是孙毓修先生的童话书《无猫国》与《大拇指》，因为当时茅盾已经在读《西游记》《三国演义》了，便将这些童话书送给自己的弟弟沈德济（泽民）了。但是，茅盾与本来已是同事的孙毓修先生的初次交谈，20岁的茅盾带着陌生和仰视的心态与之交谈聆听指教，而孙毓修先生则多少带点居高临下的长辈心态与之交流。因此，事过六十年后，茅盾依然清晰地记得两人初次见面时的情景。

茅盾翻译完《衣》《住》《行》以后表现，让孙毓修对茅盾有了好感。尤其是孙毓修看到茅盾的用功，以及和茅盾的一次深谈，让孙先生对茅盾刮目相看了。当时茅盾进商务印书馆以后，虽然一个人在上海，但是没有在上海游玩过，除了到编译所上班，就在宿舍看书写文章，或者就在涵芬楼看书。他自己曾经说过：“我在上海快一年了，除了宝山路附近，从没到别处去过。” 宝山路就是编译所所在的地方，是茅盾上班的地方。他还说：“我看书多半是星期日，大家都出去玩了，我就利用这时间。” 所以，多年养成的勤奋读书的习惯，让茅盾很快成为一个博览群书学贯中西的年轻人！有一次，孙毓修不经意间看见茅盾在看一部《困学纪闻》，大为惊异，便与茅盾深谈起来。茅盾记得：

在这段时间内，我有闲暇继续阅读《困学纪闻》。孙老先生看见了，大为惊异，说：“你喜欢考据之学。”我回答：“谈不上考据之学。我是个‘杂’家而已。”孙更惊异，问我读过些什么书。我答道：“我从中学到北京大学，耳所熟闻者是‘书不读秦汉以下，文章以骈体为正宗’。涉猎所及有十三经注疏、先秦诸子、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汉魏六朝百三家集》、《昭明文选》、《资治通鉴》，《昭明文选》曾通读两遍。至于《九通》，二十四史中其他各史，历代名家诗文集，只是偶然抽阅其中若干章段而已。”孙又问：“你不过二十岁，你哪有时间看这些书？你在中学和大学的中文教员是什么人？”我回答：“其中有章太炎的同学和弟子，说出来，你也不熟悉。不过，我这些‘杂’学，不尽来自学校，也来自家庭。”孙恍然大悟道：“怪不得人家说你是张总经理的亲戚，张菊老是海盐名门望族。”我说不是，而且与总经理从无一面之缘，即如我的介绍人卢表叔与总经理也素不相识。孙似疑似信，又问：“令亲是何出身？”我答：“孝廉公，清末壬寅科乡试中式第九名。”孙问：“令表叔大概有五十多岁罢？”我说：“还不到四十。”孙太息道：“我半世从事试帖，只青一衿而已。”又问：“尊大人是何出身？”人答：“我十岁丧父。”孙又问：“刚才你说家庭教育，想来是祖父。”我答：“不是，是家慈。”孙默然不再问了。我猜想他断定我是名门望族子弟；否则，我的母亲怎么会通晓文史呢。现在我要盘问他的底细了。此时他的名士派头收敛了，说他曾在南菁书院（清末科举未废前江阴有名的书院）中攻研八股制艺，后来从美国教堂的一个牧师学英文，半路出家，底子有限；从缪艺风学版本目录之学也只是六、七年前的事。

《困学纪闻》是南宋学者王应麟（1223—1296）的一部著作，王应麟是个奇才，也是影响最大的《三字经》的作者，宁波鄞县人，9岁通晓《六经》，南宋淳祐元年中进士后仍发愤读书，后官至国修国史实录院修撰兼侍读、礼部侍郎兼中书舍人等，在仕途上，王应麟与丁大全、贾似道、留梦炎等权臣不合，最终辞归故里。宋亡后，王应麟闭门著述以终。他涉猎经史百家，天文地理，熟悉掌故制度，长于考证。著有《困学纪闻》《玉海》《通鉴答问》《深宁集》《诗地理考》《三字经》等。其中《困学纪闻》考订精详，为后世所推崇。对像王应麟的《困学纪闻》这样的著作，眼前这位貌不惊人的年轻人在阅读，让孙毓修吃惊不小。从此，孙毓修对茅盾刮目相看，并且处处提携关照。

1916年年底，茅盾收到会计室送来薪水，并附通知，从1917年1月开始，增加薪水6元，即每月30元。当时孙毓修知道后，为茅盾抱不平，说你五个月翻译了两本半书，人家一年译一本，月薪六七十元，他们欺侮你年纪小，我去为你说！茅盾连忙阻止道：我没有家庭负担，在这里不为名不为利，只贪图涵芬楼的藏书丰富，古今中外齐全，借此可以读点书而已。孙毓修的不平之气是真实的，但是也有为自己多年没有增加薪水引发的怨言。 而茅盾的想法也是事实，此时茅盾的心态，不是为钱，而是争取在商务印书馆的涵芬楼里多读书。同时，卢鉴泉表叔此时也来信，希望他多读书，只要有学问，何愁不立事业？所以，茅盾此时不光学问上非常勤奋，而且在工作上也非常努力。编译好《衣》《食》《住》以后，茅盾和孙毓修商量下一步选题，孙毓修根据茅盾的学识，提出要编一部开风气之先的书。并对茅盾说，我们编一部《中国寓言》，但是编这部书，必须是对古书要有研究的人，你正合适。听到孙先生的鼓励，茅盾“欣然同意”，工作更加用心用力了。

1917年，茅盾似乎又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专门沉浸在先秦诸子、两汉经史子部里，茅盾用了半年左右的时间，仔细读了《礼记》《孟子》《史记》《汉书》《晏子春秋》《国策》《孔子家语》《宓子》《魏文侯书》《荀子》《孔丛子》《韩诗外传》《申子》《墨子》《胡非子》《田俅子》《尸子》《吕氏春秋》《淮南子》《论衡》《列子》《庄子》《尹文子》《牟子》等古籍。搜集辑录寓言125则，编成《中国寓言初编》一书，1917年10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署名“桐乡沈德鸿”，书前有孙毓修用骈体写的序言。茅盾在原文中作适当夹注，或读音注解或名词解释，一则寓言后面作适当点评，或感慨或告诫或评论，十分精到。这里不妨选几则茅盾在《寓言》的评语，可以看到青年茅盾老到的思想和文笔，如《五十步笑百步》这则寓言后面，茅盾评语：“人之自谓仁至义尽。胜于世俗所为。而实效不著者，皆行有未至耳。亦自反而已矣。”《治室与玉》这篇寓言中，茅盾评语：“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蔽于物欲。则是非有时而不明。孟子此喻，借宾定主，单刀直入，足令人言下恍然。”在《宋人揠苗》中，茅盾评语：“人贵有志，有志矣，又应得人指导。无志则有田不耘。无人指导则揠苗助长，误入歧趋。”在《月攘邻鸡》这个寓言中，茅盾评语道：“知过非难，改过为难。过之所以难改，皆缘畏难而苟安。”在《张罗者》中，茅盾写道：“天下事多成于有意无意之间。”在《鹬蚌相争》中，茅盾评道：“争无为之意气，终于两败俱伤者。观此可恍然也。”在《桃梗土偶相语》这篇寓言中，茅盾评语道：“有身份人，不值得与没身份人计较。没身份人如土偶，不胜则仍为泥耳，固无损也。有身份人，虽终胜之，而所失已多矣。”在《佣书掣肘》中，茅盾评语道：“用人者固当知此义。人一意孤行，赴其所志，决当先安排脚地，扩清掣肘之人，方能成事。”在《蒙鸠射干》中，茅盾评语是：“传言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是固然矣。然荆棘之中，理无翔步，岩墙之下，岂有安居。成败虽由于天，趋避自存乎人。”在《以明扶明》中，茅盾的评语是：“以明扶明，相得益彰，是固善矣。不明之人，得明者以辅之，亦受益不小。故常人当尊贤，而贤人当容众。”在《舌存齿亡》中，茅盾写道：“柔者常存，刚者先亡，此是天地间一定之理。”在《宋人燕石》这则寓言后面，茅盾评道：“人固应有自信心，然太过则又成一刚愎之人。虚心应物，择善而从，方为得之。”在《宋人守株》中，茅盾写道：“守株待兔，人知其愚。世之役于名利。以有涯之生，殉生涯之欲者，其愚不又在宋人下哉。”在《对牛操琴》中，茅盾写道：“不解事人前，莫卖弄本事。” 可见茅盾当时思想的老到和对学问的投入。

《中国寓言初编》出版以后，茅盾趁假期回到乌镇看望母亲。

茅盾母亲询问茅盾，在上海有没有女朋友？茅盾如实回答：“没有。”茅盾母亲告诉他，早就定亲的女方来催过几次了，让赶快结婚。理由是女方姑娘年纪不小了，已经20岁了。原来，茅盾5岁的时候由祖父沈砚耕抱着，去乌镇东栅钱隆盛南货店里聊天，这时，东栅的孔繁林也带着4岁的孙女来钱隆盛南货店聊天。聊了一会儿天，钱隆盛的店主钱春江看着一对小孩在玩，便对沈砚耕和孔繁林说：你们两家门当户对的，干脆定了亲吧。两个祖父一听，都笑着答应了。就这样，茅盾小时候定的“娃娃亲”，时间过去十多年以后，结婚被提上议事日程，茅盾母亲知道儿子在上海没有什么女朋友以后，还很感慨地对儿子说：“从前我料想你出了学校后，不过当个小学教员至多当个中学教员，一个不识字的老婆也还相配；现在你进商务印书馆不过半年，就受重视，今后大概一帆风顺，还要做许多事，这样，一个不识字的老婆就不相称了。所以要问你，你如果一定不要，我只好托媒人去退亲，不过对方未必允许，说不定要打官司，那我就为难了。”而茅盾当时全神贯注地在做学问上，觉得老婆识字不识字，无所谓。而且嫁过来以后，母亲可以教她，或者可以上学校读书。于是茅盾母亲决定筹备茅盾的婚事。

1918年春节过后，茅盾在乌镇与孔家小姐孔世珍结婚。 孔世珍比茅盾小一岁，生于1897年。孔世珍在没有出嫁时，家里人都叫她“三娜”，久而久之，左邻右舍的人，不知道她的名字叫孔世珍，只知道“三娜”。而孔家在乌镇，是靠经营起家的富户，在孔世珍的曾祖父孔庆增手里，靠勤奋和节俭，积累起不少财富，建造了占地十多亩的孔家花园——“庸园”，祖父孔繁林依然继承乃父的创业精神，开办蜡烛工厂，保持了良好的经营势头。可是，经营有道的孔繁林，自己非常勤奋读书，据说每天必读书数页，在方砖上练字半个小时，但是他在思想上却非常守旧，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重男轻女，所以孔世珍小时候没有能够得到教育的机会。据茅盾回忆，当时茅盾父亲就曾经让人告诉孔家，让“三娜”进学校读书。还要求不要给她缠脚等，孔家不理睬沈家的要求，还认为，你们现在要求我们不缠脚，将来女婿说大脚不要，我们才不上当呢。后来在孔世珍的强烈反对和家里其他人的反对下，她的脚缠了一半，放开了，变成“半大脚”。而读书识字的要求，孔家就根本不理睬了。但是，孔繁林虽然守旧，晚年生病时，还是孙女婿茅盾从上海请了外国医生到乌镇给他治病，孔繁林不仅没有拒绝，由孙女婿当翻译，还和外国医生聊医理，临别还和外国医生握手，让家里人大感意外。孔世珍的父亲孔祥生，却是从小养尊处优，一个不善于理财，不愿意创业的人，而且几年时间，将祖父、父亲积累下来的财富败光，五开间五进的大宅抵债卖掉。孔祥生还有两个儿子，即孔另境和孔令杰兄弟。孔世珍的母亲沈宝生（1870—1918），是个性格懦弱但有文化的女性。可惜在女儿出嫁不久便去世。所以茅盾从小定亲的孔家，就是这样一户曾经辉煌、现在败落的人家。

茅盾的婚礼和乌镇普通人家的一样，新房设在乌镇北花桥东堍四叔祖家的房子里。茅盾似乎是第一次看到新娘，或者第一次近距离了解新娘。他在回忆结婚那天闹新房的情景说：“新婚之夕，闹新房的都是三家女客。一家是我的表嫂（即陈蕴玉之妻）带着她的五六岁的女儿智英。一家是二婶的侄儿谭谷生的妻。又一家是新市镇黄家的表嫂，她是我的二姑母的儿媳。二姑母30多岁出嫁，男家是新市镇的黄家，开设纸行，与四叔祖现在的续弦黄夫人是同族。这三家女客中，陈家表嫂最美丽，当时闹新房的三家女客和新娘子说说笑笑，新娘子并不拘束。黄家表嫂问智英，这房中谁最美丽？智英指新娘子，说她最美。新娘子笑道：‘智英聪明，她见我穿红挂绿，就说我美丽，其实她的妈妈最美。’大家都笑了。此时我母亲进新房去，看见新娘子不拘束，很高兴。大家还说到沈家在上海、北京的亲戚，这时，新娘子突然问了一句，上海远还是北京远？让茅盾母亲一怔，新娘子随即换个话题，说话的气氛又热烈起来。母亲下楼来对我说：孔家长辈守旧，这个新娘子人倒灵活，教她识字读书，大概她会高兴受教的。” 虽然茅盾的婚礼是旧式的，但是茅盾自己却对婚礼上的礼仪并不在意，据当时参加茅盾婚礼的茅盾表弟陈瑜清回忆，“我去吃喜酒的，我还记得他盘脚坐在床上做个观音菩萨的样子” ，逗这些小客人，喜欢和这些小客人玩。婚宴之后，茅盾母亲和新娘子聊天，才知道过去沈家对孔家的要求，根本没有办，新娘子没有进过一天学校，读过一天书。虽然当时农村里这种情况比较普遍，但是在乌镇镇上，却是不多的。三天以后，按照乌镇风俗，新娘子偕新郎官去“回门”，拜见岳父母，见丈母娘家的至亲，茅盾在回忆录里回忆第一次到丈母娘家的情形，发现新娘子的能干和聪明。

回到沈家后，新娘子告诉婆婆，自己回家与自己的母亲吵嘴了，原因是没有让她读书，现在在沈家当儿媳，完全像一个乡下人，是母亲害了她。茅盾母亲安慰新娘子，鼓励新娘子现在就开始读书，并且用《三字经》里“苏老泉，二十八”的例子鼓励儿媳。茅盾母亲还让茅盾为新娘子起名字，认为“三娜”名字改一下。于是茅盾为自己的妻子起名“孔德沚”，新娘子也非常认可。从此，茅盾夫人一直用“孔德沚”这个名字。而“孔世珍”“三娜”的名字和小名，渐渐被人淡忘。在新婚的日子里，茅盾在乌镇家里，开始教夫人孔德沚读书，教她写字。不过，新婚的日子过得很快，两个礼拜后，茅盾就告别妻子和母亲，回到上海工作了。教孔德沚读书、写字的任务，就由茅盾母亲来承担了。所以茅盾夫人孔德沚一直视婆婆为母亲，充分尊重和孝顺。

茅盾回到上海，开始投入编写童话的工作。这是孙毓修安排茅盾从事的一项工作。童话的编写是孙毓修的强项，孙毓修是中国童话的开山祖师，是中国编辑儿童文学读物的第一人。茅盾回忆，所谓编写童话，就是“从外国的童话和中国的传奇中选一些故事，用白话文改写”。

当时，孙毓修正在为商务印书馆收集古籍，就把编写童话的事，逐渐交给茅盾，自己偶尔编写一点童话，给青年茅盾一个示范，茅盾记得当时孙先生编写的童话《玄奘》非常漂亮：“童话和少年丛书都是孙毓修早期在商务编译所首创的两门儿童与少年读物，此时他仍偶尔为之，例如他当时编写的《玄奘》，可以说是内容翔实，深入浅出，既宜于少年阅读，也使成年人增加历史知识。许多读过《西游记》的人知道历史上的‘唐僧’是怎样一个人，不知他曾为中国和印度古代的交流，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茅盾编写的童话问世，最早是1918年6月发表的《大槐国》，后来一度产量很高，但主要是集中在1918年和1919年。在商务印书馆期间，茅盾编写的童话目录如下：

《大槐国》1918年6月出版。

《千匹绢》1918年7月出版。

《负骨报恩》1918年7月出版。

《狮骡访猪》包括《狮受蚊欺》《傲狐辱蟹》《学由瓜得》《风云雨》共五篇童话，1918年8月出版。

《平和会议》包括《蜂蜗之争》《鸡鳖之争》《金盏花与松树》《以镜为鉴》共五篇童话，1918年9月出版。

《寻快乐》1918年11月出版。

《蛙公主》1919年1月出版。

《兔娶妇》包括《鼠择婿》《狐兔入井》等童话，1919年1月出版。

《书呆子》1919年3月出版。

《一段麻》1919年5月出版。

《树中饿》1919年6月出版。

《牧羊郎官》1919年6月出版。

《飞行鞋》1920年10月出版。

茅盾的这些童话，篇幅都不长，但从当时出版情况看，都非常受欢迎，出版后一版再版，有的在二三年之间，出到五版！可见受欢迎的程度。茅盾为了编写这些童话，又阅读了大量的书，所以茅盾编写的每篇童话，都有来源和出处。如《大槐国》源于《唐人传奇·南柯太守传》；《千匹绢》《负骨报恩》源于《太平广记》《古今小说》；《牧羊郎官》源于《史记·平准书》和《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狮骡访猪》《狮受蚊欺》都源于《伊索寓言》；《傲狐辱蟹》源于日本民间故事；《兔娶妇》源于挪威民间故事；《鼠择婿》源于突尼斯民间故事；《金龟》源于印度寓言；《十二个月》源于捷克斯洛伐克的民间故事；《驴大哥》源于《格林童话》。这些书目，足以说明茅盾编写童话，采撷材料的面十分宽广。茅盾编写的这些童话都非常健康。比如《蛙公主》《平和会议》《蜂蜗之争》《鸡鳖之争》《金盏花与松树》《以镜为鉴》等，都是教孩子要守信用，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要与人和平相处；《狮骡访猪》则提醒孩子不要受坏人利用等，都是教人向善向上的；《大槐国》《傲狐辱蟹》《寻快乐》《狐兔入井》《一段麻》《海斯交运》《金龟》等，都是教孩子要谦虚谨慎、勤奋节俭，不要沾染骄傲、贪财、讲废话、见异思迁等不良毛病；而《学由瓜得》《风云雨》《鼠择婿》《兔娶妇》等，故事本身都蕴含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和辩证的观点，让孩子们在读童话中领悟到一些社会发展规律。《牧羊郎官》《狮受蚊欺》等充满爱国主义思想，《书呆子》《驴大哥》《飞行鞋》等都是激励少年儿童读书求知、自强不息精神的；《怪花园》《十二个月》主要反映真善美与假丑恶这个人间永恒主题的。茅盾的这些童话作品，孙毓修给以充分的信任和关照，茅盾编写的童话，孙毓修都是“免检产品”，所以青年茅盾格外勤奋和努力。商务印书馆编写出版童话，要求很高。孙毓修编写好一篇，送高梦旦审查，高梦旦就带回家，先召集儿女们演讲，孩子们听后乐了，高梦旦才自己读。如果孩子们反应一般，或听不懂，高就动手修改，直到孩子们满意为止。据说当时商务印书馆的其他年轻人，看到编写童话，有名又有利，但是，当年要在孙毓修主编的《童话》中发表作品，也并非易事，即使是商务同事也是如此。商务印书馆同事谢寿长回忆：“有一次，我见高（梦旦）的本家高真常写了几篇童话，经高交给孙毓修，不久出版，获得稿酬数十元，很是羡慕，因此也于业余从西文书上译了一篇，交与高梦旦，高即放在案头，隔了好久，没有下文，我有些耐不住了，一天下午下班时，高正准备回家，我赶忙冒昧询高上次那篇东西怎样了？高听了即从案头将那件文稿检出，重新坐下来从头到尾细看了一遍，遇有文句不妥顺处，用笔勾出作一标记，阅毕对我说：‘明天让我交给孙先生好了。’这一来，足足花了他半个小时工夫……” 这样，孙毓修才录用谢寿长编的那篇《山中人》童话。

从进商务印书馆开始，茅盾始终是一个埋头在书籍里做学问的年轻人，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不计名利，颇为同事和孙毓修这样的前辈的好评和认可。1918年12月，商务印书馆在加薪水的报告中，高梦旦对茅盾和谢冠生两位年轻人评价很高。认为：“沈德宏（鸿）、谢冠生能力甚好，各加十元，实在尚不足为相当之值，但本人却无十分要求也。” 这应该是茅盾的第二次加薪。高梦旦认为，给这两位年轻人加十元，和他们做出的贡献相比，远远不足以相当的。而且两位年轻人没有十分要求，可见心态十分平和，境界很高。因为在同一份材料上，高梦旦对有的人加薪，还很不满意，高梦旦认为“万万不可再加” 。可见商务印书馆的管理层，对埋头做学问的茅盾的肯定、认可。 UJttwPRCVoN4FIjhWn+nFQjRVxFjPFmzPLN0wUKVlUrkeznRW4dW8ZPndsl1ys8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