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北京大学新诗研究所“三巨头”出版文集,是中坤集团好几年前就定下来的战略。如此宏愿,随着12卷本《谢冕编年文集》的出版,终于圆满达成。作为后学,我更觉欣喜。
2010年1月19日,“当代文学与文学史暨《洪子诚学术作品集》研讨会”在北大举行,那时我不在京,无缘与会聆听高见。不过,事后拜读赵园、曹文轩等人据发言稿整理而成的文章,很是感动。
2010年11月26日举办的“《孙玉石文集》发布会暨学术研讨会”我参加了,并负责“开场白”。这篇题为《诗人气质的学者》的短文,刊出时被擅自改题,我表示抗议,《新京报》赶快更正并致歉。
今天的“诗意的人生和学术——《谢冕编年文集》出版发布暨学术座谈会”,我能够代表北大中文系及北大中国诗歌研究院,向尊敬的谢冕教授致意,深感荣幸。
谢冕老师的书,从《北京书简》 (1981) 、《共和国的星光》 (1983) 、《中国现代诗人论》 (1986) 、《文学的绿色革命》 (1988) ,一直到《一八九八:百年忧患》 (1998) 、《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1998) 、《回望百年》 (2009) 等,我都多少阅读过,只是因为不做诗歌研究,此处还是少说为妙,以便藏拙。更何况,我看到了下面的座谈会发言题目,如孙玉石的《读谢冕诗学思想感言》、吴思敬的《中国当代诗坛:谢冕的意义》、任洪渊的《谈论谢冕,就是谈论一个诗歌年代,谈论一种诗歌选择》、黄子平的《通向“80后”的路》等,明显比我专业多了。
2008年10月与乐黛云先生、谢冕先生在中文系组织的会议上
因此,退而求其次,我就说三句话:第一,好的学术著作,不仅仅是技术活,本身必定蕴含着作者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乃作者精神世界及日常生活的某种投射——虽说有点夸张与变形。谢老师的书,很少掉书袋,立场鲜明、快意恩仇,一如其为人与处世。无聊不读书,有病才呻吟,故文章容或粗放,但虎虎有生气。第二,谢老师在北大教书,或许被作为“学院派”看待,我则认定其学术路径,更像是追求“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批评家”。可以这么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作为诗评家的谢冕先生的最大意义,不在其学养丰厚,而在其始终与当代中国诗歌同行。第三,有两种著述风格,同样值得钦佩:或觉世,或传世,二者努力方向不同,各有千秋。问题在于,好的“觉世之文”,照样可以传世。最好的例证,便是梁启超《饮冰室合集》至今仍被广泛阅读。两相比较,谢老师的立场及文风,与今日中国学界讲究精工细作略有不同,更接近八十年代学界风气——冲锋陷阵,开拓进取,虽不够缜密,但有精神。
和孙玉石老师、洪子诚老师一样,谢老师也是有明显“诗人气质的学者”。甚至可以说,谢老师的诗人气质更明显,盖过了其学者的风头。很欣赏洪老师为《谢冕编年文集》出版座谈会拟定的标题——“诗意的人生和学术”。这也是我的判断,可见“英雄所见略同”。
记得那个充满传奇色彩的美国陆军五星上将,1951年4月19日被解职后在发表题为《老兵不死》的著名演讲:“老兵不会死,只是悄然隐去。”诗人更是如此,永远保留着对世界的好奇、对语言的敏感,以及对一切美好的事物的赞叹及倾慕。前些天,有机会与谢老师一起赴伊斯坦布尔参加第四届亚洲诗歌节,相处一周,深刻领会了其“诗人”气质不但没有消减,反是“老而弥坚”,发挥得更加淋漓尽致。
面对着如此“诗意的人生和学术”,我辈后学,感慨万千:凝聚作者几十年心血的《谢冕编年文集》固然值得亲近,那个无论得意还是失意、课上还是课下、开会还是游览,一路走来欢歌笑语、阳光灿烂的老教授,更值得你我钦佩与赞叹。
2012年6月24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
(初刊2012年7月6日《北京青年报》)