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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茅盾在北京大学毕业前夕，茅盾母亲和茅盾祖父沈砚耕商量，是否让茅盾祖父给卢鉴泉写信，请卢鉴泉关心一下茅盾的工作。因为从辈分上说，茅盾祖父沈砚耕是卢鉴泉“娘舅”，是长辈。卢鉴泉的母亲去世以后，1899年，父亲卢福基娶了沈砚耕的妹妹沈恩敏，沈恩敏嫁到卢家时，已经27岁，当时属于老姑娘。而卢福基已经43岁。卢家以诗礼传家，所以沈恩敏嫁到卢家以后，两家关系非常融洽，卢鉴泉对“后妈”也非常孝顺。因此沈砚耕给卢鉴泉这个外甥写信，将自己的长孙茅盾的工作托付给他，也是十分自然的事。茅盾母亲知道卢表叔对茅盾非常器重，而且茅盾在北京读书，也得到过卢表叔的关照和照顾。现在大学毕业了，除了工作之外，还应该感谢卢表叔。所以茅盾母亲也给卢鉴泉写了一封信，感谢卢鉴泉对在北京的茅盾的照顾。同时在工作上希望卢表叔不要在银行界或者政界介绍工作。此时，沈家的不少人，如比茅盾大一岁的沈永钰，中学毕业就由卢鉴泉介绍去北京中国银行当练习生，
所以茅盾母亲写信向卢鉴泉提出，不要为儿子茅盾在银行界找工作，是有道理的。
此时，上海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孙伯恒正在和在财政部公债司当司长的卢鉴泉拉关系，希望商务印书馆设在北京虎坊桥的京华印书局承印财政部的公债票，这是很大的一笔业务。现在卢鉴泉推荐茅盾去商务印书馆工作，自然一口允诺，并且立刻写信告诉商务印书馆经理张元济。张元济在1916年7月27日“日记”的“用人”一栏里，写道：“伯恒来信，卢鉴泉荐沈德鸿。复以试办，月薪廿四元，无寄宿。试办后彼此允洽，再设法。”
那么，孙伯恒来信是哪一天的来信？1916年7月27日，张元济没有收到孙伯恒的来信，日记所记，应该是前几天的来信。查7月27日之前孙伯恒给张元济的来信，有3次，第一次来信是7月5日，张元济收到来信就回复。后来是7月11日、7月19日两次来信，张元济因为迎接孙中山到商务印书馆参观而忙碌，无暇顾及。而7月19日至27日，沈伯恒没有给张元济来信。所以估计是孙伯恒7月19日给张元济写的信，推荐茅盾进商务印书馆工作。其实，卢鉴泉与张元济也熟悉，在上海有时也在一起聚餐，
但是既然孙伯恒有此意，就让孙伯恒去办。而对张元济来说，这是公司的日常工作之一，所以在他日记中记上一笔。
孙伯恒收到张元济的信，又转给卢鉴泉，又由卢鉴泉告诉茅盾祖父和母亲，这么来来回回一番，茅盾在乌镇收到卢表叔的信，已经是8月20日以后了。卢表叔让茅盾拿了孙伯恒的介绍信，直接去找张元济报到。于是，茅盾在1916年8月27日到上海，第二天直接去河南路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见张元济。
商务印书馆是1896年在上海建立的中国现代出版企业，随着张元济等一批人才进入商务，商务印书馆从一个小印刷厂，顺应历史潮流，秉持兴教育、开民智、强人格、存国粹的高远之志，逐步发展成为世界三大出版机构之一。而茅盾进商务印书馆时的张元济，正是商务印书馆的经理。张元济是浙江海盐县人，1867年出生在广东，童年生活在广东，1892年考取进士以后，清政府授予他为翰林院庶吉士，后任刑部主事。当时张元济积极参加维新派的活动，后又考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章京。维新运动失败以后，张元济受到“革职永不叙用”的处分。后来张元济南下到上海，投身教育任南洋公学总理（校长），1901年，张元济入股商务，开始参与出版事务。1903年4月，张元济离开南洋公学，正式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在编译所所长的岗位上，张元济做了大量开辟草莱的工作。后来他将编译所长移交给高梦旦以后，全身心地投入商务的管理，他博采众长，吸收许多有识之士的意见建议，将商务印书馆的这个现代出版企业的管理，推向现代化的高度。
到上海后的第二天，茅盾到河南路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见张元济。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中，用充满感情的文学笔法，回忆描述了自己只身去上海商务印书馆初见张元济时的情景：
一九一六年八月初旬，
我到上海，先找个小客栈住下，然后到河南路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请见总经理张元济（菊生）先生。我和张元济并无一面之识，我只带着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经理孙壮（伯恒）的一封给张元济的介绍信。我和孙伯恒也不认识，是我的表叔卢学溥（鉴泉）把我荐给孙伯恒的。当我在本年七月回家时，还不知道祖父应母亲之请写信给卢表叔请他为我找职业，也不知道母亲另有信给卢表叔，请他不要为我在官场（卢表叔在当时的政派中属于梁士诒一系，与叶恭绰友善）或银行找职业。因为有此种种缘故，当我在本年七月底回到家中时，母亲把银行找职业已托了卢表叔的事告诉我，并说准备在家闲居半年，因为除了官场和银行界以外，卢表叔未必马上能为我找到合适的职业。却不料八月初就收到卢表叔的信，内附孙伯恒给张菊生的信，并嘱赶快去见张总经理。卢表叔的信中还提到张元济翰林出身，是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之一。
现在且说我到河南路商务印书馆发行所，找一个售货员问总经理办公室在哪里。发行所顾客拥挤，那个售货员忙于卖书，只把嘴一努道：“三楼。”上三楼要从营业部后面一个楼梯上去，我刚到楼梯边，就有人拦住，问：“干什么？”我答：“请见张总经理。”那人用轻蔑的眼光把我上上下下打量一番，冷冷地说：“你在这里等罢。”我真有点生气了，也冷冷地说：“不能等候。我有孙伯恒的介绍信。”一听“孙伯恒”三字，那人立刻面带笑容问道：“是北京分馆孙经理么？”我不答，只从口袋取出印有“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红字的大信封对那人一晃。那人的笑容更浓了，很客气地说：“请，三楼另有人招呼。”我慢慢地上三楼时，回头往下一看，果然在那人对面的一条板凳上坐着两个人，想是等候传呼然后可以上楼的。我心里想，好大的派头，不知总经理的威严又将如何？
到了三楼，觉得这所谓三楼同二楼（那是我没有进去的，只在门外经过，里边人声嘈杂）或一楼（即门市部）颇不相称。三楼矮些，又小些，门前倒有较大空在，一人坐在长方桌后，见了我，就说：“先登记，什么姓名？”我答：“沈德鸿。”那人又问：“三点水沈，是么？什么得？”我答：“是道德的德。”又问：“三点水洪罢？”答曰：“不是，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鸿。”那人摇头，表示不了解。我又说：“是翩若惊鸿的鸿。”那人睁大了眼，我看他面前的登记簿上，本日已登记到十六个客人了。此时忽听有人说：“是江鸟鸿。”我回头一看，管登记的那个人对面靠墙板凳上坐着四个人，显然是等候传见的。登记人皱着眉头说：“江鸟鸿，人人都懂，你偏不说。什么事？也得登记。”我从口袋里拿出那个大信封来。登记人接过去一看，霍地站了起来，口里念道：“面陈总经理张台启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孙。”这个墨笔写的大“孙”字恰恰写在红色印的“馆”字上面。登记人满面笑容对我说：“我马上去传达。”推开门进去了。
我正在想：原来他们把鸿拆成江鸟；登记人已经带一个人出来，低声对他说：“请稍等候。”又侧身引路，对我说：“请进。”我进了门，他就把门关上了。
我见这间总经理办公室前面一排窗，光线很好，一张大写字台旁坐着一人，长眉细目，满面红光，想来就是张元济了。两旁靠墙都有几把小椅子（洋式的，圆形，当时上海人称之为圈椅，因为宽的靠背只是一道木圈），写字台旁边也有一张；张元济微微欠身，手指那个圈椅说：“坐近些，谈话方便。”我就坐下，张先生问我读过哪些英文和中文书籍，我简短扼要地回答了，他点点头，然后说：“孙伯恒早就有信来，我正等着你。我们编译所有个英文部，正缺人，你进英文部如何？”我说：“可以。”张又说：“编译所在闸北宝山路。你没有去过吧？”我表示不知道有什么宝山路。张拿起电话，却用很流利的英语跟对方谈话。我听他说的是：“前天跟你谈过的沈先生今日来了，一会儿就到编译所见你，请同他面谈。”打完电话，张对我说：“你听得了罢？刚才我同英文部长邝博士谈你的工作。现在，你回旅馆，我马上派人接你去宝山路。你住在哪个旅馆？”我把旅馆名和房间号码都说了，张随手取一小张纸片记下，念一遍，又对我说：“派去接你的人叫通宝，是个茶房，南浔镇人。你就回旅馆去等他吧。”说着他站了起来，把手一摊，表示送客。我对他鞠躬，就走出他的所谓办公室。
我回旅馆，把简单的行李理好，此时已是九点半。我回想总经理的办公室，朴素得很，墙上不挂任何字画，大写字台对面的长几上却堆着许多书报，中、英都有。
然而，1916年7月28日这一天，张元济的日记里，完整地记录了这一天的日程。如给弼臣、王仙华发信，中午在高梦旦家里与炜士、吴稚晖等谈话，也与邝博士谈函授部工作等等，这一天的日程排得满满的。但就是没有见茅盾的记录。虽然没有记录茅盾到他办公室报到的事，但是值得关注的是，张元济在日记的“用人”栏里写的一段话，估计与茅盾的工作有关。这里不妨抄录如下：
告邝，函授部开办十一个月，有学生八百余，实收一万五千元，应加推广，约锡三同商，拟添改稿一人。邝言，周越然之兄有就意。又添写信一人。（嗣与梦翁商，拟调马翔九充任。）邝言，蒋君改稿不甚着意，当谅戒之。余云，应否告乃叔。邝云可缓。余言，学生多是请免费或减费者。可即定一代募生徒奖励法，或每代招一人给奖二元。周出示万国函授学堂奖券，亦拟仿制。取书作四元用，交费作二元用。并将一、二级讲义速行修改，以励初学。
这里可以看出，张元济为了安排茅盾进函授部当改卷员，他曾专门找编译所英文部编辑，西书部主任周锡三先生商量，计划增加一个“改稿”员。但是，与英文部长邝富灼商量时，邝富灼告诉张元济说，增加人可以，但是周越然的哥哥周由廑很想得到这个岗位，显然，当初英文部负责的英文函授部阅卷员的岗位，还是有许多人想去的。
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英文函授部的正式名称叫“函授学社”。茅盾回忆录中记忆为“函授学校”，成立于1915年7月，张元济兼任函授学社社长。所以，上面引文中，张元济说函授部开办已有十一个月了。还有，从张元济日记看，周越然的哥哥周由廑在茅盾进商务时，他还没有进来。
但茅盾记忆中，周由廑先生已先他到位的。他在回忆录中说：
到了宝山路，把我的行李卸在一座半洋式二层的房子里（这房像是宿舍，此时只有一个小茶房看守房子。见了通宝，十分恭敬），立刻到编译所，会见英文部长邝富灼，说是安排我在英文部新近设立的“英文函授学校”，担任修改学生们寄来的课卷。此时英文部一共才有七个人，部长邝富灼，“函授学校”主任周越然，编辑平海澜、周由廑（周越然的哥哥），改卷员黄访书（广东人，邝富灼引进来的），办事员（等于练习生）胡雄才，加上刚来的我。这七个人中，部长是华侨，原籍广东，外国大学毕业，得博士，大约四十多岁，广东话也不熟练，只说英语。二周兄弟、胡雄才，都是湖州人，他们把我看成同乡。平海澜是上海人，原浦东中学英文教员。英文部中大家说话，多用英语。
茅盾的回忆基本上是准确的。在薪水方面，茅盾的薪水并不算最低，胡雄才比茅盾早进一个多月，但是月薪只有6元。茅盾在回忆录中记得胡雄才是18元。可能这是后来的薪水数。茅盾回忆录中的周越然当时是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副社长兼英文科科长，而不是“‘函授学校’主任”。周越然当时31岁，比茅盾大11岁，生于1885年，周越然的英文水平极好，当时编著的《英语模范读本》很有名。而且周越然也是个读书人，他在上海的藏书楼取名“言言斋”，一幢西式两层楼房，内有中文图书3000种，西文图书5000种。而周越然的兄长周由廑当时也在上海，担任湖州旅沪同乡会——湖社的执行委员。后来曾主编商务印书馆的《英文周刊》，又任湖州旅沪初级中学校长，也编有《英语论文范初集》等英语教材。所以，周家兄弟是作为英语人才在商务担当编辑责任的。
茅盾进函授学社时，工作十分轻松，他在回忆录中说：“我的第一天工作很轻松，只改了四五本卷子，这些学生英文程度不一，最高的不过相当于中学一年级。”但是刚刚工作的茅盾，对平生第一份工作还是很喜欢的。因为这样的工作量，让茅盾有时间读自己喜欢的书。白天在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所英文部上班，晚上在自己的宿舍看书，晚上看书的时间相当于白天的半天还多，而且效率高。所以茅盾喜欢这样机械的看卷子工作。与茅盾在同一个宿舍住的也是一个年轻人，叫谢冠生，他是浙江嵊县人，比茅盾小一岁，但是比茅盾早一年即1915年5月28日进商务辞典部。茅盾在回忆录中说：
在宿舍，同一卧室的谢冠生，也使我开了眼界。从他那里，我才知道这个宿舍并非商务印书馆办的，而是茶房元老通宝同他的儿女亲家福生（也是南浔人，资格仅次于通宝）的合股公司。福生俨然是这个宿舍的经理，厨子、两个打杂的小青年都得听他的。谢冠生又告诉我，编译所中的国文部（部长庄俞，武进人）专编小学和中学教科书的人是清一色的常州帮。（国文部还包括一些无类可收的高级编辑，那就不受庄某领导而且各省各地都有。）理化部是绍兴人。谢冠生自吹他所属的“辞典部”（先编《辞源》已完成，现在编《人名大辞典》、《地名大辞典》等等）却不是什么帮，而是量才使用的。不过，他的薪水大约不过四十元左右，
所以屈居于这个宿舍，而且常常透露不久将舍此而另找出路的意思。谢懂法文，中文自然有基础，故得厕身于“辞典部”。二三年后，他果然离商务，据说在上海进修法文，后又留学法国；蒋介石时代，他是南京政府的司法院下的司法行政部部长。
谢冠生虽然比茅盾小一岁，因为早一年进商务印书馆，所以他在宿舍里聊天时，常常告诉茅盾一些所不知道的事情。这在新来刚到的茅盾听来，自然非常新鲜，包括这个宿舍的故事，茅盾还闻所未闻。茅盾还记得当初谢冠生告诉他有关张元济的故事，让茅盾非常感兴趣。茅盾说：“谢冠生所讲，使我最感兴趣的，是关于张菊生（总经理）的轶事。”对张元济的人品、学问产生仰慕之情，视为榜样。所以，后来茅盾从谢冠生那里看到上一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以后，便给张元济写信，指出《辞源》的不足，陈述自己的看法。茅盾为什么要给张元济写信？与谢冠生介绍张元济是有关系的。后来，写信后的结果，也是谢冠生“悄悄地”告诉茅盾的。茅盾曾在回忆录中就此事写道：“这封信交给通宝同编译所每日应送请总经理过目或核示诸文件专差送去。我写此信，是一时冲动，事前事后，都未对人谈及。但在那天晚上，在宿舍里，谢冠生悄悄地对我说：‘你那封信，总经理批交辞典部同事看后送编译所所长高梦旦核办。’”
所以，如果茅盾不与谢冠生住一个房间，茅盾就不能如此及时看到《辞源》；不住一个房间，谢冠生就不会向茅盾介绍张元济许多往事；不介绍张元济，茅盾当时就不大了解张元济，自然也不会贸然向张元济投书建议。因此，谢冠生这个茅盾在商务时代的同事，是不可忽视的一个人物。
谢冠生在茅盾回忆录中着墨不多，但和其他几个年轻同事一样，却记述得十分生动。那么，谢冠生是哪里人？一生的大致行踪如何？茅盾回忆录里都没有讲。据笔者掌握的材料，谢冠生是浙江嵊县人（今浙江绍兴嵊州），名寿昌，字冠生。1897年11月19日生。谢冠生天资聪颖，读书优异，13岁那年即1910年考入杭州的省立第一中学学习，1912年转入上海徐汇中学继续读书。1914年谢冠生在徐汇中学毕业后，因为成绩优异，就留校任教。1915年，谢冠生进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参加《辞源》的编辑。《辞源》的编辑工作结束后，谢冠生又主编《中国地名大辞典》。编完这部辞典后，谢冠生就离开商务，去震旦大学担任校长秘书，同时进入震旦大学法科学习。1922年谢冠生在震旦大学法科毕业后，就赴法国留学，入巴黎大学法学研究所。两年后即1924年，获得法学博士。取得博士头衔的谢冠生回国之后，投身教育事业，先后在私立震旦大学、复旦大学、持志大学、中国公学、政法大学从事法学教育和研究。1926年冬，年轻的谢冠生又走进政坛，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一度曾经代理外交部部务。同年参加国民党。大革命后任国立中央大学法律系主任兼法学院院长，1930年4月，谢冠生任国民政府司法院参事，1934年一度担任司法行政部政务次长，1936年3月任司法院秘书处秘书长。1937年，40岁的谢冠生开始担任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部长，一直当了十多年。在谢冠生主持司法行政部时期，他曾三次主持司法官高等考试。1945年5月谢冠生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1947年和1948年谢冠生二次任行政院政务委员。1948年12月又担任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委员长兼司法院秘书长。1949年8月，谢冠生逃往台湾。到台湾后的谢冠生依然活跃在司法界，历任台湾司法院副院长、院长。1971年12月22日，谢冠生在台湾去世。
谢冠生从商务印书馆一个辞典编辑，经过刻苦努力，成为中国的法学界的一个大师级的人物，这既是时代造就，也是商务印书馆的几年历练打下的基础。尤其让人诧异的，当年两个20岁左右的同宿舍年轻人，因为时代风云际会，后来分别成为文学大师和法学大师！
因为有谢冠生的介绍，茅盾对张元济的认识非同一般，他感觉到：“在中国的新式出版事业中，张菊生确实是开辟草莱的人。他不但是个有远见、有魄力的企业家，同时又是一个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人。他没有留下专门著作，但《百衲本二十四史》每史有他写的跋，以及所辑《涉园丛刊》各书的跋，可以概见他于史学、文学都有高深的修养。”
茅盾对张元济的崇敬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