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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像往常一样，回国后第一件事，就是骑自行车在未名湖边转悠，看看久违了的风景，顺便安置跑野了的心。还是那汪平静的湖水，博雅塔依旧，石舫依旧，柳树依旧，蝉声也依旧，唯有湖边流连的身影不同了。柳荫下略嫌破旧的木椅上，又少了一位曳杖的长者，这幅在异国他乡常常闯入梦境的“风景”，不免显得有点残缺。
忽忆起几年前吴组缃先生题赠的诗句：“藕花摇落豆花开，满枕蝉声破梦来。”那是一篇旧作，吟成于先生渐入中年时节，故末两句为“世路于今行过半，炎炎夏日苦相催”。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依然是夏日炎炎，蝉声破梦，难怪古人有“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的感慨。
吴先生主要以小说创作名家，五十年代以后任教清华、北大，又以小说研究为学界所称道。我进北大时，先生已不再讲授基础课，故无缘一睹其讲课风采。专题讲座倒是有幸聆听，不过也就寥寥三两次。我与先生接触，主要是平日聊天。先生健谈，每次拜访不愁没有话题。我只需提起话头，以后就顺其自然。先生有本事天南地北上下古今转一大圈，又回到原来的话题。“聊天”也是一门艺术，有人能放，有人能收，先生是我见到的为数不多的能放又能收的“聊天大家”。听先生谈天是一种享受，上自国家大事，下至校园新闻，出自先生之口，必然平添几分机趣。
1988年吴组缃先生题赠诗笺
先生当过冯玉祥的老师，又曾随其出访美国，知道许多政界和文坛的逸事，说起来眉飞色舞，可就是不愿形诸笔墨。我不止一次怂恿先生动笔，或者允许将其口述记录下来，稍加整理作为文章发表。先生晚年有点动心，曾尝试作过几篇。可一来仍不无顾忌，最精彩的片段难得问世；二来先生对文章的笔墨情趣要求甚高，助手难当，工作进度很慢。如今先生遽归道山，半部《世说》未及写出，令人扼腕太息。
先生与“清华先后本同门” （《哭昭琛》） 的王瑶师一样，擅长于读“纸背文章”。这种特殊国情训练出来的政治智慧，加上知识者的良心，使得先生大事从不糊涂。近年先生因身体欠佳，基本闭门书斋，可锐气勇气不减当年，常令我辈后生自愧不如。
因治学兴趣相近，先生与我聊天，最常提及的当然是中国小说史研究。但先生这方面的佳言懿行，自有其及门弟子记述；我更想谈谈他不大为人注意的诗文。
老一辈学者中能写旧体诗词的很多，因当年读书时，学校里还时兴让学生“拟西洲曲”“拟柏梁体”。在《敬悼佩弦先生》中，先生就曾记载其从朱自清先生学作旧体诗的经过。朱先生以新文学名家，其“飞章叠韵，刻骨攒眉”，自称“未堪相赠，只可自娱” （《犹贤博弈斋诗钞·自序》） ，故生前从未公开发表。先生似乎也恪守这一原则，早年所吟旧体诗未见问世。“文革”是个转折点，“五七干校”无书可读，更谈不上专业研究，于是学者们“重理弦歌”。一出手多为旧体诗词，因其易吟易记，也因其恢复了早年的文化记忆。旧诗的“复辟”，实在是对自称“破旧立新”的“文化大革命”的绝大嘲讽。不知道先生是否也是在“文革”中恢复吟诗的兴致，不过我所见先生最早公开发表的旧诗《颂蒲绝句》二十七首，确实是吟成于1980年。此后先生偶有诗作，仍以自娱为主。王瑶师去世时，我请他写纪念文章，先生说眼睛不好，作文不易，于是吟成了七言古风《哭昭琛》。
记得是七八年前深秋的一个下午，闲聊中提起清人书札及诗笺，先生饶有兴致，并展示了其收藏。以前只知道先生小说写得好，而且历来思想“进步”；那是我第一次听其谈论无关家国兴亡的旧诗与收藏，可见其未脱文人习气。回家后越想越有意思，第二天带了几张诗笺，登门讨诗。先生居然不以为忤，录早年所吟七律、五律各一首见赠，令我大喜过望。先生所赠五律后有题记：“一九四二梦中得此什，不知所云，录以聊博平原棣台一笑。”我对“梦中”二字尤其感兴趣。以我有限的经验，诗文之事，倘若不是白天琢磨，就不会有“梦中得此什”之类的雅事。大概抗战中文人学者浪迹天涯，促成许多人吟旧诗以自娱。可惜当时忘记请教，事后也没有作过调查，此说因而无法得到证实。
先生以小说名家，故其散文被论者称为“带有小说化的倾向”，言下之意是不大像“散文”。先生对此颇不以为然，晚年几次撰文强调拓展散文的疆域，最典型的是《谈散文》中的一段话：“其实散文何止抒情？它也叙事，也说理，也描写。古代散文名篇是如此，看《古文观止》就知道。”将散文的文类特征概括为“抒情”，而又无法做到“讲肺腑之言，抒由衷之情，写真切的见闻感想” （《关于三十年代的散文》） ，在先生看来，此乃五十年代以后散文衰落的根本原因。私下里，先生对诸名家名作，有更为尖刻的批评。
近年来，我在从事学术研究之余，也写点小文章。有一次到医院探访先生，见先生正躺在病床上阅读我刚出版的小书，赶忙表示不是正宗的散文。没想到先生一句话就把我问住了：“什么是‘正宗的散文’？”此后再也不想“正名”，也不跟人生闲气，任由人家呼“阿猫”，叫“阿狗”，我自泰然处之。只求像先生所说的，“随心所欲自由地写自己的思想感情和见闻”，管它算不算“散文”！
去年出国前，杂事繁多，心绪欠佳，居然没来得及向先生道别。事后聊以自慰，只有一年时间，很快便能重新聆听先生教诲。接到先生去世的电话，悲伤之外，又多了一层悔恨。
终于，又回到了未名湖边，只是物是人非，留下的唯有“满枕蝉声”……
1994年8月12日于京西蔚秀园
（初刊《书与人》199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